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精神疾病大国” 1亿精神病患考验中国

2011年06月16日 13:21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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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全文公布，并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开始起草至今，其诞生周期基本重合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历程，为什么立法延宕26年之久？这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处于高速发展变化之下有着直接关系，在今天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草案》的公布与征求意见无疑有着耐人寻味的特殊意义。

我们是“精神疾病大国”？

2010年7月，一场围绕“精神病”数量的争论在国内爆发。据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这一系列数据在一些普通民众看来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些数字与他们的“常识”明显不符：身边1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精神病”？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呢？随之而来的不解和不安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声浪，特别是在网络之上一时各方激辩喧嚣异常。然而似乎只有一点我们无可否认，中国人的“精神疾病”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以一种令人不愿接受的方式。

时至今日，我们借《草案》征求意见的时机，时候可以再度认真审视一下这个问题呢？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在第10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全世界共有15亿人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紊乱和行为紊乱病症，但其中仅有50%的人承认自己患有这种疾病，而且只有1%的人接受了精神病治疗。以世界总人口68亿计，全球精神病患者平均约占22%，比中国1亿患者的比例8%高得多。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还断言，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然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尚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我国精神障碍人群庞大，已经接近乙肝患者数字，它给患者本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危害。”山西省卫生厅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李贵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

一项涵盖中国12%成年人的大型调查显示，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总现患率为17.5%。其中心境障碍为6.1%，焦虑障碍5.6%，物质滥用障碍5.9%。对于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40岁及以上人群现患率高于40岁以下人群。男性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是女性的38倍。农村居民重性抑郁障碍、心境恶劣障碍和酒依赖的患病率高于城市居民。

不仅成人群体，儿童一样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由1989年的占总生病率的20.23%上升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对5万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心理障碍的占16%以上。北京大学近十年来因心理疾病休、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从7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

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精神疾病基层防治现状堪忧

精神疾患增加：门诊“爆满”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门诊量在山西省内属于最大，据该院的精神卫生科统计，这里每月入院治疗患者高达2000人至3000人，每月新发病例约600余例。

“前来求诊的患者可以用‘爆满’一词来形容。这说明公众对医学的求知意识正在逐步提高，也反映出精神障碍患者有急剧增多的趋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全国青年委员、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专家徐勇在采访中表示。

“我国精神障碍人群的发病率为15%，重性精神病患病率为1%。重性精神疾病在我国呈现高复发、高致残、高自杀率等特点。”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太原市精神病医院副院长叶锋华认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已超过1600万，致残率高达60%，自杀率达30%。叶锋华对半月谈记者表示，重性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已上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

“近年来连续发生的几起精神障碍患者杀童案件、大学生在校自杀、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等，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李贵说，精神障碍患者肇事涉及社会治安，处理不好容易酿成群体事件。

防治面临“三低”困境

有受访专家分析，我国当前精神疾病防治体系薄弱，专业机构及人员严重匮乏。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张，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位精神科医师。

在一些专业机构就诊人数居高不下的同时，基层精神疾病防治却面临低识别率、低就诊率、低管理率的“三低”困境。徐勇告诉半月谈记者：“保守估计，能来医院看病的人只占发病人群的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发病人群，因财力和个人意识等原因没有及时就诊。”

“过去是病人有病，家人发现后被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治好后回到家中，再无相关的随访追踪。实际上，患者的康复率非常低。目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率不足3%，康复率更无从谈起。”叶锋华说，最近医院收治了一名27岁的女性患者，症状表现为不与人交流、打骂家人、肢体不勤等，被家人误认为懒散，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河北的一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多年来一直被家人锁在笼子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患者没有与朋友交往的权利，被亲朋遗弃，非常悲惨和痛苦，造成更大的精神疾病。

“基层缺投入，更缺医生。”徐勇说，精神疾病患者大多是慢性病，如果能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痊愈，回归社会和家庭。然而，目前精神卫生专科医生严重不足，一些省份的县级医院尚未设立精神卫生科，乡村医生也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不具备对重性精神疾病早期症状的识别能力。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大多为市级以上的医院，每所医院仅有十多名医生，需要分到各社区指导工作，常常处在疲于应对的状态。

立法与投入：双管齐下改变困局

据介绍，目前全国仅有4省市对加强精神疾病防治加以立法，其他省份尚为空白。“全国立法可能难度较大，可先从各省规章、办法做起。”叶锋华说。

在徐勇看来，做好免费救助，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毕竟很多病人能看好。”他说，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治疗时间较长，如果复发3次以上，则需要终身服药，仅靠患者本人承担，压力很大。精神疾病的防治，不仅要靠患者本人的家庭支出，更要靠整个社会来支撑。

除此之外，专家认为，立法的重点还在于加强各部门力量之间的整合协调。“医生既要看病，还要做宣传，需要时候还得协调组织各部门，担负多重角色，很难把精力投入治疗工作。”一位常年接访患者的“心理医生”，道出了很多同行的心声。

各地经验

针对仅2006年一年全省就发生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杀人、伤害案件百余起的现实情况，江西省认识到，收治管控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这件事政府必须管，所需经费应由财政出。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摸排鉴定，按照“街不漏巷、乡不漏村、村不漏户”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开展全面排查摸底，做到情况明、底数清；二是集中收治，对经鉴定确认发生过肇事肇祸行为或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特别是对有过打人毁物，可能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集中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精神病医院要无条件地收治；三是分类管控，确保肇事肇祸病患不脱管、不失控。

据统计，在相关措施出台之后，江西省2007年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引发的刑事、治安案件比上年分别下降76%和53%。

在黑龙江，从今年3月起，黑龙江所有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等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将免费为全体居民提供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服务，包括定期随访、监督服药等。

黑龙江省将建立健全由各地市主管领导任组长，卫生、民政、公安、司法、教育、社保、财政以及残联等部门和团体组成的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精神疾病患者治疗、康复、就业、收养和福利待遇等问题。

在湖北，将很快开展对全省8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评估，加强治疗管理，对可能危害他人、社会的患者给予免费治疗。

吉林省长春市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自2004年起，长春市政府就针对重症贫困精神病人实施了免费送药、免费住院治疗的专项救助，近两年又针对精神病人治疗、康复、托管方面加大了力度，仅去年就有855名重症患者得到免费住院治疗。

同时，作为对公共服务能力的补充，长春市调动社会力量兴办从事精神病人康复、托管服务的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提高了贫困重症精神病患者托管能力。

2009年，长春市通过市和县(市)区政府安排专项资金、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医保和新农合支付医疗费等渠道，累计投入到贫困重症精神病人康复救助方面的资金达到1200多万元。市政府还要求每个城区每年要有不少于20万元的投入。

通过加强康复托管救助、提高公立精神病医院康复托管能力以及扶持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发展等举措，为贫困精神病人及其家属建立了保障体系。近几年，长春市精神病人肇事恶性案件明显下降，基本消除了这类残疾人居家关锁、流落街头的现象。

一些已经出台精神卫生条例的城市，也从各个方面对精神疾病患者予以帮助和保护。

例如，《杭州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期间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其本人及监护人均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的，受害人可以向市、区县人民政府申请适当补助。

《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对精神疾病患者权益的保护作出了规定，禁止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病患者；禁止非法限制精神疾病患者的人身自由；未经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等。

社科院专家预言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

2011年06月12日 11:57
来源：中国经营网 作者：索寒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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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的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未富先老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关心你提出的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人口结构变化让很多经济学家担忧，那么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蔡昉：中国现在处在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描述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用的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个左右，以后这个指标持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降到2.1，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经多年在1.5以下。

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变成合适的劳动力，提供了大规模劳动供给，同时储蓄率比较高，给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批劳动人口已经逐渐变成高龄劳动力，未来会接着变成老年人口，由于他们的生育率低，后继无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也会加剧，这就是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这种人口趋势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有哪些同步的效应？

蔡昉：为了反映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人口抚养比。15 岁以下是依赖性人口，还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两类加起来可以变成分子，而分母则是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样计算的话，人口抚养比越低，劳动力供给越充足。今后5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2015年以后就不在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用这个指标来定义人口红利，意味着我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机会窗口在逐渐关闭。

我们和发达的、同等发展水平、以及比我们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相比，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是未富先老。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比例大大超过国际水平，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比较老的人口结构，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消失。

《中国经营报》：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是这一趋势的显现？

蔡昉：农民工进城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中国的农民都走出农村也不够城市使用的，因此从2015年以后，全国适合劳动的人口就是负增长。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年年喊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昉：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产业结构调整将点燃新的希望

《中国经营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失去了人口优势，应该怎样做出抉择？

蔡昉：在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产业经济学提到的概念即所谓的雁阵模型，也就是说以前日本也生产服装，是世界低端制造业国家。上世纪60 年代迎来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也消失了。于是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将主要产业转型到重化工业，又转到电子产品，之后转移到高端制造业、IT业，把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了亚洲四小龙。随后亚洲四小龙同样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转移的梯度，这叫做雁阵模型。

中国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不同阶段，沿海地区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不足的阶段。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化完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因此，过去在国家之间存在的雁阵模型可以改成中国版本，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不同地区。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能否像日本一样做出比较正确的产业结构升级抉择？

蔡昉：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有很多含义，现在说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有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有些产业必然要向中西部转移，因为中西部还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此外，还要挖掘服务业的价值。我们并不想发展印度，孟加拉等国的所谓服务业，比如随时给你引路，擦鞋等等，这些服务也提供不了多少附加价值，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生产型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分化出对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制造中心分化为运筹中心，营销网络服务业的比重在扩大。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比重真正扩大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趋势本身已经孕育在我们制造业升级当中了。

观点

●中国经济的确特殊性太多了。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人家让我回答：你说现成的理论更重要还是生活更重要？我一定会选择后者。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我们看待制度变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国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进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并不是立刻推翻一项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旧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实践中增加，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并最终完成的。

●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要吸取历史教训，应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较优势。此外，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值得警惕。

●大幅度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之外，通过职工教育水平的改善，仍然存在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而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阶段。

红马六女违章不服管 砸坏记者摄影机(图)

2011年06月21日 11:53
来源：东亚经贸新闻 作者：苏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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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坏摄像机的马六女

女子坐在车内

被砸坏的摄像设备

20日7时30分许，在延安大街上，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子驾驶一辆未挂牌照的红色马自达6轿车行驶。面对执勤交警的检查，这名女子不但不配合，还锁上车门在车内化妆。后来，这名女子还将一名记者的摄像机砸坏。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高学章正好途经现场，当场作出批示：对于这种拒不服从交警管理、人为造成严重交通堵塞的行为，要从严从重进行处理。同时，对于损坏摄像设备的行为也要从严从重追究责任。

红马6不挂牌

女司机拿出临牌后跑了

8时20分许，记者来到新民广场与延安大街交会处，很多市民在路口东侧的人行道上围观。人群中的地面上有一台摄像机，镜头与机身完全分离，破损的零件散落了一地。对面的慢车道上还停靠着两辆交警巡逻车，几名交警正在疏导拥堵在这里的车辆。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二中队的交警杜春娥介绍，7时30分左右，她正在延安大街与同德路交会处执勤。这时，在湖西路口执勤的同事通过电台告诉她，有一辆红色马自达6轿车未悬挂牌照，正向她的方向驶来，让她配合拦截。

“看到这辆红色轿车时，我们把它拦了下来。”杜春娥说，她和协勤员拦下这辆车后，驾车的女子把一个临时牌照交给了协勤员，然后趁交警和协勤员不注意，驾车向新民广场方向驶去。

再次被拦下

女司机将车停在路中间

此时，朝阳区交警大队二中队交警李连宝正在新民广场与延安大街交会处执勤，得知此情况后再次对红色轿车进行拦截。被拦下后，驾车女子不但拒绝出示驾驶证和行车证，还将车门反锁，在车内化妆。“我和同事劝了她半个小时，但她始终坐在车内不肯下来。还把车停在马路中间，造成这个路段的交通严重堵塞，从新民广场一直堵到湖西路附近。”李连宝说，直到拖车赶到现场后，驾车女子才下车。“我们在她车子的后备箱里，发现一副新牌照。”

见有人录像

女司机砸坏记者摄像机

“我们每天在早、晚高峰都要到路面上跟拍突发事件。”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警视》栏目的记者说，“我赶到现场时，那辆红色轿车停在由南向北双排车道的中间位置，交通已经堵塞，现场有3名交警疏导交通。”驾车女子看到《交通警视》的记者正在对她进行拍摄，便大声喊叫“拍什么拍”，并冲上前一把抢下记者手中的摄像机，摔在拖车上。“现在这个摄像机已经完全报废，不能用了。”《交通警视》的记者表示，这台摄像机的采购价格是5万元。随后，执勤交警拨通了110报警电话。看到巡警赶到现场，女子才算安静下来，坐进路旁一辆交警巡逻车内。该名女子20多岁、长发、戴着一副茶色眼镜，上车后一言不发，将警车的车窗玻璃摇上。看到有记者对她进行拍照，女子用一件上衣挡住了脸部。“当时我觉得他们的态度不好，就一时冲动抢过摄像机摔坏了，我知道我做得不对。”女子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赶到后，简单地向记者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高学章现场批示：

要从严从重处理

此时，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高学章正好途经现场。了解情况后，高学章当场作出批示：对于这种拒不服从交警管理、人为造成严重交通堵塞的行为，要从严从重进行处理。同时，对于损坏记者摄像设备的行为也要从严从重追究责任。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这名女子姓李，因为拒不服从交警管理，且有牌照故意不悬挂，还人为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目前已经被移送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红旗街派出所调查处理。对于她砸坏记者摄像机的行为，很可能涉嫌故意损坏公共财物罪，将被刑事拘留。

●警方说法

面对民警检查

要全力配合

一位交警表示，驾驶员面对交警检查时，一定要全力配合，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语和行为，更不能做出对执勤交警谩骂和殴打等暴力抗法行为。“如果你的行为不理智，很可能会从经济处罚上升为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交警还特别强调，在面对交警执勤执法时，如果对于交警的处罚结果有异议，可以到交警支队的法制处，根据正常程序申请复议。这位交警还表示，警察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象征，承担着保卫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维护警察的执法权威，是一切文明国家通行的准则。“配合执法部门依法执法，是公民的义务，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必要前提。只有坚决维护执法权威，才能保障公民权利，也才能让老百姓更有安全感。”

记者苏东旭实习记者王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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