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匀市自来水公司电话:廖曙辉：一个不应被流光湮灭的历史人物

廖曙辉：一个不应被流光湮灭的历史人物

　　张云乔是中国电影艺术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流行的进步电影如《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夜半歌声》等等，美工设计都是出自他手；他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的吟唱人之一；他担任美工师的最后一部电影故事片是《逆风千里》；2005年在中国电影100周年纪念活动中被提名为中国优秀电影艺术家候选人。

　　张云乔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抗日救国时期，他作为特别秘密的共产党员，却以工商界身份出现，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个别联系，不参加其所在单位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默默无闻地为党出色地工作。

　　张云乔还是中国烟草工业的实业家。为抗日救国，他创办了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为中国卷烟工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中国烟草业誉为金叶先驱。

　　此外，张云乔更是中国美术家。1933年23岁的他，创作了以抗战为题材的大型油画《血战宝山路》。1998年至2000年耄耋之年的他，再度创作多幅大型油画《血战宝山路》，为多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发行的42万字的《金叶先驱》，图文并茂记叙了张云乔的传奇人生。可是，这位传奇式人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后期，一直处在被管制使用的困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是被斗争的对象。他想过去死，曾经在广州市沙面徘徊，甚至找好了自杀的地点。抱着“党和国家总有一天会还自己一个公道”（张云乔语）的信念，他选择活着。终于，在他退休十年后的1987年，组织批准他由退休改为离休。

　　那么，张云乔是怎样从退休改为离休的呢？

　　1982年6月，张云乔给所在单位珠江电影制片厂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请求审查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工龄。报告写道：

　　“我在1977年6月批准退休，至今已有五年。当时填写退休申请书时，以1956年参加到珠影为开始计算，连续工龄为21年。最近在全厂大会听到文件传达，对于计算革命工作的工龄，似应有所改变。

　　1934年，我在上海参加电通影业公司，担任美工师。当时在党的左翼文艺阵线领导之下，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夜半歌声》、《自由神》等进步电影。1938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蔓延到上海，我由上海到了汉口，原拟参加‘中电’或‘中制’，继续电影工作，后经孙师毅同志引荐，受周总理嘱咐，留在长沙和桂林二地，以工商业者的身份，掩护和接应党内同志的地下工作。日寇投降后，我由贵阳到广州，也曾为香港华商报和两航起义做过外围工作。根据以上的情况，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工龄，是否可以由1938年开始（至于退休或离休的办法，按照文件公布办理）。请组织上审查批复，为荷。”

　　事隔两年，1984年6月，珠影根据张云乔档案中现有的材料，综合整理了报告，主送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有关部门以及政协广东省委、政协广州市委。报告认为：

　　“根据现有的材料分析，只能证实张云乔同志过去在历史上曾为党、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甚至有较大的贡献，但他的个人历史主要还是经商和办厂……无法确认张云乔同志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

　　时任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得知此情，于1985年7月1日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简述了张云乔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革命工作经历及其贡献，请求核查并予协助解决。信中写道：

　　“张云乔同志于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革命戏剧、电影工作，抗战时期在桂林与陶培唐、陈东合办三中烟草厂，掩护和协助革命文化工作者。解放后，‘三中烟厂’迁广州，五六年，公私合营后，他自愿参加珠江电影制片厂任美工师，前年退休。经司徒慧敏和我一再证明他在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广东省委宣传部、统战部也认为张云乔参加革命工作应从一九三五年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时算起，但‘珠影厂’干部仍坚持不予同意，至今未能解决。

　　除司徒同志所述情况我都可以证明外，还有一些应予证明的事：

　　1.一九三八年，经孙师毅(施谊)同志的介绍，张云乔在桂林设厂后，通过孙师毅的情报关系，和周恩来同志有单线联系，利用‘三中烟厂’的公开合法地位，作为南方局与东南一带地方党组织的秘密联系点，主要是协助交通和转移经费（张云乔还保存着周恩来同志给他的亲笔函件）。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撤销后，李克农同志的父亲、子女回重庆的汽车，也是由他协助安排的。

　　2.皖南事变后，张云乔仍和我及孙师毅保持经常联系。太平洋战争后，大批香港文化界人士经桂林回重庆，司徒慧敏、蔡楚生和我都得到他的掩护和帮助。我从桂林飞重庆的飞机票，也是他设法给我买到的。对此，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过(见前年《羊城晚报》)。

　　3.一九五六年‘三中烟厂’公私合营后，和他合办这个烟厂的陶培唐去了香港，陈东去了美国，只有他坚持留在广州，自愿到‘珠影’当一个普通职员。现在陶、陈二人均成了巨富，邀他去香港，他还是没有走。他在‘珠影’的情况，广东省委统战部左洪涛同志、‘珠影厂’前厂长洪遒同志都可以证明。

　　据上述情况，张云乔同志参加革命工作的年限，应从一九三五年参加‘电通公司’时算起，司徒慧敏同志和我都认为‘珠影厂’坚持说他在一九五六年算起，是违反政策的。请核查并予协助解决为感。”

　　夏衍随信附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司徒慧敏为张云乔证明参加革命工作年限的信。司徒慧敏在证明信中写道：

　　“张云乔，又名张云樵。我认识他是在1932年秋冬或者1933年初。那时上海法租界黄金大戏院刚上映苏联剧作《怒吼吧！中国》，演出单位是上海戏剧社。主持的人有应云卫、袁牧之等。由于演出苏联作品，又是反映帝国主义在长江上游炮击万县事件的内容，很受到我们党和进步爱国人士的重视，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张云乔毅然决然支持这种进步戏剧活动。

　　其后，1933到1934年，张云乔除了参加业余的话剧活动外，也经常参加我在试验三友式录音机的工作。因为他本人颇具电影摄影机知识。这种工作，实际上都是左翼剧联和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的工作。到1934年初，电通电影公司成立，张云乔就正式成为电通公司美工部的负责人。这些情况夏衍同志可以证明。我认为，从1933年张云乔同志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和左翼电影工作起，应作为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

　　1936年初，电通公司被国民党压迫以至停业，我转到联华公司。张云乔加入新华电影公司，与史东山等同志制作《狂欢之夜》（即《钦差大臣》改编的电影）等，参加四十年代剧社等等进步话剧活动，都是革命工作。这些夏衍、于伶同志都可证明。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云乔同志为了生活，由上海转到桂林经商。但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利用他的经济所得支持话剧和进步文化界的工作。

　　金山同志领导的救亡剧团途经桂林，夏衍同志在桂林办救亡日报，他都力所能及地给予援助。

　　1942年初，即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夏衍、蔡楚生、郁风、司徒慧敏等人脱险回到桂林，都住在张云乔家里，得到云乔的许多帮助。

　　据我所知，这一时期，他为了在桂林能立足，结交各种朋友，比如当时在桂林的国民党航空公司经理郑达善，此人是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有关。但云乔暗地告诉我们，要我们随时警戒。另一方面，他明知夏衍、于伶和我的政治态度，但他比较谨慎，有意掩护我们。我们在长期交往中，从未发现他有暴露我们之处。

　　我还知道，这一时期，他通过孙师毅同志与周恩来同志有所联系，多次给我党组织予经济支助与工作上的协助。这些情况，直到我1946年出国前没有中断。

　　1946年以后情况，建议请夏衍、于伶及与云乔同志有接触的同志加以证明。”

　　中组部主要领导7月5日在夏衍来信批示，要求中组部老干局主要领导阅处并复。中组部老干局主要领导7月8日批示：“同广东省委组织部联系，应予适当解决，并将办理结果复夏衍同志。”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珠影重新核查认为：

　　“张云乔同志于一九三四年左右在上海，与世磐等人合资研究有声电影，结识了应云卫、夏衍、司徒慧敏、袁牧之等同志，并参加了‘电通’公司拍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影片的美术设计。一九三六年由于‘电通’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破坏而关闭，张云乔离开上海，先后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经商。

　　一九三九年，长沙大火，张云乔从长沙退到桂林，途中遇到夏衍、马彦祥、于立羣、孙师毅等十余人从武汉撤退下来，张云乔用大小车辆接送他们一同到桂林。在桂林期间，张云乔与夏衍、司徒慧敏同志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结识了胡乔木、史东山、连贯、左洪涛等同志，给予他们很多的帮助，为‘救亡日报’垫支购买过一些设备，在‘救亡日报’和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部分同志撤离桂林时，他帮助购买飞机票，办理物资疏散，并曾几次为我地下工作同志转送周恩来同志寄来的款。

　　以上情况在有关调查材料和张云乔一九五七年自传里都有一些记载。

　　一九四三年桂林局势恶化，张云乔同志去了贵阳，一九四八年到广州后去香港。一九五〇年底，张云乔准备返穗时遇其旧友任泊生同志（中共党员，当时我民航华南办事处处长）。任泊生同志利用张云乔身份开了‘侨生行’购买了一些禁运物资回内地。张云乔还受左洪涛同志的委托，在香港为广东省政府购买风扇、扩音机、放映机等物资。一九五二年二月，张云乔全家从香港迁回广州，任一中烟厂董事长，并在广州‘周末报’任图版及副刊编辑工作。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并任一中烟厂副厂长。一九五七年从广州食品公司调来珠影工作。

　　根据粤组通[1985]2号文件第三条精神，结合张云乔同志的实际情况，我们意见，张云乔同志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一九三九年起计算。”

　　珠影于1985年11月11日行文向广东省委有关部门请示。广东省委有关部门于1986年12月12日批复珠影：

　　“同意张云乔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三九年一月算起。张云乔同志由退休改为离休的手续，请按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办理。”

　　1987年1月22日，珠影向全厂各单位发出了《关于张云乔同志由退休改为离休的通知》：

　　“同意张云乔同志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由退休改为离休。该同志离休后按规定享受处级的政治、生活待遇。”

　　人们恢复了历史的真相，天空豁然清朗，“呈现出一片祥和的云霞”（张云乔语），张云乔重获新生。

　　近些年来，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开出版物披露：张云乔是中共特别秘密党员。我所看到这些记叙的最早出版发行物是广西军区政治部等单位编写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该书第17页写道：“……还有一些特别秘密的党员，则由李克农单线联系，他们皆不参加所在地的党组织活动，如胡愈之、范长江、杨东莼、张云乔、谢和赓、周可传、侯甸、左洪涛、陈翰笙、姜君辰、孟超等。”

　　有代表性的则是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的《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李力著）。该书第122页写道：“当时桂林市的社会知名人士，有些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们一般不参加所在地的党组织活动，只与父亲或是指定的联络员保持单线联系。如胡愈之、范长江、杨东荪、司马文森、张云乔、陈翰笙、谢和赓、徐寒松、姜君辰、左洪涛、周可传、孟超等。”在第129页则写道：“《救亡日报》由林林、张尔华一直坚持到报社被正式封闭。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做了许多善后工作，人员分批撤退到香港，房子与印刷厂形式上出售给企业领导人张云乔，他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再由他转手让给广西干校的屠天侠。人员安全转移，物资财产也未遭受重大损失。”

　　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张云乔的历史是一段不应湮灭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