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如何才能死得其所

死得其所最好的做法就是生前尽忠尽孝、尽责尽力，为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死后活在人们心中，那才是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端午节，是纪念我国战国末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重大节日。屈原出身楚国贵族，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后被贬去职，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目睹国家破亡、人民逃难，抱石投汨罗江而死，以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乐章。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通过包粽子、赛龙舟来纪念他。屈原葬身江底而受后人敬仰，可谓死得其所。在追思这位古代先哲的同时，使人联想到当前社会葬俗文化的异变。

    中国丧葬文化的历史流变

    关于死亡，是古今中外所有人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无论采用哪种葬俗，一定都包含着这个民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死者“体面”地离世很重要，对生者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人生罗盘，而且浸透着这个民族的群体性感情，是不容他人轻视和误解的。

    中国人活着以儒家文化为纲领，“忠、孝、廉、耻”四维和“仁、义、礼、智、信”五常形成文明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忠”和“孝”。以“忠”维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孝”维系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构成严密有序的群体性社会结构。在严密的同时，再以道家的“无为”寻求“逍遥自在”，包容个人的特殊性和支流文化的存在，留出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国人死去的时候，则大多采用佛家的理论和方法，将人生看作是前世—现世—来世的连续体而且互为因果的关系，今生前生定，来生今生定，鼓励人们生前严格按照“善”和“德”的要求做人，死后就能有个好的去处，这无论对死者离世时的心安理得，还是对生者面对艰难人生勇敢顽强地生存下去，无疑都起着巨大的安抚作用。因而，无论科学如何进步，如何破除迷信，佛教的死亡原理和程序，直到今天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沿用的死亡礼仪。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因而生前离不开土地，死后还要回归土地，历史上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土葬为主，形成所谓的“入土为安”的观念。由土葬衍生出来的丧葬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看风水选墓地到立碑建园，各种排场，不一而足。大者如世界规模第一的秦始皇陵，小者如普通人家的“荒冢一堆草没了”。还有以人殉葬、动物殉葬、豪华品殉葬的演变，倒是为今天的考古学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标本，能够形象展示中华文化的辉煌历史，前不久陕西汉墓的发掘，正成为人们关注的事件。其实丧葬文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钱就葬人，无钱就埋人”。丧葬的俭朴奢华和花样百出，说到底是用死人做活人的面子，而面子及其实现方式，也是与时俱进变化多端，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特色。

    近代以来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追求中，文化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还有一个极其辉煌的业绩就是人口跟着不断翻番。从清朝时期的二、三亿，到民国时期的四、五亿，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人丁兴旺，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达到七、八亿，国家受困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于是出台了著名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生不起的同时，也开始出现死不起的问题，传统的土葬风俗占用了太多的土地，死人抢了活人的饭碗。毛主席带头签字，提倡改传统的土葬为火葬，共产党人率先移风易俗，全国响应雷厉风行，几千年的葬俗为之一变。

    事后大办丧事大修陵墓，不如生前在日常生活中尽心尽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济腾飞的同时，人口也在迅速增长，从10亿提升到今天的14亿左右，即将进入中国人口的最高峰期。而且正值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剧烈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和市场化使得“死不起”直接演变为“葬不起”。虽然土葬改了火葬，棺材变成了骨灰盒，但最后还得入土为安，只是地盘变小了而已。随着城镇化使乡村分散居住变成了城镇集中聚居，生在乡村死在城镇就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市区人满为患、交通堵塞，郊区则石碑林立，死无葬身之地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改革时期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行业垄断，使得活人买不起房产、死人买不起墓地已经不足为奇。再加上拿死人给活人撑脸、以葬礼夸富显阔，翻倍涨价的天价墓地和近千万元的豪华墓园之类的新闻，当然会不断刺激人们敏感的神经。

    这种紧张的局面还会加剧。一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化方兴未艾，市场经济还需规范，正是各种矛盾的突显期；二是我们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比中国经济发展还快的是人口老龄化正在迅猛到来。看来在“死不起”之前，先要想法解决“养得起”的问题。与其伤感“子欲孝而母不待”，事后大办丧事大修陵墓，不如生前在日常生活中尽心尽力。孔夫子早就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面对老龄化的到来，既要养身也要养心的“孝道”文化，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面对今天有的人宁可养狗也不养人、宁可死后大操大办而不愿敬老携幼，重树孝道可谓国之大事也。本来中国的丧葬文化，就集中表现了这种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在于修墓造园守陵祭祀，而在于通过丧事传递孝道，彰显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要想死得其所，可能首先要回到群体，回到责任，回到传统的孝道

    所谓“变”，就是面对人口快速增长和集聚的现实，解决死不起、葬不起的紧迫问题，所以必须推进丧葬形式的改革。从土葬改火葬是一变，今天必然面临着二变，将来还会有三变和四变。所谓“不变”，就是丧葬文化的孝道内涵不能变。丧礼是对死者的人生总结，更是对生者的人生洗礼，通过这一独特的礼仪，要做到的是纪念死者、教育生者、整合社会、构建和谐。中国人要想死得其所，还要做到视死如归，这就牵涉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的深层次问题，这是人类“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终极疑问，传统的中国人一向解决得很好。因为中国文化将个人融入社会，自己只是家庭、家族、地方、国家中的一分子，小我变成了大我；再将自己看作上接祖宗父母下接儿孙后代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小循环变成了大循环；而且将人类看作世界万物的一部分，在新陈代谢中相生相灭，谋求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焉有不怡然自得、视死如归的道理？死得其所当然也就不难解决。

    现代的中国人不仅要面对死不起、葬不起的不得其所的困境，更深层次是面对“我是谁”的困境。我们为了效率不管不顾地追求所谓的自我、自由，获得了物质上的飞跃，却落下了精神上的孤独，很多时候只剩下顾影自怜了。人缩到了最小，焉有高尚的理想可言，自私必然带来孤立，孤立带来空虚，空虚带来虚弱，虚弱带来烦恼，当然难以做到视死如归了，因为早没有了心灵的家园，何处可归？要想死得其所，可能首先要回到群体，回到责任，回到传统的孝道。

    因而，现代人首先要解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传统文化和世界眼光的纵横坐标下去领悟和实践。有了这个前提，我想死得其所就只是个技术操作性问题，只要不丢孝道文化的精髓，又符合世界变得越来越平、越来越热、越来越挤的地球村现实，办法总是有的。一是向东进大海，将物质和灵魂都融入万顷波涛；二是向西进群山荒漠，将对前辈的追思变成绿化祖国的行动，在这个前提下可建超级陵园，让富人把孝心变为福泽后代的绿色；三是向上继续建高阁，扩大现有灵堂墓园规模，生前死后都困于一隅；四是向下做深埋，无论在森林或是田野，都可化作春泥更护花；五是向空中虚拟化，建立网络纪念堂，唯留精神在人间。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最好的做法就是生前尽忠尽孝、尽责尽力，为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死后活在人们心中，那才是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