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第五建筑公司:货币的值与价

货币的值与价

“货，财也。货者，化也，变化反易之物。”“财，人所宝也。宝，珍也。”从早期的繁体字形看，宝亦包涵玉贝其物也。“变化反易之物”既是指可以对换交易之物，亦是人们爱视珍惜其为宝贵之物，还可以说其所化易之珍宝用物，原本就是各种可变化之实物。故此，“货”，是形声包会意的文字，其所指的是各种值得珍贵的可以化易的财物实物。“币，帛也。人所造成以自覆蔽。爱之斯欲饮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币，所以副忠信。”古“币”字曾专指人织之帛，以自蔽保暖美饰。帛若饮食之必需，人皆爱之，且待人均等，具有君子情义，故“币”附忠信之义。币帛为世人所爱所用之物，当然亦可货易之。

贝也是古人所爱之的化易之物，其流行应该是介于新石器时代末和青铜时代初。远古时人们所珍所宝所爱所贵之物除了衣食之外就是器，器可归之于两大类，早先所贵重的都是器用之物，后来才又有了稀珍美饰之物，器用之物当然包括工具武器。贝为“水虫之甲”，其天成、质坚、亮丽、轻薄、锋利，可以部分替代省略石头打磨造就的削刮器，其自然凹形亦可用于舀、盛、托等等器用，可以想象，其蚌贝器物因实用而曾经长久采集广为流行，尽管蚌贝器物易碎而传世不多，但考古发掘证明确有蚌贝器物的发现。如同“石中玉”一样，海贝因曲边凸纹的特异美丽和蚌贝孕珠而从众多“水虫之甲”中精选出来成为“贝中珍”。“石中玉”、“贝中珍”（珠与贝）都是因稀少而贵重之物，是人皆爱之的珍宝财富，自然也是可易可货之物。

人互易物可以心甘情愿的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而贝作为易货流行之物还应与社会发展国家形成相关。言传尧舜时代已有贡赋，却因远古而不知其详，大禹治水之际需人力谷资，施贡赋役则由后人口传并记载于书，《尚书·禹贡》即是。“任土作贡”、“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等等书载，说的就是根据各地的土地肥瘠人功众寡，按上上、上中、上下……而类推分为九等,以相应作贡赋。远古时的贡赋是用于养帝、兵战、公益，如：疏川治水之类。贡为各地特产之物，而赋则是田产税谷和人工力役，但大禹所设贡赋时都还是错杂在一起，根据《尚书·禹贡》所载，大禹治水沿途所经之地的贡赋除谷粮役力之外，还有各地的名优特产，如食盐、丝绢、葛麻、胶漆、瑶琨（玉石）、球琳（球形玉石）、琅玕（珠状玉石）、砺砥、朱丹、兽禽、齿骨、筋革、羽毛、橘柚、竹菌、菁茅、名木材、金三品（黄金白银赤铜）、锡铁、海鱼、龟甲、水贝、珠矶、怪石……等等。这些贡赋之物可以简略分归三类，生活必需的是谷帛盐，生产资料则为木竹漆，珍爱宝贵的财物就是金玉齿甲贝，其中，象齿稀罕奉为珍宝，玉石温润大多作为礼器饰物，龟甲则用来巫卜刻符，金属类大概还处于开发初始时期，不可能广泛使用，惟有自然天成美丽耐磨且人皆爱之的海贝比较适宜充当物物易货的等值媒介物而早就在流行使用。当然，百工蘖分，治世设职的离土交食也是人世状态，促使了易货活动的扩散，需要某种某些物品作为担当物物易货的等值中介物，而更主要重要的是，不论征纳贡品与派使贡物都还是单向且有强制性的有民族国家帝王权威所认同许可的意志信用！其本质其实是，物-物所货易已萌生渐显的物-物-物所交换，其发展延展成为人世日常的行为活动，需要运用治政权威来保障稳定这种民生活动所必需的交易秩序与货物信义！

蚌贝之器的起始利用已遥不可知，但在夏商时代，贝作为常易计价之物则已是非常明确，两串贝为一朋，就是货贝。远古的金文甲骨文都有极具象形的“朋”符刻画，《诗经》所录民歌的言辞中也有“朋”述，考古发现研究的鼎铭真物更是实证“朋贝”曾经广泛的易货存在，朋贝货贝在那时的计值流通是确定无疑。不过，多少贝为一串却自古就因记载不祥不同而存歧见异议，直到近代现代的求证考古才基本大概形成十贝一串的通识。夏商周也是纹文由初具象形且持续增添演变形成文字的时期，其时及其后，古象形的纹饰文字也就不少与贝相关，如：贝、朋、贵、贱、货、贾、贡、财、赈、贿、贼、赊、……等等之类。

华夏中国在夏王朝初期都已经进入青铜时期，且冶金已经分类归属，商殷王朝时期的各种类青铜器更是遍及人世生活上下各方面，司母戊大方鼎所显示的则更是高超的冶铸工艺，但至今考古所见的只是殷商末期的百余枚铜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各种金属制造的日常生活所用物品都可以货易交换，铜贝自然也包括在其中。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多种书柬记载，夏商周通行的货币并不止于朋贝铜贝，铸金币以赈灾荒在夏商周三朝时期均有记述，《史记·平准书》在考证前史论据而所书记的是：“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说的就是早在夏朝立国之前后，其最主要流通货币的材质和器形。

在西周时期，人们对货币有了新的认识和变化。货币形成流通与贡赋关联密切，贡奉谷粮应该最是古老，谷由田地而生，贡以土地而赋；泉，由地所涌出，流布四方，滋养万物，所以，贡赋税亦有“谷泉”之称谓。《周礼·地官·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之买者”，……。综其疏注而简说，周制设地官司徒掌管土地人民，其中的下属职事有：征谷泉入太仓，纳五布进泉府，五布即土地谷税之外的五类赋税，泉府则是国家财物库，既纳布泉，也收滞货，其财物供不时急需之贷赊者，且按旬月年终计会利息。由此可见，泉府的职责之一是要协调财物流通！财物包涵货币，而且货币已渐趋专职流通！所以，后世铸钱，清晰可见的铸铭为“布泉”，早先，钱币多“泉”号，其后则多“通”字，一直到了晚清民初也还是有憎恨钱俗、钱弊、钱害的文儒雅士在文辞书柬之中仍然以泉代钱，即便当代，略通风雅之人亦皆知泉钱所可合其意。若泉水之流通散布是货币最基本的一个特征！

西周货币演变的另一重大事件是姜太公主持的货币改革，朋贝淡出流通领域！《汉书·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汉书》对姜太公的“九府圜法”的记载确实过于简略，以至于现在都还有人认为姜太公立法仅此一项书证，且至今尚未见到西周外圆内方的铜钱，所以此说还不足以信。不过这种认识还过于狭隘。《汉书》一辞却无当时文士质疑，完全可以说明班固其历史见解的鲜见独到及所史录的补漏拾遗，至于未见西周的钱圜函方，确实可以有所质疑，然而西周的金方、布匹又何曾见到？！其实，将货币发展置于历史时空予以统察，金以斤、铜以铢、布以匹替代贝以朋的计量单位则是毫无疑义！而且“抱布贸丝”已录入《诗》。不过，这种替代应是个历史的渐进过程,姜太公的“九府圜法”只是将朋贝淡出流通的现象予以宣告公示！

青铜器的产生应用意味着石蚌器物在同一时期的淘汰没落，在物物交易的时代，蚌贝的实用性能的弱化丧失，所留存的美饰功效只能以独特珍稀为贵，所以，朋贝淡出流通是肯定必然！由于朋贝在人世生活中留存有深刻痕迹印象，因而伴随青铜器又度过千百年！在历年的考古活动中，殷商时期“妇好墓”的完整发掘，展示了青铜器、玉器、象牙与货贝同时存在的实物凭据。在时代延续至西周，以及更广大地域的考古发现，还有石贝、玉贝、土贝、陶贝、骨贝、铜贝、铝贝、铅贝、金贝、贴金贝、包金贝等等，但这些贝形物未见普及流通则不能算作货币，而只能是贝形的礼器、殉品、玩物！

货币都是由可货之物演化而来，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可货之物的实用功效与等值信用却逐渐分离！以往蚌贝至朋贝的演化已遥不可知，但铜币的演化进程却是可见可证！青铜器诞生在虞夏，及至先秦战国，铜币的制式孔洞铭文已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按其形状的基本轮廓仍然可清晰地归类于四大体系，即：刀币、圜币、布币、蚁鼻钱。刀币是小型的工具兵器；圜币保留有纺轮的形状；布币是由农具鎛铲变化而来，而且由可装铲柄的空首币向平首币过渡是有实物印证保留；至于蚁鼻钱则更是最古老典型的收缩拷贝！当刀具纺轮鎛铲频繁畅通地作为物货交易中介流行时，其兵刃工器农具的实用功能就被轻忽甚至忽略，而等值信用却日益持久深刻，于是，刀状币、圜轮币、布铲币、蚁鼻钱都趋向比实用物更小、更轻、更薄，而早期等同接近实用物的铜器铜物则因形大量重可以回炉重铸而难觅原件难见真容！

可货之物的实用功效与等值信用的逐渐分离标志着货币的产生，但那时货币的实用功能却并非完全脱离，各类铜币的铜材本身就还是应用广泛的实用实物，所以实用性强价值较高的铜币必然地取代了朋贝！春秋初，铁制品的铸冶淬锻技术工艺日臻成熟，其光泽亮丽、坚硬锋利、抗腐耐磨、延展柔韧的多种性质使得铁器日益广用普及，然而，钢铁的多品种成就于工匠们的技术手艺，其种类不同的钢铁更是明显地体现了价值的差别不统一！所以，钢铁器物的实际利用可以胜过超出青铜器，但其价值差别注定了无法取代流通货币的铜与金银！即便后来还有过铁币，其粗铸铁质的价值也难抵金银铜，货币的形成其实还倾向于稳定的高价值！

“物以稀为贵”是个永恒的规则道理。春秋战国时期的黄金玉壁珍珠都可以用来换城易地，其中珠与玉会因破碎而急剧贬值，所以，完壁与全珠只能是珍宝而不能成货币。黄金可以分割，当时楚国富有，现已发掘出大量大批先秦楚国金币和待分割的完整金版，各地各批次所发掘出的金币上字迹不一，现在统称为“印子金”，黄金虽然已经成为货币，但与赤铜相比仍属稀少，是高值贵币，有长期史实可证的是，凡俗百姓的常用货币还是铜币，国家的赋税及官员的俸禄都少不了铜币，铜币的价值更适合民间的日常交易。

可货之物的实用功效与等值信用的逐渐分离还表现在王权对货币价值的直接规范干预！承续虞夏商殷西周通过贡赋对货币的认同许可，春秋时期的君臣们所考虑的已是货币价值的轻重权衡。《逸周书·大匡》记周文王时“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西周时的母子币即价值大小之铜钱。《国语·周语下》则录载春秋时周景王“将铸大钱”，国卿单穆公则予以劝止，其述说的道理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以往在天灾之后，需根据货币购买力权衡发行货币的价值大小；“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钱轻物贵，则发行价值大的重币，大钱带小钱而动，民可购得所物；“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若钱重物微，则发行面值小的轻币，但也不须废大钱，小钱多行也可带动大钱流通，这样大小钱币都可以得到利用；“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君王如今欲废轻行重，实际上是让民众手中的钱更不值钱而贫困，民贫则国用缺乏，国乏则加征，民众给不起只得流离远去；“且夫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招灾”，况且，灾难未至应有国备，灾难来至后也有准备可救助，可先备而不备是怠慢国事，可不为而先乱为则是招灾！《史记·循史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市场小吏）言之相（国相孙叔敖）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市乱民不安，下一步不知该如何）。”相曰：“如此几何倾（这样一来离市场混乱倾覆还有多久）？”市令曰：“三月倾。”……五日后，朝（上朝时），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王政主导稳定货币最明显的事例应该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商鞅为促进商贸流通而统一升斗寸尺权衡，这有书载而广知，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则明确证实战国秦还已经实施了由国家统一铸币，并且已经颁布实施对私自铸钱的刑惩，“秦半两”就是中国货币史上可见证的最早的圆形方孔钱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国家铸币，“秦半两”的“孔方兄”形象就此游走神州两千年！

战国秦由国家规定流通的货币还包括黄金与布帛。黄金贵重且可分割称量流通，是可行的货币；布帛是生活必需，作为流通货物应该比黄金更早远更悠久；而铜钱则产自诸国各地，制式铭文各不相同，“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因此《金布律》规定：“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布袤（长）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金布律》的如此规定还表明当时的金钱均因其不能直接实用而还缺乏公众信用,以物易物的习俗还普遍存在,以致金钱需要典律强制助行！《史记·平准书》记秦始皇时期的货币为：“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历来就有些读书不认真又不见史实的痴愚为了司马迁的这段话争执不休，认为统一后的秦帝国只许金铜二币，没有三币。其实这些缺乏历史观念的争执已经偏歧货币研究而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然而，具有出版发行权的某些当代文人书局却不是校点补注，而是直接篡改史籍，擅自将“币为三等”改为“币为二等”，或“币为三（二）等”，还有些网络版的《史记》则干脆舍数为“币为等”，实在是荒唐得令人痛心！

先秦《金布律》竹简其实已经记载得非常明白，黄金铜钱为行金行钱，胆敢择而不取者，“罚金四两”！而“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表明的就是允许择，可不行！而且对布“以律”的是“钱十一当一布”，是布与金钱的折算折合，货布有价，不行布则还没有见到罚！所以，商鞅时的战国秦和秦始皇立号后的统一秦时期都可以理解为常用三货币或二行币！其实，布帛货币淡出流通淘汰出局也是个必然必定的历史进程，由战国秦所起始而逐渐逐步推广至全中国，这本身就是非常明晰的史籍记载史实证明！

一匹布帛对所有的人都能够自蔽裹体以保暖或美饰，所以附忠信之义，人皆爱之而成为常易货物。布帛在流通过程中易污损，若分割剪裁则极大的贬值，更关键的是，所有的布匹都可以有尺寸的精确规范，但却没有谁能保证每匹布帛的质量是相同类似的精美粗劣，相比较黄金铜钱的材质相同，布帛的价值显得极不稳定，布帛作为货币中介物的忠信程度显得不足不如，所以必然遭遇淘汰淡出！布帛的消逝，再次强化货币的价值和信用！当然，货币自身的实用价值和流通信用还将继续分割分离！

国家铸币可以尽可能稳定货币的价值信用，但货币的价值信用却因世人的欲念推动而继续分裂分离！秦亡汉兴，刘邦以“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政的“繁法峻刑”，但国政的存续却必须依赖法律的强力支撑，“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怎么可能兴大汉？连大汉政权都难保不覆倾！萧何赶紧组织编著刑律，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再添补三律，《九章律》外加“夷三族之令”才算是真正为西东两汉四百年作奠基！汉承秦制且发展才是历史的真实！当然，在关于货币的国政举措上也是如此。

《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在此仅以货币史的延续继续实证。汉初，国匮民穷，天子不能乘均驷，将相只能坐牛舆，民众则无衣食盖藏。当时，汉废秦制而许私铸钱，然而无序放任即纵乱添灾！私铸钱币增补流通可配合轻徭薄税的政策以促使生养休息复苏的积极刺激效用很快就被虚值伪价的小钱轻钱假钱的社会危害所取代。秦半两重十二铢，汉钱“半两”则普遍缩小轻薄，八铢、五铢、四铢、三铢都铸过，还有荚榆轻小钱，其价值背离，铸制粗劣，且有含铅假钱混杂，市乱俗恶！《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都有记述：汉初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如此状况自然需要行政治理，“高后时，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不过，汉朝吕后恢复秦制的商贾之律《二年律令》已经有了明显地变革变化。在此，还是以文史明确记载的法律制度为证。

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都有《金布律》，但秦简《金布律》的管辖职能已被分划后再充实。汉简《金布律》只管理国家所有税赋财物的贷偿收支，谷粮布帛及金钱器物都在其中，布帛虽已退出流通货币之列，但谷粮布帛作为赋税在中国的历史还长得很，而分立的《钱律》则重新实施国家铸币权，专司对金钱货币的管制。汉代《金布律》规定铜矿资源国有，但可以出租收息，这比商鞅的“壹山泽”更为明确具体。《钱律》则比秦律更加峻严明细，隐瞒、协助、私铸、市用私钱者皆有处置，其中，对知情不报的同居和伍户者已是赎铜罚金，对间接直接参与人则都是“弃市”，即“闹市公告处斩”！而且对于告发揭露或协助追捕者，还有相应的晋爵、免除徭役、抵罪减刑的各种奖励。

汉朝不时回顾反思秦亡教训，其法治刑律时有断续反复，但历史潮流的趋向不改，货币发展沿革亦如是。吕后之后是汉文帝继位，文帝废法更制，颁行国家统一规格标准的“称钱衡”以废止《钱律》的国家铸钱，如此轻刑又为钱币立准范，自然极大的调动民间铸钱的热情，其货币充盈，天下富足，与为之继任的景帝时期并列合称有“文景之治”的美誉。《史记·平准书》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财货。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朽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若生活富足而竞奢侈和室庐舆服僭于上，这都还只是家居事务，还不算是世态大问题，关键是兼并豪党之徒，有了钱财就藐法政而自武断，更严重的则是背朝廷欲叛乱自立！吴王刘濞长居江淮，煮盐铸钱以聚敛钱财民心，其藩王权势名望已分立于朝廷，反叛之心亦随之滋长，当景帝欲削藩强国固政时，吴王刘濞串通六国藩王勾结匈奴东越闽越势力起兵西进，在迫使景帝诛晁错清君侧之后，更是直言要夺皇权，景帝由此决定武力镇压，三个月平定七国之乱。此次平叛教训促使汉朝重启了重要资源国有及国家铸钱发行的认识和行动。

汉初之时，匈奴连年犯边,寇掠匪抢，长期以来无奈屈辱的进贡和亲的兄友睦邻政策并未换得边境的安宁，还屡屡直接威胁到中原皇室，汉武帝决定以武力平定匈奴，先后大战远征十多次，前后跨越四十四年；此外其间，汉武帝还委派将臣扩通巴蜀，威和东瓯，南镇闽粤，征战朝鲜，置郡沧海，不仅奠定稳固神州中国，且天朝大国就此威布四海！然而，战事连年必将耗费损伤巨额大量的钱粮兵役，所以，汉武帝时期还有一系列的财政赋税改革增收予以支撑支持其兵战消耗，而国家再次统一铸币就是其中之一。

汉代财政赋税改革增收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增加农民的田租谷税，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富国但并非农本一途的财政观念就是在那时形成！而且财政军事举措皆适时应事，其继承发展的特点非常鲜明！

在军事上，移民屯边就是由墨子的“兵备国防”结合商鞅的“农战”所创新；甲车骑兵更是直接针对游牧流寇的有效灵动战术。财政经济政策的变革发展更是多多，且成效显著而影响深远。“献粟赐爵”是当初商鞅推行农战法治所创，西汉的文帝景帝武帝均承续利用，且献粟、泉布、贡财皆可，其爵位可以减轻或免除徭役以及因获罪而判的肉刑囚禁。“平准”、“均输”法令的实施都是由战国时李悝的粮食“平籴法”和商鞅掌控粮食产运销全程的方略演绎延伸至财物贡物的运销而来，既轻民役，又增收入。盐铁酒的厚利由官营专卖则是西周姜太公治齐时所创造盐铁官营的扩展承续，还是“天下为公”、“山海不私陛下一人”、“奉公抑私”等等思想观念在资源共享市场掌控上的进步体现。而“算缗”、“告缗”则是秦制“削利抑商”、“告奸不隐”之法在面对现实现状时所适势适情的发展运用。这些辉耀人本自主顺势应时务实重道的认知观念，无法在此展开论说，本文只就货币变革演进予以简说。

自汉文帝重开钱币民铸以来，采铜炊炭冶熔已日蕃趋势，弃农耕废耒耨荒田亩则害农本少谷粮；且郡国各地铸钱，细民取巧弄奸，而“称钱衡”又不能遍及所有冶铸工坊，已逐渐丧失钱币准范的权威制衡作用，钱轻且杂，钱文大乱，市肆不便，其价值失信而民互疑；商贾则以币之变而逐利积货累财，世家富人弟子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民错俗乱；不管是卫边兵战还是赈灾救民，哪怕官府已经是粮尽仓空，富豪商贾却只顾自家财产保全积累而不佐公家事急……！诸如此类的事实认知日渐累积就促进推动了国家的货币改革。汉武帝年少登基，在相丞的辅佐下开启变革货币，三番五次几经周折，直到在位第26年时才形成以“五铢”铜钱独行天下。

起先是制“皮币”，以皇家上林苑的白鹿皮裁制方尺，缋以缘，纹以饰，是为“皮币”，标价四十万钱，用作朝觐礼仪时的玉壁铺垫。“皮币”的产生也是仿古，昔齐桓公欲见天子却缺钱，管仲就让工匠制作一批玉壁，径一尺标值万钱，八寸则八千，七寸则七千，圭中四千，瑗中五百。管仲先去见天子，言称：朝觐天子时，各诸候须佩玉壁。天子准此。待众诸候将去朝觐天子时再传言佩壁礼仪，诸候们只得解囊倾金以购，桓公则因此钱足。汉武帝的“皮币”高值其实也就是借礼仪形式向宗室诸候们募取一笔钱财，可用一时，不会流行，准确点说根本就还算不上是货币。虽然“皮币”的效用与价值不相称，但货币的实用效能与价值信誉在王权指定下却可以两分，这种观念意识则一再被世人所尝试！

后来又由朝廷铸造银锡合金的“白金币”，另铸“三铢”铜钱作辅币。“白金币”分圜天龙、方地马、椭人龟三种制型，其币都是超值币，所标面值皆超出其含银量折银价的数倍。按《史记》载，因其超值而诱导仿铸者无止尽，刑斩十万私铸者而不能禁止，私下互杀者不可胜数，如此币制几乎就是诱民犯罪陷民于罪，及至武帝坐位第25年时（公元前116年），以更改年号为名而大赦天下，赦罪者上百万，其中多是因私铸而获罪之人。“白金币”也就因弊之恶才淡隐消逝。

其实，在铸白金币的次年就已经开铸五铢钱，但各郡的官府官员对国家铸钱的理解执行有偏存误，各地的工匠技艺亦有差存异，而且全国的山岳川壑所宝藏的铜矿品质也并非一致，所以，五铢钱仍不相同，而且又再现轻薄混杂苗头！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指定上林苑三官府协力督铸“五铢”铜钱，旧钱一律回收重铸，至此，全国铜钱唯一，是金银之外普遍流传且流传时间最长的铜钱。

“三官五铢”确保了铜材重量的名实相符，铸型规格统一；“三官五铢”出自精工匠师，工艺善美，质量稳定，私铸者难以仿效；“三官五铢”由官府督造，国家发行，其钱币信用则在稳固基础上还得以提升！

西汉初期经历曲折反复在汉武帝时代才完成的货币改革还标志着对货币认识的深化进步。自春秋以来，货币的轻重信用主要用于稳定市场交易，其中又以稳定粮价为主。到了汉代时，桑弘羊制定的税赋征收运输方法已是国家朝廷利用市场物价的地域和时间差别，通过收购投放的市场买卖方式，从而实现赋税贡物的轻役且增利，是钱财物资全面统合的“平准”、“均输”！而历经曲折反复的国家朝廷统一铸币，也远远超出维护钱币自身的等值统一和信用稳定，更是涉及民生货币的资源共享，产业国办！而且，统一稳定的货币价值信用已经成为平利差、益农耕、正民俗、安国防、固国政的必要必须！

历史前行不是畅道坦途，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召集民间文学贤良听取民意，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此会争辩激烈，留下了丰富的文史资料，文学贤良在会上尖锐批判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斥责官办产业是与民争利，要求复古放开，而桑弘羊坚持国家安全利益，陈述经验教训利害关系，可惜口舌之辩也是众声压寡，桑弘羊面对不懂不知国策也都是据实而来的儒生们不时唉声长叹，结果是酒铁开放，不过铜钱还是官铸还是五铢。

然而，集权的威势效率总还是令人期待，西汉末年号称“周公再世”的王莽新政就迷信政令威力而不时乱发政令，其经济政策也有一些是对汉武帝方略的更名变形的继承，但在货币发行上却反道逆行错得荒唐离奇，他设计复古的金、银、钱、龟、贝、布，共“六泉二十八品”，史上确有过数品种货币的同时流通，但其品种间的折算历来由交易双方适时协商，难成定制，秦时有布帛折钱的强制律定，结果显现的是布帛其质量差别还不足信而丧失行货资格，王莽欲在六泉之间设定制，每种货泉又划分不同面值，最多的布币竞多达十品，更是增添换算难度，反而为投机奸狡之徒撤网开门，再次诱民陷罪！如此漠视历史经验教训的迂腐愚蠢，招致世荡民乱，在反对势力的战争中，王莽死于乱军之中，唯有铜钱刀币因工艺精美铭文填金而成为文人雅士所珍爱珍藏的“金错刀”！

东汉币制恢复为金银和五铢，现在还可见铸钱的铜范。史籍上记有东汉末年部分割据地方铸铁钱，仅值铜钱一半；还记有东汉末年时财政极其困难，朝廷欲铸虚值大钱又怕添乱而不敢所止；所见到最多的是东汉比西汉所赐臣用金急剧下降，此现象意味着大量黄金退出货币流通，现在有人分析猜想是首饰器物消耗和佛道兴起而塑像法器耗金太多。

货币流通萎缩是国衰民穷的症侯，黄巾军的农民起义爆发，汉朝裂分而亡，中国社会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三四百年的动荡时期。在分割对立还不时争战的时局中，货币流通受阻，钱币信用不再，轻小残劣的铜钱和徒有虚名的大钱铁钱也是将就混用，于是乎，有的朝廷还干脆禁用钱币，谷粮布匹食盐牲畜真的就复古重来，毕竟，物物等值交换才是货币最真实的前生本原！由于等重的布帛比谷粮价值高，所以朝廷税赋官员俸禄以及赏赐多用布帛，且史籍里多有记载记述。其间，在局部的短暂的安宁年头的朝代，也曾铸造发行过铜钱，工艺也还不错，铭文呈多样化，还产生了年号钱，在新疆西域还发现了无孔冲制的铜或铅的金属币，有图案汉字，也有不确定文字的字母符号，显然存在着外来的影响痕迹。此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梁国（502-557年）出现了金银以两计，铜钱穿贯算的文字记载，并扩散引导了后世的货币计量。

在极度缺钱的年代，自然就萌生对钱财的慕求渴望，摇钱树的幻想演变留存为铜铸钱树和雕刻画图，青蚨的血钱回飞传说也广为流行以致青蚨竞成为钱币的别名。追求钱财已成市俗文化，想必其时也是丑态丛生，《晋书·隐逸传》记录有一位隐士：“鲁褒，字元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以后（291年），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盖疾时者共传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终。”其刺斥时弊的《钱神论》值得抄录几句：“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者贫弱，得之者富昌。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官尊名显，皆钱所致，无德而尊，无势而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我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于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缺钱时代而多议钱，这也是再自然不过，在多年的反复纷议之中，也会有通识共论被记载流传并影响后世。因史载散繁，在此则归其要害简说：钱不可废，谷粮布帛诸物不便运输流转，钱币肯定必需；铸钱造币不能“惜铜爱工”（节铜耗，省工时），评赞五铢钱其轻重币值恒稳独一，国家铸钱才能塞奸止伪，才能钱货既均，远近若一；国家缺钱不是因为铸钱耗费谷粮工役，更不是公争私利，而是铜源匮乏，毁器铸币，难以长久，急需的是勘矿冶炼。这些经验归论非常精辟实在，钱泉行货能够促物流殖衣食已有千古实证，其沿袭发展不可废；铸钱也伴生弊端是因为钱制币值的大小轻重不稳定不统一，这也是自有钱币诞生以来反复重复演示的经验教训；缺铜害币则更是有众多史录书载还可以据实查证的事实，东汉末年缺铜以致出现了斩凿去边的五铢剪廓钱和铁钱、董卓入长安即化五铢熔铜物（铜人、铜马、铜钟、铜器）改铸无字小铜钱、三国两晋南北朝则长时期不铸钱，即便铸钱也是虚额大钱和轻薄小钱，而且数量少，至今都是存世稀罕、禁铜物毁铜器专用转用于铸钱币已是常见世态，铜源匮乏已成无争共识！

隋王朝再次统一中国，虽然历世短暂仅几十年，但在货币管制上却极其绝决，除了矿产冶炼禁止私营之外，最突出的就是对市场流通钱币的监控：在开皇元年（581年）就铸造“其重如文”的规范五铢钱，并在京师各关口悬挂“样钱”，凡不合制的铜钱都回收重铸；开皇四年则明令禁用旧钱，还不时入市抽查店肆钱币，但凡发现使用旧钱就没收熔铜再铸，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自是钱货始一”。现存世的隋钱中有一类因锡铅含量较高而泛白的“白钱”，其工艺精致，钱文美正，或许就是缺铜时期的过渡产物。不过，官钱缺铜掺锡铅，民间盗铸则混铁皮，隋末唐初也就还有过一阵子假伪铜钱混杂的短暂时期。

唐王朝兴盛，在钱币上也有重大改变。唐朝开国后的武德四年（621年）铸行“开元通宝”，就此终结流行七百余年的“五铢”钱，而且连“铢”这个重量单位也一并废除。华夏中国从商周起始以黍之颗粒为最小计量单位，十粒黍所连长为寸，十粒黍其合重则为垒，十垒即为一铢。“开元通宝”每枚重二铢四垒，每枚为一文钱，十文钱合重一两，一文钱既标示价值亦标示重量。以往，二十四铢为一两，从此则铢垒皆废，钱也就作为称重计量数额，随后的需要发展时代进步才继续十分为分、厘、毫、丝。

国家统一铸币存在一个极大的弊端，即相关物料运输的耗资用役，此弊不仅劳民伤财，还直接加大铸钱成本。国家统一铸钱不仅要维护市场流通秩序，而且还是朝廷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降低成本就是收入增加，所以，鉴照前史之反复，权衡利弊所得失的经验教训，唐朝在武德四年之后相继在各地设置钱监，常设的有十多处，最多时是有几十，以规范钱币制造实现增收节支的国家统一铸钱，但民间采铜制器却并未设限，只禁铸钱。

唐初兴得益于农工织商在无战安定年代的物产流通发展，伴随其后且日益显然的则是国内外商贸流通助繁荣，然而,时间流逝和商贸兴盛都会累积为贫富差距，反映在钱币流通上则是大量钱币脱离流失！唐代历年铸钱，在盛唐的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40年前后），年铸钱为三十万贯，铜钱“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然而年年铸钱却日趋缺钱！其实在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就因缺钱而铸造以一当十的“乾封泉宝”，结果是引发盗铸成患，第二年就赶紧令停。缺钱的原因其实也都明白知晓，穷人无钱用，而富人却用不完而贮藏；万国来朝贸易带走大量铜钱，即便当作铜材带走也是赚钱盈利的易货交易；佛教兴起而耗铜众多，所以，禁贮禁海都由朝廷颁令实施，只是收效甚微且有反复。至于唐武宗在会昌年间大举限毁佛院，其实与历史上的其余三次禁佛的最主要原因都一样，就是土地、劳力和缺铜！除各地保留个别寺庙之外，铜佛铜钟铜罄等铜物均化铸制铜钱！

唐玄宗时期是虚盛致衰的急剧转折，唐玄宗怠政溺乐腐化挥霍，而财政经济形势却早已显露败象，其治政的田与兵在这里不说，只说钱币世象。唐玄宗初年（712年）就设立“垫陌”税，凡官方的现金开支，一律采取每贯千文抽取二十文的方式,这时候缺钱还只是财政表象；其在位的第19年，唐玄宗颁令铜材国购，且禁民易与制器；在第22和24年，又连续诏敕：钱与货兼用,违者依律刑罪！显然，缺钱已是当世市俗大势！由于唐玄宗怠政溺乐任纵奸佞，安史之乱爆发，本可抑控的局部反叛又因军事指挥失误酿成家国大乱而影响深刻深远！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民生经济恢复仍然慢缓，从钱币铸造史上也可佐证。其乱之前的年铸钱量迅即萎缩一半仅保留十多万贯的水平，缺钱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是突显！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准铸“乾元重宝”，该钱币重量翻倍而币值则以一当十文，故又名“乾元十当钱”，接着又铸“重棱钱”，其币又大了粗细两道“重轮”，也再略增重，但却是“当五十文”钱，其结果则是盗铸再又隐兴难止扼，杀人惩罪再多，也是刑律失科条，法罚不能守！无可奈何之下，官方不时调整比价缩减差额，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几次下令将三币化差趋同直至均为一文钱，这才使此难平息消弥！贞元九年（794年），张滂奏：“……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值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贯减耗……”，翌年，唐德宗敕告：不禁铜器。若销钱为铜则按盗铸刑罪；贞元十四年，盐铁使李若初奏请：“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缯帛价轻，禁止现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请指挥现钱任其往来，勿使禁之。”上从之；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诏令：禁用铜器、禁铅锡铜上市交易；元和三年，诏曰：“货泉之法，义在流通，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当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今欲著钱令以出贮藏，加鼓铸以资流布，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义切救时，情非欲利。若革之无渐，恐人或相惊，…计周岁之后，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元和六年，又诏敕“公私交易，十贯以上须兼用绢帛”；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诏：现在用钱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莫若从俗之所宜，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宝历元年（825年）唐敬宗敕：销钱铸佛者，按盗铸钱者论罪；会昌年间（842-847年）全国性熔佛铸钱，“会昌钱”皆铭铸钱地名；唐末的天佑二年（905年），唐昭宗敕令：八百五十文做一贯钱通用，每贯钱抽陌八十五文。

仅录唐代极少部分涉钱的典律史籍，就可窥知唐朝后期确实存在着日趋严重的缺铜钱现象，因此，朝廷开征“垫陌税”且逐渐加大，货币流通和民间交易则是铸大钱，兼绢帛，限铜锡，甚至官准民愿的欠缺百五十文竟然也可以充满贯！其实，社会发展商贸远通迫切需要高值大钱，然而，铜与钱以及其价值却又实在难以平准，尽管君臣们适时察势不停地通变救时，但还是未寻求到合理理想的恒稳政策方式，只是给后人留下积累借鉴的经验教训。透过唐朝实施的钱币典律，还可以看到君臣们对货币认知的巨大进步：钱泉本该流，但事实上却有贮藏止流，所以颁禁贮助流的法令，只不过受时代认知所制约，禁贮助流之法还行难通！铜钱外流，危及国内钱流物通，所以要禁铜钱出海远走，甚至连国内市场也受限；钱币内循，则物产货通，利殖赋丰，所以，内外有别，州府解钱禁而任其往来！这其中所体现的则是货币不变的泉流本质与国家掌控的主权意识！

货币价值与信用在唐朝是以随俗任虚的谬错形式存在而继续分离。钱串贯用及缺钱充贯对货币信用造成深刻危害！贯钱串用不便分拆查验给不法奸徒的劣币夹混掺假使伪提供方便机会，而名实不符的虚数充整则更是纵恶俗，失信念，丧法威！在缺铜的现实情况下，或许可以迫不得已的顺势妥协，但违愿逆意的妥协应该是为扶本正直创造缓冲重建的时间时机，妥协不改且继续妥协则势必深化妥协的危害，唐朝在货币使用上正是如此，其结果不仅只是货币价值失去信用，而且还是放任奸狡，纵容虚假，致使世俗道德失范，朝廷法令失威，德败俗乱则已是政衰，国政衰败更需税利支撑，厚征则虐民，如此则促使农民起义接连爆发！黄巢义军则史传留名！历史的细节或许大多已经遗忘，但史实则正是大唐分崩离析，五代十国轮番登场！

五代小朝廷替换延续也只五十余年，割据一方的小国家也安定不了多少。乱世解决不了缺铜状况，中国的货币又呈混乱混杂，有的朝廷铸了些钱，有的朝廷则没动静，而打击惩治假钱劣币的法令倒是朝朝代代相延续！有铜的小邦国铸钱很积极，但国小也有限，缺铜的小藩国就改铸铁钱，铁钱一时兴起甚至还延续至宋朝。铁钱货币的兴起并不是铁价等值可折物，而是世俗民生需要物品流通的价值替身，是货币价值与信用的继续分离。当时的楚王马殷就是巧妙地利用铁钱货币的轻重效用来促进一方民生。马殷明晓物流利殖则民富之理，其治楚时以楚市无税而招徕客商，“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商人皆知铁铅钱价值信誉不高，而且“钱既厚重，市肆以券契指垛交易”，收铁钱不如易货物，所以直接贸物而去，楚国则因此“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以至马殷薨故时“群民号洮，念不欲生”！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继续平定四方，至975年再次统一中国，庙号宋太祖。宋太祖重文治，宋朝根据唐朝覆裂教训也制定采取了相应的继承与纠过的系列政策，“杯酒释兵权”因评说众多而世人皆晓，但宋朝在开矿铸钱与纸币创新方面的顺势政绩却少有赞誉论评！

北宋初，朝廷继续铸铁钱，这还可以看作是缺铜状况的延续，但真实的史实是，不论北宋南宋都曾连续的批量铸造铁钱，而且数量并不少，是中国铁钱铸造最多，流通最广的时代，不过，宋朝铁钱的铸造流通并不是因便利贸易物流的需要而产生，也不完全是因为缺铜，而是将唐代禁止铜钱外流的货币主权意识予以承续延展，坚定明确地实施国家对货币资源的有目的的流通管制！

起先是在巴蜀地区铸铁钱，甚至还禁铜钱，因为巴蜀地区较晚归属宋朝范围内，又与尚未归化的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交流联系，铜钱要防止流出不回，而铁资源已在巴蜀广泛开采利用。铁钱在流通过程中与铜钱的比值逐渐拉大，形成“小值钱”，尽管后来还铸行大铁钱和减重大铁钱，但铁钱还是贬值或者说是回归真实的本值，以数枚甚至十当一的比例等值于铜钱，是价值事实上的“小零钱”。以大重铁钱折合铜钱所表示的也还是铁的价值比铜低！北宋在宋太宗时（976-997年）每年铸小铁钱50万贯，宋真宗时期（998-1022年）每年铸行大铁钱21万贯，到了宋神宗年代（1068-1085年），大铁钱的年铸行量已超过80万贯。北宋从西夏战争起始，朝廷就一直在西北前沿地区推行铁钱，即使面对铁钱贬值民不乐用形成的阻力，也还是退让至铜铁钱混用的货币制度。南宋国土退缩，但在长江以北则强制推行铁钱，南宋铁钱的年铸造量基本维持在70-80万贯的水平。宋代行铁钱本是护铜稳币，但划区行钱实际上也分割了物流地域，还阻碍了钱物流通！南宋有许多文人对人为的货币分区提出批评，其中陈造写《钱弊》一诗，有两句值得录记：“为铜防外泄，用铁乃奇画”、“一利伏一弊，救弊要得策”！

后人批评宋政：“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地指出宋政忘本失本！宋朝对唐弊所防范的不仅在兵权军备上如是，在钱币流通上亦如斯。

唐代缺铜，宋代则大力发展冶铜铸币。在宋真宗年代，每年铜钱铸造量已超过百万贯，随其后的宋仁宗时期则达到三百万贯以上，并持续至北宋末，其间的宋神宗时期则更是达到五百万贯之上的巨量！这还只是铸造铜钱的数量，宋朝对原铜严格实施国家收购，所有铜质器物皆由官坊制作出售，其产铜量还不能只以铜钱贯数计算，不过，钱贯折重很简易明确，加上铜器物的粗略估计部分，宋朝其时的年产铜量已超万吨，而欧洲则是在几百年之后才达到中国宋朝当年的水平！现在存世的古钱币中，也是以北宋年间的铜钱为绝大多数，不论是在中华本土，还是在周边邻国，考古发掘搜罗珍藏的大多都是北宋铜钱就是证实！

钱多自然有利于商贸物流百业兴繁，“清明上河图”就是绘录北宋年间汴京繁华的都市风俗画。宋代尚文治，行宽和，生产发展，技艺进步，四大发明的具体且广泛应用都出现在宋朝，勘探钻井、工程营造、医药诊治等等技艺都已搜录编书，不过，更为流泛常见的是街肆物贸瓦舍勾栏的货流铜荡色淫歌扬的市井文化风俗，其所渲染的大多是物丰意贪姿逸享乐巧趣千态，当然也还有个人的思欲奢盼念想绵缠情怀万感。而且这种习气都是由上例而下来。

宋朝大开科举广招文儒，但这些熟背“四书”者却不善适时察势以论策，所以给俸而无任的冗官闲吏特多，滥官以至史无前例。宋朝官场实在无法恭维，沉溺安乐不思进取饰非掩过坐待升官已是常态，如此则促成吏治沉暮腐败。宋仁宗时，张方平上疏：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惴惴危恐，一举一动皆恐遭人议，苟且因循，求免谤咎，哪有功夫心思为国？宋仁宗也是感叹：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日日上殿又何益？！宋朝在太祖太宗之后实在少有治政建树，在税赋钱币举措上更是留下必须认真镜鉴的深刻警示教训！

宋初以来，铁钱铸行，铜钱速多，商贸大发展。其时，舟船漕航车马路程的长途贩运已成规模，而钱重运难耗费多则势必劳民伤财抵减物流商利，于是，无需船运车载的纸币应运而生！

世人常说纸币的产生受汉武帝时的“皮币”形式所启发，但这还并不怎么妥当贴切，其实还应该追溯得更久远，西周泉府放赊贷，应该是有收付凭据的，战国时慎子已将书契列为世俗公信，在古代，世人公认且标有价值还存在信义的书契凭据才是纸币最早的滥觞！

汉武帝时征凶奴，为尽快解决边防粮草征收就推行“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的粮食边籴而钱币京兑的异地纳粮取钱方式，当然，京都取钱是需要持有纳粮入粟的书契凭据。唐代商贸也兴隆，也存在钱币运输问题，财政的地方上缴与朝廷下拨都存在大量的钱币往返运输，商人的钱货同样也是运送往复，商人精于算计效益，就地将钱币交纳给官府军营，然后在京城从调拨钱币中收取同等数额，这种异地钱币支取方式就称之为“飞钱”。因为“飞钱”是商家与地方官员私自协议，所以一度遭禁，但由于有利于朝廷民生，在唐宪宗时就改由户部、盐铁、度支三职官府联营“飞钱”。

宋初，川蜀行铁钱，铁钱更是厚重，需要书契录钱垛为计，“交子”就此由益州（今成都平原地区）开始流行。交子的功用其实就是飞钱的扩展延续，交子起始流行于民间，其最早的行始时间现在尚未见到准确书证，根据《宋朝事实·财用》等书籍记载，交子在宋朝时最初由官府特许十六户民办专营，十六户统一用纸印制，“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兼错，以为私记”，每张交子的钱币数额都是临时填写，任何持交子者都可以异地取钱，兑取现钱时按每贯扣除三十文充作手续佣金，十六户则每年为官府提供修仓治水的劳力物资，作为特许经营的报偿。不知是因为挪用资金还是周转失灵，也不知是一家还是几户产生了交子失信问题，告到了官府就被勒令停办，但交子实在是公私两利好处多多，各地要求官办的吁请不绝，1023年，在宋仁宗即位当年的天圣元年，益州官办交子正式发行，纸币从此诞生！

官交子以国家信用为后盾，除便于钱币兑取之外，还可以用于交赋完税，这样就更利于其流通，是全新形式的货币！官交子只是一纸货币，这就还标志着货币的实用效能与价值信用可以彻底分离！以往的货币，无论是贝帛，还是金银铜铁锡铅，其效用价值不论怎么虚估偏离，但都还是集于一身，交子纸币则完全以价值信用存在，信义在则价值存，就可以兑现等值的钱币或直接赎买事物（税赋劳役器物），钱泉货币其最原始原本的器用事物的交换本质仍然永恒存在！只是因为器用事物的替代载体形式产生了变化，所以，交子纸币的价值信用成为必不可少的先决前提！官交子的产生是随着商贸活动延拓普及及货易交换批量增大而形成，意味着社会发展经济活动钱物流通都得以顺利快速增效！交子纸币最先诞生在中国，毫无疑义地表明当年宋朝的经济繁荣富足，然而，历史事实却确凿无误的警醒世人：技术先进财物富庶文化兴繁并不能保证国家的强大和民生的安定！科技经济文化都只是治政的从属部分，政治统治的正确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和民生的安定！这就是史家点评宋代治政只知防弊而忘根失本的依据原因！何况，宋朝诸政策所注重的也都还是宽和放任，遗留下来的也还是屈辱惨痛的经验教训！

民办交子只是节省钱币运输的耗费和提高钱币流通的时效，都是钱币的先交后兑，与货币发行无关。官行交子则不然，不论是印制还是流通，都是有备实用在先，是国家信用的纸币发行，官交子第一年印制发行就是“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此后年年不时加印，虽然也有对交子纸币虚滥不实的批判指责甚至局部禁用的反复，但几十年后的宋哲宗时期，交子的印行量已达三百七十万贯！交子纸币因有时效和地域的“界”限，还不是全流通，这也深化了钱币分区的弊端！

宋朝防范唐朝“缺铜”之弊而大量铸钱印币，但意料不到其朝廷的政务军需开支却还是资金匮乏！朝廷缺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战事频繁且败多；滥用挥霍成积习；不识钱本缺源泉。宋朝国防观念淡薄，养兵观念荒唐，外战常败就以贡献财物换平安，先夏辽后金元都是越贡越多越欠揍！宋朝耗费铺张不稽如流水，不仅禄俸众多闲冗官吏，还大量安养不劳兵士，至于朝政内府的奢华排场土木兴建更是动用天下，“生辰纲”、“花石纲”都是臭名昭著！接下来还需要对宋朝的税赋货币政策予以延拓评说。

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之策实际上是国家掌控主导大宗批量的商贸物流，以利润最高的商贸收益支撑战事几十年，收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良好口碑和显著实效，但在“盐铁会议”之上，桑弘羊难抵群儒，其有效政策不能延续，先是削减，后是湮闻，结果是西汉末年及东汉都是财政困窘，货币流通萎缩！唐朝刘晏在安史之乱后，先在地方，后为朝廷，也是采取“均输”“平准”原理以管理盐铁漕运等税赋经营事务，同样取得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的成效，尽管其属下在其身后敬崇效仿其策，但时远事隐，唐末缺钱日趋显然！宋朝承袭唐后期的显见弊端而在货币铸行流通和赋税征收上大做文章。宋太宗时就诏令七百七十文为一贯，七十七文为一陌，此为官省制定，故称其为“省陌”。宋朝对商贸交易按“十抽一”征税，这样就还有对谷粮、布帛、物资的“省斗”、“省尺”、“省斤”。宋朝规定在赋税里钱币占一定比例，但这却没有吸取唐朝教训，唐代夏钱秋粮两税法引起系列问题而被迫修改，宋朝如此税赋也是问题丛生危国害政，但是，主张全面改革的人在那时都没有好结果，范仲淹的新政尚未行权就遭罢免谪贬，王安石的变法屡遇阻扰只能辞相归田。北宋不敢进取图新，那么保守维和则失地退缩已是难以避免！

宋朝铸印了那么多的钱币，而朝廷里又没有存钱，自然就是流落民间，“藏富于民”了。有人估算过，至北宋末年累计平均每户占有铜钱三十贯，若加上铁钱和前代钱币，再算上不断增发的纸币，每户的钱财还要更多！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每户都应该是家有余钱，而且还是逐年累积增多，钱袋鼓囊！但事实上“藏富于民”却并不是民富均益，而是贫富分化严重！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欧阳修上书反映地方官府征收过重而百姓无钱，其中有句“淮甸号为钱荒”，自此，“钱荒”一词就被反复提及且困惑众人不已，直至南宋灭亡！宋朝的“钱荒”只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生存状况，地主商贾官僚也是极其富有的一大帮人，北宋的改革者遭遇保守派围攻而无法施展才能，南宋的投降主和派能够压制抵抗力量还时常占据上风，这都说明了宋代确实还有一部分利益既得的官僚富户以及还过得很不错的普通民众，但能够产生政治影响的官僚富户以及利益既得者大多都是贪钱唯利的私己者，既不会关心贫困者而掏钱割肉趋向利益均沾，更不会出于公心保护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物质的贪恋已蒙蔽理智的思考，科技领先物贸通达文化兴繁都没能使得国家更强大，北宋的屈辱献贡求和还频繁挨打，南宋最终被吞灭的结局就是真实的史证！元灭宋之后实行的是民族差别政策，那些当年的主和投降派及贪恋私财民全部都堕入社会底层，弃公忘国沦为奴，倾巢之下无完卵，不知有几人能从史实中醒悟警觉？！

宋朝的贫富分化从开国之时就存在，宋太祖憎恨分权割据的战争，在平定诸藩统一中国时就尽可能以威和招安归顺朝廷为要旨而容忍保留了各地的地方利益和贫富差别，为防范割据再生又释解将领兵权，其防兵弊却忽略兵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贫富不均和权利争夺！结果是从太祖执政之始就不断发生农民的起义和邻邦的侵犯，直到南宋彻底灭亡！

宋太祖登基第七年，征藩统一的大业还在行进之中，农民起义就开始爆发，此后局部的起义内战就从未止息，北宋时期的农民起义规模都相当大，普遍都曾侵州占府或踞地立根；南宋时期则因民族对峙战争为家国大事，起义内战大多以流寇海盗形式存在。“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均贫富”、“反剥削”的旗帜口号，已经鲜明突出的显示其宋朝的农民起义战争都是因贫富不均而起，只要查看宋史，历年来的起义战争大多都爆发在中国最富裕或相对较富裕的江淮江南两浙沿海地区！其中，水泊梁山根据地最持久，即便宋江受招安后也仍有农民军常驻扎，而影响最大最深刻的就是方腊起义，方腊起义军在两年间攻破六州五十二县！方腊起义虽遭朝廷严酷镇压，但国家却迅即丧民三百万以上，而宋朝当时也不过是一千多万户，这就深刻地伤害削弱了北宋国家力量，数年后北宋帝王在对金战争中被掳，败退割地的南宋朝廷迁都！

宋太祖及其宋家后代君臣并非不知贫富不均之患，也都知道起义农民及匪盗皆因衣食无着而暴乱，但却不是从治政根本方略上化解缩小贫富矛盾，而是试图以“募兵制”来弥患。宋太祖有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是有叛兵而无叛民。如此见解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也有史例可证，然而，因势逼险迫而求生骤变的暴动战乱事例在宋前和宋时也都有大量史实，与年岁凶乐并无必然关系！这种治政观念本身就片面存谬错，而“募养失职犷悍之徒，招聚无赖不逞之人，悉收籍之以为兵”的方法制度，则是对“兵备民战而有国防”的彻底遗弃颠覆！且不说“竭民赋征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优坐食之校”的诸多荒唐，这种厚养的“犷悍无赖”之兵将，在对内的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因为有朝廷支撑和部分期盼安定的民众后援而容易占据优势得胜，但在应对倾国而来的外族侵犯时，却因贫富裂民，养兵缺训，防军威又限令，如此这般根本就不能聚国力而战，所以就是连年败绩，君王不授权于将而亲征上前线，不料却遭俘掳，留下的是千年靖康耻！内战凶残，外战孱弱，就是自北宋起始！

再回说宋朝的钱币经济。宋朝大铸铜钱，且对铜材一直都在掌控之中，但宋神宗年代的最高铸钱量不能持续，在北宋后期，朝廷又开始禁铜器，还产生了成本较低的胆铜制造方法，也就是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化学提取铜材的方法，尽管宋朝历代君臣努力铸钱印币，其中交子在宋哲宗时（1086-1098年）的发行量已达三百七十万贯，但是忘却了货币之本！钱泉如流，钱流原本伴物货，物不货或缺物可货又哪来钱泉流通？！物产增多不及钱币铸印增速其实也就是缺乏物产货易，钱多物少则价高，生产生活费用渐涨，物贵自然又觉得钱荒，开矿采铜已难以为继，所以禁铜器改铸钱可以省略矿冶成本，所以低成本胆铜也适应需求而产生，至于铜器官坊歇业，冶炼工匠返农，贫富差别继续拉大则都在不言之中！

回头再看盛唐缺铜，其实与大宋钱荒极其类似，只是宋代铜业实在发达，缺铜的错觉不会再有，而且唐朝宋朝都已经有了铜钱的成份构成汇录记载，宋钱的含铜量要比唐钱要低一些，宋朝很关心的是铜钱的材料制作成本，不过宋朝君臣偏重于防弊，而将物物等值货易交换的本原本质已经淡忘！

自汉分唐裂之后，中国周边小国已经不能简单用外族邻国作区分，尽管他们都保留有本民族的游牧习俗，但在地理血缘政治的文化文明历史里已经深深地烙上中国印，后来又都统一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货币的承续演进上，金国就特别的明显突出。汉武帝时期的粮食边籴钱币京兑的方法一直沿用于粮草，北宋时的粮草交割凭据其名为“交钞”。金国在贞元二年（1154年）也开始发行“交钞”，不过金国的“交钞”不只是粮草交割兑钱凭据，而是货币纸钞。其纸钞先后发行充实为大小两种面值，大钞是一、二、三、五、十贯，小钞是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文。起先交钞也有时效，在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宣布取消时限，交钞就成为金国全流通的货币。纸钞印制比铸币要容易得多，也就更容易滥发而贬值，但也更容易更换新纸币，在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就废交钞而改行“宝券”，此后只要察觉过滥就更新纸币，在元灭金之前就更新过多次，名称也都是宝泉、通宝、通货……之类。金国纸钞反复滥行，其间虽还铸造过面值不等的银币，但高值量小，不能维持货币流通秩序，社会危害还是众多且严重！只要查翻金国历史，契丹军队先后的叛乱和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已经削弱危及国政根基，金国不敌蒙元遭覆灭，其实并非仅只是军事指挥失误的原因！

南宋因物价上涨铜业萎缩也曾查抄铜器铸钱，不过铸钱量还有北宋的一半，每年约一百五十万贯上下，这比唐代还是要多，实际上这也算是很多啦，因为南宋国土人口不比大唐，况且南宋的铁钱铸造量并没减少，而且纸币发行量则继续增多，巨量的增多！

北宋的交子有地域和到时需更换的限界，是官方发行的地方性纸币，由于交子的便利好处多多，其流通难免越界，北宋末年就发展为“钱引”，纸币走向全国。与“交子”、“钱引”同时流通的还有“会子”，以往的有价书契大多与官府有着联系，因为涉官的交易量大且经常，必须考虑运输成本和时效，如粮草交钞和最初的交子之类，“会子”则是商贸流通兴盛而起始于民间的有价书契，会子以彼此信义为根，其书契价值不涉官，不扣税，异地存兑方便安全，会子凭籍依存于个人信义，在亲友间初始，自然形成有流通的地域范围。会子也曾一度遭官禁，如同交子一样，会子的汇兑功能有利于公私官民，于是在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由官府承办户部发行，当然也还是要扣除税费。以国家信用印制的会子当然也就是纸币，会子设有流通时间限界，数年换界使用，以控制发行量。但后来是前界尚未到期，后界则已经发行，且发行量巨额递增，会子也就没有了限界，会子钱引无限界则比交子更轻易的形成滥印失控，起先还采取交税抵赋钱币各半和放银投钱收兑纸币甚至卖官爵售公田的一些维护钞币信义方式，后来就几乎放任，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印行二亿三千万贯，至理宗宝祐年间（1253-1258年）其纸币发行总数竟达三十多亿贯！而每贯仅值一两白银的七千五百分之一！“市井视之粪土不如”！为稳定民心，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朝廷又发行“金银现钱关子”，地方官府则还铸有“钱牌”。铜铅制作的长条状“钱牌”，其实就是高值大钱，一枚面值几百文或几贯钱！“金银现钱关子”则是国家发行的高值纸币！高值大钱纸币一出，则“物价益踊，楮（纸币）益贱”！宋度宗虽一再下诏：“严申减落之禁”，但无济于事，数年后，元军南下，不几年，元吞宋！

北宋南宋如此滥币自然引发多种忧思议论，君臣文儒见解纷然，不仅钱币滥行致使物贵价踊已有深刻共识，而且还上升至民生困苦国家安危的高度！宋臣吴潜曾上奏：金人之毙，虽由于鞑（蒙元），亦以楮轻物贵，……百缗之楮（百贯纸币），只可以易一（碗）面，而国毙矣！元臣（金降臣）耶律楚材说金亡：（滥币）以至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借鉴！而宋朝兴亡其实还有更多的经验教训值得警惕镜鉴记取！

元灭金前后就曾效仿宋金印过纸币，以往的零散的地区性的印币行为从忽必烈为元朝首立国号的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统一。元吞宋，统中国，纸币印制量增大，在总结金宋滥发钱币的经验教训之后，元朝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颁布十四款的“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系统的纸钞发行法规。当年印行的至元钞与中统钞以一比五的比例同时流通六十年以上。元朝几乎没有铸铜钱，为便于市井交易就还印制有二文、三文、五文的小额纸钞，元朝纸钞体系亦因此最是完备。纸钞是元朝的主流货币，纸钞取代了铜钱！

从成吉思汗立国蒙古到元朝彻底溃败总共经历一百六十余年，蒙元统辽征夏灭金吞宋统治中国也只不过百年出头，由于反元战争和农民起义从未中断，而且元末的各地起义军占据江淮江南大片地区，元朝实际有效掌控中国还不足百年，但就是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骑马携弓征战四方，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蒙元以武力一度占据极其广袤的疆域，世界各民族也在战乱动荡之中跨越地缘阻隔而交融交流，而华夏文明则乘势影响世界更是深远深刻！

是时，朝鲜、日本、越南，以及印度、东南亚、波斯都效仿中国发行纸币，有些小国则直接混用中国的钱钞！《马可波罗游记》惊录纸钞流通：“凡州郡国土及君王所辖之地莫不通行。……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货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还有非洲人《伊本·拔都他亚非旅行记》记述：“中国人不用金银铸成的钱币来交易，他们买卖所用的媒介，是一种大如手掌，上面印有皇帝玉玺的纸币。”这些游记带给更远的西欧非洲是更加生动的启蒙和震撼的刺激！

当物-物货易发展为物-货币中介物-物流通时，作为货币中介物的价值信用日益承受关注重视，而自身的实用功效却一而再三的经受约束限制，史上重复演示的禁毁铜器铜物，表象是矿乏铜缺钱荒，实质上也可看作是剥夺铜材的实用功能，仅限定其充任价值符号价值信用！纸币钱钞的诞生则解放恢复了铜材的实用物质身份，尽管纸币钱钞也有工料成本，但其实用功能和价值符号则融合唯一的体现货币的价值信用！货易物贸就形成：物-货币-物。由于货币从远古起始并越来越清晰的显示包含交换折算支配人力事功，所以货币的功能还可以表示为：事物-货币-事物。由于事效物用都可以用货币价值来计较衡量，所以事物与事物的交换折算关系还可以更直接简洁的表示为：事物功效等于货币价值，或者简化为：物用等于币值！

明朝继续发行纸钞，而且“大明交钞”从未更名，但其信用价值却逐年低贱贬值，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发行纸钞，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有书疏录记“每军士给钞数百贯，计值不过数十文”，纸钞贬值为原值的万分之一！明朝起先也曾效仿元朝实行禁钱，但在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就解除了银禁，在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又解除了钱禁，纸钞在明朝世俗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是为朝廷提供了无货先印钞无收可预支的财政手段！

在朝政对流通货币发行管制干预的波折反复历程上，迷乱现象混淆遮掩了生产发展物流通达所造成引发的物价趋涨价值趋高的必定必然！然而，重实务实的炎黄子孙也必定必然地会顺从适应此一趋势潮流！在铸大钱发高钞的反复挫折教训之后，低于黄金高于赤铜的白银悄然登场！

黄金白银作为高值贵币从未脱离流通，但也一直未能成为世俗市场主流。在汉朝，官营的产业和商贸已主导大宗交易，而民间交易额有限，铜钱价值就可以满足日常交易，黄金多是君王对下臣的主要赐赏。至唐朝，货通物流商贸发展，但承续铜钱流通大势，且民间缺少金银，所以金银也不能普及流行。其实，现存可见有汉代的金五铢，南北朝、隋朝、唐朝都有金银钱记述，不过金银钱大多都是皇家贵族的显耀，例如唐玄宗在承天门宴会百官时，就曾向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争拾之。”从宋朝起，金银钱特别是白银就已经日益频繁的现身民间，银锭碎银更是成为常见的货易之物，不需翻查历代食货志就可以从宋词元剧明小说等民俗文学作品中看得清楚明白。

白银流通在明朝已成世象，明代文史大家王世贞就将常用货币比较论说：“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目多而产目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邑烂；是以白金为之币；长也。”白银流通由朝廷逐步推行：明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6年），官员俸禄开始部分的折支白银；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福建地方官府实施“纲银法”，将徭役折银并结合与田亩税赋一并执行；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部分州府开始实行徭役田赋合并的“一条鞭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对工匠征收代役银；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一条鞭法”逐步完善向全国推广；直到明末崇祯年（1628年）之后，“一条鞭法”才在全国落实。至此，徭役田赋改革完成，白银也全面取代铜钱纸钞真正成为货币主流！

但是，明朝的货币变革也还带有明显的官僚主观的盲目强制性，城镇贸易生活可以普遍流行使用银两却并不代表农村农家同样也有银两！徭役田赋全都折银而计确实可以促进商贸物流，而无银缺额的农家哪怕是在丰收年景也必须贱卖谷粮或土地，甚至卖妻鬻子凑银两！农民失地失家则只剩一条活路，那就是起义！明朝也就是在内战外侵的双重打击下而趋于溃覆！

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后及肃荡明朝残余势力之前的顺治八年至十八年（1651-1661年）也曾印发纸钞，也就是利用货币信用募集兵费军物，战事稳定后就停止发行。清皇室本为金国后裔，金亡之痛还记忆犹新，故而停钞。清朝循前例而法定千文铜钱折白银一两；银钱并行。银两真实价贵胜过虚值的大钱高钞，铜钱零用也便于日常交易，此外还有钱庄票号的存在发展。由于一两白银值抵十斤铜钱，又没有钱孔缗索的空间重量累赘，所以白银的实物运输量也就不算大，况且还有银票单据的传递，这种货币结构体制应该可以满足朝廷财政、商贸物流、市场买卖的多重需要，然而，现实状况却并非乐观，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就显现缺银物塞诸怪状！

其实，在明朝当白银上升为主流货币之际就产生了缺银现象。当时的明大臣分析为两大原因：赋税折银与富豪贮粜。明臣谭纶的疏文：“天下之农夫织女终岁勤动，弗获少休（极少休息），每当催科竣急之时，以数石之粟，数匹之帛，不能易一金（一两白银），彼一农之耕，一岁能得粟几石？一女之织，一岁能得帛几匹？而其贱若此，求其无贫不可得也。”明臣靳学颜疏文：“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益贵而货益贱，而折色（赋税折银）之办益难，而豪右者又乘其贱而收之，时其贵而粜之。”

顾炎武书《亭林诗文集》，其中录钱粮弊状：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一县之内，竟千余人卖身入营伍，逃亡自尽者不可知！清文士唐甄著《潜书》，其中抨说银弊：清兴五十年矣，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

他们所录记的事实现象其实所表明的是银荒钱缺物滞货积，是人为法定银钱货币没有顺应谷收物产之量，未能充任物物货易中介助流之职，以致物货壅塞钱泉不流，还造成人市及逃亡！朝廷官府的施政不当已是为害深重，再加上富豪对银钱货物的投机贮粜，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自然是苦不堪言！康熙年间的银荒物壅与宋朝的钱滥物贵是截然不同地两种极端，但根源都在于货币流通量的掌控不当所产生的问题！若继续深化认知则就是：可货易的物产所值与在流通的银钱之价已经失衡不等！简言之：物用总量不等于货币总值！

中国历来就是自由的市集交易为主流，若非朝廷官府的法令强制，银荒物壅的状况极其罕见，因为物力赋役，物物货易，物劳互换的古老传统就足以化解货币中介缺乏的人为虚假暂时性的问题！而自由交易必然累积的物贵价踊贫富分化则是每朝每代都重复反复的出现产生！

清朝经历康乾盛世之后就再次显现贫富悬殊之害，实际上乾隆年间的物价已经翻倍，嘉庆十九年的物价则已是翻番！物价上涨促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分化导致失地农民只能卖力受雇于各类矿区工坊，是无产赤贫的“棚民”，贫困者对不公所蓄积的不满一旦起义暴动，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非常突出！其实在乾隆末年就有了民众起义事件，清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川楚陕豫甘各地起义的白巾军在九年间攻克县城二百零四个，势众情炽！这场局部战争由于起义白巾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和长远规划而遭分割剿灭。但白莲教起义令朝廷震惊，大清国由盛转衰，国基晃摇,由此而起！至于后来道光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其民族浩劫，国家灾难则更是惨痛深刻！

有人曾根据史料统计：“嘉庆一朝，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军费支出就达到两亿一千万两，为前所未有，一次战争，等于消耗了国家五年的财政收入”！而道光朝爆发的太平天国十四年运动内战则扫荡摧残中国最富庶的半壁江山，国运凋敝，生灵涂炭，其动荡战乱之世的人为灾难祸患已不能只以钱财数额生命数量来简单统计！然而，朝政开支有常，再加上军费超支，还有对外战败的赔款，因而还急需增补朝政收入。当初，顺治平定大局之后，康熙雍正乾隆相继出台“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不时在地方甚至全国蠲免钱粮，再就是摊丁入亩，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嘉庆不违祖制，朝政又添开销，于是各类加捐杂税渐出，后来的继任朝廷则更是变本再加厉！如此墨守成规则税赋失名而旁门左道杂出，政乱系由不敢正视现实而起！

清代的货币政策失误及多变也是麻烦不断，银钱价值起伏不定。

清初，努尔哈赤令铸“天命通宝”分满汉两种铭文，满文钱略大，示意满人强过汉人。太祖定鼎燕京后的第二年又铸一钱二分重的新钱，规定七枚新钱折银一分，旧钱则要加倍。“民间颇病钱贵”，民众抱怨新钱太贵，就更定十枚铜钱准银一分，同时废止旧钱通行。在修定“钱法”时，又以“一钱二分五厘”为定制，“钱千准银一两，定为画一通行之制”，各地钱局铸钱需铸产地简名。其时“官钱壅滞”，又令“银七钱三”搭配开支。由于各省钱局铸钱不精，私铸的假伪钱也是滥行，为此又精造“宝泉”、“宝源”，皆重一钱四分，相应的则还有回销旧钱和更严厉地惩处私铸钱。

清朝从康熙起铸纪元钱，此后凡嗣位改元皆循例铸钱。清代铸钱决不“惜铜爱工”，不仅铸工精良防私铸，而且普遍超重，“康熙通宝”重一钱二分，此后的各代“通宝”、“元宝”都不低于此，大多都是一钱四分，最重的是嘉庆钱，重一钱八分，是特例。然而，钱重则意味着超值（实际价值超货币价值），超值价不平则产生造成新的问题！铢值钱价都是名实相当的货币，每每货币值价不相当（轻小假伪的低值或大重高额的虚价），无不引发祸乱！清朝君王贪图虚名而铸超值重钱，就是典型的“可不为而乱作为的自招灾祸”！

首先表现的就是超值重钱被私销制器，如此官铸民销促使禁铜令再出。不缺钱不缺铜时期的禁铜器令却更是竣严，至乾隆初时的禁铜令包括有：禁制五斤以上的铜器铜物；三品以下官员禁用铜器；三年内民间铜器折价输官，逾期以藏匿禁物罪；至于禁令颁而仍行制则比照私铸钱，对奸民罪犯、告奸奖赏、官员究责的诸多条款就不再赘言。不过，不缺铜而禁铜，限制铜物器用也实在说不过去，所以乾隆后来听取臣疏而取消铜禁。

新发超值重钱还须限用销熔旧钱，这样一来就相当于还限制剥夺了庶民原有积蓄的钱财，而且远僻边地仍是新旧钱杂用。康熙二十一年，福建巡府金鋐和朝廷大臣徐乾学分别上疏陈情：自古皆古今钱相兼行使，听从民便；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隋销古钱再充铸，只是钱之变；闽粤岭外，古钱易代仍听流通，宜听民行使。康熙准奏，尽宽旧钱废钱之禁。将古钱铸新钱视为费劳耗资的钱变钱的钱法之弊却并非全面正确，新旧兼用即允许重轻混杂，于是乎私铸轻钱复起，刑罪难禁！至四十一年，又有廷臣看不下去而请罢小制钱，仍铸一钱四分的重钱，新旧钱暂兼行，新钱千准一两，旧钱准七钱。康熙亦诏从之。然而，此奏并非从价值轻重的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私铸轻小钱的屡屡犯罪还是“竟不能止”！

此外，超值重钱还导致钱银价不平，钱重不等则折银价亦不等，常常是以七百七十文至八百八十文钱的变动数额折银一两，钱银比价因钱重不一而长期反复起伏波动！

及至乾隆年间，京师仍是银钱价不平，银一两仅易八百文。御使陶正靖疏陈：钱昂之弊系由经纪蠹害钱法，遽命革除之。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则言：钱贵之弊在於私毁牟利，若铜掺铅锡铸青钱则销钱者无利可图。经实验后准此。当然，同时又严令私铸钱禁！还重申贩运囤积制钱之禁，凡积钱百千以上，以违例论！乾隆帝则明白地谕告：“今之言禁者，亦第补偏救弊，非能正本清源也。物之定直以银不以钱，而官民乃皆便钱不便银，趋利之徒以使低昂为得计，何轻重之倒置也？嗣是宜重用银，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间总置货物，皆以银。”不过，既非正本清源，其策其禁之成效则均极其有限！

自有钱币以来就已是私铸止难，若钱法谬错则更是伪钱滥行诱民陷罪，乾隆末年物贵价踊，宋朝矿闭景况再现，官钱不善而诸多停铸，如此则促使私铸益多，假伪错杂混用！嘉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动乱与道光年间的内外战争浩劫都使得仅存的冶炼铜运迟滞，钱又匮贵，市侩狡商居奇增值，奸民私铸相踵而起，以往青黄官钱是铜掺铅锡，而私铸伪钱则是乱掺沙土，粗劣假钱竟然还有的是掷地即碎！钱法大乱！

乾隆时期也还有两项钱法必须如实赞评。西北回疆地广人稀，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居住地，历来与中亚诸国保持有联系，钱币亦混杂，清初，北疆行用内地制钱，南疆流行无孔冲制桃仁状的普尔钱。康乾盛世也使得回疆地区向心稳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朝廷颁式於叶尔羌，销熔普尔钱，铸两钱重的红铜“乾隆通宝”，背面是左满文右维吾尔文的叶尔羌地名。二年后，阿克苏请铸，准许以叶尔羌之例。二十九年令，回疆铸钱永用乾隆年号。西藏用金银却无钱币，尼泊尔的小银币章噶因此也在西藏流通。但外域制币者常以假伪银币套取西藏的真金白银而引起纠纷，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朝廷允许西藏制造银钱，形状仿章噶，是中国最早的冲制无孔圆银币，重一钱与五分两种（《清史稿》只录两种，实际上还有一种重一钱半），名曰“乾隆宝藏”，背面是藏文，边廓识年分。这两种以地域流通为主的钱币都有明确的与银两折算标准，属于中国的货币体系，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物流沟通，也加强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国是国际贸易盈余国，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再加上历代自产积累的白银，中国有的是银子！但中国的白银历来是高值贵币，主要为国家财政和大宗贸易所用，从唐宋起始的银锭大多为五十两一锭。清朝官方明确规定白银用于财政开支、工程耗费、贸易结算，都是大额收支，也就还是沿袭了银元宝五十两一锭，但制型独特。这种以便于大宗结算和运输的官方银锭设计却忽略了更经常普遍交易的市场需要。

中国历史上从未禁银，也从未规范银制，大统一的中国其疆域辽阔，放任自流的民间铸银必然导致白银纯度和衡重不一，当明清白银上升为主流货币时，白银的成色与衡制就成为问题。在衡制上，“关平”、“漕平”、“库平”、“市平”、各“省平”标准不统一，同一锭银的用途或使用地不同，其折重时的最大相差可达百分之四五；在成色上，各地银产的差别更多，“如遇交易，皆按照十成足纹递相核算”，这就很是繁琐麻烦。在大的城镇设有银炉房和公估局，或是熔铸为本地成色衡重，或是鉴定称重进行折算，但在乡镇农村则用银不便，虚伪混杂难流通，如此银制一方面造成任由铜钱病弊反复危害世俗民生，另一方面则为国外银币进入中国留置了大量空间！

明朝海路延伸，中外经贸发展，国外的银币银洋也流入中国，及至清乾隆年间，国外的银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小额银币很快就显示了其优势，成色重量稳定，价值信誉度较好；工艺精美如一，仿造很难；可多可少，便携易流通。当货币的价值信用日益凸现时，货币自身的实用材料却相对缩减，铜钱的产生时是这样，银币的流行亦同样如此，当银元鹰洋价值趋高时，买银制币也成为外商经贸项目，中国白银开始外流，而巨额的战争赔偿更是导致白银外泄！白银的流失又反过来使得银价上升，一两银值二千文！

白银外泄而匮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咸丰三年（1853年）始发大钱，先后铸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百、……、当千共十四种大钱，还有大铁钱三种和大铅钱。大钱复出则故态复萌！钱恶民不安；奸商乱价，囤居匿货；盗铸丛起，死罪日报却不可止；大钱急剧贬值；当百至当千及铁铅钱渐废，其余大钱或后废或折用，最终还是应当回归铜钱本值！咸丰三年还同时发行两类高值纸币，“大清宝钞”以铜钱为计，“户部官票”以银两为计，其面额各有多种。发行“宝钞”、“官票”时曾允诺可纳税赋，各地官府实施时却是铜钱白银钞票混搭交纳，甚至还有拒收，所以钞与票也是急剧贬值，越是高值贬值越快，拖至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诏告废止！

咸丰时，因矿冶大部分停业而铜苦乏。同治时，实由孝钦显皇后慈禧垂帘操持。其时，内外交困，兵祸连结，慈禧锐意主持，起用汉臣平定内战，但对外软和丧权辱国！东西方盗匪趁势瓜分我国土，侵夺我国朝政主权！在财政货币上则表现为海关权丧失，外国货币涌入中国，几十种银元鹰洋硬币纸钞占据超过我国货币流通量的三分之一！慈禧懿旨，赏唐炯巡抚衔，专督云南铜政；外采洋铜，命李鸿章到天津用机器制币；筹划机制银铜币，创办国家银行，“思划一币制，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衡”！

在国权残缺的情况下，“思划一币制，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衡”，只能是理想愿景！从光绪八年起，各地官府已经相继用机器成功制造出银元，其中，广东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筹建机器造币厂，次年就制造出以绞龙纹为标志的系列“光绪元宝”。光绪十五年，广东造币厂又开始制造系列铜币铜钱，铜币系列起初背面也有龙纹，也曾用名“光绪元宝”，嗣后定名皆用“大清铜币”，钱文图案也极其简洁。机制铜钱则名为“光绪通宝”，背面是满文“宝广”，“宝”为机制铜钱之名，后一字则是造币厂所在地的简称。广东造币厂的银元铜币铜钱影响全国，各地均开厂制币，各地自制也就有了轻重大小厚薄以及成色、年份、地名的差异，但所有银币都有龙纹，“龙洋”就是中国银币系列的代名词，铜钱系列则有了“宝福”、“宝吉”、“宝浙”、“宝川”、“宝直”、“宝沽”、“宝奉”、……等等，一文铜钱枚重一钱，因缺铜减重后也得耗铜七八分，而且因物价上涨还是难以保本，所以先后停罢，而铜币系列二文的面值都算是小币，当十文、当二十文的更是铜耗少的高值币，稳赚不赔，所以各地机制铜币的积极性蛮高，其品种也是繁多。

当初张之洞主持试制银元，每元耗银七钱二分，不料各地积极效仿，银元迅即广用，这种以“元”为单位的计量方法与传统历来配套的以“两”的计量体制发生冲突，多了道折算的程序，应当改制统一，哪知却引发维本崇洋政治文化色彩的争执，十一省持“两”，八省主“元”，朝廷就此定为以“两”计，并一画成色份量审慎安排试制试行。原以为“两”、“元”之争已经尘埃落地，又因为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薨故而再起波澜，宣统二年，崇洋呼声响亮，银元仍定前名，银币一元为主币，另有重量递减的五角、二角五、一角三种；镍币五分一种；铜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为辅币。银币系列值价相当，倒也无大妨，至于想当然的低价值的铜币系列，则决没有哪个省的造币局会去干蠢事！

晚清国人不甘外国人在中国开银行吸资牟利，盛宣怀奏请开办通商银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官商合资商办官督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是时，朝野众议东西洋各国皆有国立银行，能主持国内外财政，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允户部奏，翌年，朝廷控股的“大清户部银行”总行成立，并在各地设立分行，光绪三十四年扩股更名为“大清银行”。其时，相伴随从的还有四川浚川银行、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交通银行、殖业银行等等各类合资合股民办私营银行相继成立。就在“大清户部银行”成立的同时，官府还开办了纸厂、印刷厂，朝廷发行的银票纸币再次回来，据记载，在短短六年间，共发行银两票五十四亿余两、银元票一百二十四亿余元！这还忽略了各分行发行的铜钱票，至于各银行发行的地方性行业性流通的也可充作临时性钞票的各类各种银票兑换券有价证券票据就更是五花八门无法罗列！

光绪中叶，英国的英镑腾长昂起，原来一英镑兑华银四两一钱六分五厘，后来竟渐增至八两以上！而殖民盗匪又往往强行要求贸易结算和战败赔偿折用英镑黄金，如此状况令国人深感不安，痛惜国家币制不完善！出使大臣、朝政御史、地方巡抚纷纷建言提议：积金筹币；内用白银一统币制，外用黄金对等易值！光绪三十年，户部已明确蓄金造币备用诸策，纳官者亦可用金，然而，朝政不稳，及至皇制终结也未能企盼得以施行！

民国新立，但货币混乱依旧，当时财政部有文书录述：“现在各省货币，复杂异常，不能划一。福建习用日洋、站洋；东三省通行羌帖、老头票、正金钞票；西北各省行使银两之习惯未除，偏僻地区习惯用制钱之风气未改”！后来的南北两府军阀割据的政治状况更是助长延长了币制混杂！

云南一直是清朝产铜制钱时间最长产出最多的省份，民国初年，云南东川钱局铸行了一批两种为“当十”、“当一”的机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