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公安局建设路分局:杀头能医头痛否？

杀头能医头痛否？

语言 2011-06-13 15:16:06 阅读244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这是天方故事里的一类典型情节：早上，园丁来到年轻的王子面前，乞求说：“请主人救救我，刚才我在花园里看到了死神，他摆出一副吓人的凶狠面目要捉拿我，请您容我逃到伊斯法罕那里去。”于是王子把自己的一匹快马借给了他，下午，王子在花园散步时也看到了死神，就问他为什么恐吓自己的园丁。死神答到，“我的王子，我并没有恐吓您的仆人，我只是奇怪，他本应今晚死在遥远的伊斯法罕才对。”——人类焕发起狂热，采取事与愿违的行动促成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所以他们不只是思索的时候才可笑。编织这类故事的人，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喜欢其中幽默感，而是为赞誉主宰的全知全能。

所以，我相信三峡的拥护者是真的唯物主义者。人间在他们眼中是一场百米赛跑，甚至没有弯道。

过去，我们大概靠两类方式化解其他民族用信仰热情填充的问题。六朝时的哲学动荡，集中出现的歌咏主题是性命短促无偿相对时间无尽、事物坚硬时的痛苦，诗人中的多数在哀嚎一番之后，没有找到进一步的答案（当然假如诗歌有答案，就是一行不到底的论文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月亮就是他们曾面对的月亮，只是我们更迟钝，绝不是更洒脱。

后来的各种体例的小说常在开篇和收束时，出现僧道渔樵等人物，演说历史，点化主人公，他们相对于情节充当的是“时间”的绝对，以此提示故事（历史）本身的虚无，这帮闲人可以视作是造成中国少有伟大故事和纯粹悲剧情怀的四类坏分子，也可以看做是抚慰我们千年凄惨的强力吗啡。出现在山水画上的也是这样一类人物，中国的山水（特别是小品）以这样一种情绪居多：最入世的人往往最爱标榜出世，要占尽各种便宜，雍正皇帝是最让人不安的执政者之一，偏偏喜欢在杀伐之余，让人把自己画成渔夫或农民，或许这是他即位以前的世界观和手握大权后的微妙矛盾。

渔樵的行动价值是自由地选择不行动，以此来使“在”与“不在”的界限模糊直至无意义。旅行家、革命者都希望看到和改变尽可能多的事物，厌恶近似的一日与一日，一年与一年，静默者或许认为（好的静默者一言不发）求索是愚蠢，奇异是幻象，除了善于制造更大的灾祸之外一无是处。

同样，欲避免被遗弃、拆毁、唾弃的尴尬，就干脆不要树立巨大的陵墓和雕像。比如中学课本里最著名的二死鬼：秦始皇的机智很少有人提及，他表面上标榜自己的帝国将要绵延万世，却将宏大的陵墓深埋于地下，可见他预见到不就的将来便有剉骨扬灰的危险。曹操是那些咏叹“去日苦多”的诗人中的一员，强悍的行动一丝一毫也没有忧郁（他们父子或许倒相信才华比事功更易于不朽），他对后事的处理如此悲观周全，直到遭遇了旅游GDP。所以……，是吧？尽管曹操是一个例外，但政治终究是毫无诗意的东西，诗人以诗境治国是灾难，以诗歌爱好者的玩票态度治国令人失望。我希望政治家变成更为无趣的人。

另一种方法要坦荡一些。这个故事早被四处转载，出自哪本笔记想不起来了，网络故障也无处搜索确切情节，说得是：某场科考之后，某考官把试卷堆到蚊帐顶上，翘着二郎腿躺在床上祝曰“余才学简陋，踢下哪本就取哪本。”被同事偷听到，随手挑了几本试卷让他踢下，他果然看也不看如数呈报主考。不想那几本卷子均被主考点中，这位考官事后说：“不是诸君捉弄我，而是神灵假借诸君之手，受捉弄的是诸君。”——只要是从事后聪明引发的“辩证”，都没有尽头，比的只是耐力和无趣。

科考是重大的政治活动，操作者是有权责的官员而不是神汉，所以较真起来把他定性为渎职应该是没问题的。

有意思的是这种态度：儒家之徒素日不祭拜鬼神，只在模棱两可的时候，像京戏戏台上的人物随手凭空抓出一扇门那样变出几个福至心灵的神祇来庇护他。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君子，君子和神灵有阶级感情，应该心心相印。八成，君子以为那些飘忽的神灵就是昔日的君子“三不朽”之后的形态。同时，民间则一定要把他们形象化和实用化才好理解和操作（参见国内最早描写竞聘和机构改革的官场小说《封神演义》）。

那个故事里的考官对待国运攸关的职责如此马虎，也不见得是合格的儒家之徒，他属于更为多数的标准中国人：身处事件中时，放大行动的无意义和无效性，对待重大（甚至关乎个人利益）的问题习惯于投弃权票，其人生体系是以弃权票为基础，向上倒导的理论。这类典型心理，让我们在哪一条历史和命运道路上都不易于走出个头绪，经常是摇摆暧昧，每次都付出高昂的代价，却反复回到老路上，一面自言自语“实践证明，某某道路……”。

我常去买盗版碟的地下商店长年累月播放一个人的讲演，他留着长发，以一副卖假名牌服装的夸张神情讲“国学”——其实更像是一种“祖上阔过”的出租司机型沙文主义。多么正经的事经这张不正经的嘴里说出来都有点儿可笑：他说，在这个21世纪之初，上百名诺贝尔奖得主曾集会巴黎，研讨人类的未来命运，结论是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他的语气是个叹号，而且是刷在墙上的那种叹号。）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会，是不是中心议题听上去真像他说得那样荒诞，诺贝尔奖得主们是各自专业中的卓越人士，未必一定需要得出什么共识，他们自然知道生活的不同造就见解的不同，不同的生活创造更加不同的见解，重要的是接纳容忍而不是谁变成谁，起码我猜会有几位和平奖得主不以为然。那位长发国学家倒不妨回答一下，为什么中国文化却没有拯救如今的中国？当然，也可以说，虽然救不了中国却没准儿能救西方，因为西方是在某种纯粹的路上求索得过火了，需要补一点难得糊涂的课——这同样是个缺少尽头和意义的话题。

回到开头的那个伊斯兰故事，我们很少对命运形成这种坚实的自卑感，所以我们也不生出那种严厉的生活观念。我个人最爱的古小说之一是旧本的《三遂平妖传》，那个故事里的人物像牵线木偶一样，以一种散漫的态度麻木地完成悲惨宿命，在掀起怪异的小规模反叛之后，全部被处决。一种理论说这是中国小说写作的自然欠缺，我倒觉得小说生于市民社会的断面，写作的方式来源于民族性格，这种写法是必然的，如果小说真实反映了人群，它的表面欠缺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欠缺：我们不以细密的心思结构和体会命运，不认为命运比自己更具有智慧，我们把命运拆掉之后一字平摊到地上，视其为一种仪式，讲述者和阅读者都是外人。因为某种缘故，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叛乱一直难以获得应有客观，我以为《三遂平妖》通过档次很低的邪术妖法营造在真实细密的市井白描里造出的不真实感反倒更贴近中国社会的现实：平淡随时无征兆地演化为恐怖再毫无声息地回归平静，在心理痕迹上，只有怪异恐怖的印象而无责问、忏悔和救赎。

金圣叹修改《水浒》的方式是一种不为众人所知的唯美追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真的出自他之口还是我的想象：“杀头能医得头痛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