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冲突兵种图鉴最新:经济危机后遗症:华尔街期货交易员的惨淡生活

卡洛斯·阿瑞亚以前经常在位于曼哈顿中心地带的棕榈饭店吃饭，那时候，他点的菜不是龙虾就是菲利牛排，外加200美元一瓶的红酒。

如今，他是棕榈饭店特丽贝卡分店的楼面服务生。

阿瑞亚先生今年38岁，原先在纽约期货交易所从事原油贸易工作，但是从2007年起，这份工作就丢了。他先后去过不少猎头公司碰运气，可是运气实在不好。 2008年，他不得不在棕榈酒店当一名服务生，否则很难养活老婆和两个幼小的女儿，更供不起房贷。当然，他的年薪也从原来的20万美元缩水成2.5万美元。

如果把这次金融危机比作一场洪水，那么阿瑞亚一家就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属于在洪水过后留下的大水窟里挣扎着的人。以前华尔街的一些高级雇员，都受过高级培训，且早就习惯了令人羡慕的高收入，可如今他们的特殊专业却难以转变成其他高薪职位所需要的技能，面对现实，他们不得不接受低收入的工作。现在，阿瑞亚先生甚至有可能连这样的工作都保不住了，至于有没有重归华尔街的希望，那就更加遥遥无期了。

别以为他是绝无仅有的倒霉蛋。据纽约州劳工部门统计，从2007年8月至今，纽约市金融系统已减少工作职位25000个。另据一家公共资金赞助的信息机构 ——“独预办”（IBO, Independent Budget Office）预计，从2007年底到2012年初，纽约金融业工作职位将减少56800个。

约翰·卡尔博耐罗原先是美国银行营业大厅的职员，2009年1月也下岗了。尽管他费了不少力气四处奔波找工作，但现在还是个“住家先生”。乔·莫尔隆，美国保德信（Prodential）金融集团的业务员，从下岗到现在两年了，也找不到事做，还得供养几个女儿和外孙子。这期间，他先后干过几份临时工作：熟食店售货员、看门工、酒吧保安员，等等。莫尔隆说：“以前我有三辆车，现在是一家几口合用一辆。”

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前这些华尔街的公关宠儿，反过来需要寻求别人的帮助了。而且，像他们这样的求助者还源源不断，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昔日的职业天堂华尔街竟有今日。

鲍勃·唐利是曼哈顿青年俱乐部特丽贝卡办事处的负责人。这家机构曾经从经济上帮助过阿瑞亚一家，以便大人在外上班时，小孩有人照顾，费用就由这个机构帮助支付。唐利说：“什么大公司的员工我没帮过？——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这些公司以前的员工都来找过我帮忙。我可以从他们作为家长的口吻中听出来他们的生活确实遇到麻烦了。其他人则太过于顾及面子，不好意思来找我们帮助。”

现在来寻求帮助的家长们，以前曾赞助过唐利先生的事业，可如今则反过来求唐利帮助他们支付孩子的托管费用。阿瑞亚先生有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7岁，现在都在唐利先生的托管中心参加校外补习班。

这段日子里，每当阿瑞亚先生在棕榈饭店值夜班的时候，还时不时能碰到他以前的那些同事，令他不禁想起过去那风光的日子。有的老同事还能和他拥抱一下，再说几句鼓励他的话。其他那些老同事，则多有蔑视之神情。他说：“从他们看我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肯定不会往好处想的啦。”还有一些老同事，则都和他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问他这家饭店是否还要雇人。

做为一名服务生，阿瑞亚先生整天得穿西装打领带，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得站着干活，不是引领客人就座，就是在饭店前庭的台阶上恭候客人，或者接听订座电话，同时在电脑上登记和安排座席，或者跟一跟服务员及楼面经理递给他的菜单。

在棕榈饭店有份工作，已经得谢天谢地了。可是，到了发工资的那些日子，心里总是甜中带苦。阿瑞亚说：“到了周末，我终于可以拿到工资了。可是我会想，要是在以前，我一天就能赚这么多。”

阿瑞亚先生的太太丹奈丝，也得出去打工。她现在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行政助理，每天早上6点钟就得出门。而阿瑞亚先生本人常常得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才回家，周末也没多少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每天晚上，他只是在上班中途休息的时候才能用手机打电话，向女儿们说声晚安。

阿瑞亚先生和别的家长一样，都到了准备送孩子入学的时候了。他已学会了如何给女儿扎辫子，学会随手把皱巴巴的汗衫放进洗衣机里，也知道哪家超市的牛奶最合算了。

阿瑞亚一家现在也没条件在外面吃饭了，俩女儿也退出了芭蕾舞学习班，家里也看不起有线电视了——虽然他们刚搬进新居时所买的平板电视机还静静地立在客厅里。

上个月，阿瑞亚一家已开始还不起房贷了，这是他们买房以来第一次出现断供的情形。他们的储蓄已几乎花光了。他们现在住的这套公寓套房，每月还贷、地税和各项杂费就要6200美元，而他们俩口子满打满算一个月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4000美元。三个月前，他和妻子就开始申请调整还贷计划，可银行方面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申请还在研究中。他们很担心自己的房子会成为法拍屋（foreclosure）而变得一无所有。

前不久，大女儿竟懂事似的问阿瑞亚先生是不是得搬家了。他告诉女儿，他也不知道。大女儿甚至问：“咱家到底需要多少钱？”

阿瑞亚先生说：“看着女儿说话的神情，我可以判断孩子正在打她那个装零钱的小猪罐罐的主意了。”他躲进了浴室，偷偷哭了几分钟，擦干了眼泪，才敢走回客厅。

阿瑞亚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从小生活在皇后区（Queens）附近，那里是属于工薪阶级居住的地方。后来，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纽约人一样，借助在华尔街的一份工作，迅速享受到了舒心的生活方式，包括房子——四年前用96万美元买的，地点就在曼哈顿的电池工业城附近，度假不是去卡波圣卢卡斯，就是迪斯尼乐园或拉斯维加斯。

阿瑞亚一家2005年购买的是预售房，首期只需房价的20%。房子有两间卧室和两间浴室，离他所在的交易中心也很近，这样阿瑞亚先生不但可以多给家人一点时间，上下班路上也可少花不少时间。而阿瑞亚太太也善用Excel图表对家里的一切开支进行精打细算，以防止信用卡透支，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她甚至还能预留一笔长达5年的救急资金，可这笔救急资金如今也用完了。阿瑞亚先生说，如果能找到买主来买他的房子，即使只是把本钱捞回来，也就很幸运了。

1992年，阿瑞亚先生中断大学学业，在曼哈顿的这个交易中心谋到一份工作，并从一个跑堂工迅速晋升为专职交易员。期间他还换过不少工作，从摩根大通这样的大公司到阿仁经纪等小一点的企业，他都干过。他最后就是在阿仁经纪这里下的岗。

阿瑞亚先生上高中时就是一名摔跤好手，他在商品交易中心几乎得手脚并用，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对他来说，所谓的夜晚就是凌晨，而早上4点半，又得开始一天的忙碌，困了累了，就用咖啡提神。

阿瑞亚先生说：“你每天都得准时打卡上班，然后就是一天的忙碌，那样子简直像要置对方于死地似的，一直到下班铃声响了才能收手。”

他似乎有从事期货交易的天份：从交易商发出的叫唤声中，他就能够判断市场行情；对他一帮忠诚的顾客，他还能十分自信地在电话里和他们进行掏心窝式的大喊大叫。阿瑞亚先生现在还能梦见那些交易商用来表示下单的各种手势，他的衣柜里还挂着期货市场开市时必须穿著的交易背心。

现在他每天很晚的时候都还要用两小时上网浏览各类求职网站，还给以前的同事发发电子邮件。不过很多联系渠道都中断了，因为很多老同事也都下岗了。他也接触过不少猎头公司，这一年半以来，至少也面试过十几家，可最后一家都没谈成。

他说：“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我以前也见过一些失业的人，还认为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懒惰造成的，可今天这一切却降临在我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