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地铁规划图高清:西路英魂祭

西路英魂祭

(一)引子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园（注：疆，指新疆）近在咫尺，我却从来没有来过，西路军浴血奋战的地点就曾在身边，我却几乎根本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一千八百多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其中种种的隐情在长期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斗争”的禁锢下，连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后来当了共和国元帅，副总理的徐向前、李先念都讳莫如深，不肯提起，更勿论普通的西路军将士，西路军这些失败英雄，他们这段触目惊心的带血历程就人为地被扭曲，被篡改。在历经曲折被平反后的今天，面对更为诱人的前途与“钱途”，他们的故事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只是成了一座“西路军魂”的塑像，成了几幅浮雕、碑文，孤独地散立在树木花草中。

这样说其实并不是危言耸听，记得几年前，西路军进疆纪念园进行竣工剪彩仪式，当时我在异乡，同学打电话来告诉我说陈云等人的夫人和一些幸存的西路军老红军参加了仪式，老人们有很多哭得晕厥过去。我听了只是感动了一下，并没有产生多少深究其原因兴趣，心里还在怀疑是否又是什么政治宣传的噱头。

去参观西路军进疆纪念园只是出于偶然，但从那里出来时，我内心的震撼、敬意和沉痛却再也难以抑制。眼前似乎总是晃动着英烈们满含悲愤的的目光，耳边总有他们不平的呐喊。怎么也忍不住要写这篇文章，在写的时候，泪水无数次地模糊了视线。

撰此小文，为英魂祭， 知道这文章不会赢得什么点击率，不会有多少人回应，但我依旧要写，为求心安，唯求心安。

(二)将士热血洒河西

1936年10月，当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古城会宁会师后，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为了开辟甘肃河西走廊革命根据地，打开直通苏联的国际通道，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两万一千多名将士在陈昌浩、徐向前的统帅下，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从此，他们踏上了艰苦卓绝、英雄悲壮的漫漫征程。

由于河西地区地处荒漠，人烟稀少，粮食不足，不利久驻，再加上这里是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敌人势必要疯狂地反扑。11月中旬，激战古浪，红九军损失大半，元气大伤；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苦战凉州、永昌，西路军兵力锐减；1937年高台血战，红五军战败，军长董震堂等三千多名英勇官兵战死沙场；2 月，西路军主力鏖战倪家营子，兵力损失大半；3 月初，梨园口血战，弹尽粮绝，彻底失败，仅余两千余人。3月14日，在石窝山头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议，为贯彻中央军委“必须采取特别办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的指示，将仅存的两千多人编成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由王树声，张荣分头率领的两个支队在向东撤退时，先后被敌人打散，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只有极少数历经艰险回到陕北。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的西进支队在茫茫的祁连山腹地，冰天雪地，风雪交加，渺无人烟，断粮缺盐，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翻过了祁连山，走出了大戈壁，将仅存的420名西路军精英保存下来，并与1937年5月1 日在星星峡实现了与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历史会合。

在长达半年的河西血战中，三过草地，经长征磨练的两万一千多名西路军将士，有七千多名喋血沙场，六千多名被俘后遭敌人枪杀、活埋，被俘的女战士之遭遇更是惨绝人寰。幸存者三千多名流离失所、九死一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四千五百多名或被组织营救或辗转流离回到了延安，一千多人流落在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等省的民间。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英名应该万古流芳。是他们拖着十几万“二马”的精锐部队在河西周旋，配合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是他们在孤军奋战中消灭了敌副总指挥以下官兵二万多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是他们身陷囹圄，受尽酷刑，但仍视死如归，浩气长存。绵延千里的河西走廊可以做证，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可以做证，历史可以做证！

(三)西进失败谁之过?

为此我翻起了故纸堆。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文章中谈到“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时有这样一段话：“为敌人吓到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原版《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为此段加的注释是这样的“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仍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推行的退却主义和消极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在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1991年新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编委会为同一段话加的注解作了如下的改动：“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多月，歼敌两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失败。”

这不仅仅是几个文字的改动问题，是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的问题，是事关21000多名西路军将士名誉的大问题。

与数倍于我军的“二马”喋血奋战半年之久，就凭旧式步枪和大刀，前仆后继，血流成河，消灭了两万多敌人的西路军，就因为失败了，却要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忍辱负重，抬不起头来，死者难以暝目，生者不能昭雪。

的确，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员是张国焘，而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搞分裂、另立中央的错误是铁证如山，我们在中学课本中都知道。但张国焘并不等同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他搞分裂，并不等于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更何况，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是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而不是“张国焘的命令”。11月份，又是中央军委命令停止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接通新疆的。而后来西路军在河西地区的每一步行动计划都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怎么能歪曲事实，说西路军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呢？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共产党内部多年来的“路线斗争”却使这些原因根本不能放到阳光下来讨论。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徐向前才倾注心血写了《血战河西走廊》这悲壮的一章；李先念也是在专门查阅了当年西路军与中央的50多份电报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写成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为西路军问题的彻底解决奠定了基础。

晚年的李先念同志站在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高度，对西路军的失败做了十分冷静、客观的反思，这位当时年仅25岁的三十军政委既没有为张国焘辩护，也没有为自己开脱，而是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待西路军。他开诚布公地说“从西路军的战斗历程看，失败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指导思想的这种多变是由于形势变化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行动方针摇摆不定却犯了兵家大忌”。

李先念同志去世后，将骨灰撒在了他九死一生的祁连山麓，与那些早已牺牲的成千上万的战友为伴，他的英魂对西路军将士几十年的沉冤有着深深的内疚，他的英魂也眷恋着那片洒满西路军热血的土地。

谈到西路军的失败，还不能不读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西路军主要领导者徐向前、陈昌浩等八人联名在石窝山头发给中央的最后一份电报，电报中有这样一段话：“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的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兵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我军和客观事实。“在久死一生的关键时刻，这些高级将领仍希望中央能正确评价西路军，尊重客观事实。

西路军的失败，是特定的历史状况造成的。孤军深入，无根据地做依托，无兵员、物资的补充，敌众我寡，都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一阵西进，一阵东返，指导思想的多变，行动方针的摇摆不定，更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失败的责任，怎能由那些牺牲的先烈承担？怎能让那些被俘的将士，失落民间的战友来承担？他们可是射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才奉上级命令“自寻出路”的啊！但是这些从十二三岁就参加红军的英雄们，当他们战败后宁死不屈，从敌人的屠刀下，或从“万人坑”逃出来后，遭遇却更悲惨。建国后，他们本来应该做为功臣来对待，但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生活上穷困潦倒，而在十年浩劫中，几乎无一幸免地被作为“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张国焘的走狗”，遭受严重迫害。

西路军的功过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但就凭这两万一千多名经过长征的疲惫之师，拖着十三万装备精良的“二马”部队，在河西东征西战这一点，恐怕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就应该浓彩重墨地书上一笔。假如没有西路军在河西牢牢地吸引住能征惯战的“二马”，仅凭两万名河东的红军能否顶得住胡宗南、毛柄文再加上“二马”的围追堵截呢？西路军为策应和东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和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不朽功勋，是不应该被人们遗忘的，被历史抹杀的。

现在终于可以探究当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了，虽然这一天来的太迟，太迟，但是可以直面失败的原因毕竟是社会进步的表示。应当让我们这些后世之人了解一些失败的历史，不然我们永远只是一群被蒙蔽在混沌之中的历史白痴罢了。

（四)沉冤难雪催肝肠

60多年前，上万名西路军将士战死沙场，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侥幸的生还者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熊国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1名委员之一，工农暴动时赫赫有名的川陕苏维埃主席，大巴山培育出的勇士。1937年3月，西路军战败突围时掉进雪山下的万年雪坑中，冻坏双脚，不幸被俘，后被当地裕固族头领悄悄救出，一路乞讨，流落酒泉，改名张炳南，以摆水果摊糊口。1951年，酒泉民政部门调查红军失散人员时，他欣喜若狂，慎重地添了表格，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并“要求参加工作和解决生活”。但冬去春来，没有人问津这位战功卓著的“苏维埃主席”。1960年10月底，当年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被活活地饿死在酒泉城里的泉湖公园门外！

张琴秋，当年英姿飒爽的西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懂得好几门外语的留学生，川陕革命根据地最年轻有为的女干部、女红军的骄傲。西路军战败后被俘，但她隐姓埋名，故意将漂亮的脸庞弄得又黑又脏，躲过了敌人的审查。先在西宁羊毛厂干苦工，后被王定国（逃出魔窟后，成为谢觉哉夫人，为西路军恢复名誉耗尽心血）等战友救出。但不幸又被叛徒出卖，押往南京反省院，在周恩来、叶剑英等的多次交涉下，终于在1937年8月获释。她还真是千百个被俘的女红军中的幸运者，解放后曾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但在文革中，这位可以威震苏区的巾帼英雄，能够忍受敌人的严刑拷打，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不能忍受自己同志“张国焘走狗”的污蔑，跳楼而死！

李彩云，原为四方面军独一师师长兼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司令，西路军重建时被任命为骑兵师参谋长。18岁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后编入红五军并入党，参加了长征。随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苦战半年之久，石窝山会议之后，带兵分散打游记。眼看就要走出祁连山摆脱绝境时，这位年仅29岁，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却在睡梦中被同行的战友开枪打死，其罪名仅仅是“怕与敌人联系”的臆测。他的亲人在解放后一直在盼，却只得到“早已死亡”的回答，连一张烈属证也没有得到。整整五十年后，当时错杀李彩云的一位领导才终于是错杀，并公布了事实真相，总政治部追认他为烈士。但是这就能让烈士安然瞑目了吗！

王泉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电影《祁连山的回声》里那位女团长的原型，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西路军战败后根据组织决定自行解散，她带着十几名女战士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中顽强东进，一个月后，弹尽粮绝，不幸被俘。在狱中他团结众姐妹进行顽强斗争，被打断了腿。当她千方百计逃离魔窟辗转一年多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时，却被以失散时间过长为由，用五块大洋结束了革命生涯。她被逼无奈，只好嫁人，回到了老家。至80年代她仍恢复不了组织关系，不被承认是老红军，这位当年双手能打枪、威镇河西的女团长被世人遗弃，完全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老太婆！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被俘又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将士，他们的牺牲和痛苦并不少，但却活着受人歧视，死了不仅不是烈士，甚至连一块小小的墓碑都没有！如王泉媛在给组织的信中写的一样“至今嚼着别人硬塞给我们的苦果”。谁都知道西路军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怯懦，这些官兵的被俘也并不意味着变节，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呢！

雄伟的祁连山在哭泣，它目睹了西路军将士英勇悲壮、坚贞不屈的身影，它目睹了西路军将士饱受冤屈，为人遗弃的命运。伤痛的泪水年复一年地飘落，化做了祁连山上皑皑的白雪。

（注：文中几个西路军将领的资料，主要引自董汉河著《西路军沉浮录》）


(五) 后记


做为生性淡泊的女子，我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历史和现实中党派、政治家之间的争斗在我来说，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正剧或闹剧而已。但是让我始终不能释怀的是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群众演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悲剧性的牺牲品，历史也就这样饱蘸着无辜者的血泪，书写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所谓丰功伟绩。

西路军将士也是这样的牺牲品，他们的确是失败者，但从逻辑上讲，失败的英雄依然是英雄，从历史上看，失败的英雄也应当是英雄。楚汉相争时的项羽，有谁能否认他是英雄呢？连治学严谨的司马迁也把他与秦始皇，汉高祖等同起来，专为他写了《项羽本记》。但是在20世纪的新中国，浴血奋战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却没有项羽幸运，长达60多年的漫漫岁月里，长眠在祁连山下的英灵们难以瞑目，活在世上的战友们不被承认，还要受到百般临凌辱、残酷迫害。

失败的英雄们眼中在流泪，心中在滴血，虽然在半个多世纪后沉冤得雪，但那些留给西路军将士心灵上的伤痛如何可以抚平？留给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的余悸又要怎样才能消除？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发生了，就永远不会消失……

   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