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骄篆刻图片:台湾的光复和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文告规定，由日本掠取的中国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全部归还中国，远东盟军司令部决定台湾由中国接收。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下令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原陆军大学校长陈仪为台湾首任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0月25日，陈仪在公会堂（后改为中山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台湾同胞热烈庆祝台湾光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街头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祝贺台湾重新回到祖国。
　
陈仪接管台湾后，首先建立政权机构，绝大部分官员是从大陆调来的或返乡的原台藉人士。由于行政人员不足，留用了一批日本统治时期的官吏和警察，而对抗日台胞中的人才却不敢启用，本地人很难取得从政、参政的机会。使台湾人民觉得国民党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仍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日本总督府。加之新来的官吏不熟悉台湾情况，到台湾后就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增长了大陆官员与台湾人民之间的隔阂。加上这批官员原在大陆就很腐败，他们发过“国难财”，现在又发“接收财”，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共接收日产企业（包括日台合资企业）860个，台湾人支配的企业85个。他们把399个大型企业实行公营，其中19家企业归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接收。另376个规模较小的企业进行出售。另有占台湾全部耕地的60%至70%，改为“国家资本”。台湾当局还成立了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了台湾全省的内外贸易和烟酒专卖权，从而与台湾私人企业发生矛盾。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处于前线，受到战火的摧残，工厂、港口、码头均受重创，处于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大部停顿，生活物资缺乏，就业人口只占45%，1945年稻米只有64万吨，全省缺粮22万吨，紧迫的解决台湾人民的生活问题，是国民党接受大员的首要任务。可惜他们没有引起应有重视。因此光复后一年的台湾，工人失业、城市居民破产、大量走私、米粮外溢、物价飞涨，人民挣扎在贫困线上，有人在原来的总督府衙门上挂上了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来形容国民党光复后台湾实情，从而爆发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台湾妇女林江迈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坊”卖烟时，被附近缉私队发现，缉私人员蛮横地用枪管将女烟贩打得头破血流。群众愤愤不平，围观居民陈文溪出面干涉，当场被缉私人员打死，从而激起公愤，群众拥到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群众正当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2月28日下午有四、五百名群众拥到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卫兵公然向徒手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群众多名。事后陈仪宣布台北实行戒严，消息很快传遍全省，台北群众进行罢工、罢课、罢市，全岛各市县都出现抗官、排外事件，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交通阻塞，军用仓库被抢，烧毁公营机构，释放监狱犯人等等，社会开始混乱。一些特务、流氓乘机挑起事端，不断发生盲目殴打外省人的暴力事件，有人提出接管台湾行政公官公署的口号。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3月7日，处理委员会向行政公署提出“三十二条要求”。
　　
此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到台湾“二·二八”事件报告后，定为“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错误地把台湾人民的一次民主自治运动，作为一件叛乱案来处理，并于3月8日派遣宪兵第4团、整编第21师陆续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立即在全省进行镇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被以非法组织罪名而遭解散，大批人员被逮捕，其中被当作“叛乱首要人物”的被判刑或处决，并进行“肃清参与分子”的清乡，收缴枪支。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和数千名民众被杀，不少人被逮捕或失踪，部分人逃亡国外。3月17日蒋介石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进行“宣慰视察”。4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改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为台湾省政府，任魏道明为省长，陈仪调回南京听候审查，后出任浙江省省长。从此“台湾进入一段很长很长的政治冬天”，在台湾政治生活中留下了一个抹不掉的阴影。

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
　　
抗日胜利后蒋介石一面请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面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大规模内战，1946年6月，蒋介石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发动全面内战。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被歼。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一面指使李宗仁、白崇禧与共产党和谈，企图划江而治，一面扩军，企图东山再起，同时积极建设西南反攻基地。万一失败，就退守台湾，与中共长期抗衡。为此派张群出任西南军政长官，派陈城经营台湾，企图成为反共基地。
　　
1948年12月19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国民党省党部主委。1949年1月5日陈诚在台湾就职。1949年9月任东南军政长官，辖台、闽、浙、粤等地。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务，3月6日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院长。
　　
1949年先后撤往台湾的军队达60万人。陈诚认为这些部队溃不成军，“作战无力，部队愈多，隐忧愈大”，所以将登陆部队先行缴械，然后集中管训，再行整编、训练，先后撤销十几个兵团部、30多个军部，裁并7个军事单位。合编后，还有12个军、两个独立师，其中属于陈诚系的有7个军。总兵力为50万人，坦克、装甲车500余辆，海军战舰27艘，其它船舰计15万吨，空军螺旋浆飞机200余架。
　　
陈诚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编，首先将非嫡系的军事首脑人物削去兵权，如白崇禧、李品仙、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对军队均无插手和发言的余地。并对在大陆失职的将领进行处理。据美联社香港1950年4月1日消息：3月22日夜以“匪谍”罪名枪毙的人之中，仅中将就有6人，少将有13人。
　　
1949年5月镇压了台湾大学和省立师范的“反迫害、反征粮、反征兵”，“反宪法、反政府、反美国”的“四·六学潮”。军警包围台大、师院，将闹学潮的有关人员逮捕，并枪杀其领导人。19日宣布台湾为戒严地区。
　　
1950年6月为震慑军心，稳住阵脚，在军队中以肃清间谍为由，实行大批逮捕，在被捕的200名主犯及4000名从犯中，广西籍的军人和官吏最多。
　　
1954年台湾进行整编，将现有的12个军整编为8个军，合编为两个军团，分别由胡琏、石觉为军团司令， 军、师长均换成陈诚的嫡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改任总统府参军长，为了敷衍美国军事顾问团，只留孙立人系的徐伯泉为副参谋总长，和只能管行政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其它军事实权分别为陈诚、蒋经国控制。
　　
1950年陈诚就任行政院院长后，集中军警力量检肃“共谍”。据台湾报道：“一年的破获共谍案五、六百件”，为首者均遭枪杀。
　　
陈诚到台湾还做了两件值得一提的大事：一是1949年6月15日进行台币改革。当时大陆国民党币制已处于崩溃状态，陈诚看到必须控制物价，须进行币制改革，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美钞、银元约五亿美元（当时台湾公布为黄金390万盎士，白银7000万元，外汇7000万美元），从中取出黄金80万两为基金，停止使用旧台币，废止金元券使用，发行新台币，兑换比值为一元新台币兑换旧台币4万元，预定发行2亿元，以无限制的黄金维持新台币的币值，严令限止地下钱庄，先后取缔地下钱庄4万余家，严禁金银私营，并从上海运往台湾粮食8700多吨，以维护逃台百万军政人员生活。二是推行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1949年4月陈诚以台湾省主席名义下令在台湾全省推行“三七五减租”。陈诚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中领悟到，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得不到农民支持。而台湾当时的人口为740万，其中农业人口为380万人，农业人口中佃农占75%，为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一，直接影响台湾政权的存在。推行“三七五减租”就是强行规定，佃农向地主的所交佃租不得超过37.5%。从而增加台湾佃农的收入。随后于1951年在全省推行改良性的土改，并以此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首先登记和订立全省29.9万余户农户的租约，肯定“业佃关系”。然后将没收接管的日本人占有的18万余甲的土地放领给佃农耕作，由农民十年内摊还地价；再将十多万户地主手中的143560甲耕地，转移给194820户农民手中；给地主保留水田6公顷，旱地12公顷，作为地主的生活和祭产、寺产之用，以七成的土地债券和三成的农林工矿四大公营公司股票作为地价偿给地主，均以十年兑付，年息4%，公营股票再移转民营之水泥、纸业、工矿及农林四大公司股票搭配，启示地主“农业培养工业、 工业发展农业”，使地主成为工商业者，进行“业佃互利”，以实现不流血的温和的土地改革。因土地的占有者多为地方官员、士绅、议会头头，对土改进行抵制，进行闹事。陈诚就培养了4千多名土改干部，分配到各县区进行“讲习”，多数地方不敢再闹事。
　　
1954年3月24日陈诚出任台湾国民党第二任“副总裁”，1957年10月23日在国民党第八次全会上被选为副总裁。1963年12月6日被免去行政院院长职务。1965年3月5日下午7时因患癌病在台北病故，终年68岁。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遭破坏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台湾省工委）于1945年8月成立，1952年4月25日遭破坏，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1800余人被捕，其他负责人均被捕杀。
　　
蔡孝乾，又名蔡乾、蔡前，曾用化名杨明山等。1908年生，彰化县花坛乡人。20年代初，蔡孝乾由其父和台湾文化协会资助，于1924年负籍上海。此后至1925年，他在于右任任校长的共产党所创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就读。与他同在该系的台湾学生，尚有翁泽生和洪朝宗等人。他们在左翼教授任弼时和瞿秋白的熏陶下，均成了台湾共产党的创建者和中央委员。
　　
1926年7月，蔡孝乾返台，宣传中国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1928年4月15日，在沪的几位学生出身的台湾青年人组建了台湾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林木顺、林日高与缺席的另三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三人即蔡孝乾、庄春火和洪朝宗。18日，林木顺、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又当选为中央常任委员，蔡负责宣传部。随后蔡孝乾在台湾建立了支部。不久，蔡孝乾等人撤出台湾来到大陆中央苏区漳州。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召开，蔡孝乾是主席团成员之一。2月1日代表大会选举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蔡孝乾当选为委员。红军长征后，他随之行动，是惟一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省籍共产党人。
　　
1938年12月，蔡孝乾任八路军民运部部长（后黄镇接任）兼敌工部部长（改名蔡乾）。后因我党的“保存干部”政策，考虑到前线危险太大，而蔡孝乾这样的人才又为仅有，遂将其调回延安。
　　
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他以蔡前之名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还是同年6月17日创建的有20余名社员的“台湾独立先锋社”的负责人。
　　
1945年8月，蔡孝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向华中局请调林英杰、洪幼樵（广东人）和张志忠（台湾嘉义人，曾在抗大受训，时在新四军工作）等共产党人潜返台湾。同年11月下旬，张志忠带着蔡孝乾的介绍信到上海来找加入过中共的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医生。蔡孝乾与李伟光不仅是同乡，还是同在台湾文化协会的老朋友。年底蔡孝乾也到上海。蔡介绍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张执一（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与李伟光联系。从此，张执一一直领导李伟光在沪的地下工作。
　　
张执一曾代表中共上海局前往台湾检查工作。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收缩华中，撤退华南”的精神，派出的几位同志被陆续撤回。
　　
1946年3月，李伟光设法送张志忠等人回台湾工作。同年5月，正式在台湾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湾省工委会”或“台湾省工委”），蔡孝乾任省工委书记，陈泽生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蔡孝乾于7月回台湾。陈（化名老陈）与洪（化名老刘）成了蔡的两个最重要的助手。陈在抗战前在左翼作家联盟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奉派随蔡来台时，已是有十多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了；洪抗战时在福建打过游击，具有武装斗争的经验。从此，蔡孝乾、陈泽生、洪幼樵、张志忠（来台后在党内的化名为老吴）和林英杰五人组成了省工委，即为共产党在台湾的“五巨头”。
　　
然而，由于蔡孝乾离台已有十八寒暑，少小离家中年回。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只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以发展组织。据国民党情报治安部门所公开出版的资料显示，迟至1947年台湾人民反蒋抗暴的“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夕，蔡孝乾为首的台湾省工委所招收的党员不过70余人，下属亦仅有“台北市工委会”、“台中县工委会”，以及台南、嘉义、高雄三市的三个支部而已。
　　
1948年5月，蔡孝乾与张志忠等潜赴香港，参加中共华东局所主持有关台湾工作会议。此会流亡于香港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负责人谢雪红也列席参加。同年6月，李伟光奉张执一的指示，到香港参加会议，和蔡孝乾、谢雪红等人见了面，讨论了台湾问题。会议上，蔡孝乾被批判在“二·二八”起义中作风独断专行，严重脱离群众，犯有主观主义错误，未能将毛泽东思想与台湾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蔡孝乾自港返台后，台湾省工委会的组织发展相当迅速，截至1949年年底，所属党员已达1300多人。在蔡孝乾的领导下，省工委会发动了彰化永靖乡的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乃至于1949年三四月的台大与师范学院（师大前身）的学生运动等等。此阶段，蔡孝乾的工作是配合中共解放台湾。
　　
1949年9月30日，蔡孝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108名委员之一。后来，他还以台盟盟员的身份参加了华东大区政府的组成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49年时，以蔡孝乾为领导的台湾省工委，一面采用了合法的统一战线的路线，将组织渗透到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里面去，发动工潮和学潮，引起台湾社会秩序的动荡，以孤立国民党的统治；一面想采取游击战术，利用台湾人民的反蒋情绪，在各地建立武装组织，即成立“武装工作队”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来达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同时在党的建设方面，积极发展组织，藉以壮大队伍。
　　
国民党破获中共台湾地下党，是从破获台湾省工委地下出版物《光明报》开始的。该报1948秋开始秘密发行，至翌年8月被破获为止，共出了21期。国民党最初在基隆中学发现该报，又发现曾在台大商科毕业，后在某公司任职的王明德曾将该报一份寄交他的女友，因此，将王秘密逮捕。王供出他的组织关系，原隶属于省工委以下的成功中学支部。于是国民党特务对这一组织的破获，就如散珠有串，先后破获了成功中学支部、台大法学院支部、基隆中学支部、基隆市工委支部等组织。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始得知《光明报》原属中共台湾省工委，而省工委的最高负责人为蔡孝乾。1949年11月，省工委委员陈泽民在高雄被捕。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得知台北市前大同中学女教员季云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组织上的关系，并发现季的丈夫名杨春霖（张志忠的化名）嫌疑重大，乃在1949年除夕将杨春霖逮捕。杨供出受老郑直接指挥，还供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历史。国民党特务这才发现他们抓了一个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大头目。

由于张志忠的叛变，导致了台湾党组织其他人被捕。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落入台湾特务手中。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叶翔之考虑到他的地位较高，没有用刑，而是进行劝诱，一周后蔡答应与叶合作。当时蔡处有一张十元新台币，上有两个地下工作者的电话号码，一个姓计，一个名朱湛之，蔡同意打电话联系，以便诱捕。叶当然十分高兴，但考虑到蔡可能会借机逃脱，故对蔡直说：“你的资格这样高，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跑不掉的。逃跑再抓回来，那就不由我们了。”蔡当然一口应承，但随后果然寻机逃脱。他逃脱后，共产党的一大批干部得以转移，摆脱了特务的魔爪。
　　
蔡逃脱后国民党又费尽心机，在张志忠身上继续穷追线索，陆续抓获简吉等共产党要人，并于简吉身上发现蔡孝乾的逃匿下落，遂在蔡逃脱的三个月后，在嘉义竹崎将蔡孝乾重新捕获。这次，国民党用了重刑，蔡招供叛变投敌，使台共的高级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肃清，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关纷纷遭逮捕或破获，洪幼樵也在从基隆开往港澳的轮船上被捕。由于蔡的叛变，导致与共产党有关系的1800余人被捕，此即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
　　
蔡孝乾投敌后即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封其为少将，陈泽民和洪幼樵为上校，而张志忠、李振芳和林坤西等人，则分别判处死刑或三至十五年的徒刑。
　　
国民党特务在抓获蔡后，又于出境申请表中，发现蔡的妻妹马雯鹃（化名为刘桂麟），正在申请出境，经查保证书上所注关系人为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长聂曦所代领。传询聂某后，始明白此事系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太太所交办。从吴石太太的供述中，又破获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朱湛之。由此在国民党军中任高级军官的吴石、聂曦等中共地下党员纷纷被捕，这即是轰动一时的“吴石间谍案”。朱湛之曾在新四军中工作，被尊称为朱大姐，吴石参加中共是她做的工作，来台后受在上海的刘晓和吴克坚领导。不久，朱、吴、聂等均被处死。
　　
蔡孝乾叛变后，由洪某继续领导斗争，指令各地未被逮捕的同志迅速整理组织，进行深入隐蔽的群众工作，保存干部，储蓄力量，并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到中共中央“一九五O年四月指示”，使斗争的局面又有大的发展。1952年4月25日晚12时，重整后的台湾省组织在苗栗山遭到破坏，400余人被捕。洪某在苗栗附近山地被捕叛变，从此，中共在台湾的活动转入低潮。

在台湾渡过晚年的蒋介石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怕在成都再出现一次“西安事变”。因为9日四川的邓锡候、潘文华、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同时起义投降了共产党了。蒋向胡宗南部署了“川西决战”后，匆忙从凤凰机场离开成都飞往台北，这是他离开大陆的最后一天，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面临“国内分崩离析、国外阴雨密云”十分严峻的局面下恢复了“总统”职务。3月6日国民党行政院改组，由陈诚接替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张厉生任副院长，俞大维为国防部部长、叶公超为外交部部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将逃台的60万军队整编为12个军两个独立师。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改造案，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由陈诚、张其昀、谷正纲、张道藩、陈雪屏、胡建中、袁守谦、蒋经国、萧自成、崔书琴、谷风翔、郭澄、沈昌焕、曾虚白、郑彦 、连震东16人为委员。从8月5日实施国民党的改造工作，“肃清失败主义”。到1951年10月10日结束。经过两年的改造，瓦解了政学系，排斥了CC派对国民党的控制。CC派头头陈果夫、陈立夫随中央党部迁往台湾后，仍操纵党权，由蒋经国和陈诚请CC派大将余井塘和张道藩吃饭，席后陈诚请他们两人转达蒋经国的话：“陈立夫是个混蛋”。陈立夫知道后再不敢插手党务，于1950年8月离台，在美国长岛养鸡消度残年。陈果夫于1951年9月25日因肺病死于台北。操纵国民党党权长达20年的CC派，从此被削弱。
　　
3月2日蒋介石在“复职”招待会上，呼吁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员“反共精诚，齐一意志，集中力量，贯彻反共战争”。呼吁美国给予大力支援“联合反共”。蒋介石知道，不管是保台也好，反攻也好，离开美国的支援，一切都是空的。
　　
此时，美国白宫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能性问题。会议分为两派，争论不休。主张支持台湾政权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主张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湾。反对支持台湾的是国务卿艾奇逊，他代表民主党政府对蒋介石的绝望，蒋介石的名字已成为国民政府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1948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艾奇逊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1950年1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招待会上公开说：“美国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无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中国军队。”并从台湾撤走侨民，只在台湾留下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武官也只是位中校。
　　
1950年6月27日美国政府在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同时派美国海军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在台湾设立“台湾前进指挥所”。1951年5月1日美国在台北设立“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人员从700人发展到3000人。台湾当局一度要派第52军参加朝鲜战争，遭到艾奇逊的强烈反对，被杜鲁门拒绝了。1954年12月3日“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美国军援大批涌进台湾，使台湾放弃了反攻大陆的行动，也使台湾当局有了安全感，在美国的庇护下，蒋介石才能在台湾偏安下来。
　　
随着蒋介石的衰老，蒋介石加紧了“传子”步骤。1950年4月蒋介石将国防部政工局，扩大为总政战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通过政工、特务控制了军队，可不经陈诚自行派遣及撤换军官。同年夏，蒋经国不通过行政院派出四个省的“游击司令”。1951年3月24日陈诚任副总统，1957年10月23日当选国民党副总裁。这不过是蒋介石为了让陈诚过早出局耍的“明升暗降”的把戏。1959年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就是为了不让陈诚继任总统，进一步培值蒋经国的势力。1961年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救国团”主任、总统府资政的名义，已控制了军队、特工、党务、青年四大部门，势力已超过了陈诚。陈诚不得不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蒋介石为了安抚陈诚由陈诚提名财政部长严家淦为院长，其他各部委一律不动。不久蒋介石又发了一道命令说：陈诚因病虽已免去“行政院长”的烦劳，而日渐康复，但仍不宜操持副总统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准其离开台北，择地静养，俾得早日复元。陈诚只好在台北闭门静养，拒见外客了。1965年6月5日陈诚去世。
　　
1963年11月严家淦继陈诚后出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所以能看上严家淦，因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不会与蒋经国争权，也是为了蒋经国的上升找陪衬。严家淦也不负“总统”的期望，提升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俞大维是弹道数学家，从不过问内部人事，也不会和蒋经国争权。1964年1月13日条件成熟了，蒋经国继俞大维出任国防部长，为了等这个位子，俞大维做了整整十年国防部长才作移交。1966年3月严家淦继陈诚当了副总统，行政院院长的位子还没有让出来。
　　
1971年11月联大会议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民国”的代表退出联大，这个僵持了23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数月内台湾连续从联合国所有机构退出，有20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大使纷纷下旗回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和周恩来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公报上四次提及“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9月10日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民党在外交上的颓势完全和当年战场上一样，一溃千里。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严家淦才将行政院院长移交给了蒋经国，蒋介石传子的任务才算大体告成了。阳明山一次意外车祸，使蒋介石的健康从此一蹶不振。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中华民国总统”因患突发性心脏病在台北“崩殂”，终年89岁。

蒋经国主台十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由“副总统”严家淦接任“总统”。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选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决议“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的总理以后，党魁的称呼：总理——总裁——主席，三易其名。台湾的实权终为蒋经国所掌握。
　　
蒋介石之死，恰好与越南统一巧合，台湾当局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南越，同样地也会放弃台湾，因此给台湾政局投下了阴影。1978年台湾进行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提名蒋经国为总统，蒋经国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同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1979年将美军顾问团撤出台湾。蒋经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接任台湾的“总统”职务的。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执政后，为了应付复杂的形势和不断加剧的政治危机，求生存能自保，首先将台湾的政治体制由“一党专政向一党优势，两党对抗，多党竞争”的方向转变。随着台湾“本土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开始由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为主体，逐渐转向以台湾地方资产阶级为主体。国民党内部和各种地方势力的相互斗争更加激烈，“台独”势力露出苗头。在台湾危机四伏的背景下，逼着蒋经国必须“革新保台”。国民党当局自1985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调整其内外政策：
　
（一）调整统治体制。1986年3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推行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新”，将过去的军事戒严“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转为半开放的体制，对内适当放宽限制。1987年7月宣布解除对台湾地区（不包括金门，马祖）的军事戒严，适当放宽出入境限制，有限地恢复民众集会、游行、罢工等权利。1988年1月，台湾当局又宣布解除报禁。1989年1月，正式开放党禁，有条件地允许成立新的政党。
　
（二）调整权力结构。1986年蒋经国重新启用了亲信李焕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任命蒋纬国为“国安会”秘书长，与“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形成集体接班的班底。同时为扩大国民党的统治基础，缓和与地方势力的矛盾。蒋经国还推行年轻化、“本土化”改革，大量任用台湾籍青年才俊和有地方基础的台籍官僚。从而使国民党政权由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为主转为同台湾地方资产阶级联合执政。
　　
（三）推行“务实外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代表被逐出联合国。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断交”，到七十年代末，只剩下22个国家与台湾还保持所谓外交关系。为此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以非官方名义，通过经贸文化等各种渠道，同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建立关系，向外派驻了各种机构一百多个。如在美国设立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1994年9月更名“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在日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1992年更名为“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其它一些国家设立了“太平洋经济文化中心”等等。
　　
（四）调整大陆政策。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内部统治体制改革和两岸关系的演变，台湾当局开始着手调整对大陆的政策，放宽了对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限制，适当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与翻印。并在观光、通邮、体育、经贸、文化来往等方面逐步采取了一些开放措施。但这些调整、开放措施是有限的，特别是还限制台湾与大陆的“三通”。
　　
蒋经国的“革新保台”的措施，保证了蒋经国对台湾的十年统治，保障了台湾十年的经济发展。蒋经国继任台湾“总统”十年，台湾《民众日报》有这样的评价：“他最大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二：一是七十年代，他领导台湾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成长率近二十年来，年平均在10%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的五、六百元美金，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元美金。二是更重要的七十年代，他主掌台湾政局之后，开始一步一步进行政治改革，推展民主政治，在权力分配本土化、领导阶层年轻化、现代科技官僚化、政党政治民主正常化、人民政治参与多元普及化等各方面，都有基础性的建树和弥足珍贵的发展”。1985年“台湾爆发了三十年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弊案’的经济大地震，差一点严重摧毁了蒋经国先生苦心创建的台湾经济奇迹”。1987年底，已是风烛残年的蒋经国毅然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允许赴大陆探亲等一连串的开放措施，颇获台岛舆论好评。《民众日报》接着说：“虽然大陆探亲已经开放，但在和中共政权斗争的历史性的中国统一问题上，蒋先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基本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突破性的发展。”
　　
据传说“江南案”发生后，蒋经国为了平熄外界的传闻，解除他五个儿子间的心病，再出现历史上兄弟阋墙惨剧的发生，宣布“蒋家人不再当总统”。
　　
1987年“双十年”，蒋经国终于坐轮椅和台湾军民见了面，向外表示他已病重，1988年1月13日下午3时50分病逝，终年77岁，1月5日由李登辉接任“代总统”。蒋氏两代王朝宣布结束。

李登辉与台独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故，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第7任“总统”，1990年3月被选为第8任“总统”，1996年再被选任第9任“总统”，前后在台湾任“总统”达12年之久。1988年任国民党主席，2000年3月24日因在“总统”选举中耍尽权谋，致使国民党丧失了执政地位，被迫提前辞去国民党主席之职。
　　
李登辉，1923年生于台湾省台北县一个日本刑警家庭，从小在台湾受过日本“皇民化”思想的熏陶，二十年代又在日本留学多年，对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李登辉至今对那些对中国不怀好意，妄想分裂中国的日本人特别感兴趣，其中日本学者中嵨岭雄，就是他专门聘请的政治顾问，成了他的心腹。1994年3月3日，日本反华分子司马辽太郎访向李登辉时，李登辉和他推心置腹，谈得十分投机，竟说出“生为台湾人悲哀”的长叹，十足的表现出他对日本的情感。
　　
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推展“政治转型”，利用权术，击垮了政敌，将台湾党政军特大权独揽，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祖国的“政略”。
　
（一）推行台湾政权的“非蒋化”、“本土化”、年轻化。在蒋介石父子统治台湾的38年中，所形成的独裁体制，已成为李登辉巩固、扩大控制台湾政权的主要障碍，所以李登辉要推行“非蒋化”的革新路线，首先要排除蒋氏家族在台湾统治集团的势力。蒋介石遗孀宋美龄竞选国民党主席失败后，不愿目睹台湾当局的勾心斗角而离台返美时，蒋经国亲信李焕要去松山机场亲自去送行，遭到李登辉的阻止。1990年3月，李登辉逼迫蒋纬国退出“总统”、“副总统”的竞选。接着李登辉玩弄各种权术计谋，将蒋经国时的老臣亲信一个个排除出权力核心机关。李登辉首先用李焕取代俞国华的“行政院长”，又用郝柏村挤掉李焕。郝柏村1920年生于江苏盐城，黄埔第12期炮科及三军联合大学毕业，是国民党军元老郭寄峤的女婿，去台湾时任团长，后历任第9师师长、总统府侍卫长、军团司令、副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继李焕出任“行政院长”后，集台湾军政大权于一身，郝柏村反对台湾独立，赞成祖国统一，从而成了李登辉推行分裂路线的主要对手，他策动民进党在“国民大会”、“立法院”向郝柏村提抗议，上街示威，与民进党密切合作，里应外合，终于在1994年逼迫郝柏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相继由台籍“中生代”人物、李登辉亲信连战、萧万长接任“行政院长”。为了控制军权，李登辉让与郝柏村有渊源的将领陆续退役、除役，甚至下令中将以上高级军官不准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逐渐清除了郝柏村在军队的力量。接着启用学数学出身的陈履安（陈诚之子）出任“国防部长”，将以往郝柏村派系的人员逐步清除出军界。（郝柏村于1999年4月携妻子郭苑华、儿子郝龙斌、郝龙晏等回大陆原籍扫墓探亲。）李登辉从1993年以来，提拨了将官500多名，对台湾军队将领全部进行了换血的“精实案”，从而控制了军队。
　
在“总统”的竞选上，李登辉耍尽了阴谋，蒋经国在世时，李登辉在国民党大老人物谢东闵、蒋彦士的一再引荐下。才取得蒋经国的赏识和重用。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以“副总统”身份继位第7任“总统”，1990年台湾第8任“总统”竞选，他又通过党内大老人物出面劝林洋港、蒋纬国联盟退出竞选，同时从日本召回驻日代表蒋孝武攻击其叔叔蒋纬国，迫使蒋放弃竞选。并给林洋港传话，这次你退选，下一届我再全力以赴支持你。1996年第9届选举时李登辉又耍尽阴谋，挟其庞大的政经资源，以54%的得票率，挫败了林洋港、郝柏村联盟，当上了第9届“总统”。李登辉经过几个回合，将李焕、林洋港、蒋纬国、俞国华、郝柏村、许历农、王建煊、赵少康排挤出权力核心后，借三次修改宪法的机会，扩大了总统职权。李登辉通过“修宪”、“冻省”、“革新”、“改造”以及党内的各种会议，发动一次一次的权力斗争，终于独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加速了国民党上层权力年轻化、本土化、非蒋化的进程。
　　
（二）推行“多党竞争”。1989年1月，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党禁，从而标志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结束，到1994年底，台湾“内政部”登记备案的政党就达76个，但能形成气候的只有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三个，形成了“两党对抗，三党竞争”的政治局面。台湾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9月28日，是台湾的第一个在野反对党，成员多系台湾地方势力，其多数人有“台独”的政治倾向，是与国民党抗衡的政治势力。1997年11月，台湾当局进行县市选举中，民进党获得23个县市中的12个县市，占台湾总人口的71.53%的县市，为民进党执政，国民党仅占8个县市。1998年12月5日的第四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获123席，民进党占70席，新党占11席。其它党派占21席。国民党仍能利用所控制的雄厚政治经济资源为其服务，但国民党仍处于民进党地方政权包围之中。新党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政党，成员多数是国民党不得志的成员，形不成对国民党对抗的力量。
　　
（三）支持“台独”势力的发展。“台独”是受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竭力鼓吹“独立建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一股反动政治势力。在蒋氏父子主政台湾时，“台独”任何行动言论均属非法，并受到打击，因而“台独”势力在岛内难于生存和发展，纷纷逃往国外。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台独”活动以日本为大本营，六十年代转移到美国为其基地，1970年1月，台湾独立联盟总部在美国成立，总负责人彭明敏。1983年公开打出“台湾独立建国”，“民主，自决，救台湾”的口号。李登辉主台后，对“台独”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1990年4月李登辉授意召开“国委会议”，特赦“台独”头目施明德、许信良等出狱。专门邀请流亡海外的“台独”头面人物彭明敏之流回台“共商国事”。为了进一步给“台独”分子拓展政治空间，李登辉在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后又修改刑法第100条，从而在海外的“台独”分子纷纷回台，在押的“台独”分子相继出狱，在台湾公开建立“台独”组织，通过“台独纲领”。一些“台独”分子被选为“立委”、“国代”，聘为“国策顾问”，甚至有人提出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从而李登辉已成为“台独”的同路人。
　　
（四）推行“两个中国”的分裂祖国的路线。李登辉上台后，一再顽固反对“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反共拒统”的政策。他先后提出过“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诡称他从未讲过一个中国。1995年6月初，他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欧林讲座发表《民之所欲，长在我心》，大肆宣扬“一中一台”，与“两个中国”的谬论。1994年3月，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朗谈话时说“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主权这二字是危险的单词。”还说什么要带领台湾人建立“台湾人的国家”，1999年9月7日他和《德国之声》记者谈话中说：两岸的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至少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台湾国民党十五全会8月29日正式通过将两岸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字眼纳入该党政治提示案。
　　
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开放两岸文化、体育和科技交流。两岸经贸关系也有发展，1988年台湾经香港与大陆的间接贸易总额为27亿美元。1997年两岸间接贸易总额为198亿美元，在大陆的台商厂家已达三万多家。但李登辉仍顽固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1996年9月又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限制台商到大陆进行直接投资和贸易活动，使台湾经济进入低迷不振的状态。
　　
（五）推行“务实外交”。李登辉上台后，为谋求台湾“独立的国际人格”，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突破“外交”困境，“重返国际社会”，大肆推行“务实外交”、银弹外交，企图利用经济援助要挟受援国改变对华关系。1988年11月台湾当局设立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由二亿美元扩大到十亿美元，以第三世界国家为援助对象，目前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28个国家，大多数是经济落后的贫困小国。近十年来，台湾所推行的“务实外交”，呈现出形式多样化，过程地下化和活动集中化的特点，但收效甚微。推行“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已连续六年均遭惨败。
　　
（六）推行军队“国家化”、“本土化”。李登辉为了制造祖国的长期分裂，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1996年台湾军费为120亿美元，占其总开支的50%以上。目前台湾军队的总兵力为46万人。其中陆军约28万人，下辖第6、第8、第10，三个军团，和花莲、金门、马祖、澎湖四个防卫司令部，一个空降特战司令部。共有两个机械化步兵师、10个重装步兵师、6个独立装甲旅、2个装甲兵群、2个空降旅、20个独立炮兵营、6个高炮导弹营、2个陆军航空大队、7个预备师、3个动员师，海岸巡防部队1.6万人。装备火炮1400门、坦克1300余辆、装甲车1200余辆、直升机110架、地对空导弹1300余枚。
　　
空军兵力为6.8万人，6个战斗机联队、一个运输机联队、一个直升机大队、四个独立中队、一个战术制联队、一个通信航管联队、一个气象联队和14个防空炮兵营、11个警卫连。飞机800架，其中作战飞机639架。
　　
海军总兵力6.6万人，编有两个驱逐舰队、一个巡防舰队、一个水雷舰队、一个登陆舰队、一个勤务舰队、一个潜水舰队、一个导弹快舰大队、二个陆战师。装备各型军舰598艘，各型飞机76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