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那里有批发被子的:忆王光美: 她走了 宽厚的母爱还在

忆王光美: 她走了 宽厚的母爱还在
平凡
一个女人走了，一位母亲走了。
她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她的母爱，宽厚而仁慈。
自幼濡染宽容母爱，一生难以忘怀
在王光美一生中，曾有过多样的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最早的原子物理学女硕士、国家第一夫人，此后便是12年的阶下囚，以及90年代后担任的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她的人生，大起大落，跌宕传奇。
1921年，王光美出生于北京西单旧刑部街32号。她的父亲王槐青，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院，开明，进步，持家、教子有方。她一共生育了8个儿女，3男5女，王光美是女孩儿中最大的。
王光美说过：“母亲不仅对我们亲生儿女疼爱有加，对父亲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也关怀备至。我有许多年都不知道，和前面的3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母亲对他们视同己出。 我家11个兄妹，只有二哥、三哥是留洋的，下面8个都没有出国留学，而这8个恰恰是我母亲亲生的。可见我母亲是在刻意培养非她亲生的儿子，对他们的关心比我们更深更切。”
自幼濡染的大度宽容的母爱，令王光美一生难以忘怀。
与大多数革命领袖夫人不同的是，王光美接受过最好的学院教育，在理科方面尤为突出。高中时王光美就有“数学之王”的称号，后来考取了辅仁大学数理系并读至研究生。她是中国最早一批理学硕士。这位后来以革命政治为生的领袖夫人，晚年仍能记起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
王光美说：我能读到硕士，也有母亲的功劳和远见。在那个时代，很少人家的母亲让女儿读那么多书。我母亲从没催促我早点儿结婚，而是让我去读书和留学。
研究生读完后，王光美原准备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后回国搞建设。她说那时的理想是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人。她的老师也为她写了留学推荐信。“但我最后一次上完课，离开辅仁大学时，却没有向老师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
1946年，国共和谈时成立了军调部，由于王光美出色的英语，被地下党推荐担当翻译一职。和谈失败后，组织上安排她前往延安。
也正在此间，王光美毕业前申请的两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信，一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学专业。“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晚年的王光美简单地用一句话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其时，王光美也有过犹豫。后来她的女儿刘亭亭曾问过母亲。王光美坦诚地说，“我是犹豫过，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而且是最好的学校，是我梦寐以求的要去读的博士。”
年轻的王光美最终拒绝了美国，拒绝了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她选择了延安，也选择了她后来的人生道路。
1946年8月，一架小飞机载着王光美飞赴革命圣地延安。这次飞行，让她彻底远离了居里夫人的梦想，却走进了另外一种生活，成为她未曾预料到的、一生悲欢跌宕的领袖夫人。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更多地担当了辅助的角色，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刘少奇的工作和他们共同建立起的这个家庭。尽管刘家的子女众多，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大家庭，但一家人和睦相处，亲密和谐，成了“海内”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这些是和王光美的倾情付出分不开的。
正像刘少奇之子刘源所说，母亲身上具备了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不论她以什么身份出现，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贵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悉心教养儿女；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古稀暮年，她仍以病弱之躯，竭诚为中国千万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
“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
几年前，在撰写《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一书时，我们曾透过历史的帷幕，透过孩子们的记忆，探询过这位当年中南海西楼甲楼的女主人，九个孩子的母亲，和其丈夫、家人的平常故事。生活中的王光美，像每一位母亲那样，平易、亲切，爱丈夫，爱孩子，她的性情、为人、信念、原则，也随着故事跃然纸上，感染着我们，也感染着读者。
在当时的中南海里，堂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来的国家主席之家，家庭财政居然如此拮据。刘少奇、王光美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9口人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要买辆自行车上学，王光美说没钱不能买。身边工作人员议论起少奇家的生活问题，决定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补助。后来经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刘少奇有所察觉，曾问王光美：“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我不知道。”王光美惊讶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 王光美立即来到卫士组问大家，卫士们看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人夜餐费，这样就……”卫士还想讲些理由，但王光美说，“清楚了，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她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刘少奇。
刘少奇说：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要退赔，还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王光美完全同意丈夫的决定，还对卫士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系到我们的事，千万不要瞒着我们。你们倒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工作人员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马上从当月起退赔，每月从他们夫妇的工资中扣除30元，直至1020元全部还清。
虽然在生活上，刘少奇和王光美对孩子们一向坚持低水准，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对子女的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能独自出门。而且这些进度并不是订了就完了，订了都要严格落实。
1959年5月的一天，刘少奇和王光美特意把平平和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陶淑范、褚连山两位老师请到中南海家中。
刘少奇说：“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你们能严格要求我们的孩子，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啊。”
两位老师如实谈了平平和源源在学校的表现，并说，“我们知道您二位家长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因此孩子们有缺点错误时，我们老师也敢批评，没有顾虑，从不护短。”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做父母的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溺爱和娇惯，实际上是害他们，是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们能严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们非常感谢。”王光美真诚地对老师说。
两位老师还对王光美说：“你家的两个孩子总穿着补丁衣裤，丝毫没有什么特殊，他们的勤俭和朴实，在学校是出了名的。”
“勤俭是一种美德。”刘少奇马上接过了老师的话头：“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就是将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也还要提倡勤俭节约啊。学校从小培养孩子勤俭自立的习惯，很有必要啊。”
王光美这时也插话说：“源源有一段时间，从学校回来，就把脏衣服扔给赵阿姨，自己不愿意洗。少奇同志知道后专门找他谈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给他讲劳动光荣、不爱劳动可耻的道理。以后他才有所改进。”
刘源曾说：作为母亲，她从不对我们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可怜的孩子，妈妈爱你们！”
刘少奇一生共养育了九个子女。其中何葆贞烈士留下二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王前留下一男一女，即次女刘涛、三子刘允真；王光美生育了一男三女，即三女刘平平(王晴)、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五女刘潇潇。
王光美也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对并非自己亲生的5个子女，视同己出，关怀备至，受到了子女们由衷的敬重。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出生于1925年，1945年考取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入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取得了副博士学位。刘允斌在苏联与一位苏联姑娘结婚，生有一女，名叫索尼娅，生有一子，名叫阿廖沙。这对姐弟还分别有一个中国的小名“辽辽”和“苏苏”。
1957年，刘允斌奉命回国，并与妻子离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允斌受到残酷迫害，于1967年12月去世。
刘允斌去世后，王光美一直牵挂着远在异国他乡的“辽辽”和“苏苏”。1987年，王光美一家通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与失散数十年的中国亲人联系上之后，一下子勾起了阿廖沙对中国的向往。他给奶奶王光美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诉说自己对父亲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的向往和对亲人们的思念。在王光美的帮助下，2003年4月，阿廖沙和妻子终于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来到中国，见到了他们多年想念的奶奶。
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生于1927年，比王光美仅小6岁，但她对爱琴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母女之情犹深。2002年5月18日，刘爱琴为生母何葆贞烈士举办“何葆贞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会”，王光美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亲临会场进行祭奠。刘爱琴对王光美，始终呼唤着“光美妈妈”。王光美在北京、回老家、去开封，刘爱琴夫妇也总是陪伴左右，倍加照顾。
刘涛1944年在延安的枣园出生，更是在光美妈妈的一手抚育下长大起来的。
1948年，王光美与刘少奇在西柏坡结婚时，刘涛刚刚4岁，刘少奇要刘涛姐弟叫王光美“妈妈”。姐弟俩的一句“妈妈”，叫得王光美泪流满面。她紧紧抱着刘涛姐弟说：“可怜的孩子，妈妈爱你们！”
自此，王光美就把刘涛姐弟视同自己生养，甚至对刘涛的疼爱比其他任何一个孩子都要多，这一点连刘涛在中南海里的同学、玩伴们都看出来了，说:刘涛在刘家孩子中是最受宠的，总是打扮得最漂亮，像个公主。以至于后来刘涛与王光美的亲女儿平平、亭亭吵架时，说出气话：“你们不是我的亲妹妹”，平平和亭亭吓得大哭起来，竟跑去追问王光美：“为什么姐姐是您亲生的，我们就不是您亲生的？”
1962年，刘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文革”开始后，刘涛也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1966年底，江青单独约见刘涛，要她写一份揭发父亲的大字报。年轻气盛的刘涛并不懂得这就是政治利用，于是写下了一张“揭发父亲”的大字报。随后，她本人也被下放到了河北承德。
1972年8月，当刘涛得知父亲已在河南开封病逝时，她悲痛欲绝，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忏悔。不久，刘涛来到监狱探望被关押的王光美，她沉痛地向母亲道歉，并抱着母亲失声痛哭，把积郁在内心的悲愤、屈辱、思念和悔恨全都哭诉出来。
直至王光美最后离去，刘涛向记者讲述那些与母亲相处的故事时，仍几次痛哭失声，无法言语……
允若的感情创伤，她不遗余力想去补偿
刘少奇的次子刘允若(毛毛)，是让光美妈妈最为操心的。允若的婚姻之事曲折蹉跎，成了积在王光美心中的一个结。
刘允若1931年在上海出生，1955年时，以优异的成绩被派往苏联学习，并于1960年学成归国。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而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是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炽。
鉴于中苏关系的转恶，刘少奇要刘允若慎重考虑恋爱婚姻问题，终止和丽达的关系。但处于两地热恋中的允若，并没有放弃与丽达终成眷属的努力。
丽达也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促成她和刘允若的结合。丽达没有想到，她和刘允若纯真的爱情，会被人利用来作政治筹码。后来赫鲁晓夫在和刘少奇见面时，就拿出了丽达的信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女朋友给我写信，寻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结合。
刘少奇感到，赫鲁晓夫不仅是在伤害他个人的感情，而是在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施威。随着苏共在世界共产党的聚会上煽动围攻中共，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袒护印度，插手新疆伊犁、塔城暴乱，公开的论战已经箭在弦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没有了转圜的可能。在那样的政治背景和特定年代里，作为中共政治核心领导人物的刘少奇，对儿子的婚姻私事再没有了什么选择的余地，他只能让儿子毅然剪断和丽达的情丝。
而刘允若在爱情突然受挫面前，表现出了一股执拗，非丽达不娶。身边的人多体谅他，即便发现他偷偷到父亲的办公室给丽达挂国际长途，也当作没看见一样。
眼看着刘少奇和毛毛父子俩的关系紧张对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虑。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择是不可改变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也会做出同样的决断。但作为继母，对失去生母的孩子，她更希望施予尽可能多的关爱，让孩子得到人生的幸福。
在利弊权衡、苦口婆心皆不奏效的情况下，王光美寄希望通过让刘允若和国内的女性接触，萌发新的恋情，以抚平他同丽达分手的心灵创痛。从此，她开始格外留意观察，帮助允若物色新的女友。
当她发现刘允若对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的女主角很欣赏后，就设法去了解那位女主角的有关情况，试探她的态度。但因各种原因，没能成功。王光美又继续为允若留心着。后来，有一部反映抗美援朝内容并广得嘉许的影片上映，王光美对其中一位配角女演员印象颇佳，就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些外围调查，得知这位演员的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没有什么问题后(当时家庭出身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条件)，王光美和刘允若谈起了此事。允若对继母的关心很感激，专门到电影制片厂看了那位女演员，并表示满意。但当向那位女演员表示进一步发展关系时，女方感觉两家境况悬殊，委婉地推脱了。
刘少奇之子刘源说：“爸爸不得已的选择，给毛毛带来的情感创伤，始终让妈妈牵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遗余力，以使毛毛获得情感补偿。”
虽然允若的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光美妈妈几次为他牵线搭桥均未能成，但允若对母亲的关爱抚慰一直心存感激。
以大局为重，“一笑泯恩仇”
晚年王光美，从“文革”劫难，丧夫之痛，12年囹圄煎熬中走了出来，等到了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为她恢复名誉的那一天。
虽然饱经磨难与忧患，但王光美从不怨天尤人，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宽容的心态。她不太愿意再多谈已经过去了的“文革”遭遇，她更愿意向往明天。
她以化解恩怨之心，先后去看望了身患重病、生活有难的毛泽东之女李讷，并细心关心着她的身体、家庭和孩子，使毛刘两家的来往逐渐密切起来。
2004年秋，83岁高龄的王光美，还精心安排了毛刘两家后人的大聚会。这个“一笑泯恩仇”的大聚会活动，被媒体广泛传播报道，这样的包容大度之举，也让世人感佩和动容。在王光美家的客厅正墙上，始终挂着一幅1962年毛泽东来看望刘少奇一家时的合影，她就在这个客厅里，接待了来自国内外各界的访客。
“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是王光美一贯的做人原则，宽容大度，恩仇笑泯，也是她一贯待人处世的品性。
在家庭中，王光美仍然保持着经常和刘少奇前妻的子女们友好来往，即使他们中有人在“文革”中曾刺激和伤害过父母；她每年还要去看望在“文革”中受刘少奇牵连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家人和子女；她总是把女儿孝敬她的钱和物品，源源不断地捐给更需要的人们。
“救助了母亲，也就救助了孩子，救助了整个家庭”
古稀之年的王光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还身负多种政治荣誉。但她对政治并不多言，而是把目光更多聚焦在了迫切需要社会关注的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身上。
那是1995年春天,一个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发起的旨在帮助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的“幸福工程”行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启动。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 云提议并亲笔致信王光美，请王光美出山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这一年她已是74岁高龄，且身患癌症6年。但她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这个重任。她说，救助了母亲，也就救助了孩子，救助了整个家庭。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而且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时，中国的贫困地区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而贫困母亲起码有1500万以上。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待助群体，“幸福工程”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承担起这样一件工作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王光美以自己的病弱之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项为贫困母亲造福的事业中。
从此，这位饱经磨难、德高望重的母亲，就将自己的名字同“幸福工程”，同千千万万贫困母亲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开始，家里人并没有把王光美挂名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这件事看得太认真，因为她毕竟年迈体弱。但没想到，王光美干得非常投入和认真。经常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凡是组委会举行的会议和大小活动，她总是勉力参与，有时甚至累倒……
后来的几年中，王光美又多次深入基层考察。陕西、四川、河北、福建、云南……她的足迹留在贫困山区的小路上，她的音容笑貌也留在了无数贫困母亲的心里。
有一次，在阵阵秋雨中，王光美脚踩泥泞，走进了陕西省大荔县的豫安村，走进了一位贫困母亲王尚英的家。昏暗破旧的茅草屋里，除了两张床，几乎没有家具，屋角在滴水。王尚英85岁的婆婆患病躺在床上，白发苍苍，气喘吁吁，身上盖的那条又破又脏的被子，发出难闻的气味。王光美很自然地坐到床上，靠在她的身边，握住老婆婆那枯槁黝黑的手，问寒问暖，亲如家人般地聊着……贫困母亲们记住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而王光美也把她们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
有一次，王光美与“幸福工程”组委会人员一起开会。深秋的北京，狂风大作，她突然从椅子上“呼”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一脸焦急地说：“陕北刮大风，会把哪家的房顶掀没了，应该去看看了。”在城里的一些宴席上，她看着满桌的佳肴，总是想到，如果把这一餐省下来，又能帮助几位贫困母亲;“幸福工程”项目点的同志给她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她却批评他们不该浪费，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到贫困母亲的身上。
每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光美还多次发言受访，为“幸福工程”宣传疾呼，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贫困母亲。
1996年，“幸福工程”因缺乏资金而举步维艰。王光美将母亲留下的、经过“文革”浩劫失而复得的清代“青花缠枝花卉碗”、“青花寿桃盘”、 “象牙素面笔筒”，和宋代“耀州窑刻花碗”等几件家藏珍品拿出来拍卖，拍卖所得的56.6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幸福工程”，在海内外各界引起很大反响。
一位外国记者问她，你把家传文物义卖掉，不觉得心疼吗？她回答说：“‘幸福工程’需要钱，用拍卖所得救助更多的贫困母亲，是发挥了这些文物的最大价值，我感到欣慰。这也符合我母亲一贯为人处世的精神，我相信她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很高兴的！”
在王光美的精神感召下，许多海内外人士为“幸福工程”慷慨解囊。连王光美身边的人，老司机、秘书、儿女、孙子女们，也纷纷向“幸福工程”捐款……
王光美对于“幸福工程”的贡献和作用，不仅是她宽厚仁爱的人格力量，忘我奉献的赤诚精神，还体现了她一生丰富的政治智慧。
“幸福工程”创立之初，组委会拟定的救助模式是：“小额资助，直接到户，滚动运作，劳动致富。”王光美经过深入思考，将其改为“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她说，我们的钱要直接发给贫困母亲，她要代表全家在协议上签字，因此，“到人”比“到户”更确切；另外，“幸福工程”首要的是帮助贫困母亲脱贫，然后才是致富。几字之改，即使“幸福”救助模式的定位更加准确。
十余年来，“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在王光美等人的引领、推动下，由小到大健康发展，并在各地开花结果，现全国共设了389个“幸福工程”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人口达69.5万之多。
最后系念着千万贫困母亲，向女儿“抱拳托付”
王光美，这位深受人们尊敬、爱戴，心怀大爱的母亲，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萦心挂怀的，仍是救助中国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当她的女儿刘亭亭谈起母亲在最后病危时刻，向她抱拳托付“幸福工程”时，不禁哽咽。
亭亭说，母亲那时已几度病危，不能说话了。但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读出了她对“幸福工程”的无限牵挂。我心疼地走到母亲床前说：“请妈妈放心，‘幸福工程’的事，我一定会帮你做下去。”已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母亲，用充满希冀的眼神望着我，吃力地抱起瘦弱的双拳，作起揖来。我紧紧搂住骨瘦如柴的母亲，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连忙说：“妈妈，您别作揖，我承受不起，‘幸福工程’是您做的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2006年10月17日，第二届“中国消除贫困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王光美荣获了“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四天之前，她已安然辞世，再也不能亲自来领奖了。
她的女儿刘亭亭，在替母亲前来领奖时，百感交集。她说，“我在想，人一生最成功的应该是什么？记得当年我在申请上美国哈佛大学时，曾写下了自己期望的人生最大的三个成就，但如今看着我母亲的人生历程，我忽然觉得，自己当年所想的那些都不算什么成就了。
“我想讲的，不是母亲投身‘幸福工程’的成就有多大，而是想讲母亲的爱心有多大！因为一个人爱心有多大，对社会的贡献就有多大！”
一位仁慈、宽厚的母亲——光美妈妈，用她十余年的晚景时光，与其他同志携手努力，为千千万万的母亲铺起了幸福之路；亦用她一生的跌宕经历，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厚重母爱的精神财富！
她走了，宽厚的母爱在延伸！
《人物》 2006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