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郭德纲东游记台词:试析江苏基础教育名家的实践意义和重要影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6:28:35
实践理性与文化象征
——试析江苏基础教育名家的实践意义和重要影响
彭钢
1、
什么是实践？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严格限制为“能够生产行动”的意义上。进一步，他区分了实践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把客观性描述为历史给定的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把主观性描述为“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和观念。
有意思的是，萨林斯并没有认为实践的客观性决定着实践的主观性，相反他认为文化的意义决定着人的社会实践。从客观性的角度看，“狗”和“蛇”都具有成为人们饮食对象进而成为饮食实践的客观性，但西方文化系统中的食品工业和食品消费拒绝这样的实践，而东方文化则完全相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不同的文化系统所产生的意义和象征。人的独特本性在于他必须生存在现实的环境中，然而却能够根据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产行动，以文化象征的方式定义自身的实践并生产自身的实践，从而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不断丰富和扩展文化的象征系统。而联结实践理性和文化象征的核心概念则是“神经腱”，它既是一种实践理性的独特标识，又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典型象征。
研读江苏基础教育名家的实践和思想，我深刻体验着萨林斯思想的独特性和解释力，也为我理解和发现江苏基础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了颇有新意并绕有趣味的理论分析框架。我尝试着用这样一种方式去理解和发现江苏基础教育名家的重要实践。
2、
解放后的六十年，江苏基础教育界涌现了一批名家。他们以其有效的教育行动生产着卓越的教育实践，并超越了相同历史条件下的一般教育实践。从教育实践的客观性角度分析，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具有以下鲜明的共性特征。
一是具有开端性。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具有明显的“开端性”。开端具有“诞生”的意义，相当于婴儿的出生，新生命的诞生。哲学意义上的“出生”或“诞生”，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意味着超越现实的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开端”的实质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实践探索。无论是斯霞的“童心母爱”，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或教育”，邱学华的“尝试教学”，胡百良的“分层教学”，蔡林森的“先学后教”、姚芷平提出的“精致教育”，洪宗礼的母语教材比较研究等，均具有这样的开端性或原创性或创新性。人的行为的开端性也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吴天石是解放后的第一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又是文革中不屈不挠、含冤而逝的教育厅厅长，从而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以悲剧的方式镌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正是这样一种“开端性”，使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实践的重大价值。
二是具有原生性。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是一种立足本土、基于现实的教育行动和教育创造，是在现实所给定的条件下生长、形成和创造出来的产物，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具体的时代特征。历史具有空间性，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教育情境，提供了不同的教育生产手段与教育生产关系，他们只能在适应的前提下进行特定的实践，由此打上了鲜明的本土特点，如同样是名校校长的胡百良、姚芷平和蔡林森就各具地域的或本土的特色。从时代特征的角度看，历史具有时间性，不同的历史阶段提供了不同的历史条件，他们只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教育实践，并由此烙上鲜明的时代特点，如同是小学语文教师的斯霞和李吉林就因为教育实践的时代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正是因为具有原生的本土性，才使他们的实践具有了扎根现实的生命力；正因为具有原生的时代性，才能够形成基于特定条件下的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实践，构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本土特色相结合的教育历史文化风景。
三是具有普适性。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之所以是有效而卓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符合教育的本义，从而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适性。普适性体现了教育的规律性，而教育的首要前提是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以适应学生发展的方式促进和引领学生发展，由此建构教育教学的目标、原则、过程和操作。普适性与开放性紧密相关：邱学华的尝试教学借鉴和引进了西方心理学的“尝试错误”，胡百良的“分层教学”借鉴了美国的能力教学，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借鉴了英语教学的“情境”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寓情于景”相结合，而据课程论和教学论专家称蔡林森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暗合现代课程论和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普适性寓于特殊性和具体性，但它超越了具体条件和情境，甚至超越了创造者本人，具有了客观性的品质，使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能够基于自身的实践进行学习、模仿和创造。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之所以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他们个人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魅力，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教育实践具有超越性，产生了能够使人信服的回归教育规律和本义的普遍性。
教育实践的影响力本质上源于教育实践的普适性。充分体现了教育规律和教育本义的教育实践，才能形成对教育教学实践广泛影响、长远影响和深刻影响。
3、
江苏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粹客观的教育行动，一种完全受制于历史给定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的教育实践。江苏教育名家的教育实践，体现着作为人所具有的鲜明个性特色，体现着一种人的独特本性：既融入给定的教育现实环境中，又超越着教育的现实环境，以自己所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理解教育和建构教育实践，体现了充分而鲜明的实践理性。从教育实践的主观性角度分析，这样一种实践理性突出而鲜明地体现在“实践自觉”四个字上。
什么是实践自觉？我们或许可以进行全面而周延的理论建构，但我以为：江苏教育名家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比任何理论都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____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史绍熙校长，敢于提出并坚持“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的思想，并在省常州中学实施“一、二、九”方案，向当时的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直抒已见，受到陆定一的充分肯定并表扬为“中教专家”。让我们获得深刻的启示：如果说教育的本义和规律是一种外在于人的普遍客观的话，那么自觉地遵循和努力实践教育的本义和规律则是一种实践自觉；
____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基础教育已经开始出现较为普遍的应试教育的环境和压力，然而胡百良校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教育追求，南师附中每天一节体育课或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为高中学生提供了一百多门的选修课，首创中国本土式的“分层次教学”，建构适应学生发展的独特的学校课程，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南师附中教育教学的“大气”的特色。让我们获得深刻的启示：如果说教育的环境和背景是一种外在于人并对每一个人形成制约甚至“压迫”的普遍客观的话，那么超越现实赋予教育实践一种理想和追求则是一种实践自觉。
_____以杨瑞清、姚芷平为典型代表的一批乡村教育家，以一种献身精神、宗教情怀、艰辛努力，长期致力于中国乡村的平民教育，彻底改变了农村学校的面貌，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农村教育的习惯性的认识，取得了常人不可能取得的非常的成就，从而也造成了自己。让我们获得深刻的启示：如果说当下的教育风气、习俗和惯习是一种普通客观的话（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等），那么在普遍从众的环境下能够坚守自己、坚守信念，具有博爱情怀和献身精神则是一种实践自觉。
实践自觉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理想和教育追求，更是一种情感的力量和意志的力量。并在情感和意志的基础上逐步概括、提升和凝结为信念和信仰，最终成为信念的自觉和信仰的自觉。教育信念和信仰，能够在变化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教育行动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长久性，成为指导实践、引领实践和创造实践的重要支撑力量。实践自觉与实践意志相辅相成。
然而，实践自觉不是一种迂腐、愚蠢的顽强和固执，而是一种基于教育实践的开放变化所形成的批判性、生成性和融通性，这就是实践智慧。我们可以从江苏教育名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读出一种不对现实妥协的强烈针对性和批判性，看到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而不断生成的创造性，更可以看到包容多种知识、多种文化、多样性世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通性和圆润性。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自觉就是实践智慧，是一种基于实践智慧的自觉，是一种环绕和弥散在自觉四周，积淀和凝结在自觉深处的大智慧和大气度。
我们可以从江苏基础教育名家的身上发现这种实践智慧的普遍品质：从小学数学专家邱学华到中学语文专家洪宗礼，从最前沿、最西式的课程实践专家胡百良，到最本土、最乡村的教学理论发明家蔡林森，而将实践自觉和实践智慧结合和统一起来所达到的最高峰，是小学语文教师李吉林，她以小学教师的身份达到了实践智慧可能达到的最高度：撰写了八卷本约五百万字的《李吉林文集》，成为中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在江苏教育名家的实践自觉影响下，追求教育的实践智慧已成为所有优秀教师的一种专业能力、精神气质和文化品位，不断培育和造就着一批又一批学者型、研究型的中小学教师。
4、
从教育的实践理性与教育文化的象征意义相联结的角度，我以为斯霞老师的“童心母爱”的教育理念，具有萨林斯所提出的“神经腱”功能，它不仅标识出斯霞老师的个体教育实践的基本特征，同时又从本体的角度提供了教育文化的象征意义，重新开启我们对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规律的新认识、新理解和新视野，从而决定着并影响着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教育实践。
从教育实践的客观维度看，斯霞（1910－－2004）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上。上世纪50年代，斯霞创造出“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小学语文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法，大面积、高效率地提高了识字教学的质量。她的学生在两年内就认识了2，000多个汉字，读了174篇课文，在当时国内小学教育界首屈一指，被专家概括为“以语文教学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话三者结合起来”的斯霞语文教学法，在全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文革结束后，斯霞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精心培育青年教师。退休后，她一如既往地每天到学校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学校、学生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她为新中国的小学教育贡献了全部的生命。
从教育实践的主观维度看，斯霞的教育实践具有非常鲜明个人特色，她以“童心母爱”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她的全部教育实践。在教育教学中她对学生充满慈母般的温情：她的床学生们睡过，她的衣服学生们穿过，她背着学生过学校的池塘，每一个学生的温饱冷暖无不牵挂在她的心上。斯霞撒下了爱的种子，学生们也都把她看成母亲一样爱戴她、尊敬她。毕业离校了，学生们还保持着和她的密切联系和亲密关系。新华社1963年播发的通讯《斯霞和孩子》，报道了她的成功教育实践和贯穿于这种实践中的基本精神品格“童心母爱”。
“童心母爱”的教育实践，超越了小学语文学科教学的范畴，直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情感、精神和心灵的双向建构和双向影响，并标识出教育伦理和教师道德可能达到的真、善、美的高度。将童心与母爱联系在一起，不仅具有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一种教育的本体价值：教育必须基于人、为了人、成就人，教育、教学、管理必须目中有人和心中有人，从而深刻揭示了教育职业和教育专业的伦理规范和准则：教育爱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平等的爱，是一种面向每一个学生的博大的爱，是着眼于学生终身成长的深刻而持久的爱。
斯霞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及“童心母爱”的理念，成为新中国新教育的意义象征和文化标识。她的“童心母爱”是中国本土版的《爱的教育》，是实践版本的《爱的教育》，其影响完成超出了小学教育，她的名字成为教育本身，提起斯霞就让人想起教育。“童心母爱”的现代教育意义与“师道尊严”的传统教育意义，构成一对充满空间与时间张力的教育文化范畴，成为区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实践的文化座标。“童心母爱”由此而具有了文化“神经腱”的功能和作用：将当代教育的实践理性和文化象征联结和贯通起来，它不仅在当时触动了每一个教师的精神和心灵，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教师为爱而教、由教而爱、教而成爱。我们可以从今天每一个优秀教师身上看到“童心母爱”的不同表现和现实创造。
在斯霞老人去世后的一年，“童心母爱”实现和完成了最具有震撼力和感召力的表现：一个农村普通小学教师殷雪梅，在和平年代用生命和鲜血，极为自然、极为激昂而又极为悲壮地付诸实践。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殷雪梅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童心母爱”的最高教育价值，成为2005年中国教育文化的道德和伦理标尺，成为中国教育的永远文化记忆。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