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鸿生西北工业大学:关于教条主义之误

关于教条主义之误：
1975年4月，姚文元等人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毛泽东阅后批语是：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可惜的是激动中的人们以为“革命潮流不可阻挡。”他们忘记了毛泽东的警告，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走向自己的反面。

无论是战争时代或是建国时期，毛泽东的成功都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是其思想的精髓。文革的失败的原因恰恰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盛行。文革的口号是批判“封、资、修”，实际的情况表现为把封建主义的批判止于破“四旧”――破坏文物。着重点则在批判“资”与”修”，此二者其实都是属于“资”的范畴。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

中国没有过成形的资本主义，却有顽固的封建主义。如果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直接引导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也就放过了真正的对手封建主义，却与虚设的资本主义展开堂.吉诃德式的搏斗。于是出现了怪异的现象：作为反封建的理论“自由”与“人权”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加批判，封建主义者和工人们结合成了盟友；以“四大”为标志的“文斗”演变成“派性”和“武斗”,社会陷入封建割据式的混乱，慈禧式的“女皇”也应运而生了；更可笑的是为终结“小农经济”而建立的“人民公社”演变成宁要种草，不要种苗的组织，这些组织还进一步演化为各种类型的“唱诗班”、“大批判”组。教条主义走上了唯心主义道路，中国变成了神的世界。

文革的历史告诉人们，摆脱三千年的封建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质变建立在量变的基础之上；也告诉后人，教条主义的祸害非浅，中国的国情是反封建而不是反对并不成型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是反封建的斗士。后人评论毛泽东的一生功过，以为“三七开”或其他，显然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说法――孤立、割裂地看待问题。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反映的正是反封建主题。
但是毛泽东不是神，同样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毛泽东本身并没有错，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和偶然，是人类自身无法随意改变的客观规律，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自身的缺陷，关键在于如何面对。
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是伟大的实践。他的《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一文很明确地表达了实践出真知，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思维。当现在的人们高谈市场经济的时候，他们应该意识到，是毛泽东时代的实践为后人提供了经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其政治经济学研讨的对象则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斯大林有过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事实证明是谬误。而毛泽东则在60年代就已经看到斯大林式的谬误，开始了中国的探索。现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苏东式的崩盘，毛泽东当年的决策不能不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教条主义依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严重存在。一个高级精英在CCTV的节目中坦诚，他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可是他却以权威的形象出现并影响、参与了改革政策的制定。他凭什么参与决策呢？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听了一次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课就大受启发，他们准备着站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肩膀上去摘取诺贝尔奖。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得到诺贝尔奖，可是这一过程需要中国的工农阶级为他们付出多少学费？他们在获得西方的奖赏的时候，中国将步入怎样的荒唐？
否认西方现代的先进性，是在故步自封，不符合我们传统文化的开放性，我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的，这在秦李斯的《谏逐客令》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而李斯的老师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表达。但是学习不是为了迷信。现代的“知识精英”们却有一种非常浓重的“科学迷信”情结，他们根本不愿意正视现实而耽于他们的幻想，在他们的研究中事物是扭曲的。他们邯郸学步，把西方的东西照本宣科。现在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内在原因基本上来自一些所谓“牛津博士”的刻舟求剑，误害苍生。

不能正视中国的现实，将失去自我，陷入教条主义。事实上，从孙中山至今，中国人犯的许多错误都和教条主义有关。历代成功者都是一些脚踏实地的人，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学习西方经验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孰为重？我们认为不可偏废，但求优化结合，即所谓“中庸”，确实很难，但是不能不为。应该遵循的原则只能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回归生动活泼的现实世界，使人民能以其激情和活力投入新生活的建设。马克思的哲学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终极归宿。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场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共产党人也并未忘记这一终极目标；而在人的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代中国，人学目标获得了现实性。共产党人与时俱进，认识到人不仅具有“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而且是一切事业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核心就是实践论。要用“实践唯物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问题。实践既然从客观条件出发，当然体现为对人的价值的追求，以实现实践论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统一。人在实践中出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主体的问题。所有这些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真义、继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凸显了其现代性。
毛泽东说：艰难的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要求极大地“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３１１页），这就把人的“自觉能动性”同实践的客观条件性的关系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地位。 　
邓小平以“解放思想”为前提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强调实践及其决策的价值导向，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等。在邓小平看来人民群众是选择主体，他把实践的创造性质和自律性质结合起来，倡导改革开放，在实践中走出“新路”，这是人的历史创造论的阐明和发挥，是对于马克思历史观是一个坚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