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恺广告女主角: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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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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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是诗学传统与明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为人所称道。

同时代的作家尤侗评价道:

“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

学者程穆衡(1)最早为吴诗作笺注,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

陆云士(2)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可以映证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先秦时期的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到封建时期的白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及于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创作。

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浪漫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品,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

清代刘熙载(3)评论李白: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可见,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为“诗史”创作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使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和统一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吴伟业之前,已有司马迁、杜甫等人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为吴伟业“诗史”创作树立了榜样。从渊源上讲,吴伟业“诗史”是对司马迁、杜甫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达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其创作精神,不仅体现在注重实录的唯物史观上,而且还体现在“发愤抒情”的写作态度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张扬创作的主体性和凸显主体情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使《史记》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成为“无韵之离骚”。

吴伟业则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抒情”观来进行“诗史”创作。诚然“发愤抒情”一说由屈原在《惜诵》中提出,并非司马迁独创,但吴伟业所持的“发愤抒情”观,显然直接源于司马迁。他在《北词广正谱》的序言中说:

“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

吴伟业沿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他以“发愤抒情”来创作,无疑使他情感勃发,借诗歌以寄托他于故国沦亡之后的“无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继司马迁之后,再次将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纪传”,为“古今绝唱”,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风》《雅》以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还在于它是首次将诗与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史之征实、实录精神的汇流。他的创作,无论是述怀,还是咏物、叙事、怀古,都极力融人自己的忧乱伤时之志,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愿望和理想,把他所处的唐王朝那种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风貌囊括进自己的诗篇之中。

吴伟业则是继杜甫之后全力创作“诗史”的作家,吴伟业学习继承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除了明清之际板荡不安的社会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代相似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吴伟业意在继承“明七子”的复古传统,其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而“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在创作中又都自觉地把杜诗作为主要学习目标之一。他们对杜诗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对杜诗中大量的以诗言理叙事的作法大为不满(何景明《明月篇序》);

二是自觉地学习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手法,“即事名篇”,用诗笔来反映现实,褒善扬忠,斥奸骂谗。

吴伟业则全然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他对杜诗的学习,同“七子”一样,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创作手法上,如《直溪吏》、《临顿儿》、《芦洲行》、《捉船行》诸诗,赵翼谓“可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瓯北诗话》)。靳荣藩评吴伟业的《堇山儿》时说它“全仿古乐府而得其神似”(见《吴梅村全集》卷三诗前集三)。与“七子”学杜所不同的是,吴伟业则直接将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运用到“诗史”创作中,全力结撰“诗史”作品。可以说“七子”的理论和实践是吴伟业学杜的一个铺垫,是杜甫到吴伟业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二、吴伟业诗史创作的契机——明清之际的沧桑剧变

论及吴伟业的“诗史”创作,认识到时代环境同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关系,如《四库提要》言其“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时代环境为什么能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正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对故明王朝统治区的人民而言,甲申之变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激烈震荡,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压迫以及汉族士人难以接受的文化观念。当时民族压迫之巨、民族意识与斗争之烈亘古未有,汉族士人中抗清殉节者有之,甘居林下、耻食周粟者有之,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数人,故国旧君之思仍萦绕脑际,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贰臣中,“以降臣之手,写贞士之文”(缪荃孙《(有学集)跋》)者大有人在。

龚鼎孳(4),仕清为官,犹“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怀》诗云:

“失路人悲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书因入洛传黄耳,乌为伤心改白头。

明月可怜销画角,花枝莫遣近高楼。台城一片歌钟起,散入南云万点愁。。”

许多诗都深挚地表达了这种故国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说明贰臣所怀有的“肠热之念,知耻之心,交圉于中”(《(有学集)跋》)的心态。

明清之际民族意识之强烈,以至影响数代,且不说洪、孔尚任在剧作中极力张扬民族意识,连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祯、生于康熙年间的屈复等人也在诗文中不时流露故国之思。

作为故明官员,尝受崇祯帝厚恩,吴伟业本人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崇祯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编修之职的吴伟业有见于清兵大举入侵、明军节节败退时事,向崇祯帝上疏言退敌御清方略(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而在诗歌作品中,表达民族意识的例子则更多。如大致写于崇祯十一年的《再忆杨机部》诗:

国事艰难倚数公,登城遥望客征东。朝家议论安危外,兄弟关河风雪中。

夜月带刀随破口,清秋摇笔赋从戎。书生表饵非无算,谁立军前跳荡功。

这首诗为佚诗,收入魏耕等人编的《吴越诗选》卷十二。诗中所缺很可能是“虏”字,因时忌而缺。它表现了诗人对抗清名将卢象异和投笔从戎的杨廷鳞等人的钦佩、崇敬,全诗充溢了极强的民族意识,这很可能就是诸诗集不敢收载的原因。

又如写于顺治十年的《新蒲绿》,诗云:

“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

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

此亦佚诗,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当时明遗民私祭先帝于江苏太仓钟楼,吴伟业作此诗为迎神送神之曲(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十年”条)。而九月吴伟业即取道运河北上仕清,此诗足可说明他仕清时的心态。

“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两泪痕”,由于时代环境的因素,人们难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思想感情尤为强烈深挚,许多人不得不发而为歌诗,以抒其愤激不平之慨。

钱谦益尝说:

“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声多、顺成缓之声寡”(《(施愚山诗集)序》)

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时期诗文的总体特色。

明清之际的诗文理论中,也有一个突出倾向,即强调“真”,大多要求诗人的感情要真挚内容要真实,风格要真诚,这无疑就是强调诗文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吴伟业、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持有类似的主张。这种求“真”的潮流正是时代环境在诗坛上的反映。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如查继佐之《罪惟录》、谈迁之《国榷》、朱国桢之《皇明史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夏允彝之《幸存录》,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而历史意识的增强,首先应归因于:

明朝的灭亡,民族矛盾异常地尖锐化,再加上战乱不断,致使许多人痛感历史真相的湮没无闻,他们遂多以总结明亡教训出发,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以示不忘故国旧君之意。如明史学家谈迁,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祯一朝之史。他说: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传)

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清史稿》本传)。另如吴伟业编《绥寇纪略》、黄宗羲作《汰存录》,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心态。

历史意识的增强也归因于:

明清易代,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顾炎武尝痛切地称为亡天下,满汉两种文化在此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汉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绝续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广大的汉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压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识,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绪、存汉族衣冠文化传统成了不少遗民修史著述的衷曲。

如黄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败后,“知天下事无可为,乃作《明夷待访录》以见志”(《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前编下“黄宗羲”条)。不仅如此,其所作《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鲁纪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

又如明遗民查继佐作《罪惟录》,极力为明朝张本、为汉族立论之意十分明显。他将史可法、卢象异、杨廷麟、瞿式耜、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运诸臣列传》,又在《帝纪总论》中言:

“明兴不介尺土,等汉之高祖。顾祓除之义,尤为卓绝。”

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修史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民族立场和尊汉排满情绪。

《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

《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查氏《罪惟录》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见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风大盛,历史意识增强,影响到了诗文创作特色的诸多变化,许多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学靠拢的倾向。首先,在理论上,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钱谦益与吴伟业等人认为诗、史相通,不仅是有感于诗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学主张;其次,在创作上许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现实,借诗文保存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记载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汤燕生,作《赭山怀古》四章,诗中抒发亡国之悲以及对故国旧君的缅怀,被吴伟业目为“诗史”而大加赞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前编上“汤燕生”条)。再如吴嘉纪,著名的遗民诗人,其《陋轩诗》中许多作品亦堪称“诗史”。

而屈节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记述有明一代诗人,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存诗,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国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黄宗羲和李慈铭、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与金遗民元好问《中州集》一样深有寄托的史学著作。如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

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介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

陈寅恪先生尝引述金堡之言:“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

钱谦益在创作中,也常以诗存史,如其大型组诗《后秋兴》,步杜甫《秋兴》之韵,诗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直至永历桂王殉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明清之诗史”。

吴伟业身为故明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实及本朝典故,于社会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明亡教训深有体会,社会中发生的风云变幻他也多所闻见,在修史这一点上,其好友也曾期许于他。

谈迁于顺治十一年致书,期望吴伟业能据其闻见,将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缀辑成帙,“如陈同父之《中兴遗传》、程篁墩之《宋遗民录》,则衮开幽籍,光回蠹简”(见《北游录·纪文》之《上吴骏公太史书》之二);

挚友彭燕又也曾赠诗于他,以修史期之。

这一切因素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史官意识,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为。他修史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寓哀愤与兴亡之感。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终于修成了《绥寇纪略》十二卷,专记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与社会风云。吴伟业的弟子兼好友黄翼圣之孙黄侃在《绥寇纪略》的序文中说:“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尤可证其修史动机。

“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史相通,其创作必然会受到存史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明清之际修史之风大盛,存史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吴伟业“诗史”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外在的因素。对他本人而言,他于国变后的曲折经历与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这才是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动力。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正如他在《临淮老妓行》诗中借老妓冬儿之口说:“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故国之倾覆、中州之陆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荣辱,终使他满怀哀愤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坚持写实的原则,自觉地以诗存史,努力地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及诗人自己的哀愤之情载入诗作,以成一代“诗史”、心史。因此可以说,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是吴伟业自觉将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契机。

注:

1、程穆衡:清诗文家、诗歌笺注家。字惟淳,江苏镇江人。先世籍安徽休宁。乾隆二年(1737)进士,授榆社知县。穆衡生性耿直,因忤逆上官,遂罢官归。回籍时,一贫如洗,就像学生时代。穆衡博闻多识,工诗文,生平撰述甚富。曾与修《太仓州志》。在京时成《吴梅村诗笺》十二卷、《诗余附笺》一卷,推寻诗旨本事,人称精到。另著有《复社年表》、《娄东耆旧传》、《据梧斋尘谈》、《燕程日记》、《投绂堂集》,辑有《舄吟集》。

2、陆云士之宰江阴也,汤西崖以孝廉来游,有情必达,他则不然,群客交妒西崖。云士曰:“公等无多言也,公试观天下有几西崖乎?”是时西崖甫逾弱冠,颜美如玉,而词笔媚秀,所至倾坐。邑有妓号红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悦其妍媚,比于啖蔗之甘,客装所蓄,尽散罏头而去。阅岁西崖登第入翰院,遣人致书云士,云士大喜,以为汤君心念旧交,不以云泥有间也。发其缄,寒暄外,唯惓惓问红娘子无恙,且言:“红有假子,颇能文,已令采芹于泮否?”绝不及畴昔礼遇之雅。云士大怒,裂书投地,作长牍谩语复之。余闻云士盛有男宠,老而艰嗣,畜爱童字鹤书者为子,委以邑政,因致夺秩。云士家于杭,杭人称云士为“子梅妻鹤”。则云士亦不得专以昵红咎西崖也。

3、刘熙载(1813~1881),清代文学家。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广东学政。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多年。他是我国十九世纪时期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被称为“东方黑格尔”。

刘熙载的著作有《艺概》、《昨非集》、《四音定切》、《说文双声》、《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其中以《艺概》最为著名,是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艺概》共6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是刘熙载多年来玩味品鉴传统文化艺术的心得之谈。

4、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今属安徽)人。明末清初诗人,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崇祯七年(1634)进士,龚鼎孳在兵科任职,前后弹劾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明代谏官多好发议论,擅于弹劾别人。明亡后龚鼎孳降闯、降满,死后百年,被满清划为贰臣之列。著有《定山堂集》等。

【上巳将过金陵】

倚槛春愁玉树飘,空江铁锁野烟消。兴怀何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

【百嘉村见梅花】

天涯疏影伴黄昏,玉笛高楼自掩门。梦醒忽惊身是客,一船寒月到江村。

【生辰曲】

琉璃为箧贮冰霜,谏草琳琅粉泽香。哭泣牛衣儿女态,独将慷慨对王章。

【晓发万安口号】

急流喷沫斗雷霆,险过江平响亦停。任说波涛千万送,能移孤嶂插天青?

【赠歌者南归】

长恨飘零入雊身,相看憔悴掩罗巾。后庭花落肠应断,也是陈宫失路人。

明末清初,江南文坛有三大家之称,是谓江左三大家。头一号就是钱牧斋,第二个吴梅村,这二位都是盛名在外的,吴梅村一句“痛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还有一位就是龚鼎孳。

“秦准八艳”,江左三大家各得一美,钱牧斋泡走了柳如是,吴梅村泡走了卞玉京,顾横波的老公,就是龚鼎孳。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祖籍江西临川,后其祖上迁居庐州(今安徽合肥)。不过龚鼎孳却生在浙江桐庐县衙,因他的祖父时任知县。龚生在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少年时就有才名,十八岁崇祯七年中进士的时候。

顾横波,本叫顾眉,字眉生,大致生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应天府人,“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精通文史,最拿手的还是画兰。她的香闺有个雅名,叫作“迷楼”,这是明末风流公子余怀起的,看情况他们应该很熟悉,甚至余怀过生日的时候,顾横波曾经为他进行专场演出。

龚鼎孳任湖广省蕲水知县时,天下已经大乱,在湖北一带流窜的是号称扫地王的一支农民起义军。龚鼎孳守蕲七年,坚守城池,没有被起义军攻破。后来因功被崇祯皇帝调还京师另用,起用科给事中。

龚鼎孳调作兵部,周延儒都吃过他的冲天炮。周延儒号称明季奸臣,他的党羽王应熊也跟着倒霉。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崇祯准备召王应熊入阁,龚鼎孳上章弹王应熊,说他和内阁首辅周延儒朋比为奸,为天下计,请罢应熊。

因龚鼎孳“卖弄直名”,崇祯寻个罪名丢进大牢里,近半年才放归家中。这时的明朝统治已经彻底崩溃,闯王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攻到北京城下,崇祯十七年三月,大顺军破城,崇祯煤山殉国。龚鼎孳在大顺军进城时爱妾顾眉以及全家老小投井,结果没死成,被大顺军都给捞了上来。一顿拷打之后,龚鼎孳投降了,摇身一变,成了大顺皇帝的臣子。满清顺治入京坐天下又成了满洲主子的奴才。

康熙继位后,龚鼎孳为左都御史,从此一路青云,做过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还主持过两次会试,门下收了不少“学生”。顾横波入龚家时,龚鼎孳正室董把正室的位子让给顾眉,顾眉才色俱佳,但却有一件事却让她终生不安,就是她生不了孩子。顾眉死于龚鼎孳的前头,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顾眉身故,只活了四十三岁。

康熙十二年,大清礼部尚书龚芝麓公亡,寿五十七岁。清廷谥为端毅,一百年后,乾隆下诏,夺其谥号,并和他的好友钱谦益一道,被乾隆指定为明朝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