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多燕减肥操每天多久:最后一个夏娃：《女教皇》

王怡：最后一个夏娃：《女教皇》

　　小说译者谢瑶玲女士，是东吴大学的老师。东吴的校训，是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句话，“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一位基督徒总统，写给下一位基督徒总统。但言语内涵，却与他们的信仰，毫无瓜葛。就像一位马克思主义领袖，写给下一位马克思主义领袖，说“你办事，我放心”，听上去也与所信之道，南辕北辙。

　　天地若有正气，必来自天地之外，贯乎天地之中。岂能从肚腹中养得出来。所以庄子说“养气”，圣经说“吹气”。养气自重，吹气自卑。就像我为小书亚买的气球，你不吹它，它永远都是瘪的。

　　古今地上，也没有完人。台湾的小学课本，把田横五百壮士，称为“五百完人”。阎锡山离开大陆，留下五百人，人人身藏毒药，要为党国殉忠。蒋介石率文武百官祭奠，也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

　　所以我一看东吴的校训，“完人”二字，就像学术的苍蝇，灵魂的水货。人类的走向，是越来越自负。人类的悲剧，是永远对自己身临其境的世代，评价过高。一切道德上的努力，都好像在气球上写“养天地正气”。一切物质上的堆积，都好像在坟墓中说，“法古今完人”。

　　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天使说过一句善意而锥心的挖苦话。几个妇女看见耶稣的坟墓空了，细麻布摆在一边。她们就东张西望，在墓地穿行。天使穿着白衣显现，对她们说，“无知的人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这句话常点醒我。圣人、伟人，巨人，完人，其实都是死人。每当人们设立一个目标，杜撰一种主义，就开始翻开历史，一次次地“从死人中找活人”。所以广场上，依然挂满死人的画像。

　　圣经中，用“风”来比喻圣灵。用“吹气”来比喻神将灵魂的样式，就是属乎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放在人的血肉之躯中。吹气，是对“被造”的一个生动描绘。尤其是在人类堕落后，耶稣说，心灵的重生，就如被风吹过一样。所以救赎，对他来说，是十字架上的承担；对我们而言，却是一段风中奇缘。圣经把人的救赎之道，称为人的第二次被造。吹气，亦是对“新造”的一个生动描绘。

　　人若承认，自己是可怜的。就转身，迎风站立。吹进去的是灵气，养出来的是血气。信仰的对象，是死里复活的救主。而道德的楷模，都是阴间的死人。

　　学雷锋的意思，就是从死人中找活人。三代之治的理想，也是从死人中找活人。不是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而是天不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因为人类的病，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死人没有权柄，将他的伟大，传递给活人。所以雷锋是雷锋，你还是你。道德，不像疾病可以传染。道德在本质上像生命，生命不可传染，生命就是生出来的命。惟有生命，可以生出生命。惟有活人，可以拯救活人。

　　这就是为什么道德若不立在信仰之上，道德就是一个咒诅。信仰救人，是一个一个的救。道德杀人，是一片一片的杀。信仰是生命，就像零售，你要独自开口，自己伸手；道德是标准，就像批发，同一批货，只有一个编号。你在道德中被定罪，你在信仰中被拣选。

　　一次，我和小书亚出去，见一个老汉弯腰驼背，正在垃圾箱里找东西。我叫小书亚拿了五块钱过去。我第一眼生出的，是对他的怜悯。但这种怜悯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连同我的施舍在内，都诱惑着我，叫我生出内心深处，一种隐秘的骄傲。

　　但我第二眼生出的，是对自己的怜悯。当我把自己与那个老汉比较时，我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所谓道德生活，就是一种活在比较中的生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就等于道德优越性。只是，当我不是把自己和老汉比，而把自己和老汉捡回来的垃圾比时，我鼻子忽然就酸了，甚至差点哭出声来。

　　为什么我要送他钱。不是因为我不需要像他，从垃圾桶里捡东西；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上帝从垃圾桶中拣回来的东西。我不能“养天地正气”；我的同类中，也没有可以效法的古今完人。说到底，我无法活在崇高的道德中。我若不在信仰中被拣选、被新造；我的一切道德，都将助长我的道德优越感。就像水涨船高，我的道德优越感，终有一天，要吞没我一切的道德实践。

　　只是在第二种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基督的信仰者，而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我出于信仰而施舍，不是出于道德而施舍。我出于我被造（旧造与新造）的本质而行善，不是出于我现实的才能、机遇、地位和品德而行善。

　　在上帝眼里，只有这样的、非道德主义的善，才是真正的善。因为行善的人，若不将善的来源和果效归于上帝；他就没有行善，反而行了恶。因为他将荣耀、来源和动力归在自己（养天地正气）身上，或归在同类（法古今完人）身上。

　　这些是我看了电影，对自我的一段省察。哈姆雷特说，上帝给了我们一张脸，我们又自己造一张。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无论男女，越过被造的地位、自我成圣的诱惑，其实都一样强烈。

　　谢瑶玲老师译过许多中世纪教会题材的小说，最著名的是《玫瑰之名》和这部《女教皇》。刚好，德国拍了这部电影。在十三世纪的传说中，这位女教皇若安，据说是在德国南部出生的（离马丁·路德的家乡不远）。德国人似乎很喜欢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能同时满足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三座大山。

　　刚好，国内今年也出版了中译本。传说中，若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她乔装成修道士，一生渴望让自己的才华，如明亮晨星，照在人前。电影迎合女性主义的视角，将悲剧刻画为社会性的，即女性的地位、才华在那个时代不被尊重。但在我看来，真正的悲剧仍然是关乎信仰的。如果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那么性别在人类社会的构成、和睦与美善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女权主义的一个左翼立场，就是才华挂帅，性别靠边。和左翼的政治挂帅一样，基本原则，就是谁有本事谁上。于是男女性别就被非生命化，被视为物种进化中一种阶段性的、和粗糙的安排。

　　若安在学会了掩盖每月的经血，也为此舍弃了婚姻和家庭。但她仍无法胜过情欲的试探。在梵蒂冈怀孕，游行中当街产子，难产而死，以一种怵目惊心的方式，暴露了她隐藏一生的性别。启蒙运动后，这个十三世纪的传说被翻将出来，不断成为女权主义和反宗教的噱头。

　　今天的女性，有双重悲剧。一是男人们的傲慢和背约，使女人一直难以在家庭和社会中得着她们配得的平等与尊敬。二是女人们以牺牲、抹煞、藐视和放弃女性身份与特质的方式，去争取一种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女人”的虚构的自由。

　　传扬若安的故事，也是一种死人中找活人的努力。性别，本当是人类被造的特性中最宝贵和令人敬畏的一部分。但在一个慢慢男女不分的世代，人类的性别，要么成了鸡肋，要么成了化妆品。

　　若安的父亲，是一个固执的乡村牧师。他在信仰上怀着深深的偏见，活在一种道德主义的残酷中。父亲拒绝让若安学习，她离家出走，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反抗之路。就是以隐藏性别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才华。若安难产而死的悲剧，也是今日一切女权主义者的悲剧：谁若羞辱自己的性别，她（他）的性别终将反过来羞辱她（他）。

　　无论若安有多聪慧，当克洛维的日耳曼士兵冲进教堂时，她本能地躲在了祭坛下。智力不如她、也因此不被她尊敬的哥哥，却起身拔剑，为她而死。我多么盼望智慧的若安能在这之后，回到对自己性别的认同中去努力。她却反而决定一生隐藏在性别的谎言中。从这个角度说，她并不是女性主义者，而是一个反女性主义者。因为现世的苦难，使她不愿相信夏娃的一切尊贵、才华和美好，和夏娃的性别密不可分；也不再相信男女性别的被造中，饱含着一个尽管艰辛、却始终高于这黑暗世代的崇高应许。

　　女权主义的梦想，其实和男权主义一样，是一种雌性同体的文化，和一种道德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麻痹人们的常识，游说人们活在信心之外，并怂恿人们挣脱性别，鼓励人们自我造型，目的就是从人类下降为蚯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