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雨君的书在线阅读:政府决策应听取民意

改革之风猛吹，

企业最想看到哪方面的政策

大刀阔斧地改？

听听总裁怎么说。

劳工税应按行业制定

有些行业不能避免多聘用外劳，没有外劳，

许多生产线上的环节就会中断， 不仅对相关行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有不良影响。 在新加坡经商成本高昂，最重要的是员工与租金成本。有些行业不能避免多聘用外劳，没有外劳，许多生产线上的环节就会中断，不仅对相关行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有不良影响。政府应按个别行业性质而制定劳工税，不应硬性规定一律征收同样的税，有的行业应该减免劳工税。

　　居高不下的租金让商家大喊吃不消。政府可从大的政策着手，使土地与建筑物使用成本大幅降低，才有可能让租金下降。一般相信，若由政府带头，其他业主必会跟随。

　　客流量（及销售额）方面，外国游客是公认地不愿在本地多逗留和消费，即使逗留和消费也都集中在一两个最受瞩目的旅游景点。我国每年要吸引超过1000万游客人次，但实际上游客都集中在两三个著名景点，特别是两个综合度假胜地。若把视线放到其他角落，比如芽笼，就会发现人流量比前几年明显减少，餐饮业者更是叫苦。可见，增加的游客量并没惠及每个商家。 　　许多外地生意伙伴一谈完生意细节后，即刻收拾包袱离开，不肯多逗留一分钟。这说明在本地除了做生意方便，在生活和娱乐方面非常贫乏，区区几个所谓旅游景点也那么昂贵、呆板。别说吸引外国游客，连本地人都宁可把钱省下来到外地去游玩。
让它们建立起工作纪录，借以开拓海外业务。

我们公司在七个国家11个城市设立办事处。我们走出国门开拓海外业务，并没向政府申请任何资助。但我很希望政府能够更放心地把一些项目交给我们做，让我们有更好的工作纪录，以便更能说服海外客户使用我们的服务。

　　我们希望政府机构能够改变心态，不只认为外国公司才是最好的，本地公司如果一样好，应该得到公平对待，甚至优先获得合同。否则，它们将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和纪录到海外竞争。

　　很多工作由外国公司获得，并不是因为没有本地公司比得上它们。这个现象在各行各业都存在。这是因为只要外国公司和本地公司不相上下，我们的公务员就会选择外国公司，生怕选择本地公司若万一出状况，他们的乌纱帽就会不保。公务员必须改变这种心态。

　　举例来说，恩龙事件以及环球金融危机中出事的大企业的账目都由国际主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但还不是出了事？我们为何不能使用本地公司的服务？只要本地公司的能力更好或一样好，就该把工作交给本地公司，让它们建立起工作纪录，借以开拓海外业务。

　　还有，我们如此开放门户吸引外来人才，他们来到这里后，渐渐拉人来新一起工作，有些还设立自己的公司，与本地公司竞争。不少外来人才在这里长期居留，就是不愿意成为公民，有者住了30年最后告老还乡，始终不须面对为新加坡服役的义务。因此，我们必须深思，除了设法使他们成为公民，或许应该考虑设定一个时间表。

　　——迈励公关公司（Mileage Communications）主席

　　叶宝中

减少外劳对一些企业不利 虽说外劳人头税将分阶段调高，但作为建筑业者，我们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一个项目，因此新条例必会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 政府应该听取民意，并在实行新政策前，和民意组织谈谈，也看看新政策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运作。

　　很多国人投诉我国的外劳太多，政府因此提倡提高生产力以减少对外劳的依赖，同时提高外劳人头税及减少外劳配额。这么一来，对一些企业的运作起着很大的反效果。虽说外劳人头税将分阶段调高，但作为建筑业者，我们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一个项目，并非一朝一夕，因此新条例必会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

　　组屋供应短缺是目前最热的话题，新上任的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最近表示要增加组屋供应量，这显示政府已在听取民意。我希望政府能够继续这么做，以便多了解百姓要什么。之前政府只想着将我国经济搞上去，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并没聆听人民真正要的是什么。

　　不过，企业对经济是有贡献的，若企业不行，人民就会失去就业机会。针对外劳问题，我认为政府在考虑新政策对人民和商界的影响时必会出现矛盾，有必要的话，就让商界向人民解释外劳对企业的重要性吧。

　　总的来说，取得平衡点很重要，希望政府凡事都能“有商有量”。要做个“人民政府”就得照顾到人民的需求。

　　——建煌基建工程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颜毓莹

应一家家了解小企业

政府要通过某些措施帮助那么多小企业，

其效果可能不如一家家去造访了解。

只有一家家去了解，才能真正帮到小企业。

　　我想，政府要帮助小企业可能没那么容易，因为小企业分散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而且个别企业面对的情况和问题也不同。政府要通过某些措施帮助那么多小企业，其效果可能不如一家家去造访了解。只有一家家去了解，才能真正帮到小企业。这么做的时候，也需要灵活处理每一个个案。

　　另一个让我质疑的是，每年由全国工资理事会提出工资指导原则，从整个新加坡前一年的表现来衡量。这一做法太笼统，例如去年经济增长很高，一些行业尤其是与旅游相关的行业表现突出，因为两个综合度假胜地带来收益。但是，一些公司可能没从这些旅游业项目中获益。全国工资指导原则是个大的方向，并不见得一概适合所有行业。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我想可以商榷。

　　我从事的行业的市场主要不在新加坡，因此各种项目对我们没有明显的影响。在新加坡，我们主要的支出是营业成本，例如工程人员和租金成本。不过在失业率低的劳动市场，我们面对技术人员难找的情况。政府应该更多去了解小企业。

　　——英诺媒体（InnoMedia）

　　首席执行员吴启华

不合时宜条例应调整

条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若人民所提出的理由合理，

官员就应该灵活处理，一些事其实可以当场解决。

政府官员的权力相当大，可以造福人群，但也会让人迷惘无奈。我希望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聆听人们要的是什么，灵活处事，仔细分析情况，且用心协助解决问题，并改善态度。不合时宜的条例也该有所调整。

　　我筹备开设“成龙咖啡”时，由于要设立户外场所，政府部门为确保场所的安全，要求我们请结构工程师来检测地方是否符合安全标准。这家咖啡厅为树木围绕，我不认为有什么结构性危险，还拍了照片传给有关当局，但当局表示只按规矩行事，委托结构工程师的千多元费用，我就自己承担了。

　　另外，我在旗下一家酒吧安装小型喇叭，“在没有获得执照的情况下为公众提供娱乐”而被告上法庭。当时我想，安装的不是大喇叭，是否真有必要将我告上法庭？之前因为酒吧的大门打开，传出的音乐干扰到他人，为此已支付500元罚款。我试着向警官解释，但没获得谅解，为了这件事，我进出法庭四五次。

　　条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若人民所提出的理由合理，官员就应该灵活处理，一些事其实可以当场解决。

　　不过我必须强调，在这两起事件中，也有非常热心的警官和国会议员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也在其他场合碰到过一些相当乐于助人，愿意为我们解释手续细节的官员。

　　对于一些政府条例，有必要改善。例如一条针对娱乐业的条例，指来自海外的演艺人员不可同顾客谈话，这种条例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只要不牵涉赌博或黑社会等严重罪行，这类条例其实没有必要。

　　官员若能有多一分关心、多一分谅解，加上态度友善一些，我们绝对会支持他们的。

　　——“轻松50”和“50年代”老板管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