马天宇现在男朋友:五万“上海孤儿”的寻亲路

1960年前后，由于受全国性饥荒所困，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于上海，随后又被转送到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据保守估计，其人数至少有五万之巨。今天，他们被通称为“上海孤儿”。1980年代后，渐渐得知身世的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
五万“上海孤儿”的寻亲路
吴聪灵　文　发布时间： 2007-09-02 08:39　来源：文摘报

4月28日，金陵晚报举办的南京孤儿寻亲会上，到会孤儿捧着各自的资料等亲人来认
2007年五一，无锡宜兴官林小学操场。由寻亲大姐吕顺芳组织的第八次孤儿寻
亲会在此举行。
刘正峡拉着两耳站在学校门口，见人就喊：“谁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孩子……”
与去年的情形相同，往来者匆匆，没人领他回家。
47年前，不足两岁的他被人从上海育婴堂抱走，转至河南三门峡的养父家中。成年后寻找亲人，他唯一的线索是双耳的疤痕。 骨肉无奈离别
1960年4月14日，安徽无为县中医杨健安握着毛笔写下一张字条，折好塞进5个月大的八女儿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开，抱出瘦弱的女儿担在腿上。他握一根缝被长针，往孩子右大腿内侧柔嫩的皮肤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小腿挣扎起来。父亲紧咬嘴唇，还是完成了生平仅有的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个杨字。他原打算刺繁体的“木易”，笔划太多，又改了简写。血水未尽之际，他涂了层墨水上去。
孩子的哭声已嘶哑。他抱住女儿亲了又亲：“你不要怪爸爸，以后爸爸一定会把你找回来！”
两天后，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婴儿带着疤痕，揣着父亲泣血而就的字条，躺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角落。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如今实现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粮，连粮种也成盘中餐。断粮后三年饥荒，骨肉分离几成平常。
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1960年5~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称，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无存粮。
从外地急调奶粉，派人赴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动员当地群众来领养，这些都难解燃眉之急。最终经周恩来出面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协商，弃婴们被引向一条漫长的求生路。“内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儿们接到内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抚养吧！”
他们被统称为“上海孤儿”。1960年初，第一批孤儿到达内蒙古。至1963年，内蒙一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儿。据曾参与过孤儿接收工作的乌兰夫女儿云曙碧回忆，牧民家庭最多一户收养婴孩达五六个。
很快内蒙也满了，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寻找其他的栖身之所。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丢一路。至今已无人说清，北上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 寻亲之路漫长
至1964年，粮食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孤儿北送工作相应停止。此后时势渐转，劫后余生的家人们投入到另一项工作中——在茫茫人海中，捞针一般去寻找当年被弃的亲人。
寻亲路上，54岁的王海庚行程最远。1958年，6岁的他是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靠着父亲在铁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丰裕，因此当年6月2日，三妹刚生下来，就有人想来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几个月后，父亲遭人诬告入狱，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轻的母亲二臂伤残，无工作能力，陪她终日落泪的，是4个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遭遇双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双眼。1959年春夏之际，7岁的王海庚放学回家，发现三妹没了。再问母亲，说趁着还没饿死，送到上海铁路医院了。
他和两个妹妹被寄养到淮北、上海的两处亲戚家，曾经一个温暖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至1960年初，饥荒席卷城乡，亲戚家也没有余粮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盲母身边。
在屈辱与歧视中挣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没有停止对父亲与小妹的思念。有时，王海庚甚至要为小妹庆幸，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被送出的小妹从此有了个好成分，摘掉黑五类的帽子，肯定过得比他们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熬出头来，一家人团圆。
1966年文革开始，14岁的王海庚借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取道兰州，只身前往青海寻找父亲，几经辗转，一无所获。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听到了父亲在青海曾经的劳改单位。他寄信过去，父亲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长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亲一路找到家里来了。分别21年的夫妻相拥而泣后，父亲问：“我还有一个孩子呢？”
王海庚一边奔走为父亲洗冤，一边到处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亲要难找多了，登报寻人，看别的孤儿在上海报纸登的寻亲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十多年过去，三妹始终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辞世，临终时双眼紧盯着王海庚，不住流泪，只等着他说，我保证会把妹妹找回来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各地寻亲活动越发频繁，而种种机缘巧合，也让一位宜兴妇女成为“上海孤儿”们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兴官林镇那位农妇谢秀妹的二女儿，现年57岁的吕顺芳，孤儿们叫她寻亲大姐。
20多年前起，她开始到处寻找小妹吕雅芳，在电视中看到河北孤儿郑兰芬寻亲，感觉很像，两下对照资料后便初步认下，郑兰芬跑到她家里，哭着喊谢秀妹妈妈。她们做了亲子鉴定，但结果表明，郑兰芬不是当年的吕雅芳。
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孤儿自发找到吕顺芳，请她帮忙在宜兴一带打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宜兴周边丢弃孩子的家人也来找她，问有没有他们的孩子来寻亲。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她的电话成为寻亲热线，她家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寻亲资料，而她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义务投入孤儿寻亲事业的民间力量第一人。
妹妹吕雅芳一直没找到，由她所自发举办的宜兴孤儿寻亲会，却已成功举办了八次。举办地点从宜兴官林汽车站门口，到官林小学校内操场上，参与孤儿与家属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孤儿与家属们确认成功找对的，累计也只有200余对。
母亲谢秀妹走了，吕顺芳剪下老人一缕头发以备将来认亲之用。 回家花明柳暗
陕西潼关孤儿何忠的认亲路，走得一波三折，颇富戏剧色彩。
2004年底，何忠（化名）从陕西潼关出发，慕名找到江苏宜兴吕顺芳家。他所述自己从上海育婴堂送出的日期与幼年印象中家庭成员的情况，与宜兴某镇赵家情况刚好吻合。
赵家老太已是86岁高龄，这些年哭儿子都快把眼哭瞎了。1959年底，全家人吃光了缸里最后几粒米之后，她把家中排行最小的3岁儿子送到上海，回来就大病一场。
2004年12月28日的寻亲会上，吕顺芳把何忠介绍给赵老太，老人当时眼睛就直了。“长得跟我那死去的老伴一模一样！”再拉过两个大儿子来一对照，果然相像，再对照离开福利院的批次日期，两下查询结果也一致无异。老太太抱着何忠泣不成声，当场瘫倒在地。
两下认了，吕顺芳很高兴，但还是提醒他们做一个DNA鉴定。老太太拒绝了：“你不要出馊主意！”她当时就把何忠拉回家，而家里听得消息，两个嫂子已忙乎起来。围着好酒好菜，陕西方言与宜兴方言造成的交流障碍已被忽略，一家人哭了笑，笑了哭。
当天下午，赵老太太带着何忠去了赵家的祖坟，给先夫上坟，而家里的大嫂为给小叔子收拾房间，爬梯子竟把腿给摔断了。
几天后，与赵家同在一镇上的兰先生，也踏进吕顺芳家门。1960年，父母决定把三儿子送掉，思来想去谁都不忍心，这任务就落到了13岁的他身上。
他把3岁的弟弟一直抱到上海。父母给了他一些钱，除了弟弟吃东西和路费之外，他把剩下的全留在弟弟口袋里，将他往一个像食堂模样的门口一丢，就回来了。
后来找亲人，他从上海育婴堂查到，就在自己把弟弟送掉没多久，一批“上海孤儿”被送到陕西潼关。听说这次也有陕西的人过来，他又感觉有希望了。他补充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弟弟小时候右臂上有一个大红胎记。
吕顺芳再一端详兰先生的相貌，再联想到刚刚被赵老太太领走的何忠，当即愣住了。何忠也曾讲过自己右胳膊上有一块很大的红胎记，而赵家在领孩子时，吕顺芳也曾问过有无身体标记，对方并没说出这个细节来！
她赶紧打电话给赵家，老太太一听说又有人来认何忠，立马急了：“这个儿子就是我的，谁要抢我跟他拼命！”再辗转找到何忠，他也为难：“这边对我这么好，就是这家了吧！”就这样，何忠被赵家盛情挽留了好些天，临走时一直送到车站。自始至终，他没能与那个说出他右臂胎记的六旬兄长见上面。
2007年4月底，何忠又悄悄来到宜兴，就在吕顺芳家里见到了兰先生——他真正的大哥。他已经可以确认，这就是他的亲哥哥。但因为兰家与赵家同在一个镇上，他们的喜悦也不敢太张扬。他们害怕一经报道，被赵家见了，徒增赵老太太伤心。但犹豫再三后，他说他最后还是要把真相告诉赵家，请他们继续找真正的儿子。届时如何开口，他也想不清楚。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