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基夏天的风:印度：陌生的邻居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印度 

　　实习记者  何赟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鸿沟

　　在去往新德里的飞机上，我与邻座克里希那先生交谈了近3个小时。这位年轻的印度人衣着考究、举止优雅，拥有普林斯顿大学MBA学历，供职于美国一家著名投行的印度分支。他用一口流利的、不带次大陆口音的英语议论着这个国家的市场、民主、非政府组织及环保话题；随后又重点表达了对自己现今享受的物质生活的满足乃至炫耀——细致到最近使用哪个品牌的香水，购买于哪个国家，以及价值多少美金。临别，他建议我一定要去印度门附近的泰姬陵酒店中庭享受下午茶时光：“那里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你也能听到最主流的议程设置。”

　　出租车带着我驶出崭新且气派十足的英迪拉·甘地机场T3航站楼。英迪拉是这个自称亚洲最大民主国家近代以来唯一推行过独裁统治的总理，她迷恋并寻求权力的集中，最终被自己的锡克教保镖枪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所接触到的出租车司机、人力车夫、理发师、保洁员及小贩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他们对英迪拉的赞赏。因为只有这位“印度女王”与农村下层阶级结成过民粹主义同盟，高度注重发展农业，关心弱势族群的民生福祉。生活在赤贫线上的普罗大众告诉我，比起纠结复杂的政治、永远琢磨不透的游戏规则，甚至猖獗的官员贪腐，“吃饱饭”永远是最火烧眉毛的事情。

　　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印度贫困人口数量超过26个非洲赤贫国家贫困人口数量的总和。他们普遍营养状况欠佳、热量摄入不足、健康堪忧，文化程度尚达不到小学毕业。克里希那口中的手表、香水、下午茶时光及精英化讨论，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玩笑。

　　在印度众多的旅游景点和涉外场所，一条醒目的标语随处可见：“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不可思议”，成为这个古老并深蕴哲学传统的国度为自己提炼的主题词。事实上，印度的不可思议很大程度正来源于它极端的分裂感。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种姓之间、宗教之间、性别之间、地域之间，横亘着清晰且不易逾越的鸿沟。

　　她时刻标榜民主并以此为荣，却腐败丛生、犬儒主义盛行。她的古代文化如此灿烂，现代科技又行走在全球信息高速路的最前方，基础教育普及率却惨不忍睹、文盲数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一。她避开了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发展路径：后者从农业改革起步，经过低成本制造业的过渡，进入第三产业崛起的黄金期；印度刚好相反——农业依然大面积地落后贫困，服务业却跃升显著，占据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软件外包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水准堪称一流。在西方媒体的话语表达里，中国被习惯性地称作“世界工厂”，而印度则被冠以“世界办公室”的名号。另外，印度人亦具有文明古国的子民惯常存在的矛盾：极为脆弱的自尊心和极为牢靠的自豪感。

　　玛丽杜拉夫人是国立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主席，也是尼赫鲁大学现代印度历史研究中心的教授。我们在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官邸中见面。这座威严的建筑位于新德里的政治心脏，毗邻总统府和国防部，警卫森严。即便如此，在修葺平整的草坪上，以及总理曾经散步的小径上，还是可以看到肆无忌惮的流浪狗和流浪猴。路过的访客时不时对它们摆摆手。

　　“鸿沟无处不在。这不仅构成了印度的不可思议，而且回答了印度的不可思议，”夫人对我说。“印度的多元化让人咋舌。你去看看手上的卢比，印刷着17种法定语言，而事实上我们拥有一千多种语言；信徒最多的印度教拥有3亿多种神明；而政治上，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党派，瓦杰帕伊政府创下过24个党联合执政的奇迹。在这个维度上，印度发展的缓慢低效，以及种种劣根存在，都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居然可以长期保持这个断裂国家的稳定——在几乎每天都有人上街游行、静坐、绝食的环境下。”

　　在玛丽杜拉眼中，印度社会鸿沟的此岸与彼岸如此遥远。中上层精英们狂热追捧、奉若圭臬的，是现代民族主义、民主和高度自决；而底层仍然根深蒂固地凝结着专制威权的统治情结，并深深打上宗教、种姓和性别的烙印。鸿沟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神的意志”，这在印度显得尤其棘手、顽劣。

　　夫人穿着鲜艳的纱丽，仆人不时给她递上奶茶和曲奇饼，配以细滑的、镶着金边的瓷器，空调的温度正相宜。而这栋房子的外面，普通的工作人员顶着高温，排队购买简单的午饭，很多餐盘都已生锈。一墙之隔的院外，衣衫褴褛的乞丐们蜷缩在大树的根部，迷离的双眼飘忽地望着身边一栋栋的高官宅第。

　　诸神

　　印度被称作世界宗教的博物馆，宗教亦是洞察并理解这个国家的必要参考系。整体而言，宗教异端主张在这里得到极大包容，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耆那教、犹太教、基督教、锡克教等都曾扎根于斯；怀疑论、不可知论与无神论也愈发受到重视。当然，因此而生的流血冲突、暴乱骚动也从来不曾停止。

　　印度教是当前印度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教，拥有约占80%人口的信徒，总量超过8亿，这个教派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而种姓制度又是印度教最重要的仪轨之一，印度经典《薄伽梵歌》中建有一套详尽的秩序，其核心价值观是“洁净与不洁”。每一个种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规则体系，你必须严守，并且世袭下去。在这些种姓之外的人，则是不可触碰的贱民阶层(达利特)，他们可以干的只能是清扫粪便或处理尸体之类的工作。很多人生来被贴上了卑微的标签，看不到翻身的任何希望。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评论家乔治·伯德伍德爵士曾经这样说道：“只要印度教徒仍然坚持他们的种姓制度，印度就将永远是印度；一旦他们抛弃种姓制度，印度将不复存在。”

　　我们关于印度宗教的考察便始于种姓。

　　3月中旬的一周，是印度教最盛大的节日“洒红节”。那个周末，我到达距德里250公里外的古城斋普尔——印度教的中心之一。教徒们开始一年一度的满城狂欢，彼此抛洒颜料粉末儿，投掷水球，将草和纸扎成的“荷丽卡像”投入熊熊燃烧的烈火堆。

　　著名的历史遗迹琥珀堡附近，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工艺品集市，许多游客流连于此，挑选各式印度风情浓郁的纪念物。我就是在这里见证了这样一个时刻：店里分别属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的员工聚集到一起，站成一排，相互紧握着双手，大大方方地欢迎拍照。这并不是以促销为目的的低劣作秀，而是对外国记者的一种宣示，尽管你仍可以从那个位列最低种姓的小伙子脸上看出显著的自卑情绪。

　　“情况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种姓歧视观在城市开始慢慢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消亡，也很难消亡。当然了，广大的农村中，由种姓而产生的社会距离和族群区隔仍根深蒂固，”哈佛大学教授贾南德拉在新德里的一间咖啡馆里对我说。城市化和政治强制性措施的推行，都在给低种姓及达利特的阶层跃动提供可能。法律为他们在一些特定领域甚至给予“配额保障”。

　　譬如，每年有超过22%的大学招生指标和公共机构工作职位专门定向给达利特和原住民。而接受高等教育和担任公职的人，在印度历来被视作精英。2002年，一场由达利特政客和文化知识界人士参与的集会通过了《博帕尔共同宣言》，声称达利特人群已经具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但是宣言也承认，在这个国家，他们的地位仍然最孱弱，而“配额保障制度”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歧视。

　　似乎，从根本上改变种姓的办法只有改变信仰。“嘟嘟车”驾驶员拉凯斯和他的一些同行就是这么做的。“嘟嘟车”，带有黄色雨篷的电动三轮车，是印度城乡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廉价却丑陋、废气排放严重，与日新月异的首都风貌不符。但它却是穷人们谋生立命的重要依靠，新德里政府总是给予这些落后的福利工种最大的包容。我经常坐着它穿越德里——从恢宏的中央政府建筑群到塑料棚连片的贫民区。我在与多位嘟嘟车夫的聊天中发现，宿命论和对种姓的认同遵从在他们的思想中虽由来已久，但也开始存在反叛的火焰。达利特们拒绝沉默下去。

　　拉凯斯来自北印度恒河岸边的坎普尔，到德里谋生已经10年。2008年，他和其他达利特一起在家乡参加佛教皈依仪式，摒弃“一出生就带来无止境苦难”的印度教，从而彻底甩掉低种姓的帽子。拉凯斯告诉我，深受种姓制度压迫而无法隐忍最终改信他教，在印度已经形成过多次浪潮。“我有两个偶像，板球明星沙辛，以及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沙辛是全印度的天王，而后者是达利特的骄傲，他曾任印度共和国第11任总统。”

　　由于低种姓人群和达利特在印度数量众多，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受到“选票决定一切”的政党的关切。印度各低种姓政党在特定地域的得票非常稳定，并成为全国性政党展开政治、经济权力斗争的利器。这也导致了低种姓阶层内部的分裂和围歼，以及得势以后对高种姓阶层疯狂的政治报复和利益榨取。印度虽是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但在选票面前，宗教俨然成为一种博弈。

　　这种博弈，在异教间更为常见，尤其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知名学者斯蒂芬·柯恩将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战争描述为“教派暴徒的兵戎相见”。而印度国内穆斯林的数量已超过1.5亿。1992年12月6日，数以千计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冲进了建在北方邦圣城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并将其强行拆毁。他们的理由是，阿约迪亚乃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罗摩神庙；而当年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巴布尔派人将此夷为平地，立起眼前的这座清真寺。这场宗教战争，直接导致一千多人死于非命。紧接着，印度发生了独立以来最频繁的骚乱，孟买连续发生14起连环爆炸案，两百多人丧生，肇事者乌马尔来自博尔本德尔——圣雄甘地的故里，甘地所高擎的非暴力大旗曾一度感动了整个次大陆。

　　2002年，古吉拉特邦又爆发惨烈的种族大屠杀，两千多名穆斯林在血泊中倒下。2008年全年，印度共发生八百多起恐怖事件，多与民族宗教争端相关。“时隔3年，那场冬天里的大爆炸仍让我惊悚。一个有神灵的国度，一群虚伪的宗教暴徒！”这位未及留下姓名的中年男人和我谈起往事，仍怒不可遏。他服务于举世闻名的泰姬玛哈酒店——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主场，象征权贵的奢侈地标，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眺望阿拉伯海。哈吉阿里清真寺近在咫尺。它坐落在一个小岛上，延绵几百米的长堤将其与海岸相连，每到退潮，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排着长队亲吻覆盖圣人棺椁的幔帐，大理石柱子上是99种字体镌刻的真主安拉的名字。涨潮时分，海水淹没长堤，洁白的清真寺于海中遗世独立，如此安宁。

　　“这都是为了金钱和权力，是政治，不是宗教。”在印巴边境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船屋上，穆斯林杰夫德一边拨弄炉子里的炭火，一边平静地对我说。“无论是安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还是印度教众神，没有一个是教唆人杀戮的。在民间，我们信奉各种宗教，却相处和睦。”同样，在印度享有崇高声望的瑜伽上师普里巴巴在圣城瑞诗凯诗接受我们的访问，他说自己笃信“生命的真谛是爱。诸神教导人们去爱”。

　　贾南德拉教授提醒我注意圣雄甘地的一段名言：“他说‘一切都是政治。我们必须使政治超凡脱俗’”，而“不顾诸神是与印度文化本源价值观南辕北辙的”。

　　民主

　　1991年，印度正式摈弃费边社会主义，强势推行市场化改革，多年来，其经济增速仅次于中国。改革虽极大加剧了社会的区隔与两极分化，农业也因此饱受冲击，但它的确从根本上提高了全民收入及生活水准，让沉睡百年的巨象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其崛起背后的“印度模式”，也引发国际官方与坊间的热议。

　　玛丽杜拉夫人对我说，印度奉行的哲学一直是不囿教条，而尼赫鲁总理的遗言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更具意义。“如果我们最终未能解决国家和人民的最普世问题，那么无论我们宣扬资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什么新的主义，都毫无意义。”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印度模式”的重要承载是它的宪政民主：“印度的范例说明，宪政民主制度不仅能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一个大国实现，而且能够在一个传统上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冲突严重的地区增强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有西方媒体评价，东亚在战后书写了经济传奇，而南亚印度则创造了政治奇迹。

　　我曾两次访问新德里阿克巴路24号大院——印度执政党国民大会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最先映入眼帘的总是排队上访的各地民众。每天中午11点，只要你具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就可以登记并进行安检，最终由专人负责接待。距离接待处不过10米远的白色小楼，便是现任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和总书记拉胡尔·甘地的办公室。印度人告诉我，24号大院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周围遍布持枪警力和军事哨卡；即便如此，它的大门依然必须保持敞开。

　　同为东方古国的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独立，但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印度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而中国采取的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这折射出两国政治体制的迥异：宪政民主体制的印度及非西方民主体制的中国，后者又被称作“人民民主专政”。印度这套政体移植自英国，并进行了多年的本土化再造。目前，印度以宪法形式确立了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等多项基本制度，并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教育和私有财产不被侵犯的基本权利。

　　我们在印度采访期间，恰逢4个邦同时举行大选。选举，是这个国家的全民狂欢节，大部分适龄公民均会参与投票，执政党则可上可下，一党独大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CWC)政治秘书安尼尔在接受本刊访问时透露，大选期间，所有的印度政党都如临大敌，具有百年历史的国大党几乎所有中央要员必须全部下到一线坐镇指挥，应对民众提出的一切诉求。否则，败选是毫无疑问的。“政党不得不随时修正和调整执政诉求。比如，为同右翼争夺选票，你必须让原来坚定的世俗主义价值观变得柔软。”这个政党时刻牢记：历史上的党主席、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曾一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止民主，奉行严厉新闻审查，剥夺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最终被选民赶下了权力巅峰。

　　翻阅当日主要报章是印度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的传统习惯，至今不衰。4月初，有关安纳先生绝食的消息几乎每天都占据着头版头条。安纳现年72岁，是印度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自4月5日开始在首都标志性建筑简塔·曼塔天文台发起绝食，以此要求新德里政府重新审视反贪腐法案——《公民监察法案》：“这部法案目前没有给予民众足够的监督权，无法对腐败嫌疑人进行起诉，适用范围也不尽如人意”。在印度各地，安纳的响应者此起彼伏，大家相继加入示威队伍，要求政府严惩腐败。这足以对处于大选敏感期的执政党产生震慑。索尼娅·甘地不久即在党中央网站首页发表声明：一定考虑民意民怨，恳请安纳和安纳们放弃绝食。

　　“考察印度政治，媒体生态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玛丽杜拉夫人介绍道。印度没有官办媒体，全部归属私人或财团运营，媒体因此成为继三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在印度社会作用广泛。目前，印度公开出版3万多种报刊，发行量超过一亿。

　　“当然，在选举白热化的印度，各媒体阵营早已成为政党间炒作、造势的工具和舞台。媒体可以报道信息，更可以选择信息，以及发出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安尼尔这样对我说。“就像很多印度媒体带有反华色彩，‘中国威胁论’常见诸报端，可基本上这都是相关政党的声音，而不是印度的声音。绝对的民主，会导致媒体的异化。”

　　印度人喜欢对你讲“5个印度斯坦盲人”的寓言故事。5个盲人共同触摸一头大象，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为大象构建的概念便有着天壤之别。印度政治亦是如此。

　　阿茹娜是非政府组织“社会工作与发展中心”的创始人。她始终认为印度政治存在着迷思。比如 “社会和经济的不公造成了贫穷，并维持着贫穷，百姓深陷在民主编织起的大网中，享受广泛政治参与的尊严权利，却不能真正由此变得富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腐败国家，窃取穷人救济金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家却还蒙在鼓里”；“纵使媒体可以畅通无阻地揭露信息，政府却更可以隐瞒信息”。圣雄甘地曾倡导用他的非暴力思维，将政治与道德相结合；而现在，“这位20世纪影响印度最深的人却完全被抛弃了”。

　　据社会学家贝尔纳德的观察，具有纪念功能的甘地修行馆，早已成为政治人物粉饰太平、标榜体贴民众疾苦的秀场。修行馆最重要的区域甚至成为空地，专供高级官员的直升飞机起降。现在的知识分子这样评价甘地：他无比伟大，但若没有经济上的自由，政治的独立似乎意义不大，民主容易变成游戏。

　　被《华尔街日报》誉为“现代印度首席记录者”的古哈总结：“印度的民主值得称赞，不过弊端也令人难寐。这里实在太复杂。但不管怎样，当代印度的成功故事发生在政治领域，绝非经济领域。”古哈是《后甘地时期的印度》一书的作者，这本宏大叙事的政经读物一度傲居德里和孟买主要书店畅销榜首位。

　　希望

　　中国人对待印度的态度是复杂的。不少人提到这个邻邦的第一感观仍是肮脏、混乱、落后、贫穷。连尼赫鲁也曾为它绝望过——“这就是印度人吗？一味地延续着故旧、沉寂和虚弱，缺乏创新和创造。”但变革正在发生。用南丹·尼勒卡尼的话说，现在的次大陆“年轻、热切、活跃、警醒，并充满无限希望”。南丹是号称“微软第二”的印度最著名高科技企业印孚瑟斯(Infosys)的领袖；而这座企业所在城市班加罗尔亦被西方喻为“亚洲硅谷”。现在提到印度，西方更多的是将它与IT业关联在一起。这个改变了世界的新兴生产力，更是唤醒并重塑着印度的力量——而印度深入骨髓的价值观从来都是安贫乐道、野鹤闲云。

　　印度人口众多(仅次于中国)，且缺乏有效控制，大有短期内超过中国之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正进入人口红利期，其年龄中值仅23岁，拥有世界最多的会讲英语的年轻劳动力，和世界最多的高素质工程师队伍，每年仍有超过30万的工科大学毕业生进入已有的230万工程师群体。现任总理辛格表示，印度要善用人口红利，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论”正成为印度崛起的关键力量。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眼里，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迥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着力建设本土化企业，并精于将品牌推向全球视野，像印孚瑟斯、维普罗和塔塔咨询，早就成为世界同业中的领先品牌。中国在过去相当长时间的改革开放中，通过引入外资，大规模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足足晚了12年，它最终走上知识密集型的发展道路——软件、通讯技术和呼叫中心成为其中最亮眼的路标。在西方媒体的笔下，新德里是印度的心脏，因IT而生的班加罗尔已然是这个国家的头脑。印度人甚至在做一个穿越历史的大胆设想——如果甘地依然活着，他也会放弃纺纱车，拿起鼠标，走向电脑吗？

　　南丹写过一本名叫《想象印度——这个国家的困顿与崛起》的书，在西方销量可观。在这本书中，他正式提出了“印度梦”的概念，而此前的主流论调，有且只有“美国梦”——印度梦，正从独立后的国家意志、威权意志，转向民间；从虚无缥缈转向可触摸的存在。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并努力晋升为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数量的确在快速增长，并迅速演进为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受国情、地域、种姓和机遇限制的上两代人，普遍贫困、目不识丁，堪称“群氓”，他们却高度关注起子女教育问题，即便是贫民窟里的家庭，也要将孩子送到可以教授英语的学校去。

　　“建在这儿的学校已经有一半提供英语课程，而且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被送去私立学校就读。他们未来可能进入大学，成为富足的工程师。”汉德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站在达拉维一条狭窄的巷道中，眼睛里透露出神采。他有4个儿子，一直居住在位于孟买市中心的达拉维——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外景地，世界第二大的贫民窟。在这两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生活着上百万人，平均一千多人才享有一个厕所。印度过去有80%的民众居住在农村，而他们现在则大量前往城市谋生。贫民窟成为据点，但他们觉得，这里离梦想更近。居民们大多同时打几份工，数千家年均利润5万美元以上的家族企业在此诞生，这里的学生的英语测评成绩比官办学校可以足足高出2倍。

　　克山曾长期担任印度驻德国等多国大使，并在英迪拉内阁供职。1961年，他被送往香港学习汉语，从此与中国结缘，中国由此成为他的研究趣味。5月25日，他受邀做客北京大学品牌国家高峰论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做了一番总结：

　　中印同时起步，共同经历过建国早期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共产主义梦想，而后它们却在经济上最困难的20年后褪去颜色；中印又共同度过了同样苦痛的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和英迪拉政府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独裁统治。20世纪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拉奥的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与自由开始影响东方古国。如今，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跃居第四，“中国制造”期待走向“中国创造”，而“印度外包”也希冀走向“印度效率”。不得不说，龙象共舞已不是空想。

　　在从新德里开往孟买的卧铺火车上，和我同屋的另外3位印度人围绕信仰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是这个国家的传统，无论处于何种阶层。他们最终的共识是：“财务自由堪称最具黏合度的宗教。这片诸神林立的土地，无论庙堂还是草民，对经济的渴望史无前例。”

　　但印度毕竟是印度，它仍然是个“封建与世俗，理智与传统，人性与神性”的杂糅体。像我造访的瑜伽圣地瑞诗凯诗，商业气息的浓郁不输给任何城市，但只要你穿越山林，还是可以找到潜心教习梵语、传播经典吠陀的老者与风华正茂的少年。他们坚信：“要是失去印度，这个星球上会贫穷到只剩下物质。”

　　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政治传奇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对领袖个人崇拜最为狂热的国家，更是一个家族能够长期把控政坛的国家。尼赫鲁和他的子孙们在印度的政治地位无人可以比肩，建立起一个不容撼动的、世袭的王朝，但这又的确是民众选举的公平结果。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实习记者 

　　何赟  发自新德里

　　这天早上，我去拜访贾格米特先生。他是印度执政党——国民大会党中央工作委员会(CWC)的委员，其地位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

　　CWC位于首都新德里市中心阿克巴路24号大院。它所在的“鲁斯琴区域”是印度的政治心脏，矗立着形似巴黎凯旋门的“印度门”、宫殿般恢宏的总统府、肃穆的国会大厦，以及连片的国家重要机关。数百栋色彩各不相同的两层洋房掩映在林荫之间，由荷枪实弹的军警卫戍，这里是国家和政党顶层官员居住的府邸。而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政治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曾经的寓所也坐落于斯。它们已经被尊为国立纪念馆，每天都有来自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前来瞻仰。许多印度人至今依然保留着逢上述领袖的生日或忌日、不远千里到此献花的习惯，俨然庄重的节日。

　　在政治秘书安尼尔的带领下，我参观了这个百年老党的中枢神经。阿克巴路24号大院没有想象中的威严感，办公楼堪称简朴，甚至有些寒酸。现任党主席索尼娅和总书记拉胡尔的办公室紧邻，同列CWC委员的现任总理辛格的办公室在他们对面。办公室的面积普遍不大，内设素朴。贾格米特委员的办公室仅10个平米，放着两张木质办公桌，和一排陈旧的沙发，并不白净的墙上高悬着国大党领袖们的照片。而大院主楼两侧绿油油的草坪上，唯一的装饰物亦是英迪拉和英迪拉之子、索尼娅之夫拉吉夫的巨幅画像——他们都曾为政治失去生命。

　　在这个遍布着神龛和宗庙的国度，神明崇拜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治领袖，被民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地奉之为神，成为举国的精神支柱。有的时候，印度的政党更似宗教，而那些被选出的领袖们便被视作了梵天、湿婆、释迦牟尼、真主安拉，或者基督耶稣。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无疑成为印度人心中的“众神之王”。1921年，甘地如此将初登政治舞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推向世人——“他的纯洁如水晶通透，他的真诚凌驾一切怀疑。他是无忧无惧的骑士。在他的掌控下，这个国家便是安全的”。时至今日，在贫瘠的印度农村，完全未受教育的农民也会在家中挂尼赫鲁的画像。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对领袖个人崇拜最为狂热的国家，更是一个家族能够长期把控政坛的国家。尼赫鲁和他的子孙们在印度的政治地位无人可以比肩，其实际影响力远超圣雄。人们说，尼赫鲁家族已然抛弃了圣雄，建立起一个不容撼动的、世袭的王朝。但这又的确是民众选举的公平结果。

　　我问CWC大院里的几位高级官员：是什么让印度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选择这个家族？他们如此回答——这个家族为了政治一个接一个地经历并且不惧死亡。除了投下选票，大家还会有更好的感情表达吗？

　　我接着问：如果历史允许假设——这个家族的成员都寿终正寝，而不是死于非命，印度人是否还会做出相同的、持续的选择？

　　包括贾格米特委员在内的所有人，至今没有提供答案。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观赏这个显赫家族的传奇。尤其在多国寡头政治和独裁者纷纷倒下的今天。

　　王朝启幕

　　1889年11月14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生在阿拉哈巴德——传统印度教的七大圣城之一。他的父亲，默蒂拉•尼赫鲁是最为高贵的婆罗门种姓中的佼佼者。接受贵族浸染，尼赫鲁的童年几乎不识人间烟火。他眼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囿于那幢位于繁华地段的大别墅。15岁那年，凭借父亲在英国社会的影响力，他进入了哈罗中学，并在1907年被剑桥三一学院录取。三一学院在当时也被广泛戏谑为“英国首相培养基地”。也就在那段时间，尼赫鲁开始涉猎政经：费边社会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1912年，考取律师执照的尼赫鲁回国，前往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任职。他所亲近的费边社会主义，以及印度紧张的政治氛围让其心头的矛盾开始浮现。殖民主义虽令他深恶痛绝，可自己却是这片殖民土地上的既得利益者；他希冀温良的改革，可苦难的印度民众与英殖民者间的鸿沟却越发宽阔。在父亲的的支持下，尼赫鲁回国后即投身政治，并逐渐成为这幕大戏的主角。

　　1919年，阿姆利泽惨案爆发，英国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印度平民开枪。这是殖民以来最血腥的一次屠杀。根据国大党的统计，超过1000名平民遭到杀害。尼赫鲁随即投身于圣雄甘地的“坚持真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不论是早期学院派温良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熏陶，还是甘地主义在南非抗争中的成功，都让尼赫鲁坚信：暴力革命并非救世良方。他开始将列宁主义的信仰形容为“人民的鸦片”：虽然诱人，终不过一剂毒药。

　　尼赫鲁将自己、默蒂拉与甘地的关系形容为微妙的三角，彼此影响，却又因为3个支点而稳固。父亲和圣雄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令他始终处在印度传统保守思维与西方自由思想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的情绪随着1926年他的欧洲之旅才发生改变。携妻女欧洲各国一年半的游历，让他有机会深化学生时代以来对社会主义的偏爱。如果说之前的十年，尼赫鲁仍然是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思想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的思考，那么，这时候的他开始迫不及待地想要把类似的改革方案投入到自己的政治生命。

　　尼赫鲁和默蒂拉一同被列为官方外宾，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十年纪念。4天的参访很大程度上抹去了尼赫鲁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转而萌生的是对苏联的亲近感。回国之后，尼赫鲁用浪漫的笔触形容他眼里的苏联社会：“极端奢侈与极端的贫困无处可寻，毋宁说社会等级甚至种姓制度。”其后，理想主义者尼赫鲁富有激情地讲述了乌托邦似的愿景。历史的发展是相似的，毛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斯大林近乎癫狂的梦境，都可以在尼赫鲁身上找到影子。这些亦成为苦难民众的一剂强心针。

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政治传奇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13日 10:01 南方人物周刊

　　走向独立

　　当选一年后，尼赫鲁号召所有英属印度中央立法院和地方立法院成员辞职。1月26日，178名立法院成员立即响应，旋即辞职。随后的数月中，这一数字不断上升。多年以来，英国所面临的，更多是来自印度社会及民间的巨大压力，尼赫鲁却直接将矛盾引向政府内部。尼赫鲁与诸多立法院成员相似，接受过西方教育，又处在权力的上层；他的个人号召力，成功让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抛弃一切。尼赫鲁在演讲中向青年们呼吁：“如果印度死了，谁能苟延残喘？如果印度活下来，谁又会死去呢？”

　　直到今天，尼赫鲁仍然是剑桥三一学院的骄傲。英国留学的经历，令他熟悉民主的操作方式，并深谙抗议的作用，不似当时国内少数激进民族主义者与更为广大平民的单纯建国梦想。广场的集会游行上，学生和民众因为狂热而走向失控，尼赫鲁却很好地控制着国家情绪，告诉大家细小的目标在一步步实现。从工人大罢工、议员集体辞职，到盐法废除，以及各地议会的胜利，尼赫鲁手握着民主，用游行抗议这把双刃剑，劈开了前行的荆棘。

　　尼赫鲁触及了英国人的底线。总督开始采取近乎独裁的统治方式，禁止国大党的一切政治活动，媒体和集会受到严控，数千人入狱。整个尼赫鲁家族，都投入到了近乎狂热的斗争中去，尼赫鲁的父母和妻子葛默尔相继在抗争中离世。

　　随后的二战为国内局势带来了转机。1945年，新工党上台；英国首相克莱门特在数月的交涉和谈判后，决定于1947年8月15日完成权力交接。两年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建国。这是英国人留给印度的难题，也是尼赫鲁政治斗争中最为遗憾的一点。

　　那个凌晨，尼赫鲁作为开国总理向全印发表著名的广播讲话——“我们与命运有约”。可独立的欣喜尚未沁透人心，因为分治而造成的大量难民问题，让首都新德里在建国第一天就发生了流血冲突。

　　生与灭

　　宪法指出，印度的国家性质是：世俗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尼赫鲁统筹下制成的宪法，也是尼赫鲁治国理念的最高承载，依然沾染着他偏向浪漫的气息。

　　事与愿违。印度国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仇视情绪急速升温，暴力冲突不断。尼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上新德里街头，规劝教派双方放下武器。理论上说，在宗教冲突极其矛盾的印度，秉持着世俗主义、无宗教倾向的国大党是代表着所有印度人的党派。但世俗主义观却实在难以渗透印度教社会，即使尼赫鲁本人，作为纯正的婆罗门，对于世俗主义的接受，也是矛盾的。当女儿英迪拉在1942年与费洛兹•甘地结婚的时候，尼赫鲁强烈反对；原因之一便是费洛兹•甘地是虔诚的拜火教徒。

　　自尼时代以来，印度的宗教冲突便未曾间断过，而且始终是政府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世俗主义的梦想似乎从写下之时，就面临崩塌。

　　由于印度民众宗教般狂热的个人崇拜，尼赫鲁的统治在甘地去世以后达到空前的高度，可他在多年西式教育下却对寡头政治深恶痛绝。新宪法施行后，印度摆脱了成为专制国家的危险，进而成为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尼赫鲁亲手写进宪法的民主，成为奠立国家未来的基石。而且，他对媒体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后者日益上升为印度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这位开国总理在1950年“全印报纸编辑大会”上如是说道：“对我而言，媒体的自由绝对不只是一句标语……我宁愿印度拥有绝对的媒体自由，哪怕这会代理舆论并遭人误导”，而“报禁便是独裁”。尼赫鲁亲手打破了殖民时代英当局对国内媒体的控制，也不再框定新的禁锢。

　　早期十年，在国大党近乎“一党专政”的局面下，尼赫鲁并没有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党派组成。到1957年大选的时候，国大党在奥里萨、比哈尔、北方邦和孟买都无法赢得超过半数选票，只能选择联合执政。而在喀拉拉邦，共产党更是成为印度历史上除国大党以外第一个独立执政的政党。尼赫鲁在准备竞选时，积极做着广泛的全印宣传，向超过3000万民众做了演讲，形式意义其实更大——在农民把尼赫鲁当作神崇拜的时代，赢得选举并非难事；可尼希望做到的，是留给印度民主的习惯。

　　但是，这样的“民主思想”却在尼赫鲁时代后期有些变味。尼亲手将重工业全部国有化，并对私有企业实行严格的准入执照制度。尼赫鲁对商业是充满了敌视的，他无可避免地将商业与资本家的丑恶嘴脸联系在了一起。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尼赫鲁所推行的民主，在这位受马克思史观影响极深的总理眼中，却源自资产阶级革命。更有史学家认为，印度的统治者，同样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尼赫鲁以及他的整个家族，对国家实行如此强烈的控制，被后人戏称为“尼赫鲁王朝”，这样的称号或许更让尼失望。

　　1962年10月，中印战争爆发，印度溃败。中国军队在占据阿克赛钦之后，退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这粉碎了尼赫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近，也标志着尼赫鲁时代的终结。1963年，国会对总理投出不信任票，而右翼派系也以此指责他整个发展规划的失败。尼赫鲁跌下神坛，也离开了印度政坛。

　　一年后，尼赫鲁逝世。遵照他的遗嘱，骨灰撒遍整个印度。

　　威权下

　　尼赫鲁的的继任者沙斯特里执政不久便因心脏病发作暴毙身亡。很快，尼唯一的女儿，时任信息通讯部部长英迪拉•甘地成为新总理。国大党主席葛默拉吉对外声称，英迪拉是具有领袖气质的新星。

　　显然，此等说辞只是为了应付媒体。实际上，未谙世事的英迪拉，更像国大党老臣手中的棋子。她年轻，在众人眼中是一副羞涩而乖巧的样子，不似右翼竞选人德塞那般对整个利益集团带来威胁。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流淌着尼赫鲁的血液，这是国大党赢取选票的最有力手段。

　　英迪拉1942年嫁给了费洛兹•甘地，由此获得“甘地”这个充满极高政治价值的姓氏。可实际上，无论是在血缘还是在婚姻上，她都与圣雄甘地没有丝毫关系。

　　印度独立后，英迪拉成为父亲的私人助理。她比尼更加务实，也更加现实，不擅言辞的她会在第一时间选择行动，而不是浪漫的尼赫鲁式的设想与激情演讲。略带灰暗的童年，造就了英迪拉强大的内心，也造就了她强硬的态度。1958年，丈夫费洛兹逝世。1964年，父亲尼赫鲁逝世。政治生命才刚刚展开的她，给世人展现了坚忍的形象。

　　事实证明，英迪拉•甘地后来与刚上任时的羞涩胆怯完全相反。她是机敏的政客，东征骑士，穷人之友，不结盟政策的捍卫者与背弃者，民主的践踏者与守护者。她在位14年，上任时是印度最年轻的总理；大选失败之后，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位在掌权后入狱的总理，以及第一位被刺杀的总理。她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英迪拉在任期间，印度经济一度陷入低谷，通货膨胀，物价横飞。她慢慢竖立起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内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外始终延续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1969年，英迪拉将印度14家大型银行国有化，优先为农民和小企业主贷款，随后通过垄断与限制性贸易条例，管理和审察私营企业的财富。资产阶级阵营遭到沉重打击。而穷人阶层自建国以来首次感受到强烈的社会主义气息，这帮助她赢得了国大党内左翼势力的亲近，共产党势力也很快站在她的身后。当激进的右派势力提出幼稚的“消除英迪拉”口号时，英迪拉轻巧地给出回应，她的竞选口号是“消除贫穷”。

　　她继承了尼的固执个性，而且更加强硬，将尼赫鲁时代不那么鲜明的共产主义理想深化到了每一个行政指令。这也激怒了党内元老葛默拉吉和右翼的德塞势力，斗争趋于白热化。最终在1971年，国大党分裂，英迪拉成为左翼的领袖并再次获得议会胜利。她果断地为内阁和部门机要注入了更为年轻、也更忠于她的新鲜血液。虽然危机四伏，可英迪拉的权力斗争无疑是成功的。而她在政坛的影响力，伴随着1971年印巴战争和东巴基斯坦(即孟加拉国)的独立走向顶峰。

　　英迪拉利用东巴与西巴的内部矛盾，挑起了印巴战争，并完胜。她指挥印度军队征讨东巴基斯坦，击败政府军，逼迫巴基斯坦投降，并帮助东巴独立，建立孟加拉国。自从中印战争印军惨败以来，民众对于国家安全一度陷入绝望。英迪拉洗刷了父亲的耻辱，印度人将对巴基斯坦的胜利比作“具有史诗气概的十字军东征”。而英迪拉作为统帅，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反对党领袖瓦杰帕伊也盛赞她为印度神话中象征着力量与毁灭的难进母。

　　不幸福的童年和多年孤独的生活，造就了她强韧的个性，也同样激发起她的母性情怀，并给予两个儿子——拉吉夫•甘地和桑杰•甘地有些扭曲的溺爱。

　　长子拉吉夫是和善的年轻人，面庞酷似祖父，气场也酷似祖父。他不问政事，除去对意大利妻子索尼娅和孩子们的爱，唯一的兴趣便是作为印航的飞行员划过天际。次子桑杰早早就辍学，成为一名汽车技师，并梦想成就印度的福特。当然，高调桀骜的他，比哥哥更加明白自己的另外一层身份——铁腕英迪拉之子。

　　1969年，桑杰作为少数候选人之一，向政府申请独立生产小型轿车的许可，并于次年获得唯一的批准。桑杰当即宣布，将建立玛鲁迪汽车工厂并在一年内生产50000台小型轿车。而此时，他尚未完成常规的学业，也没能获得汽车技师的执照。这立刻招来反对派和舆论界尖锐的批评。

　　对此，英迪拉的措施却是加强媒体管制。她提起议案，要求大型媒体董事会的半数表决权收归政府指定人员所有。媒体自由被其指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蚀控制”和“颠覆印度国家政权的邪恶声音”。

　　反对派和媒体人还未及反应，这位笼罩着战争光环的“穿着纱丽的斯大林”再次激怒了国人。在国内物价飞涨、季风失常再次带来灾荒、教育改革失败、学生运动遭到警察残暴镇压的同时，桑杰的玛鲁迪工厂在哈里亚纳邦正常筹建，并强制征收了300英亩土地，“合法地”驱逐了1500名普通农民。整个国家建材紧缺，数百万战争流民无家可归，玛鲁迪工厂却如期运营。

　　相对于自己的满身骂名，英迪拉更加无法忍受舆论对儿子桑杰的指责。防暴警察用武力驱散聚集的学生，政府强制征收粮食用以公共配给，报禁成为法定行为。

　　1975年6月25日，英迪拉被认定为“选举舞弊”，禁止在接下来的6年内参选。当即，在英迪拉的住处，所有内阁成员到齐，并集体表示忠诚。他们知道，能够战胜巴基斯坦的铁娘子不会就此屈服，反击定会马上展开。

　　果不其然，当晚反对派领袖德塞等人被捕入狱，激进的媒体人同样身陷囹圄。次日，全印开始报禁，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由反对派引领的一切抗议活动被宣布为非法，政治集会受到严格控制，警察实行管制。尼赫鲁费尽一生打破的英殖民时期的统治方式，一夜之间重回次大陆。英迪拉将印度带入了独裁时代。

　　与此同时，大权在握的“女王”加倍宠溺桑杰，并扶植其迅速上位，成为内阁核心。桑杰也从中愈发看透集权统治和“绝对正确的舆论引导”带来的好处。期间，桑杰施行“美化城市”的目标，大肆清除德里殖民时代的古建筑，并成片驱逐贫民窟住户。警察在街头鞭笞平民，进一步演变成为入室抢劫，15万所民居被强拆，超过70万人流离失所。为了控制国家膨胀的人口，他发起强制结扎计划。在生殖崇拜的印度，尤其是农村地区，结扎意味着失去后代，等同自杀。桑杰限定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必须接受结扎，否则会被降薪甚至革职。指标下派到北印度的多数地区，无数弱势人群，包括寡妇、未婚男女以及老人遭到残暴对待。

　　1977年，在群情激愤的情状下，英迪拉宣布紧急状态结束，重新举行大选。国大党右派、印度人民同盟联合共产党和民众党共同组建人民党，并在大选中击败国大党英迪拉派，德塞成为印度总理。尼赫鲁家族暂时退出权力的中央。

　　刀锋先后

　　国大党被击溃后，英迪拉却没有让党内大权旁落。她强硬地控制着国大党，和日益涌现的反对派坚决斗争。

　　在野期间，国大党再度分裂。1978年，斯瓦朗•辛格带领的国大党斯派宣布英迪拉被政党除名，英迪拉率领的国大党英派也做出同样的回应，自称为“真正的国大党”。而人民党执政阶段，政治目标被确定为“反对英迪拉，排挤国大党”，这直接导致英迪拉入狱。

　　由4个政党合并而成的人民党，缺乏凝聚力，党魁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利益集团囿于权力斗争而留给了英迪拉东山再起的机会。1979年，人民党分裂，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人民院过半数席位，被迫进入新一轮大选。次年1月的大选中，英迪拉带领国大党英派赢得了人民院529个席位中的350席——近2/3的多数，让她重回王座。

　　戏剧性的变化却突然来临，1980年6月23日，桑杰死于空难。此时的英迪拉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妇，中年时失去父亲和丈夫的苦痛尚不足以击垮她，而失去最爱的次子却把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葬礼之后，她停止了一切公务。强硬的政坛传奇，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直到长子拉吉夫答应“帮妈妈一个忙”之后，英迪拉的情绪才逐渐好转。

　　国内局势在两年紧急状态和人民党不作为的统治后，越发紧张。印巴边境的旁遮普邦，是锡克人的聚居地，可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央政府始终不同意其自治要求。尼赫鲁时代南印的泰米尔、卡纳达克等邦纷纷依据自己的语言分化而独立建邦，但锡克人的请愿从未被通过。尚武的锡克人，与印度教徒更是剑拔弩张，恐怖冲突不断，互相屠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

　　旁遮普邦在英迪拉第二次执政时期终于失控。裹着头巾、蓄着发须、佩带长剑、体格健壮并骁勇善战的锡克人极其强硬。锡克政党阿卡利与中央政府数十年的谈判未能取得丝毫进展；作为宗教领袖的恐怖主义者宾德兰维尔筹建武装力量，并带领部队入驻阿姆利泽的金庙——锡克教的主庙。与此同时，在旁遮普邦全境爆发了大规模的屠杀印度教徒的恐怖袭击；旁遮普邦之外，甚至在德里，印度教徒报复性地逼迫锡克人刮去象征宗教尊严的胡须，并施以虐待。

　　世俗主义的印度再次深陷宗族冲突的泥潭。迫于无奈，英迪拉下令实施“蓝星行动”。从来就不相信甘地式非暴力主义的英迪拉，调遣军队进入了旁遮普。

　　1984年6月5日，坦克推进金庙，并造成不可计数的平民伤亡。宾德兰维尔的遗体次日被发掘，同时呈现在世人眼前的，还有“蓝星行动”中旁遮普邦超过40座锡克神庙的摧毁和遍布全邦的朝圣者尸体。

　　4个月之后的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在住所门口被自己的锡克教护卫连开20枪后，不省人事。

　　国大党认为，英迪拉之死，平息了锡克人的愤怒，“她用生命完成了殉道”；而尼赫鲁家族的传统或许便是“用死亡挽回一切”。

　　国家的宠儿

　　毫无争议地，拉吉夫•甘地接过了尼赫鲁家族的权杖。他接管了母亲的办公室，带领国大党英派筹备大选。1985年大选如期来临，国大党英派赢得了人民院542个席位中的408席，这是创纪录的压倒性胜利。即使是在1952年第一次大选时，早已被神化的尼赫鲁也未能达到此等高度。印度人再一次选择了尼赫鲁的血液。

　　拉吉夫•甘地是英迪拉和费洛兹的长子。他在剑桥念书时，结识了后来的妻子索尼娅•梅诺。毕业之后他成为职业飞行员。拉吉夫继承了外公俊俏的面庞，也和理想主义者尼赫鲁一样，并不拘泥于常规，而是更热衷浪漫。

　　拉吉夫就职印度第六任总理的时候刚满40岁。弟弟桑杰死后才进入政坛的他，议员履历也不过38个月。虽然在母亲的授意下，他作为国大党秘书长在政坛崭露过头角并被指定为第九届亚委会主席，成功筹办了亚运会，代表印度参加不结盟联盟会议及英联邦首脑会议，可这远不足以让他掌控一个国家。这位老男孩刚过不惑之年，不似外祖父在这个年纪已经是全印政坛的核心人物，他的名字极少在权力中心出现，充其量只是一位“实习生”。

　　可就是拉吉夫，这位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还会脸红的年轻总理，深深吸引住了印度民众。在过去20年黑暗的政治漩涡中，没有一位政客能和他相比，因为他从未卷入任何丑闻，也从未参与政党高层的权力纷争。在数月的观察后，印度媒体得出的结论是，拉吉夫是个顺服的年轻人，人们甚至赠予他“纯净先生”的称号。“更重要的是，他腼腆的笑容让所有人想起另外一个名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年甘地评价尼赫鲁的那段话再次浮现——“他的纯洁如水晶通透，他的真诚凌驾一切怀疑。他是无忧无惧的骑士。在他的掌控下，这个国家便是安全的”。

　　拉吉夫更具前辈们缺乏的现代化头脑，丝毫不受母亲严格的社会主义理念控制，首次将时尚、国际的元素引入印度。13天的全国哀悼英迪拉结束后，他在首次演讲中提出“要建设一个21世纪的印度”。

　　拉吉夫形而上的治国理念很快落到了实处，他具有野心的施政纲领，直指印度的各处软肋。这之中包括：饮用水计划——致力于给全印所有村庄提供干净水源；教育计划——通过现代通讯的普及和师资、硬件的投资，改善印度基础教育；为儿童和孕妇提供卫生免疫服务；保证牛奶供应的“白色革命”；食用油生产改革，试图改变一贯的进口格局；以及大力发展信息技术。

　　可现实的残酷依旧。在最初的短暂激情后，拉政府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直到21世纪的今天，印度人的饮用水状况仍然让世界卫生组织担忧，近半数的民众还是文盲。拉吉夫上台后，印度疲软的经济与开放的中国形成强烈对比。印度人对他的宠爱随着鸿沟的加深而逐渐退散。

　　又见梦魇

　　慢慢地，拉吉夫还是开始习惯“大佬”式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并学会了颐指气使，而不再像最初那般谨慎谦卑。

　　1987年，Reliance公司黑金丑闻和随后接连爆发的HBJ管道修建工程丑闻、HDW潜水艇购买案丑闻，伴着反对党的大肆渲染，让拉吉夫政府陷入民众的怀疑中。

　　这远没有结束。同年4月16日，瑞典国家广播电台披露，武器供应商博福斯公司通过瑞士银行向印度高层官员以及其他中介的私人账户转入了64亿卢比，从而获得一笔价值13亿美元的武器购买合同。而该合约是拉吉夫直接授命签署的。丑闻再度曝光，对拉的冲击足以致命。

　　拉吉夫的声誉降至谷底，“纯净先生”一年之内经历的丑闻侵袭，要严重过他的母亲整个14年的统治。而英迪拉在1983年与博福斯公司签订过远大于此次丑闻的合同，操作方式几乎一样，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黑金传闻。事实上，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拉吉夫和他的政府在任何一起丑闻中有罪。但这却直接导致了1989年国大党的再次败选。拉吉夫•甘地背负着骂名下台，十年之中他经历了由飞行员到总理的跃升，也遭遇了由宠儿到弃儿的坠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拉吉夫此次下台，尼赫鲁家族便开始退隐出印度政坛的核心位置，这一真空期长达15年之久，直到2004年他的妻子索尼娅•甘地复出。

　　如果说仓皇的大选失败是意外，那么两年之后拉吉夫的遇刺便有了几分宿命轮回的意味。在新一轮大选中，拉吉夫到泰米尔纳德邦发表演讲。晚上10点，他在接见民众时遭到自杀性爆炸袭击。一个在裙下藏匿700克黑索金烈性炸药的女人在对他行礼时引爆炸药，导致其当场身亡。

　　尼赫鲁家族仿佛像被施了魔咒一般，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梦魇。死亡再次抹去了印度人民对拉的仇视。而国大党则把目光投向了他的遗孀——索尼娅•甘地。

　　加冕意大利女人

　　当年英迪拉被锡克保镖袭击后，第一时间送至全印医疗科学研究中心顶层的特殊病房。在政府要员的紧急会议上，阁老们决定将总理之位授予拉吉夫，而这一举动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不仅避免了人民院内部的斗争，而且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拉吉夫的面庞，就是最有力的竞选口号。

　　英的首席秘书将上述决定告诉拉吉夫的时候，他接受了挑战，而在一旁的索尼娅，却“紧紧地抱着他，泪水从面颊上滑落，哀求着年轻的丈夫不要接受总理职务”。自1968年结婚以来，这是她生命中最恐惧的时刻，经历了桑杰的葬礼又见证了婆婆的悲剧，她太害怕失去眼前的拉吉夫。

　　索尼娅1948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小镇潞西亚纳，是一位建筑工人的女儿。她和拉吉夫1965年相识于剑桥，1968年完婚，并追随丈夫回到德里，和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住在了一起。后来，她回忆道，“1968年初到印度的时候，父亲为我准备了一张回程的机票。可是到德里之后，我就把我的过去和那张机票一起，遗落在了时间的尘埃中”。1983年，索尼娅获得印度国籍，而这一年也是她生命中最后的平静时光。次年英迪拉遇刺，拉吉夫从政，她的担忧就从未消逝。尼赫鲁家族殉道的传统，让这个意大利女人心灰意冷，坚决不愿进入政坛，也不允许儿子拉胡尔•甘地及女儿布里颜克沾染政治。而他们3位，是尼赫鲁家族最后的传承。

　　1991年拉吉夫遇害之后，国大党的核心成员们邀请索尼娅进入国大党，帮助继续筹备选举。索尼娅拒绝了，一方面她尚未从巨大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此时的她还缺乏群众基础，又毫无党内支持。最终，纳拉辛哈•拉奥成为国大党的主席，并带领国大党在1991年的大选中获胜。他继续坚持拉吉夫的开放经济政策，并最终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效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措施，使印度获得蓬勃的经济发展。

　　1996年，在人民党基础上新成立的印度人民党带领联合党派击败国大党。国大党自此失去了人民院控制权。此后，国大党继续重蹈历史的覆辙，陷入分裂。在老臣们的一再请求下，1997年索尼娅宣布加入国大党，并于第二年成为国大党的领袖，领导这个有超过一百年历史的古老政党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

　　自此，尼赫鲁家族的旗帜传递到了这个亚平宁裔女人手中。她身体里并没有流淌着尼赫鲁的血液，甚至连印度人的血缘都不曾拥有，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个家族传奇的续写。

　　1998年成为国大党主席后，索尼娅在党内地位无人可及。人们固然悲悯她的孤苦，崇拜她的尼赫鲁家族气息；但更重要的是，索尼娅对所有的同僚甚至对手，都展现了十分的包容。甚至，1999年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3位元老成员组成的反对派，试图击败索尼娅以期谋取权位时，她的回应却是“立即辞职”。可三人组还未及庆祝，党中央就全票否决了索尼娅的辞职要求，将三人组从决策层除名，并取消一切议员竞选提名。索尼娅的危机转变成了胜利。9天之后，索尼娅重回主席办公室，自此确立了在党内的绝对威权。

　　对应二十多年前的“国家紧急状况时期”，国大党英派打出的标语是“英迪拉就是印度，印度便是英迪拉”；而现在国大党再次宣扬的狂热口号是——“索尼娅就是国大党，国大党便是索尼娅”。

　　复兴

　　2004年，如日中天的印度人民党意外地在大选中落败。索尼娅领导的联合政党上台，经历了史上最长在野时间后，“寡妇政治”重回庙堂。

　　选民支持索尼娅，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把选票投给尼赫鲁家族，可是他们却不希望这位外邦人成为总理。反对派更是在大选中就将她推向风口浪尖，状告这位并非“生为印度人”的寡妇竞选系违宪。除此之外，索尼娅笃定的天主教信仰在这个天主教徒只有不到人口数千分之一的国度也可能造成新一轮的宗教矛盾。

　　就职党主席已8年之久的索尼娅•甘地，在大选之后作出一个令世界哗然的决定：提名曼莫汉•辛格为印度总理，成就历史上第一位锡克总理。这使得英迪拉时代以来印度教徒与锡克人的冲突，得到前所未有的缓和。索尼娅天主教徒的身份最终非但没有带来宗族冲突，反倒帮助她消除了非印度教徒对政府长期以来的不信任。而黑头发高鼻梁的索尼娅，几乎在所有场合都穿着纱丽出席，在公益和艺术领域一贯弘扬印度传统文化的作风，也让主流的印度教徒选择接纳她。

　　尼赫鲁那个著名的“与命运有约”的论断也许始于索尼娅。她比丈夫更具智慧，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卷入政治黑洞，让位于经济学家、前任财长辛格。印度主要媒体评价：辛格是后尼赫鲁时期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曾求学于牛津和剑桥的他，延续着印度由西方教育背景的总理执政的传统。他亦是1990年代初印度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师之一，成功推动了国家融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帮助印度平稳渡过了金融危机，并在2003年后实现了整体经济的狂飙突进。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近邻中国远远甩在身后的古老印度，开始奋起。

　　2004年辛格宣誓就职总理的时候，转过身去向坐在前排的索尼娅•甘地鞠了一个躬。在其后的公开场合，这位温和的总理始终尊称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为“甘地夫人”。索尼娅也并不插足辛格的行政领域，她让才能出众的辛格带领印度蓬勃发展的同时，自己则积极推行国大党改革，与反对党斗争，并时刻准备着下一轮大选的到来。

　　曼莫汉•辛格在谈到索尼娅时表现出来的尊敬，以及多次声明“愿意在夫人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开创了印度政坛从未经历的局面。在外界看来，索尼娅•甘地垂帘听政似的操纵，违背民主的原则。当年尼赫鲁为了避免党政不分，在担任总理后便辞去了国大党主席的职务。而尼赫鲁和女儿英迪拉同样的强势及深厚影响力使除他们以外的党派领袖并不能干扰行政运行。可索尼娅拒绝接受总理职务，却交由亲信辛格来管理政府的做法，很快成为了媒体批评的藉口。

　　事实上，索尼娅和辛格的分工远比单纯的指挥与听命精细得多。索尼娅挑选辛格是因为他的“非政治性”和务实；对应的，辛格依赖于索尼娅的缘由则是她的强烈政治色彩和议会影响力。辛格是印度开国之后唯一一位几乎不必参与除行政工作以外的其他政党任务的总理。印度的经济在他的干预下有目共睹，而这也直接转变成索尼娅的政治资本，使国大党在2009年的大选中再度获胜，赢得人民院543个席位中的205席，创下近25年以来的新高。她理所当然地再次选择与辛格分任党主席和内阁总理。

　　在2010年的“福布斯权力排行榜”上，索尼娅位居世界第九。

　　有关未来

　　拉胡尔•甘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现年40岁的他担任国大党总书记，从年轻时起就是印度的宠儿，不需要任何宣传，普通民众就会将选票投入到印着“甘地”的票箱中去。

　　在开往新德里的火车上，旁边的印度商人对我说，中国人用十年时间研发了世界上最快速的铁路系统，并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印度也可以，而这一切将握在这位叫拉胡尔•甘地的年轻人和更多像曼莫汉•辛格一样的智者手中。

“印度版麻省理工”的迷思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13日 10:01 南方人物周刊

　　“印度版麻省理工”的迷思

　　它更像是一座宁静的小镇，远离繁华，甚至没有像样的大楼和校门。它具有国际声誉，学生却对国家充满冷漠；所有努力的方向，无非晋升中产，以及美国梦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孟买、新德里

　　实习记者  肖斯予

　　最大文盲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

　　2011年4月9日是个周末。对于数量庞大的印度高中毕业生家庭而言，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Technology，IIT)招生考试(JEE)的举行，令这一天充满刺激、悬念以及莫大的希望。因为，它有可能让孩子完成命运的变革、阶层的跃动、精英的养成，而且并不需要任何关系和贿赂。在印度，这种绝对的公平屈指可数，甚至是唯一的。

　　印度理工学院在中国尚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很多人无法想象，文盲率高居世界首位、高等学校入学率仅12%的印度，会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新闻60分》曾为IIT制作过一期专题。印孚瑟斯公司主席穆尔蒂在接受访问时说，他的儿子原本也希望进入IIT学习计算机科学，但终究无法通过变态的JEE考试，不得已进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这是一所享誉世界的常春藤名校。而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印度学生则哭笑不得地介绍了类似的经历。主持人赖丽斯还特意为美国观众做了这样的一段解释：“印度理工学院可能是你所不熟悉的最重要的学府。它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把哈佛、麻省理工与普林斯顿相加后在美国的地位”。如果你看过以IIT为故事背景的印度电影《三个白痴》，就能对这所学府在印度的崇高地位、绝对自由的学术氛围、特立独行的教学方式和天才学生有更深的理解。

　　美国政商界对IIT普遍垂青的根源出自硅谷，近20万的印裔高科技移民成为这部“世界电脑”最为关键的部件之一，而他们大多毕业于这座学府。美国驻印度前大使约翰曾经调侃道：这是一块叫作硅谷的印度殖民地。在硅谷新近成立的2000家IT企业中，有40%由印度人创建，其中半数的创建人为IIT校友。2003年1月，在硅谷的IIT毕业生庆祝母校五十华诞，比尔·盖茨发表演讲时称赞：“IIT是改变世界的神奇学府。因为相较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哈佛、耶鲁、牛津、剑桥，IIT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年轻。”

　　同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教育路径。后者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和可观的经济投入用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并启动实施以“985工程”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而印度一开始就在举全国之力，推动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织梦行动”，丝毫不去顾及那些与日俱增的文盲数量。

　　尼赫鲁一直不讳言，IIT是自己一个华丽的梦想。这位自幼接受英式精英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印度开国总理，希冀IIT培养出具有世界水准的工程师，并能成为一针催化剂，用以重塑这个垂头丧气、喑哑沉沦的国家。五十多年后，尼赫鲁大学现代印度研究中心教授姆丽杜拉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评价，尼赫鲁是个近乎疯狂的理想主义者，将这个国家与刻板成见的社会主义死死捆在一起。为了向世界快速证明印度的复兴，他运动式地发起一些高大的、不切实际的工程，盲目追求“世界一流”。但是不得不承认，IIT已经成为“尼赫鲁式遗产”中少数的成功样本。它阴差阳错地促进了这个国家在若干年后一跃成为软件强国，科技实力位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印度每年培养的工科毕业生数量达到100万人，美国或欧洲则不足10万人，而IIT的毕业生成为其中的带头人。在校方提供给本刊的著名校友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串名字和闪亮头衔：拉贾·古普塔(麦肯锡咨询公司前总经理)、尤曼格·古普塔(甲骨文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维克特·梅利滋(花旗集团前副主席)、拉科什·甘格沃(美国航空公司前总裁)、阿伦·萨林(沃达丰公司首席执行官)、阿维·马努德(高盛合伙人)、阿伦·纳特瓦力(贝尔前总裁)等。

　　IIT的第一处校址，被定在距离加尔各答120公里的一座小镇的监狱废墟上，这里曾经羁押过多名积极投身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民主人士，其中两名遭到枪杀。尼赫鲁强调，这处囚牢象征着印度的屈辱过往，IIT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将为印度带来光明和光荣，而人才永远是强国之本。

　　在不算长的时间里，IIT形成了一个大学联盟，它拥有7座校园，分别位于德里、坎普尔、卡哈拉格普尔、马德拉斯、孟买、瓜哈提和卢克里。2000年《亚洲周刊》评选亚洲最佳理工学院时，印度理工学院以7所分校中的5所占据了前十强的“半壁江山”。2006年《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印度理工学院名列前50名，工科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商业周刊》将IIT毕业生称作“印度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而IBM、惠普、甲骨文、微软、思科等著名企业更在IIT设有专门办事处，以便最快速地招揽优秀人才。

　　精英唯一缺失的是对自己国家的担当

　　在JEE考试进行的前一天，我受IIT孟买分校校长德旺教授的邀请，走进位于普威湖和维拉尔湖间这片绿色葱茏的校园。IIT孟买分校是7座校区中最具国际声誉的一所，多年来在众多世俗的评价体系中蝉联第一。

　　它位于以美丽港湾、林立的银行和炫目的宝莱坞电影而著称的“印度第一都会”孟买市郊，远离繁华，甚至没有一扇真正意义上的校门。用木头和脚手架搭起来的出入证件检查站，便是这座被称为“百万富翁制造工厂”的著名学府官方定义下的“主校门”。整个大院被高耸的围墙圈住，进出有森严的登记制度。校园内几乎没有一座宏伟气派的楼宇，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灰色建筑为主，朴素，甚至可以说简陋。IIT的教授对我说，大学是这些准精英们过上舒适生活前最后的炼狱所。“我们并不需要辉煌的大楼来装点什么。不过，里面的实验室，一点不比别的国家差。”

　　这里更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宁静小镇。1961年，印度以国家立法的高度制定《印度理工学院法》，该法规定：不允许任何机构和个人干涉理工学院行使独立治校的权力，并且绝对禁止理工学院与商业有任何牵连。IIT马德拉斯分校前任校长印德来桑详细地介绍说，多年来，IIT的主要财源来自中央政府，学生的学费至今停留在建校时的水平。1990年代，学校从学费中收回的教育成本仅为5%，现在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并不重视高等教育，25年前发布的《高等教育状况报告》指出：“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堪称知识和社会的贫民窟。”直到现任总理辛格上台，情况才有所扭转；他本人也是一位学者。

　　但是，即便在最艰难的印度经济危机时代，中央政府对于理工学院的慷慨支持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孟买分校生物工程系教授罗赫特说，实在不知道这对于国家而言是悲剧还是福音。印度在复兴的过程中，一直浸淫在各种艰难中，难以阔步向前——包括贫穷、疾病、慵懒、无序和迷信。很多时候，政府不顾一切地举全国之力，进行着这项超前的博弈，它的确造就了IIT的今天，却无法改变印度大面积存在的愚昧和基础教育普及率低下。后者直接成为国家前进的羁绊。几天以后，在印度另一所著名学府德里大学的校园里，人文学院二年级的几位学生阿瑟夫、达伍德和萨米特与我席地长谈。他们抱怨，IIT就像是被供奉起的一尊神像，任凭人间众生如何陷于水火，它的金身总是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对此，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感同身受。他在公开接受访谈时厉声喝斥——IIT遗世独立，身在其中的年轻学子对院墙外穷困落后、腐败当道、政治低效、性别及种姓歧视盛行、宗教矛盾激化等问题充满漠视。而从跨出这个校门的那一刻起，很多人随即就会头也不回地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饱受欺压的弱势种姓家族长大的少年，IIT是他们的避风港，也是直升电梯。

　　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并不否认这个事实。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来自加尔各答的阿维克、来自孟买的瓦伦丁以及他们的同学都向我证实，毕业后的最佳选择是去麻省理工或普林斯顿深造，最后留在硅谷，或者闯荡华尔街江湖。美国梦，是这些印度精英们最具共鸣的话题，和一切奋斗的动力。原因依次为“富足的物质生活、公平自由正义的社会环境、充满机会和希望”。

　　就连孟买分校最著名的校友之一、印度IT业的领袖尼勒卡尼也在慨叹：这样完美的教育唯独缺乏一点，那就是对自己国家的关注与担当。

　　“也许时间可以变革一切，我们只有50岁，在世界大学家族中还算是婴儿。中国的大学也一样。当然，顶层制度设计也很重要。虽然这个国家如此眷顾我们，但体制的更大层面的优化依然必需。只有国家各方面在接近美好，我们的学生才会心甘情愿地留下。”德旺校长对我说。

　　他的办公室在中央主楼的二层，底下是一排教室。在他每天上下班必经的楼道上，摆满桌椅，学生和教员可以坐在那里讨论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拉住校长。第一排桌子底下还趴着慵懒的流浪狗。这天晚上，理工学院的一些学生将参加抗议政府腐败的绝食行动，还有一些年轻人将对一些国家政策展开异见性辩论。

　　校长为此感到高兴，他觉得好的改变正在发生。

　　中印交流的样本

　　我在东土 你在西天

　　文/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印度

　　1

　　公元399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法显决定去印度求法。他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度越新疆境内的沙漠，逾帕米尔高原，经巴基斯坦进阿富汗，然后东入印度。

　　在尼泊尔南部至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地带，法显学习梵书梵语3年，抄写经律。然后他沿恒河而下，到达加尔各答，扬帆渡海至狮子国——今天的斯里兰卡。法显在那里学习两年，乘船经苏门答腊和爪哇北上。等他终于回到东晋的国都建康时，已是公元413年。

　　法显的经历至今还有迹可循。在《佛国记》一书中，法显以朴素的笔触记录了一路上的见闻。

　　他是中印文化互动的先驱者。从西汉末年开始，印度的僧侣和知识分子便来华传译经籍。到了曹魏末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西行求法运动。这一风潮绵延数百年，曾经蔚为大观。在公元第一千纪的大多数时间及其后的悠长岁月中，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知识联系在两国历史上都是重要的。

　　印度僧人到达中国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

　　汉明帝在梦中见到佛陀，于是派遣一干人前往印度寻觅。竺法兰与摄摩腾就这样以一匹白马载负大量经卷和舍利到达洛阳，明帝在那里为他们修建了著名的白马寺。

　　从那时起，印度的僧人和学者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数以千记的梵语文献被译成中文，就像我们现在大量翻译西方著作。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宋代。此时，理学终于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而在印度，佛教已经走向衰亡。

　　与印度一样，大批中国学者也在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和其他知识，其中很多人客居印度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一游学运动从曹魏末年的朱士行开始，此后见于记载的，西晋有竺法护，东晋初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有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等人。他们都是法显的先驱，但成就和声名都不及法显。陆去海还，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以归，法显仍然算得上是第一人。

　　在《佛国记》的跋文里，法显曾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

　　由此可见，这样的游学最初兼具探险的性质。如果不是有坚韧的意志和对文化交流的强烈渴望，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留学生当属玄奘大师。他的境遇比几百年前的法显要好一些。虽然他从长安启程时和法显一样只是一名普通僧人，但不久他就结识了高昌王鞠文泰，约为兄弟。

　　玄奘在印度游历长达16年之久，其中包括近十年在那烂陀大学的留学岁月。那烂陀大学堪比现在的哈佛、剑桥，是当时最重要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据载，那烂陀专门派出200名僧众迎接玄奘入校。

　　玄奘来印度的最重要目的是学习《瑜伽师地论》，他拜戒贤长老为师。玄奘很快以惊人的天赋和学识脱颖而出，跻身于那烂陀十大法师之列。之后，他遍访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成为大乘佛教的集大成者。玄奘还会见了北印度信奉佛教的皇帝戒日王，戒日王为他设立法会，邀请各地外道前来辩论，结果十天之内无人可以战胜玄奘，玄奘声名大噪，被印度的知识分子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印度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文化史专家Rana P.B.Singh告诉本刊记者，玄奘至今仍是印度人最熟悉的中国人。他把他的著作——《佛陀走过的地方》也献给这位伟大的中国学者。

　　这一方面固然说明，玄奘在中印交往上的巨大成就，以及这种交往所达到的深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之后的岁月里，中印交往出现了某种“短路”，以至玄奘的成就至今无法被后人超越。

　　2

　　实际上，在中印频繁交流的背景下，中国对印度——尤其是佛教——影响的抵制也一直未曾间断。

　　最首要的原因是，“沙门不敬王者”。僧团有它自身的利益团体，削发和僧服标志着他们彻底的出家弃世。换言之，僧团要求有独立自主的组织，免除对世俗政府的义务，不受国家的监护。这种态度无疑威胁着儒家国家理论中一些最基本概念的有效性。

　　在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每一个思想宗派都从治理国家的实际功效中抽绎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要能有益于“治”和“教化”。

　　在中国，功利主义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否给今生今世带来具体可见的结果，成为检视它的唯一标准。但在印度的思想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问题。

　　阿闍世王拜访佛陀时问及修行的结果。佛陀的回答仅仅是：砺志进德，思虑精纯，得一切智。弥兰陀王问那先比丘为什么要修习佛教，后者的回答是为了解除痛苦、修证涅槃。这种不求外在证实，不期获取现世利益的思想，与中国的世俗观念颇为抵触。即使到了“文革”时期，佛教受到打压，也是因为它的无用和无法证实，是“精神的鸦片”。

　　在中印交往中，中国思想界反对印度佛教的更深层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着这样一个偏见，即中国的道统无懈可击，在中国之外也不可能产生真正重要的思想。

　　佛教支持者牟子在著作中罗列的时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佛教对中国毫无价值，否则古代的圣贤已经用它教化民众，至少也已经提起过了。

　　另一种观点则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足感——

　　佛教尽管有其外国源头，却与古代圣人的教化一致。

　　“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

　　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文化优越感相对，在一些佛教信徒中也出现了一种把印度文化理想化的倾向。对他们来说，中国不再是被蛮荒之地包围的文化孤岛，甚至可能不是“中央之国”。既然菩提伽耶是过去诸佛觉悟的“金刚座”，那么或许那里才是真正的世界中心。

　　来自佛教信徒的反击使中印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在中国，按照荷兰汉学家许理合的说法，为一场革新正名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它绝非革新，而是在尧舜禹的时代就已存在。这种方法与维新变法时代康梁的思路如出一辙，导致了很多荒谬的结论。

　　汤用彤在《佛教史》第一章中概述了这些结论。其中包括：佛教远在孔子之前已为人所知；在阿育王时代已有中国人皈依佛教；孔子和老子是佛陀的弟子或化身。

　　这些结论显然会令严肃的儒学家大动肝火，甚至也令飘逸的道家愤愤不平。道士王浮就在他的《老子化胡经》一书中写道，老子离开中土后，跑到印度。他的一位随从弟子变成了历史上的佛陀，而经过一番辩论，老子又让佛陀皈依了道教。

　　现在看来，不管这些形形色色的争论显得有多荒谬，来自印度的思想确实在很多层面上改变了中国，对中国原本坚定不移的自我中心意识提出了挑战。美国汉学家柯嘉豪在《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冲击》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建筑、衣着、家具以及饮食的贡献。而在非物质领域，佛教对中国文学、词汇的影响同样蔚为大观。当我们使用着“微妙”、“意念”、“世界”、“现身说法”、“一丝不挂”等数以千计的词语时，已经很难意识到它们原本都来自于佛经。

　　在1848年以前，对中国产生过如此重大影响的国家只有印度。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出现，在现代性的焦虑中，在面对真正的西方时，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才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

　　3

　　1924年，泰戈尔访华事件，是观察这一时期中印交往的重要样本。

　　当时，一战的惨痛记忆正使西方重新燃起对静谧而陌生的东方文化的敬慕之情。而此前，泰戈尔凭借歌颂神与爱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的成就是广泛的，但他却一直被看作“来自东方的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在欧美广泛的游历过程中，他一方面宣传东方的精神文明，一方面也为藉此理念而建的国际学校募款。但是在决定前往同属东方文明的中国时，泰戈尔却隐隐有一种忧虑。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泰戈尔写道：“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呢？”

　　此前，中国绝大多数关于泰戈尔的讨论都是以他的英文作品和相当有限的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为基础；没有人知道泰戈尔极为多样的、以孟加拉语写作的诗歌和散文。

　　至少在刚到中国时，泰戈尔还保持着他在全世界演讲时的一贯口径：“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

　　但结果却是泰戈尔意想不到的。在同一天刊发的一篇文章中，茅盾声称：“我们决定不欢迎大声歌颂东方文明，把我们的年轻人领向这个文明，使他们在沉思中寻求慰藉并受到毒害的泰戈尔……对于受国内军阀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压迫的我们来说，没有时间去做梦了。”

　　郭沫若表示，泰戈尔鼓吹的“爱的福音”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无产阶级的铁锁”。

　　闻一多看到了一种文学上的危险：“今天我们的诗歌已经是相当空洞、虚弱，过于智性而无形式的了。如果我们在这些东西上再加上泰戈尔的影响的话，我们只能加重这种疾病……”

　　陈独秀的攻击最为尖刻，毫不留情。“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戈尔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他在《中国青年》上撰文，尽管他本人正是泰戈尔最早的译者之一，“昏乱的老、庄思想，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受够了，已经感到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在这场论争中，鲁迅没有发表太多公开言论，但他秉承了一贯的讽刺态度，尤其是对梁启超、徐志摩等东道主们讽刺尤深。鲁迅说，这些人把泰戈尔弄得像“一个活神仙”，为的却是增进他们自己的文学水准和虚荣心。

　　到达上海后的第一次谈话中，泰戈尔就谈到了一种紧张的情绪。他决定以诗人的身份化解这一危机：“诗人的使命是吸引在空气中尚不可听闻的声音；在尚未实现的梦想中激发信念；把尚未诞生的花朵的最初的趋势引进一个怀疑的世界。”

　　4

　　梁启超作为促成泰戈尔访华的关键人物之一，对泰戈尔的欢迎是不遗余力的。

　　当时，梁启超刚刚结束一年的欧洲之行。一战后的累累伤痕，也让他完成了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到欲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想转变。这使得他与泰戈尔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

　　在泰戈尔北京演讲的介绍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印历史上的交往，并称印度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大哥。他对泰戈尔的来访也寄予着厚望：“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我盼望他这回访问中国所发生的好影响，不在鸠摩罗什和真谛之下。”

　　与梁启超一样，同样对泰戈尔表示欢迎的还包括梁漱溟和辜鸿铭等一批与泰戈尔同具东方文化认同感的人，但他们与泰戈尔也存在着分歧。

　　在梁漱溟看来，印度文化不可能挽救西方的精神危机。“印度文化只在遥远的未来，”梁漱溟说，“代表现在文化的是中国。”

　　以狂傲著称的辜鸿铭去火车站迎接了泰戈尔，并留下颇具史料价值的合影，但两人的思想却有些貌合神离。泰戈尔把中国、印度和日本合称东方文明的代表，而辜鸿铭则把中国文明与东方文明并列来谈。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中国文明的停滞不前，罪魁祸首就在于印度佛教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他一方面热忱地欢迎泰戈尔，一方面在法国的《辩论报》上撰文：“让泰戈尔去当诗人吧！让他去歌唱吧！不过让他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课。”

　　5月10日，泰戈尔在北京进行第二次演讲。以前他总是信口讲来，滔滔不绝，这次却准备了讲稿。他的态度激昂，尤其是谈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时，更是慷慨陈词，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的畸形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他赞扬中国和印度注重爱与和平的精神价值，提醒东方国家不应盲目效仿西方文明。他提倡用“爱”解救受苦的人类，使东方文化重新崛起于世界。

　　在泰戈尔演讲即将结束时，场中就有人开始散发“送泰戈尔”的传单，一时间会场出现骚动。传单中罗列了泰戈尔的几条“罪状”，其中一条是：“泰戈尔先生盛赞梵天的隐忍……因此我们抗议，以一切受压迫的人的名义，以一切受迫害的阶级的名义，抗议泰戈尔先生……我们还要抗议邀请泰戈尔来以这样的方式催眠和毒害中国青年的那个半官方的文学界，这些文人用他的才干来向中国的青年灌输他们保守和反动的倾向。”

　　在此前的演讲中，泰戈尔也曾遇到公然的批判，但这一次终于使他决定适可而止。他取消了剩下的公众演说，只在私下场合会见一些文化名流。

　　在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泰戈尔表现出来的心境已与来时大不相同：

　　“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曾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阻止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事可以阻止人们奔向贸利的闹市。我甚至可以向他们保证，我也没有让一个怀疑论者信服他有灵魂，我确定他们在得知结果后会原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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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举行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中，印度当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帕沙·查特吉以《泰戈尔，中国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为题，重新谈起了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他认为，80年后旧事重提的意义在于，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泰戈尔访华引发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即我们应该如何审视西方和现代性？

　　“印度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我们转向西方的时候，反而会发现，在他们的历史中找不到我们当下的困境，他们对我们的境遇也不感兴趣。”查特吉说，“我对西方历史经验很清楚，但他们能提供的经验和答案并不能让我信服，也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

　　查特吉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应。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要把本民族的历史经验能够变为思想，而今日的中国正缺乏这样的思想。”

　　“当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行自省，并反思当今如此众多的现代问题，便发现其中很大的阻碍是我们很难回到自己的现实，也没法有效地使用民族传统中的资源。”“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发起人之一、香港学者张颂仁说，“历史明明摆在眼前，但我们进不去。这个阻碍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于西方的迷恋。”

　　藉此，张颂仁进一步阐释了在当今时代中印对话的意义：“精英要重新在已被刷洗过的历史中捡拾精华，重新向被驯服的民众学习，并向发达和未发达的非西方世界取经。”

　　在7世纪，当玄奘决定回国时，那烂陀的诸位高僧曾提出许多理由，希望劝说玄奘以印度为家，其中包括“印度者，佛生之处”，而中国乃不洁之地，“气寒土险，亦焉足念哉”。

　　对此，玄奘的回答是：“法王立教，义尚流通。岂有自得沾心而遗未悟？”

　　“当玄奘向那烂陀的老师们提出深刻的修辞性反问时，这一反问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之义。”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印度与中国在第一千纪相互学习了许多东西，然而，即使在第三千纪开始之时，这一认识进程的意义也没有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