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真正上海人应该知道的事情——青红帮

“青红帮”历史2006年10月28日 星期六 01:00 A.M.一、青红帮的由来
青红帮组织，红帮建立在先。红帮本名“洪门”，青帮(亦作清帮)又名“安清帮”。
洪门始建于清初。在清兵入关、明朝覆灭之后，一些明朝遗老和不甘心受满清统治压迫的民族志士，结成秘密团体，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他们基于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代的怀念，故以“洪门”命名。洪门是反抗清朝统治的组织，为了躲避清朝官兵的剿捕，早期多以高山老林为根据地，活跃于江河流域。盛行于西南一带的哥老会，亦属洪门支系。白莲教、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等秘密组织，也都是从洪门衍变而来的。
洪门以“忠义”二字为统治思想。组织形式仿效梁山泊，以“山”命名，例如太行山、终南山、九龙山、少华山、武当山、楚金山等。山下设“堂”，如忠义堂、忠信堂、仁义堂、洪顺堂等。帮内均以兄弟相称，没有辈份之分。帮中执事分“内八堂”、“外八堂”。“内八堂”的职位是：“龙头”(亦称“山主”，有正副之分)，“坐堂”(左相)、“陪堂”(右相)、“礼堂”(掌管礼仪)、“执堂”(掌管总务)、“刑堂”(掌管刑法)，以及“盟证”、“香友”(均为客卿)。“外八堂”名义上有十排，计：一排“心腹”(“外江总督”)、二排“圣贤”(军师，通常由和尚充任)、三排“当家”(掌管粮饷)、四排“金凤”(亦称，“金姐”、“四姐”，弟兄们的家室)、五排“红旗”(掌管号令、执法)、六排“巡风”(巡营查哨)、七排“银凤”(亦称“银妹”、“七妹”，未婚女子)、八排“守山”(山口守将，通常以道士充任)、九排“江口”(山口水口守备)、十排“么满”(卫戍)，十排中的四、七两排为妇女散将，不入堂，故称之为“外八堂”。入帮上山时，要交纳钱粮，以三、三十六、一百零八为掭’准数，不能多，也不能少。“三"表示桃园三结义，“三十六"表示贾家楼三十六友(亦称瓦岗三十六友)，“一百零八"表示粱山泊一百单八将。
青帮来源于红帮。相传有洪门中人翁某，钱某、潘某被清王朝收买叛变，把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改为安清保清，另立门户，成立安清帮。安清帮不再以“忠义"为本，而以混杂的僧道俗“十三祖”为供奉的偶像。他们把过去的兄弟相称，改为师徒相传。组织形式，以帮命名，例如北方常见的“嘉白帮”、“江淮四帮”、“嘉海卫帮”等。安清帮香堂分大小两种，大香堂供“十三祖”，有达摩、慧能、陆祖、罗祖……，以及创帮人翁、钱、潘等；小香堂只供翁、钱、潘三祖。安清帮的辈分，原定二十字，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到了清末，这二十个字用完，又添了“大通悟学”四字，即二十一辈至二十四辈。民国以后，帮中人又续添二十四个字，即：“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法修行。”在帮中称之为“前二十四代”、“后二十四代”。
安清帮投靠清王朝以后，清廷责成安清帮护运军粮，从杭州运到通州，沿运河设码头官，分段护卫。洪门视青帮为叛徒，洪门有一谚语：“由青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青，抽筋剥皮。”由于长江航运原在洪门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洪门见安清帮护送的粮船就打，并曾杀害了不少安清帮的码头官。后来海运发达，粮食改由海道北运，运河失去作用，安清帮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转而投向其他行业，如开设赌局、妓院、烟馆、戏院、戏班、澡堂、茶楼、饭庄、旅店等等，以至走私贩毒，贩卖人口，或为军阀、政客、资本家充当保镖，打手、刺客等。安清帮遂演变而为结交官府，坐地分赃的恶霸流氓集团。
二、青红帮在天津的活动
天津位处九河下梢，是水路运输的中转枢纽，船舶云集，商业繁盛。航运行业是青红帮的主要职业，因此帮会势力随之而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曾严令禁止“混混儿”打架斗殴，并惩治了一大批流氓恶霸，从而帮会活动大为收敛。至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褚玉璞进占天津之后，青帮分子又大肆活动。原因是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原在山东系青帮头子，属“大”字班(二十一辈)，来津后收徒不少。厉的徒弟白云生更是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如大恶霸袁文会即出自白的门下。从此青帮在天津的活动便嚣张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而企图吞并华北，纠集青帮分子及其他流氓匪徒，组织“便衣队”，在天津制造暴乱，曾几次从日租界冲出，到东马路、大胡同、金钢桥一带，鸣枪骚扰，向天津市政府施加压力。其中最猖狂的一次是在于学忠担任河北省主席期间，省政府警卫部队击毙了一名进行挑衅活动的日本警察署特务张德禄，为此日本警察署向于学忠发出照会，责令缉捕凶手，为死者偿命。随后日本警察署唆使青帮头子袁文会纠集其羽翼爪牙，为张德禄举行出丧**，抬着张张德禄的血衣，沿东马路，过东浮桥，再穿兴隆街绕小关大街到金刚桥旁的省政府，高喊“为张德禄偿命”的口号。于学忠的警卫部队受命严阵以待，防范意外事件发生。这一群民族败类未敢轻举妄动，又抬着血衣返回日租界。“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更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宠信。他为虎作伥，利用青帮为日本效劳。在日本特务机关支持下，袁文会组织天津安清道义会，由“江淮四帮”“大”字班的吴鹏举任会长(吴死后由盐商王慕沂继任会长)，副会长为袁文会、张逊之，“嘉白帮”“大”字班王大同任顾问。安清道义会的地点设在三岔河口金龙大王庙。安清道义会成为日本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御用工具。 日本投降后，安清道义会解散。国民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把青红帮控制在手，并指派金玉波协助(金系上海大流氓)。由于内部勾心斗角，各派系酝酿多日也无法合作，只好分别成立两个组织：一是忠义社(后改名忠义普济社)，一是共济社。忠义社由陈仙洲任理事长，张俭斋、朱佑衡任副理事长，姜般若任顾问，周大痴任常务理事。忠义社下设九个分社，大部分以脚行码头为主。共济社以张逊之任理事长，参加者行业比较复杂，有妓院、戏院、澡堂、饭馆的老板以及一些地痞流氓。这两个帮会组织，全属于国民特务外围组织。直至解放以后，这些组织才被摧毁。


几个青帮头子的劣迹
天津的青帮头目中，有所谓“东西北中四大霸”，即袁文会、刘广海，佟海山、王士海。其他比较恶名昭著的有江湖骗子王大同，开杠房的魏子文(绰号“魏小辫”)，大连码头脚行头子杨聚祥，东浮桥菜市脚行头子翟春和(绰号“翟瞎子”)，小刘庄摆渡口的把头张凤楼，东站脚行头子马金龙，饭店业年光垚，旅店业高步云，戏院业李吟梅，影院业杨季随，妓院业李万有等，此外还有一些专搞“腥赌”(且骗人赌博)的如李连城、王云波等。红帮头子有姜般若。
(1)汉奸恶霸袁文会
一九四0年冬，我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经天津日租界“红帽衙门”(日本宪兵队)特务刘恩第的介绍，结识了袁文会。当时袁文会住日租界闸口街北口，是一所二层楼房，内有四方大院(后来袁搬到亨得利胡同)。我和他往来接触约计七、八个月的时间，在他家中结交了青帮中的许多人。我清楚地了解到袁文会是一个杀人越货、淫乱无伦的亡命徒，甘心充当汉奸特务出卖国家利益的民族败类。他的羽翼是一群趋炎附势、为虎作伥、捧场架势、卑鄙无耻之徒。袁文会的叔父袁八，早年在日租界芦庄子鸿义栈开设赌局，袁文会从十来岁时就在袁八的赌局当一名小伙计，以卖崩豆萝卜为幌子，为赌局站道报风。稍长，拜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为师。白云生是“通”字班，二十二辈，袁文会是“悟”字二十三辈。袁入帮后，又拜日租界警察署(俗称“白帽衙门”)侦探长刘寿岩为干爹。袁在帮内结交了一伙流氓，整天在一起鬼混。当时日租界乃藏污纳垢之地，坑人害命的行业遍布各处，例如赌局、鸦片烟馆、明妓暗娼，土匪小偷窝子等等。这些害大魔窟全在青帮分子控制包庇之下。袁文会等人进财之道不断增加，帮派势力日益膨大，逐渐形成日租界的一霸。袁文会夺了赌局，又夺车站码头。在三十年代，天津的鸦片走私活动相当猖獗，多从西北一带运来。说是走私，实际上是半公开的活动。彼时在绥远省有禁烟善后局，是收购贩运鸦片的机构，运津时派有士兵押车，到天津东站“下贷”时，必须买通车站的帮会头子，才能运往日租界交收货人，否则必然横生枝节。
一九三五年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一场青帮血拼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因为袁文会称霸逞强，八面进财，与另一青帮头子刘广海发生矛盾，双方都想寻找机会制伏对方。日租界有个、万国公寓，是袁文会一伙人的“窝子”，有一天刘广海率手下几个人到万国公寓办事，与袁文会的人相遇，发生误会而动起武来。在斗殴中，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被袁文会手下的郭筱波捅了一刀，因流血过多，当场毙命。刘广海以寡不敌众，乘人不备偷偷溜走，得以逃命。日租界警察署闻讯赶来，立即通知天津地方法院验尸，追缉凶手。刘广海向天津地方法院控告袁文会行凶杀人，法院传讯袁文会，袁拒不到案，派其羽顶替出庭。刘广海扬言不肯善罢干休，法院对袁文会下了拘票，袁经其干爹刘寿岩的介绍，前往大连“避风”。由于袁文会贿通法院，此案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袁文会避居大连期间，结识了日本特务小日向，彼此过从密切，袁进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后来袁文会返回天津，经小日向的介绍，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拉上关系，被派任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小日向也经袁的介绍，参加了青帮，拜“嘉自帮”“大”字班王大同为师，得以插手控制青帮。在日本侵华期间，袁文会利用其帮会组织，不遗余力地为敌人效力此外，袁文会还在日军指使下，改编土匪武装，自任大队一长，直接受日军指挥。“袁部队”经常在天津周围的农村窜扰，以搜索八路军为名，抢掠烧杀，鱼肉乡里，人民对其恨之入骨。袁文会还有仗势巧取豪夺，走私贩毒，拐卖人口，蹂躏妇女等方面罪行，罄竹难书。袁的一生，可谓之恶贯满盈，坏事做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被其仇人刘广海手下的高玉璞扭送警察局，又移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拘押，后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经天津肃奸委员会起诉后，法院仅仅判了他。七年徒刑，直至天津解放后，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被判除死刑，偿还了欠人民的血债。
(2)称霸西头的刘广海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后拜青帮头子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羽，在西头湾子一带很有势力，成为一方霸主。因争权夺势与袁文会发生嫌隙，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演出万国公寓斗殴事件，其手下大将宋国柱被袁文会手下人杀害，刘、袁两派更加势不两立。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得势，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逮捕。刘越狱逃跑，奔往上海，又避居香港，直至日本投降后才重返天津。这时袁文会已被关押，刘得意洋洋，成为天津的青帮头子。一九四八年国民在天津建立参议会，刘广海以其帮会势力，捞得个参议员身分。国民的参议会本来就是个御用工具，一个流氓头子当上了参议员也是不足为奇的。在天津解放前夕，刘广海逃往香港。
(3)黑旗队长佟海山
佟海山是在天津河东郭庄子长大的，从小便到处胡作非为。他是青帮头子王如兴的弟子，“学”字二十四班辈。他手下一有一伙喽罗，专门盗窃铁路运输物资，号称“黑旗队”，当时在河东地道外一带地区，称王称霸。
(4)丁字沽的王士海
王士海是天津丁字沽人，其父系封建脚行把头，王士海子承父业，称霸于丁字沽、堤头一带。王士海及其弟王士江为争夺脚行，曾杀害脚行把头李六，逃匿于日租界，托庇于日本人及帮会势力，逍遥法外。日军占领天津以后，王士海认贼作父，成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天津铁路警务段的日本特务头子阿部，授意王士海组织特务队，负责维护京山、津浦、京汉等铁路沿线的治安。这个特务组织命名为“义侠队”，王士海任队长，总队部设在河北贾家大桥(现河北区文化馆)，下辖四个大队，约有五、六百人，都是王士海的徒弟。“义侠队”在铁路沿线，对群众任意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烧杀抢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5)江湖魔怪王大同
王大同，山东沂县兰陵镇人，自幼失去父母，为当地基督教会一外籍女牧师收养，后将他携往国外读书，到二十多岁时，被派往南洋群岛一带传教。二十八岁时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见到帮会势力很吃得开，便冒充青帮，自称在南洋传教时曾拜南洋商船主郑老板为师，并说郑是“嘉白帮”二十班辈，他是“大”字二十一班辈。当时在上海还没有他这么高的班辈，杜月笙、王晓籁、黄金荣等人的班辈都比他小。王大同更以他善于应酬的权术，又能说英、法、德等国语言，因而名声大噪。王大同广收门徒，从他的一九四三年的收徒登记册来看，编号约计二万二千多号，说明已收徒二万多人，张宗昌、杨宇霆、何应钦、陈觉生、冯司直等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其收徒名册之内。王大同哄骗讹索的手段多种多样，在青帮中被称为“老狐狸”。王大同在天津伦敦饭店也设过香堂口，在华荫南里有他的住宅。这个人装束怪异，道貌岸然，而讹诈有术，勒索有方，是一个手法高超的江湖骗子。
(6)红帮头子姜般若
姜般若是天津红帮头子，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又笃信佛教。我和他并不太熟悉，只在北京章夔一摆香堂时见过一面。日本投降后，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奉戴笠之命，在天津重建青红帮组织，我当时是稽查处的秘书，曾有机会接触一些青红帮头子，在陈仙洲办公室里又与姜般若相见。后来我才知道姜般若与陈仙洲称为知己，姜在国民里资格很老，据说曾和孙中山在一起照过合影，后来属于汪精卫一派。由于他在社会上较有声望，所以很受帮中人的尊敬。忠义普济社成立以后，他出任顾问。他在天津还办了一个育德学院。姜般若在天津也设过香堂口，摆过多次香堂，上山的人多系小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