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亮直通车电话是多少:思考通钢。

思考通钢是笔者探讨北京模式的一个附产品。

亡国之际的顾炎武还能够“路远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而我们，是处于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的人们。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是顾炎武对于一个古老文明复活的祈求；而我们，面对人类社会大变局中我们民族的新生，又何必空悲切。

“年年今夜，月花如练，长是人千里。”在这平静、幽闲的晚上，徘徊之中，对于未来的瞻望，是对中华民族新生的祈盼。

一、面对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官僚文化的淡化与公民意识的强化，是现代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化。

官僚文化是封建文化的一个重要属性。封建制度不可能建立于民主的基础之上，它只能依赖少数人的统治，官僚体制也就成为必须。因为无法解放社会的生产力，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封建制度――官僚制度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种种乱象，很大程度就是官僚体制桎梏性的发挥。

关于封建主义的衰落，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近代史作一个地理的剖面，我们发现它的位置排列与太阳升起的趋向有一个逆向的分布――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集。

最西边的美国是抛弃封建主义最为彻底的地方，当新教徒们离开大西洋东岸，封建主义也就被大洋的狂风吹得一干二净了，美国独立战争为美国自身制定　了人类第一套基于自由政府概念的宪法，规定政府始终处于人民的监督和制约之下。

英国是清算封建主义的始发地，早在1688的光荣革命时期，辉格党人即声称人民拥有选择君主的权力，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推翻了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英国受到其产生的科学主义，也就是弗兰西斯－培根理论的影响，注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改革只是以满足这种需求为限。英国领风气之先，为美、法、德树立了榜样。

盎格鲁萨克－逊文明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两代超级大国，与殖民主义为伴，却也帮助人类进行了反封建的大起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中国人驱逐了极其　黑暗的满清统治，使中国的新生有了可能。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辉煌不是偶然的，其中关键性的原因就是反封建，以民主代替了君主与官僚的治理。

如果以封建化的深度看，梯次为法国、德国、俄罗斯，以至于中国。

中国，一个在三千多年封建制度下有过许多辉煌的国度，公元4世纪末，来自这个国度的汉人压迫匈奴人西迁，匈奴人又促发了欧洲民族大迁徙。这一过程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也催生了盎格鲁-撒克逊一系列王国的建立。

一千多年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谁能料到人世间有这样的循环。辉煌与负担同在，兴旺与衰落相继。封建制度，官僚制度，直到现在仍然压迫着中国人气喘吁吁，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却在解放的道路上迅跑，一跑三百年。

有人辩解说，即使现代美国，仍然有相似于官僚的公务员体制。一些中国人常常耽于名义而不查其实，而在美国学习过的学者们却这样说明中国与美国在官僚内涵上的区别，《中国青年报》文载：

官员和官僚，两者的界线不是其职能而是其属性。去了美国学习的人注意到，在美国，在政府工作的官员就是一种职业，他只需要也只能按照法律对这个岗位的描述来工作就可以了；但在中国，官，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代表的是一种地位与声望,不是干职权范围内的事，而是在运权、管人。后者准确地说，叫官僚。

能否实质性地改变中国的官僚体制，是毛泽东一代革命家处心积虑企图完成的事情，但是，功效比似乎不是那么显著。这种改变，或者只能够在社会的自然演变中实现。 

二、走出经济学的历史困境：

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之一的吴敬琏认为：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

构成一个完整的命题需要它的另外一个侧面：遏制极“左”才能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延续。

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以官僚经济为内容的经济形态，它的特点是背负权力而投身于经济，与这样的两种历史形态相区别：

1、英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的贵族们纷纷放弃贵族的称号和特权，走出城堡汇入经济的大潮中；同时，农民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英国的封建体制在经济大潮中名存实亡。

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要官僚政客和贵族僧侣们放弃特权的，中国的官僚政客们愿意吗？

2、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以摧毁官僚体制为重要目的的，即使在邓小平时代，这种惯性依然强劲，在双轨制的诱惑面前，许多的贵族官僚自动放弃权力下海经商，事实上，现代的许多实业主都是这一时期的成功者。

应该承认，这两种形态是自然形态。如果我们社会的官僚文化逐渐淡化，最终这些实业者必然“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国富论》）

但是，邓小平之后，中国为了快速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不得不倚重于官僚体制的强化，于是有了国资委之类的官僚机构对经济社会的横加干预，也就实现亚当－斯密所坚决反对的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

官僚体制引导下的经济形式导致私人企业以一种不良的心态进入国有企业的运作，也为官僚集团获得难以估量的好处。国有企业被定义为无主的资产，与国企命运息息相关的工人阶级的命运基本上被漠视。

理论的荒谬、运作的荒谬引发掠夺的大狂欢，它留下的哀鸿遍野构成我们这个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

官僚经济是中国历史的困境，南宋如此，明末如此，民国如此，现代如此。现代中国能否走出这一个困境？

三、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借鉴：

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诞生，诞生于一条名为“五月花号”的帆船上。它的乘客不是旅游者，而是被英国天主教王室迫害和驱逐的一群认为上帝是属于大家的新教教徒。船上的41名男子一起商定了上岸后应共同遵守的规则，即后来美国宪法的最初的蓝本。

“五月花号”精神源于16－17世之交在英国和欧洲西岸形成的新教。如果追根溯源，还应该是来自16世纪初页的声音，新教的改革者玛丁－路德说：

“我不承认有任何解释《圣经》的固定法则。”

“教皇并不能审判神的话和我们的信心，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鉴察和审判自己。”

玛丁－路德大声地声明“圣经在外！”

另外一个新基督教的创始人加尔文说：

“如果我们从这一国被驱逐出去，请记得全世界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被抛出地球之外，请记得我们并没有被抛出上帝的国度。”

“五月花号”驶往大西洋西岸，也就是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

《五月花号公约》其实并不复杂，后来，大师林语堂甚至用完全是闽南农民的语言翻译了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人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东西――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农民，他们说，他们渴望自治，即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把公共事务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人。政府存在的理由和基础，是众人之间达成的契约。可是他们却因此被整得倾家荡产的，所以投奔新大陆。就象通钢的工人，只是想活下去，却被逼得杀人。

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素有民主风气，1215年即产生英国大宪章，其第一条就是：

“首先，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坚决应许上帝，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到了1688年，也就是“五月花号”的乘客逃往美洲大陆后的6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把天主教徒的詹姆斯二世赶下王位。

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创立的民主国家，黑格尔把它定义为“伦理世界”和“伦理理想的实现”。

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的罗尔斯，则在政治哲学之上强调了“公平”意义下的“正义”的政治价值。公平的正义被诠释为宪法民主制社会中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合作体系的共同观念，内含关于一个完善的社会合作体系观念中的正义观，它把平等观念的某些要素纳入了公平的正义的理论中，它的核心观念是平等的自由。

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方式和方法是仰慕的，但是在封建森严的中国，这样一些平凡的愿望都难以成功。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努力过，但是失败了，失败于独夫民贼袁世凯；后来的湖南人搞了一片电影叫《走向共和》，说的也是孙中山和他的追求，也被砍了，挥刀的是现代的满清分子们，因为那个时候是满清文化霸占影视的时候。　

四、瞻望：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雨果在他的著作《悲惨世界》的卷首上铭记着一句话：

“只要这土地上有着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性质的书就不无裨益。”

雨果生存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他的著作和思想的表达，也都是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内容。我们今天读到伏尔泰、雨果或其他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的文章，常常有撞击心灵的激动，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处于中国从封建体制向资本主义体制转型的时期。

马克思写到：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不能让“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洋务运动模式，或台湾劣质模式抓住现代的中国活人，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能够感到庆幸的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这一个转型，也许“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重要的是，30年的变革实践与经验正在形成崭新的理论。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思想理论，无论是政治学的，还是经济学的，都处于变革的前夜。旧时代即将过去。无论是刘国光的陈腐还是张维迎的盲目；无论是郞咸平的激昂还是茅于轼的疲乏，一切都将过去了。

这一点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打破了希籍绝对理念或是绝对精神以支撑旧制度的幻想，告诉人们，社会的变迁取决于生产力决定的物的世界的变化。

理论工作者们常常企图把历史上的理论家们分成唯物或唯心两大阵营，其实，马克思之前任何一个“物”的痴情者都不能与马克思学说建立特别的关系，马克思的“物”是自然规律的载体，证明的是自然社会的演变，是天道与现实的统一。

30年中国，是到了理论总结的时候，这个理论属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它即不是贫乏时代的教条，也不是西方某种理论的验证，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它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大跨越中空白的填补，是缺陷的修复，是无奈的解答了，是对过去的批判和对将来的建设。

实际上，我们已经能够听到它的脚步声了。

有一个叫易中天的，放着评三国得来的金钱和名誉于不顾，却大谈起宪政主义来。他告诉过大家不要学习主张“独立精神”的陈寅恪，自己却踏入不测之地。他应该听到了什么？他感觉到了什么？他受到了什么诱惑？至少没有屈原发出《天问》式的悲怆，他一定觉得有一个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他，他宁愿献出自己的安宁，也要为这个民族做点什么。

有一个叫薄熙来的人，带着他的伙伴王立军，突然闯进朱鎔基当年说到的地雷阵，一付不怕粉身碎骨的模样。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简单的打黑反腐――如同文革中的一打三反。如果能够有一个大区域，创造了洁净、祥和的社会环境，又能够引来大量的投资，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取得高张的GDP，无疑将是现代中国伟大的示范。有人认为朱鎔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有凯恩斯的成就，应该得到诺贝尔经济奖，成功的薄熙来大约没有人可以比拟，因为那是前无古人的。

中国能够找到一种理论，建立一种模式，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起码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撮“精英”――大家都焕发创业和创造的热情，就象第三帝国毁灭后的废墟上的德国人，就象受到原子弹轰炸后的日本人，挣脱了所有的羁绊，一切都看淡了，只有创造才是真实。

五、瞻望：

很难想象，循着《国际歌》的歌声，自发走向“丙辰清明”的百万民众构成了怎样一种激昂的氛围；

很难想象，顶着暴政、冒着把牢底坐穿的风险，“要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亢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似乎总能听到那种激情的歌唱。

是的，要“让思想冲破牢笼！”无产者的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无产者的解放重要的是思想的解放。

思想的解放如同“垂天之翼”的鲲鹏一样的奔放浩荡；思想的解放如同精卫填海一样的一往无前；思想的解放如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一样的“万类霜天竞自由。”

走向刑场的瞿秋白神色自若，他在一处草坪上坐下，说了一句：“此地就很好”，然后唱起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

――据说，是瞿秋白在1923年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著名的作家蒋光慈向笔名“维它”的瞿秋白赠新诗一首。

——给“取经人”瞿秋白的诗：

维它啊！中土阴沉，我们负了取经的使命，将来东方普照的红光，能不能成为取经人的心影？

我们不要中辍啊！努力罢！

——那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应当坚信啊！勇进罢！

——前路有自由美丽之神。

维它！维它！

你愿这“西来意”化成意现的昙花，还是宇宙波流中的推轮？

以上是笔者尚未完成的《中道论》中的一节，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无论曾经或是现在，都无法摆脱那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这或许就是宿命。

壶公评论写于09－09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说明：

《思考通钢》是笔者随写随发的文章，意在与网友的交流。稍加整理之后将存放于壶公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