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爽的现任男朋友2016:蒋介石语录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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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语录选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當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爭，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1929）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共產革命，既然採取殘酷的卑污手段，當然受中國全國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數人民所反對。革命的行動，既然得不到大多數人的同情，就絕對不能採用，這是蘇俄共產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第一點。」(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 1929)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橫阻我們國軍北伐，殘殺我們同胞，霸佔我們土地，這是中華民族最恥辱的一個紀念日！臨到這個紀念日，凡是中國人，凡是我們黃帝子孫，對於這種恥辱，是永不能忘懷的，如果這種恥辱一天不洗雪，中華民國便沒有一天能夠獨立。本校長就是在濟南親身受了這個恥辱的。你們是我的學生，我所交給你們的任務，就是要你們洗雪這種國恥，務使國家能從帝國主義者侵略與殘殺之下解救出來，以求得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自由和平等」 (誓雪五三國恥 1929)
「我們青年同志，知識當然比一般群眾高，應該有思考的能力，應該有辨別的能力，不能隨便聽受人家的麻醉。無論那一個問題，都應該加一番思考，下一個比較，然後再下判斷。譬如民主勢力一句話，我們第一應仔細思考，究竟民主勢力是什麼？我敢說一句，本黨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勢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講民權主義，更不必千辛萬苦的做訓政工作。我們訓政的意義，就是要訓練民眾辨別革命與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權，不致被反動派所利用。因為我們所要培植的，是革命的民主勢力，我們要用這種真正的民主勢力來鞏固革命的政權，但不能放任虛偽的民主勢力來破壞革命的紀律，擾亂革命的秩序。換言之，我們要遵照總理遺教，養成民主勢力，為民眾謀利益，決不能隨便倣照共產黨的方法，借民主的名義，來離散團結，脅制黨國，使民眾更加痛苦。經這麼仔細的一剖析，那我們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號麻醉了。我再舉一兩個例來證明，譬如「新軍閥」這三個字，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共產黨就用這個名詞來為破壞本黨革命武力。而最近我們的同志中間，也有受共黨宣傳的影響隨聲附和這一個口號的，但我們青年同志，可不能這樣的簡單，隨便被人蠱惑，跟著人云亦云。要知道軍閥有軍閥的特質和軍閥的條件，我們不能說一當軍人便成軍閥，也不能說一帶兵就變成軍閥。世界上除非達到無政府的境界，那一國可以根本的廢除軍隊？並且世界上又有那一國在掃蕩了革命的障礙以後，不需要革命的武力來保障革命的基礎？所以我們反對封建的軍閥則可，敵視一切的軍人則不可。借新軍閥等等的名義來破壞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 1929)
「俄國人目無中國，他自己違反了條約，他自己來壓迫我們，來侵略我們中國，反還講是我們中國人不對，隨便的派兵到我們中國國境來，騷擾我們土地，打死我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承認你是中國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來的子孫，我們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遺下來的國土，保護我們四萬萬的同胞。我們對於外國人，尤其是俄國人這樣的橫暴欺凌，應該作何感想？如果我們大家是一個好男兒，愛國家、愛民族的，那末，應該如何磨練我們的志氣，如何團結我們的精神，誓達收回中東鐵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目的。我們已經到了現在這步田地，這等外侮臨頭，假使還不能爭口氣，洗凈我們的奇恥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個革命黨員，不能算是中國國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對於中東路事件之感想 1929年8月19日在中央軍官學校講)
「現在國民革命，還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因為政治的現狀不好，政治的現狀不好，就是由於政治力量不夠。為什麼政治力量不夠呢？乃是因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們曉得：過去幾年，犧牲了無數將士的頭顱，才能統一中國，在統一中國之後，我們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國建設起來，可是一講到建設，在這種貧乏的社會中，人材缺少，就是當前最難解決的問題。」 (勗勉中央政治學校學生 1929)
「政治比之於軍事還要困難。因為干政治的要鑽進污穢齷齪的社會裡面去。我們要在污穢齷齪裡面鍛鍊出政治的人材來，去改革污穢齷齪的社會。我們四方八面都是敵人，你要廉潔勤勞，當然要受人家的攻擊排擠，當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們政治學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穢齷齪的社會裡，四方八面都被攻擊排擠，而還能把持堅定應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使中國政治弄得好的決心，則一進萬惡社會，就不會同流合污了，關於這一點，大家在學校時代，就要修養，就要訓練。上面是本校長希望于本校各學生的。」 (1929年在中央政治學校)
「日本此次無故佔領我國土地，必自恃其強大的陸海空軍，以為中國必非其敵，我若稍與抵抗，彼即可借口開戰，必使我割地賠款，方肯罷休。我國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種心理，深怕得此結果，欲圖恢復，非數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種心理，在我國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適用的，現在卻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國人現在知識程度的進步，到了萬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們一定不會失敗的。我們現在固要儘力避免戰事，且在未至戰爭的時候，仍要鎮靜持重，無暴其氣。但我們國民知識程度的進步，實可以和強敵決一死戰，這不僅我們自己要認識，世界各國在這一回事中，都可認識的了。日本以甲午戰爭時代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中國，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徵兆......今天的中國是全中國人的中國，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國人抵抗，這就是我們禦侮的基本......任何國家離開國際社會，都是自取滅亡，日本現已陷於此種境地......世界非僅一日本，國際非僅恃強權，日本佔領東三省，就是破壞東亞和平，日本軍閥不明此理，無異自絕於世界。」 (1931年在國民政府 總理紀念周講)
「我們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及日本對我們侵略和壓迫，與國內土匪共產黨及一切反動派乘機活動的情形，並我們在此內外夾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復興民族完成革命的問題。我們要完成革命，使中國獨立自由成功一個新的國家，沒有相當準備期間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敵人打來，不容許我們有這一個從容準備的期間，我們祇能在抵抗的時期內加緊做準備的工作，如果沒有做準備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長久，反攻更不可能，這樣我們就沒有獨立的日子了。……然則我們將以幾年為準備時期？並依那一種計劃來準備呢？據我看來是公曆一九三六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恐怕就要開始，所以我們可能的準備期間，從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這次大戰起來的時候，就是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我們中國一般國民在這五年中間能夠努力準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就可以做一個奮勇無敵的戰鬥員，就可以從世界大戰中建立出一個新的中國，就可以在國際上得到獨立平等，就可以富強，就可以復興。 (復興中國之道,1932年4月11日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總理紀念周講)
「日本是后開化的民族，三島的土地比不上我們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沒有我們這樣多。但是為什麼我們卻反來受他們這樣的欺凌呢？前恥尚未伸雪，到今天我們的東北和淞滬，又受了日本鐵蹄的蹂躪，更釀成這種空前的恥辱，這種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有這樣好的錦繡山河，和四萬萬優秀的民族，數十年來，竟遭這小小三島的倭寇壓迫、欺侮，使得中國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地位，這不僅是對不起我們 總理和已經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來，又那能對得起我們自己！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是不是要我們受人家的欺侮與壓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個人生下來，當然有一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個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恥，不知恥的人，就是沒有人格，不配做一個人。更說不上做一個革命黨員，我們今天既受了這空前的恥辱，如果甘於忍受，不認自己是一個人，這亦算了。否則，如認我們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個人，不甘忍受這種侵略與欺凌，那就應該負起責任，去湔雪這個恥辱。古人講：「不自由，毋寧死」，我們的國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們就應該不顧一切，一致起來替國家民族爭自由！否則我們一個文明古國，黃帝的子孫，竟伈伈俔俔偷活苟安於今日世界之上，我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呢！？要知國恥一天不雪，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便一天沒有地位，便一天沒有面目見人，尤其是我們一般負有保國衛民責任的軍人，比旁的國民的責任格外加重。並且要知道，這恥辱也可說是完全由我們不肖的軍人不爭氣造成的！因為我們少數軍人自己腐敗，懶惰，頹唐，浪漫，畏難苟安，祗顧個人權利，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恥辱，以及黨的恥辱，完全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關心，這樣的軍人，如何還能夠雪恥救國呢！所以我們要覺悟，要反省，別的不必責備，自問是否可以對得住自己。我們的國家民族既遭了這樣空前的恥辱，我們還不同越王勾踐一樣去卧薪嘗膽，求雪國恥，我們還算得是一個中國人嗎？......如果國恥一天沒有湔雪，我們便沒有一天可以安樂自由。能夠這樣上下一心，全國刻苦，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以沼吳。我們少則三年，多則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國恥，一定使國家和民族達到獨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時候，我們的責任，才算是完成，才對得起 總理，對得起一般死了的將士，以及我們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為中國的國民，不愧為國民黨的黨員。」 (雪恥救國之道,1932年5月9日在 總理紀念周講)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實行三民主義，則天時地利人和皆在於吾人之一方。如此**雖猖狂，其敗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負重決不枉費。」(病中隨筆 1975)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反共復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遺囑 1975)
[編輯] 註解
↑ 根據侍從翁元的口述，「老先生歸西時，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此「遺囑」出於蔣介石文學侍從之臣秦孝儀之手，而非出於蔣之口，蔣在遺囑上的簽名亦是秦孝儀代筆；根據《總統蔣公哀思錄》中司法院長田炯錦的回憶，此「遺囑」是在蔣死後，五院院長才簽名以為旁證的，依法理應無效。
1969年9月16日，蒋中正在阳明山遭遇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蒋中正在1975年于病中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4月5日清明节午夜十一時五十分，蒋中正因突發性心臟病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由于山中问信较迟，蒋于九日才知。蒋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方针”。[33]并密电当时的宋哲元向石家庄、保定增兵，巩固北平城防。7月13日電令宋哲元，謂“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宁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17日，蒋在江西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對日軍挑釁的退讓底線。在这里，蒋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他认为卢沟桥事变非“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所以必须反击。同時採取緊急措施，編組第一線戰鬥部隊100個師，預備部隊80個師，後備兵員100万人。国民政府亦将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迁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28日，北平沦陷。
1937年的蒋介石，是中国承担责任最重的领导人，他在芦沟桥事件之际就提出了"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此前他还曾期盼过和平，称“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终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成为泡影。他接着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1923年1月7日，蔣中正離開東路討逆軍總司令部赴鼓浪嶼，見石壁新刻“天地正氣”四字，頓發興致，揮筆寫下“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對聯。指一亭對同游者說：“在此亭后筑屋三間，隱居于此，可足平生之願”。又在湧泉寫“其介如石”四字，請湧泉寺僧人雇工刻于更衣亭西，以爲紀念。
蒋中正在西安事变时，曾给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留下遗嘱：
美齡吾妻：
吾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
經國、緯國吾兒：
余只承認宋美齡為余唯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吾雖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蔣中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蒋委员长诗三首
《述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雪山名胜擅幽姿，
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
功成退隐莫迟迟。
《常平站感吟一绝》
亲率三千子弟兵，
鸱鸮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涕泪横。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當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爭，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1929）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共產革命，既然採取殘酷的卑污手段，當然受中國全國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數人民所反對。革命的行動，既然得不到大多數人的同情，就絕對不能採用，這是蘇俄共產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第一點。」(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 1929)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橫阻我們國軍北伐，殘殺我們同胞，霸佔我們土地，這是中華民族最恥辱的一個紀念日！臨到這個紀念日，凡是中國人，凡是我們黃帝子孫，對於這種恥辱，是永不能忘懷的，如果這種恥辱一天不洗雪，中華民國便沒有一天能夠獨立。本校長就是在濟南親身受了這個恥辱的。你們是我的學生，我所交給你們的任務，就是要你們洗雪這種國恥，務使國家能從帝國主義者侵略與殘殺之下解救出來，以求得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自由和平等」 (誓雪五三國恥 1929)
「我們青年同志，知識當然比一般群眾高，應該有思考的能力，應該有辨別的能力，不能隨便聽受人家的麻醉。無論那一個問題，都應該加一番思考，下一個比較，然後再下判斷。譬如民主勢力一句話，我們第一應仔細思考，究竟民主勢力是什麼？我敢說一句，本黨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勢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講民權主義，更不必千辛萬苦的做訓政工作。我們訓政的意義，就是要訓練民眾辨別革命與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權，不致被反動派所利用。因為我們所要培植的，是革命的民主勢力，我們要用這種真正的民主勢力來鞏固革命的政權，但不能放任虛偽的民主勢力來破壞革命的紀律，擾亂革命的秩序。換言之，我們要遵照總理遺教，養成民主勢力，為民眾謀利益，決不能隨便倣照共產黨的方法，借民主的名義，來離散團結，脅制黨國，使民眾更加痛苦。經這麼仔細的一剖析，那我們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號麻醉了。我再舉一兩個例來證明，譬如「新軍閥」這三個字，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共產黨就用這個名詞來為破壞本黨革命武力。而最近我們的同志中間，也有受共黨宣傳的影響隨聲附和這一個口號的，但我們青年同志，可不能這樣的簡單，隨便被人蠱惑，跟著人云亦云。要知道軍閥有軍閥的特質和軍閥的條件，我們不能說一當軍人便成軍閥，也不能說一帶兵就變成軍閥。世界上除非達到無政府的境界，那一國可以根本的廢除軍隊？並且世界上又有那一國在掃蕩了革命的障礙以後，不需要革命的武力來保障革命的基礎？所以我們反對封建的軍閥則可，敵視一切的軍人則不可。借新軍閥等等的名義來破壞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 1929)
「俄國人目無中國，他自己違反了條約，他自己來壓迫我們，來侵略我們中國，反還講是我們中國人不對，隨便的派兵到我們中國國境來，騷擾我們土地，打死我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承認你是中國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來的子孫，我們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遺下來的國土，保護我們四萬萬的同胞。我們對於外國人，尤其是俄國人這樣的橫暴欺凌，應該作何感想？如果我們大家是一個好男兒，愛國家、愛民族的，那末，應該如何磨練我們的志氣，如何團結我們的精神，誓達收回中東鐵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目的。我們已經到了現在這步田地，這等外侮臨頭，假使還不能爭口氣，洗凈我們的奇恥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個革命黨員，不能算是中國國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對於中東路事件之感想 1929年8月19日在中央軍官學校講)
「現在國民革命，還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因為政治的現狀不好，政治的現狀不好，就是由於政治力量不夠。為什麼政治力量不夠呢？乃是因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們曉得：過去幾年，犧牲了無數將士的頭顱，才能統一中國，在統一中國之後，我們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國建設起來，可是一講到建設，在這種貧乏的社會中，人材缺少，就是當前最難解決的問題。」 (勗勉中央政治學校學生 1929)
「政治比之於軍事還要困難。因為干政治的要鑽進污穢齷齪的社會裡面去。我們要在污穢齷齪裡面鍛鍊出政治的人材來，去改革污穢齷齪的社會。我們四方八面都是敵人，你要廉潔勤勞，當然要受人家的攻擊排擠，當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們政治學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穢齷齪的社會裡，四方八面都被攻擊排擠，而還能把持堅定應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使中國政治弄得好的決心，則一進萬惡社會，就不會同流合污了，關於這一點，大家在學校時代，就要修養，就要訓練。上面是本校長希望于本校各學生的。」 (1929年在中央政治學校)
「日本此次無故佔領我國土地，必自恃其強大的陸海空軍，以為中國必非其敵，我若稍與抵抗，彼即可借口開戰，必使我割地賠款，方肯罷休。我國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種心理，深怕得此結果，欲圖恢復，非數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種心理，在我國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適用的，現在卻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國人現在知識程度的進步，到了萬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們一定不會失敗的。我們現在固要儘力避免戰事，且在未至戰爭的時候，仍要鎮靜持重，無暴其氣。但我們國民知識程度的進步，實可以和強敵決一死戰，這不僅我們自己要認識，世界各國在這一回事中，都可認識的了。日本以甲午戰爭時代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中國，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徵兆......今天的中國是全中國人的中國，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國人抵抗，這就是我們禦侮的基本......任何國家離開國際社會，都是自取滅亡，日本現已陷於此種境地......世界非僅一日本，國際非僅恃強權，日本佔領東三省，就是破壞東亞和平，日本軍閥不明此理，無異自絕於世界。」 (1931年在國民政府 總理紀念周講)
「我們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及日本對我們侵略和壓迫，與國內土匪共產黨及一切反動派乘機活動的情形，並我們在此內外夾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復興民族完成革命的問題。我們要完成革命，使中國獨立自由成功一個新的國家，沒有相當準備期間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敵人打來，不容許我們有這一個從容準備的期間，我們祇能在抵抗的時期內加緊做準備的工作，如果沒有做準備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長久，反攻更不可能，這樣我們就沒有獨立的日子了。……然則我們將以幾年為準備時期？並依那一種計劃來準備呢？據我看來是公曆一九三六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恐怕就要開始，所以我們可能的準備期間，從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這次大戰起來的時候，就是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我們中國一般國民在這五年中間能夠努力準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就可以做一個奮勇無敵的戰鬥員，就可以從世界大戰中建立出一個新的中國，就可以在國際上得到獨立平等，就可以富強，就可以復興。 (復興中國之道,1932年4月11日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總理紀念周講)
「日本是后開化的民族，三島的土地比不上我們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沒有我們這樣多。但是為什麼我們卻反來受他們這樣的欺凌呢？前恥尚未伸雪，到今天我們的東北和淞滬，又受了日本鐵蹄的蹂躪，更釀成這種空前的恥辱，這種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有這樣好的錦繡山河，和四萬萬優秀的民族，數十年來，竟遭這小小三島的倭寇壓迫、欺侮，使得中國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地位，這不僅是對不起我們 總理和已經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來，又那能對得起我們自己！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是不是要我們受人家的欺侮與壓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個人生下來，當然有一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個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恥，不知恥的人，就是沒有人格，不配做一個人。更說不上做一個革命黨員，我們今天既受了這空前的恥辱，如果甘於忍受，不認自己是一個人，這亦算了。否則，如認我們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個人，不甘忍受這種侵略與欺凌，那就應該負起責任，去湔雪這個恥辱。古人講：「不自由，毋寧死」，我們的國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們就應該不顧一切，一致起來替國家民族爭自由！否則我們一個文明古國，黃帝的子孫，竟伈伈俔俔偷活苟安於今日世界之上，我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呢！？要知國恥一天不雪，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便一天沒有地位，便一天沒有面目見人，尤其是我們一般負有保國衛民責任的軍人，比旁的國民的責任格外加重。並且要知道，這恥辱也可說是完全由我們不肖的軍人不爭氣造成的！因為我們少數軍人自己腐敗，懶惰，頹唐，浪漫，畏難苟安，祗顧個人權利，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恥辱，以及黨的恥辱，完全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關心，這樣的軍人，如何還能夠雪恥救國呢！所以我們要覺悟，要反省，別的不必責備，自問是否可以對得住自己。我們的國家民族既遭了這樣空前的恥辱，我們還不同越王勾踐一樣去卧薪嘗膽，求雪國恥，我們還算得是一個中國人嗎？......如果國恥一天沒有湔雪，我們便沒有一天可以安樂自由。能夠這樣上下一心，全國刻苦，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以沼吳。我們少則三年，多則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國恥，一定使國家和民族達到獨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時候，我們的責任，才算是完成，才對得起 總理，對得起一般死了的將士，以及我們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為中國的國民，不愧為國民黨的黨員。」 (雪恥救國之道,1932年5月9日在 總理紀念周講)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實行三民主義，則天時地利人和皆在於吾人之一方。如此**雖猖狂，其敗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負重決不枉費。」(病中隨筆 1975)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反共復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遺囑 1975)
[編輯] 註解
↑ 根據侍從翁元的口述，「老先生歸西時，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此「遺囑」出於蔣介石文學侍從之臣秦孝儀之手，而非出於蔣之口，蔣在遺囑上的簽名亦是秦孝儀代筆；根據《總統蔣公哀思錄》中司法院長田炯錦的回憶，此「遺囑」是在蔣死後，五院院長才簽名以為旁證的，依法理應無效。
1969年9月16日，蒋中正在阳明山遭遇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蒋中正在1975年于病中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4月5日清明节午夜十一時五十分，蒋中正因突發性心臟病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由于山中问信较迟，蒋于九日才知。蒋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方针”。[33]并密电当时的宋哲元向石家庄、保定增兵，巩固北平城防。7月13日電令宋哲元，謂“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宁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17日，蒋在江西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對日軍挑釁的退讓底線。在这里，蒋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他认为卢沟桥事变非“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所以必须反击。同時採取緊急措施，編組第一線戰鬥部隊100個師，預備部隊80個師，後備兵員100万人。国民政府亦将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迁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28日，北平沦陷。
1937年的蒋介石，是中国承担责任最重的领导人，他在芦沟桥事件之际就提出了"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此前他还曾期盼过和平，称“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终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成为泡影。他接着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1923年1月7日，蔣中正離開東路討逆軍總司令部赴鼓浪嶼，見石壁新刻“天地正氣”四字，頓發興致，揮筆寫下“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對聯。指一亭對同游者說：“在此亭后筑屋三間，隱居于此，可足平生之願”。又在湧泉寫“其介如石”四字，請湧泉寺僧人雇工刻于更衣亭西，以爲紀念。
蒋中正在西安事变时，曾给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留下遗嘱：
美齡吾妻：
吾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
經國、緯國吾兒：
余只承認宋美齡為余唯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吾雖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蔣中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蒋委员长诗三首
《述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雪山名胜擅幽姿，
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
功成退隐莫迟迟。
《常平站感吟一绝》
亲率三千子弟兵，
鸱鸮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涕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