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圣玛医院招聘:当前的中国急需凝聚人心和道德立范。红歌及其政治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起、关注、讨论—— 红歌的政治美学

当前的中国急需凝聚人心和道德立范。红歌及其政治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起、关注、讨论——
红歌的政治美学
李 皖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6月14日   第 07 版）
曾经极“左”极“纯”
红歌，现在叫这名称，以前的叫法——革命歌曲，无产阶级大众歌曲，健康文艺歌曲，一般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迄今，具有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歌曲。
红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阶级性、政治性，正是红歌之红，是红歌的灵魂所在。红歌服务于政治目的。红歌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以达成某种集体的事业，是它独特的政治美学。
红歌曾经达到的深度，是政党、文艺工作者及工农大众对使命的共认。个人的生命价值，取决于集体的价值。这种政治美学，演绎到极致，就是纯而又纯的革命成了唯一目的，集体的事业成了人的唯一属性，集体的价值成了人的唯一价值。虽然这可能最终导致了荒谬。“文革”十年，它就发展到了这样的极“左”、极“纯”的程度。
唯物主义者并不反对一般的功利主义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宣部等十部委曾推荐“爱国歌曲大家唱100首”，现被通称为“红歌100首”。我粗粗统计了一下，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流行年代，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到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之际结束，涵盖了差不多3/4个世纪。其中，1949年以前的歌曲，约占1/10；1949—1976年的歌曲，约占4/10；1977—1999年的歌曲，约占4/10；2000年代的歌曲，约占1/10。
1999年之前的歌曲，大都有比较强的政治背景，一些歌曲甚至直接是因事而生，因某种形势需要而生。如《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是抗战歌曲，《南泥湾》是歌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在希望的田野上》是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歌，《春天的故事》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故事。
2000年代的歌曲，甚至也包括一些上世纪80、90年代的歌曲，虽然也多有特殊的创作事由、政治背景，但其政治意义比较模糊，有时是概念宽泛的拥军、爱党、爱国歌曲，有时甚至背景语义复杂，与红歌指向的红色语义并不一致。
这样粗粗扫过即能看出，红歌与普通流行歌相区别的最根本特色，乃在于它是一种服务政治的歌曲；服务政治，是其旗帜、歌魂、时代性、歌曲的意义所在。
红歌都在唱什么
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标，统一的价值观，对责任与使命的共同认同，是红歌之所以能感召人心的根本力量所在。
100首红歌，按内容划分，可粗略分为以下七类。揣摩其内容指向上的特点，更容易把握红歌政治美学的根本。
军歌类：服从党的领导，党指挥枪，军队忠于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外御敌辱，保家卫国，是其最核心的政治使命。
英雄类：在民族危亡面前，英雄的感召力，“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的事迹，可歌可泣。
领袖类：对领袖的赞美，实际上是对集体事业的赞美，对组织领导核心、现行政治正确的肯定。
爱党爱国类：爱党爱国，是集体对自身的颂扬，表达伟大、光荣、正确，感恩、归属、拥抱之情。
岗位类：这是在集体中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对集体的奉献是其主要内容，自豪感是其主要特征。
还有故乡山川类、幸福生活类……
红歌也在起变化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1980年以前，是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绵延达半个世纪。
与其盛期对应，那也是思想一统的时代。在上世纪70年代，歌曲的政治伦理到达了这样的极致：通过对毒草的清理刈除，红色歌曲变得无比“纯粹”，凡政治过关的歌曲，无不表达着政治正确；歌曲的内容，无不表达着集体的事业、领袖的意志；各阶层角色分明，无不是集体事业的某分子，整个社会成为一部革命机器，所有人成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改革开放之后，一统化的思想格局渐渐成为过去，以集体事业建构起的价值体系，容纳进异质，出现另外的眼光。
首先是“幸福生活类”歌曲的出现，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潮流，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首歌甚至与历史上最红的红色歌曲一样，非常革命，充满了政治色彩。但是，“爱情”、“花儿”、“亲爱的人啊”，这是些在60、70年代的歌曲里被净化掉的词汇，它的美学指向，它所指向的幸福，简直无处隐遁。虽然继续在抒发“长征路上”战斗、为祖国贡献力量的豪情，但歌唱的却并不全然是集体的事业，而将憧憬挥洒于生活，将愿景设定为“生活充满阳光”。仍然以我们为主语，仍然是集体事业的赞歌，但与集体事业的纯净的价值体系已有所不同。虽然一时充满争议，《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15首歌曲，却成为全国票选的首届“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悄无声息地演化。真正变化的是人心，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式微，发生在早已发生的人心的变化上。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退潮的速度非常之快。仅仅5年之短，它原有的内核已经大变。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巨变之大、巨变之快、巨变之多，使人们很少反省追问：曾经的时代主流，那个庞然大物，那个将亿万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时代精神，何以一下子就不见了呢？我推想，有这样的几个关键：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之上，确实是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万众一心，极其广泛；大公无私，极其彻底。它有人所共认的集体的事业，人所共认的集体事业的目标，神圣的未来理想社会，神圣的人类伟业；所有人等，均匍匐在这个基本认同之下。个人的人生，在这个宏伟的目标、神圣的事业中，被赋予了神圣性，获得了毫无疑义的生命价值，由此产生光荣、自豪、骄傲，产生人生前途的无限光明感觉。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其实是在这个宏大建构中矗立起来的音乐丰碑。
打开国门之后，“我们的幸福生活”在发达国家面前现了形，政治宣传失去了诚信；在政治目的、社会目标全面转向经济的方向之时，价值体系也在位移，物质生活的意义和私利，登上了台面；共认的集体的事业，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逐渐变得模糊；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便在这个过程中离散、淡出。
歌曲风尚的变化，只是以上这个无比广泛、无比深刻的社会大变局的反映：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邓丽君歌曲中，个人情感被肯定。
80、90年代，眼花缭乱的流行音乐，将个人世界的意义不断地表达；1986年，崔健唱出了《一无所有》。在国人的广泛回响和普遍认同中，这首歌呈示了这样的现实处境：物质赤贫，精神失落，一无所有。2009年，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一系列歌曲回顾中，这首歌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作品。
如何凝聚人心：老红歌遇到新问题
2010年代，个人思想纷杂，价值极为多元。在歌曲的世界里，港台歌曲、流行音乐轮番登台，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主流。
“100首红歌”，对这部分作品也有留意，虽然比例不大，港台歌曲、大陆流行歌曲却都有入选，一共8首。
个人主义、价值多元的世界，与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表面看都是爱国歌曲、民族颂歌，内里的复杂、矛盾，一言难尽。
举两首歌曲为例：《东方之珠》表达的，不单纯是对黄色脸孔、中华民族的归依之情，其更大的主题，是对香港未来的思考；《龙的传人》诞生在1978年的台湾，其时台美断交、中美建交的消息传来，在官民两界引起“政治地震”，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一时高涨。它们与大陆的主流政治并非一路，论及红歌政治美学的核心——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的、服务于政治的要求，流行音乐就是流行音乐，意义纷杂，立场和态度完全不同。
眼前这个价值多元的世界，给人们带来的并不全然是欢乐、自由、活跃、丰富，它也同时在展露令人忧心的面貌。人心的离散，道德的失范，精神的寡薄，拜金的疯狂，使社会肌体不断遭到侵蚀、毁坏。
当前的中国，特别需要两个东西：凝聚人心，道德立范。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起、关注、讨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民族的事业来说，凝聚人心，实在是最基本的事。
凝聚人心，道德立范，面对的却是最深层的问题。歌曲能够凝聚人心，但能够凝聚人心的歌曲，从来有一些基本条件，那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今天，在凝聚人心的道路上，这样的问题会被时时追问：我们共同的目标有吗，是什么？准备要追求的、人所共认的价值观是什么？集体的事业何在、使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转载自6月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