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小学入学房产证:熊培云大学演讲为何遭官员漫骂

熊培云就是如此善良与回避现实，或者希望自己做一块逆流中的小石头，别人仍然视其为不良的石头

CCN特约撰稿  吴祚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石头没有，过了河没有？没有人总结。

但河里多出了许多石头，一些偏左的石头，一些靠右的石头。他们都在河流里，是做中流砥柱，还是等着被别人摸到，以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次熊培云在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做讲演，是凤凰名博进校园的第一场活动。将网络文化生态中有影响力的学者，引入校园，既是让虚拟回归现实，也是让网络话语与生活实际对接。

一

熊培云在外经贸大学的演讲本来安排在能容纳五六百人的大会议室，但校方临时通知，要改变场地，原因是有人扬言要来扰乱讲演。

一次正常的学术交流，被一两个人匿名恐吓，就不得不改变议程，为什么不追究扰乱秩序者呢？现在公安机关抓捕这些通过网络或手机短信寻衅滋事者易于反掌。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的作为。那么，会不会是对外经贸大学有关领导自编自导的故事呢？

他讲的内容是关于暴力与宽恕。

熊培云的学术研究与时评，温和内敛，少有情绪性语言，更无煽动性表达。面对这样一个温和的学者，如果还感觉到害怕，证明你不了解学术现状，也可以不想认识了解，只想通过回避或关门，来守卫校园里的清静。

熊培云最终被安排在一间只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小会议室里做讲演，他给人们开出的药方是和解与宽恕。笔者是后来通过凤凰博报，看了熊培云的演讲内容，内容更多的是现象层面与道德层面上展开，甚至都没有讲到制度层面等决定性因素。

讲演的内容，涉及熊培云近期在网络上关于药家鑫案的发言，以及产生他意想不到的反响后果，他主张废除死刑，主张宽恕任何可能判处死刑的人。他认为，给他们再生的机会，会使他们觉醒，他们会感恩社会，会给社会带来另一种精神境界。

“说到这个‘宽恕’，我举个德国母亲的例子。当时，来自德国的普方一家在南京，被来自苏北的无业青年给杀了。德国母亲知道了之后专门到南京来，了解到这个人是一个失业青年，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向法官求情说不要把这个人杀死。”

接着，熊培云又举了一个中国母亲的例子，自己儿子被工友杀害，儿子未婚妻堕胎，可以说家破人亡，但这位母亲了解细节后，主动到北京替罪犯求情，让法院免其一死。熊培云认为，这是伟大的悲悯之心。最后，熊培云甚至说出了一句动感情的话，“如此自己被人杀害了，他希望杀他的人不被判死刑”。

熊培云在讲演中提到几年前与一位教授的对话，对方对废除死刑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在目前现状下，既使废除了死刑，也难保当事人会在监狱里以其它方式“被”死亡。

在一个公民正当权益都被肆意侵犯的时候，在合法公民随时可能“被”喝开水死、躲猫猫死的时候，谈恶性杀人案犯被宽恕以及废除死刑，我也认为，不合时宜，甚至有背常识与公理。

二

熊培云关于宽恕与思考药案的辩护性观点通过微博发表出来后，立即招致无数板砖猛砸，一些人甚至扬言要杀死他与他的家人。他上网已有十多年，历经无数攻击与谩骂，但这次招致的恶骂，还是使他有崩溃之感。

在这次演讲中，他如此分析药案的社会反响：

所有的人在喊药家鑫该死，药家鑫不死法律死。我看到这个危险在哪里呢？第一，这种喊本身具有一种倾向，是一个全民式的审判。所有人都说他该死，但法庭还没有判。你可以怀疑法庭不公正，你要把你的火气集中在法庭不公正，你说不公正法律死，我不怀疑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在反对药家鑫案审判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另一方面就把药家鑫的身份单一化。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军二代的儿子，他代表的就是官员的利益。他后面就有一群人，是整个中国官僚阶层在保护他，所有的媒体都在保护他，这个药家鑫就变成一个符号。就好像民众和政府之间或者和当权者之间产生了一场战争一样，就变成了药家鑫如果不被杀死，民众就失败了。如果药家鑫死了的话，政府就失败了。

这里，熊培云先生忽略或漠视了社会现实背景，所有的网民之所以如此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每一个人对现在情势所做的判断或质疑，即便是带有情绪性或火药味的观点。毕竟仅仅是语言，而没有具体行为，所以，这些表现不足以使熊培云觉得危险。

熊先生对民意影响法院审判的观点，我认为是极其不妥的。民意本来就应该影响法院审判，为什么，看看美国法庭审判时，独立的陪审团制度就清楚了。从社会上随机找一些合法公民，让他们组织陪审团，这些不太懂法律、不太理性甚至不知道宽恕为何物的公民，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被审判者的量刑。文明程度如此之高的美国，也没有完全废除死刑。

由于我国法院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支持，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关系影响，人们对官二代或有背景的富二代反感与质疑，这是一种社会自发的调节。一方面它促使那些官二代自我约束。如果他们违法，强大的民意照样可以置他们于死地，他们的关系网也无法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民意使公权力免受关系网影响。如果药案面临审判之时没有强大的民意监督与表达观点，那才是不正常的事情呢。

熊培云说到的那种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这种事实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可惜熊先生没有触及，他只在思考形而下的现象，而不追问形而上的本质。这是熊先生的遗憾之处。

我理解熊培云的观点，这是一个文明社会，不应该通过献祭生命的方式，来教育人们守法。如果留一条生命给药家鑫这样的青年人，他们会通过改变自己奉献社会，使社会获得良性的进步。作为一种观点有什么错，没有任何错误。那些恶骂与砸砖网友，用暴力威胁的网友，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别人表达的仅仅是一种观点，你可以反对，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不能恶骂更不能威胁。

熊培云的观点通过微博发表时，我就跟帖批评，他认为现在这个时候，讲宽恕比什么都重要，而我认为，讲正义与公正比宽恕重要。

熊培云认为别人不能通过情绪性表达来代替司法，因为司法并没有审判。同样，熊培云自己也是通过宽恕这样的观点，影响司法，使药不至于被判死刑。只是熊先生声音微弱，势单力薄，而对面的声音如洪钟大吕，锵铿激越。

三

当于建嵘这样的学者不断通过微博发表一些惨烈的图片，使我们目不忍视那些地方公然违法强拆，致平民百姓生命于不顾，当维权者与律师甚至艺术家在自己的国度神秘失踪事件屡屡发生时，当所有网民的网络博客不断被莫名删除甚至遭到跨省追捕时，这样的法律环境与社会生态中，提出宽恕这样的价值理念，是深刻的，但深刻得过了另一种底线，就是正义的底线。因为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正义与法治的时候，你一味倡导宽恕，如同一个需要喝水的病人，你不停地给他烤火。

与其在民间讲宽恕，不如对强者讲宽容。

宽恕在什么时候应该讲，就是你掌握了法律主动权，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执法权，都在独立的公权力手中，不受任何党派与权贵支配影响，这个时候才是讲宽恕与和解的时候。

宽恕与和解典范是南非曼得拉，但要看清时间表，在没有获得自由与权利的时候，他是一个争取自由与权利的勇士。当人民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当他们开始审判那些造恶者之时，他们开始讲和解与宽恕。

我们讲法律的程序正义，我们要不要讲道义领域的程序正义？孔子说，在一个恶政时代，如果富贵，是可耻的事情，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贫困并不光彩。同理，在一个法治不良的社会里，讲宽恕是不道德的，而在一个法治正常的社会，不讲宽恕则是没有道德追求。

当蜂巢受到攻击时，所有的蜂几乎都会倾巢出动，攻击侵袭者，这个时候不会有一只蜂觉得要同情与宽恕侵袭者。这是动物守护生活共同体的本能。我们的学者，应该是一个守卫精神家园的共同体，我们的社会面临巨大问题，公民合法的房子被强拆，居无定所，司法不公挑战法制底线，因言获罪或维权律师失踪事件频频发生，公民社会被严重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一点点被公权力蚕食鲸吞。

公权力没有宽容的时代，我们一味地谈宽恕，是一种消极避让呢，还是一种投诚。

四

熊培云就是如此善良与回避现实，或者希望自己做一块逆流中的小石头，别人仍然视其为不良的石头。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学工部一位樊姓副部长在熊培云演讲结束后，对他进行了点评，其实是指责或诃骂，说熊讲话没有逻辑，没有水平，低于自己的期望与想象，与其所写书籍形成反差等等。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纯属樊本人的个人见解，但问题是，他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组织，或自以为自己代表组织来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别人不允许发言或插话，他要用行政语言覆盖熊培云的理性思考，用行政话语否定学术观点，行政霸权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表演。

学术与行政在高校被分裂了，多次被媒体评为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熊培云，希望借助凤凰网的联姻，使学术与校园学子有一次交流，但硬硬地被学校行政力量遏制。他进入校园成为一次象征，真正的五六百人的讲堂与他无缘，他只能在小会议室里象征性地讲演，而得到的回赠，是行政力量对他的会商性批评指正。

学工部的樊领导没有意识到自己讲话的逻辑性与学术性，他要的只有一条，就是批评对方，使对方觉得无趣，也使学生们喜欢的学者在学生面前丢面子。但熊培云表现得冷静而礼貌，如果稍有遗憾的话，就是离场早了点，没有与樊领导真正交流，更没有让学生们在领导面前有说话的机会，因为现场毕竟有许多学生希望发言。

这种高校行政力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惜人们已见怪不怪，只是熊培云的一次讲演，现场录像，使各色人等形象生动呈现于公众面前，形成某种冲击力与网络效应。我们看到了学界与行政力量的分裂与冲突，只是一方基于理性，希望交流与传播，而另一方只想禁锢与动用一己行政力量，达到某种目的。

高校应该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学术与真理的追求应该是大学第一追求。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将党性追求当成第一追求。显然，仅凭樊部长这样的政工干部，已力不从心，信息时代的开放，学生们的眼光与活跃的思想，与过去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樊部长能够做到的，也就是缩小会议室，严厉批评来校讲演的学者，不顾礼仪，不讲逻辑，漠视学术，只要自己想得到的效果，或使自己的领导看到自己的态度。

熊培云新书《自由在高处》，我没有细读书的内容，看到书的背面写着他的格言：别人说不自由勿宁死，熊培云说不自由尤可活。

不自由仍然是可以活下去，这不是熊培云原创思想，古人早就说过，好死不如赖活。

而不自由勿宁死，说的是生命的意义等同于自由，没有自由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而是被豢养的动物的生命。经贸大学之夜，熊培云没有大礼堂里讲演的自由，因为他的自由被号称要扰乱现场的不明身份者剥夺了，其实是被校方剥夺了。

在小会议室里讲演的熊培云，当与学生自由交流的时间被行政霸权剥夺之时，他只能转战到校园空地上与学生们交流，甚至到校外的咖啡吧里交流。那么，追问一句，如果在咖啡吧里交流被视为聚众滋事，警方出面干涉，熊培云的没有自由，仍然可活的表达，会面临着什么样的结局？

麻雀之所以无法豢养，因为每一只麻雀都不接受囚禁。每一个人如果都不接受不自由的制度，那么自由民主的制度就来临了。

自由精神是一种与生命生活信仰一样的价值，如果公然宣扬不自由尤可活。那么，不公平不正义不民主不道德，都可以使人找到苟活的理由与空间。当你一步步退让的时候，另一种强权就一步步进逼，最后，仍然是不可活。

人权的底线、人类尊严的底线，在自由。自由不在高处，也不在低处，自由在政权与人权中间点上。政权形成霸权，侵犯公民人权，自由就沦陷了。个人权利损害公共权利，自由也被破坏。

不自由对一些人来说可以苟活，但总有一些人因不自由而死亡，不允许你自由信仰，不允许你自由言论，不允许你自由地争取合法权益，不允许你自由结社、罢工示威游行，这样，必然使恶无法公示在阳光下，也就是纵容恶在阴暗中滋生，不自由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败坏。

不自由因此必然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还有可能就是他死。而没有自由精神的文化，原创精神必然死亡。当公民的自由权利被限制，公权力的放纵度（不是自由度）必然无限扩张，它先在公共资源上掠夺，再向社区或集体延伸，再向家庭私产侵犯。

推土机一旦启动，它就难以有停歇下来的时候，因为放纵权力追逐利益的游戏，成为他们的一种嗜好，成瘾的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