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存实还是经世致用

——《中华文史论丛》与我
日期：2011-06-06 作者：周振鹤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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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鹤
    
    一个学术期刊的追求是什么，本来不是问题，不就是追求学术之真吗？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可能就有刊物成了利益交易的地盘，与学术的缘分越来越浅。即使是不愿随波逐流的正经学术刊物，对学术研究的水平如何衡量，是致用为先，还是求真第一，也不见得就不存在问题了。但依拙见，最高境界还应该是“为学术而学术”。
    
“为学术而学术”
    
    经世致用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无论庙堂之高或江湖之遥，国人做事最先想到的就是“有什么用？”有用即做，无用则乏人问津，直到最后甚至发展到“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地步。一心追求致用的恶果，大而言之是使中国终于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来，将先秦可能产生如几何学、逻辑学之类学问的苖头尽皆铲光，小而言之是数千年来使所有资源，包括人力与自然，都围着利益团团转。虽然自古以来就有人不以一心向往致用的思想为然，远如春秋时期的老子提出无用之为用，近如晚明徐光启所说之“不用为用，众用所基”。他们或许是真正看出无用学问的重要性来的，但仍要以无用的结果仍是有用来说服读者。真正彻底不以致用为然的，而且明确地将其昭示出来的，其实是近现代受了西方学说深刻影响的王国维。
    
    王国维在《教育小言十则》中曾说：“或曰‘今日上之人日言奖励学术，下之人日言研究学术。子曷言其不悦学也？’曰‘上之奖励者，以其名也，否则，以其可致用。其为学术自己故而尊之者几何？下之研究之者，亦以其名也。否则，以其可致用也，其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这话除了批评当时之学术气氛外，主要在于彰明昭著地提倡“为学术而学术”，丝毫不顾及该项学术研究是有用或无用。章太炎也有类似的思路，但仍为致用留了一线生机。他在复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说到底，学术本身原无致用与否之疑问。致用只是客观存在的结果，如果做研究的先头就存着致用与否的疑问，那这学术恐怕难以做好，或者竟是做不好的。
    
    当然，中国古代也未必完全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路。以史学而言，司马迁可以算得是一个。司马迁阐述其写史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原不在于什么“使乱臣贼子惧”。“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司马迁理解古今之变的途径，所以信信疑疑成为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求真存实是写史的基本道德。以这些原则去写史，则是为史学而史学的态度了。而除《史记》而外，差不多全部的中国传统史学著作都是经世之作，《春秋》以道德的谴责代替史实的叙述（以是而被尊为经而非史），《通鉴》则明言是为了资治之用，《上金史表》称“善吾师恶亦吾师”，皆是同一个经世致用的思路。即使现代人写史，如钱穆之《国史大纲》，也还是要求读者在读该书之前要先具备四个信念，虽然这个要求是有其针对性的，也许是与虚无主义的对抗，但仍然不脱视史学为致用工具的轨道。只是史学的经世致用如果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成以论代史，变成影射史学，以利益——不管是国家的或私人的，来作为写史的动力，甚至堕落到如魏收秽史的地步。
    
    其实办一个学术刊物同样也存在同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是以学术为根本，还是以致用的目的为旨归（至于今天有将学术刊物变成赢利之地盘者，则不在此讨论之列）。以此标准来观察《中华文史论丛》出满百期的历程，我以为该刊是以求真存实为本，够得上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术刊物。当然该刊同人未必同意我这个判断，因为曾几何时，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大受批判的口号，于今天也未必能让所有学人所认同。当然《论丛》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据钱伯诚先生回忆，原来第七辑已经编好，遇上“文革”，某文不但只好撤下，而且连整个杂志都停刊了，直到复刊号才又登出该文。现在我们看“文革”前出版的六期，真的是琳琅满目，全是硕学鸿儒之大作（这六期其实可以重印出版，我相信是会有许多读者的，我自己后来买到这六期时很兴奋了一阵）。之后，《论丛》其实还有过其他起伏跌宕，甚至于有一年之中只出过一期的情况，有时则两期合而为一期行世。这些应该是该刊同人来回忆最为合适，我在这里只能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谈一些感受。
    
九篇文章无一“致用”
    
    我在《论丛》一共发过九篇稿子，在百期当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在我的学术论文中却占很重要的份量，一是数量比发在其他学术刊物多，二是发在《论丛》上的都是我最重要的论文。统观这些文章，可以一言以蔽之，均属于不致用之列。这倒不是我早就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高见，而是因为我从事的历史地理专业离致用相对要远一些，尤其是历史人文地理领域更是如此。加以先师谭季龙（其骧）先生一向就不以致用为然，而以求真存实作为耳提面命的基本原则，我们自然也就随之身体力行。记得我1983年完成《西汉政区地理》的博士论文之时，帮我打字的工人师傅（当时尚无今日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电脑）问我，你这个文章我打了几天，不知说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打过什么博士论文，你能告诉我里头写的是什么吗？我想了一会说，譬如我们现在全国有三十来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划，那么我研究的就是两千年前的汉朝有多少行政区及其变化情况。那位师傅接着问，那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我竟一时语塞。是的，有什么用？
    
    而这个无用论文的前半部分，正是我前一年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将近8万字的一篇硕士论文《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那一年我是什么身份？还是一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论丛》肯用两期的篇幅刊发一位没有家学渊源，没有文科本科学历的人所写的长文，没有一点担当精神是不可能的。虽然答辩的时候该文得到较高的评价，三年后也被评为上海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但在《论丛》的历史上，恐怕迄今为止尚未有一篇文章长过这篇拙作。一想起这件事，我不能不心存感念。其实还在1981年，《论丛》就刊载过我的一篇《西汉献费考》，那时我还只是一名硕士生而已。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当时其他初出茅庐的学人身上，我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说明除了求真存实之外，不拘一格，勇于担当也是该刊的一贯精神，而且这种精神一直保留至今，良可宝贵。
    
    我的博士论文里还有一章，即《象郡考》也是首发在《论丛》上的。发表时是1984年中，季龙师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我去看望，他很高兴地说，这期《论丛》有两篇文章很好，一是章巽先生的，一是你的。得到老师表扬，心里自然高兴，但嘴上不免谦让。谭师即严肃地说，的确是好，不是虚美。因为这个问题季龙师自己也考证过，深知其难。而这个问题又极其重要，关系到秦代的南部边疆到达何处，即到达今越南中部，还是与今中越边境相若？同时象郡在西汉是否还在，如果还在，则又是什么范围？这个问题不但中国学者众说纷纭，连法国汉学家也有两种对立意见。因为同一部《汉书》里就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在解放初期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秦代象郡一直画到越南中部。此图集是顾颉刚与章巽两先生所编，而由谭先生所审核，说明此时谭先生还不明确反对这个画法。但其实谭先生心里是偏向象郡南境大致与今中越边境相差不多的，所以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将这个意思画了出来。但这种倾向性一直没有论文予以证实。他知道我写西汉政区地理时这个问题绕不过，但也知道其难度，所以不强求我解决，建议可以两说的形式出现。因此等我写完《象郡考》以后，他觉得这个问题终于可以定谳，自然很高兴。这种情怀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恩师，什么叫师生相得。近三十年来，关于象郡的这个结论没有人提出商榷，大概可以成立。但发表当时，中越关系正是一度恶化的时候，其他学术期刊并不愿意刊用这种不适时的文章，而《论丛》却只以学术为唯一标准，毅然发排。其实我也并非有意为了要论证中国的疆域变迁而去考证象郡的始末，而只是因为如果我不能把象郡的沿革弄清楚，那么，我的博士论文就会始终留下遗憾，当时更没有意识到这或许也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路。
    
    第三篇值得一提的文章倒不是我自己投稿，而是《论丛》的约稿了。1987年时，好像《论丛》出得有点不大规律了，不是一年四期的常规。年初有一位编辑约请我随便选题写一篇稿子给他们，我答应了。至于写什么，我起初并没有想好。当时正在读《旧唐书·地理志》，发现其中有一句话是：“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至德是天宝以后的年号，至德前一年的天宝十四载发生了安禄山之乱。这段文字显然暗示着在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向南方，在这里具体而言是向今江陵一带有明显的移民活动。那么这是不是一次上可以与西晋末永嘉丧乱之后，下可以与北宋靖康之难以后相比肩的北南方向的大移民呢？很有可能，但必须有证据。于是就以此条记载为始，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闲事不探，一门心思穷尽相关史料，排比求索，终于证明在安史之乱以后，确实发生了一次中国历史上的自北到南的大移民，不但向两湖而且向江西北中部，向江南都有大规模的移民。写完之后，《论丛》编辑部马上刊发，登在当年第2－3期合刊上。本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西晋末与两宋间的大移民早已分别由谭师与张家驹先生的文章所证实，并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安史之乱以后的这次移民活动的证成是否能为大家所公认呢？经过二十来年，看来也为大家所认可了。三个月写一篇文章在今人看来可能太奢侈，这是今天够写一部专著的时间了。我比较迟钝，只能做到这个速度。前述《象郡考》是我写得最快的一篇，也花了一个月，至今还觉得自己够快的。当然三个月也不枉花，后来由该文又引开了另一篇文章《客家源流异说》，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客家起源的见解。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论丛》一共发表过五篇文章，这是最密集的年代。到九十年代只有两篇，即《释江南》与《明代卫所屯田的典型实例》，前者解释“江南”一语的地理与文化概念，后者是跟研究生上课时讲解如何正确释读史料的范例。2000年与2001年各一篇，这最后两篇已经与历史地理毫无关联。前一篇综论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办的期刊《六合丛谈》，后一篇则揭示为人所忽视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与雍正广训在清代社会所起的作用。这两篇文章也都很长，尤其是后面的一篇，长达五万多字，《论丛》也都容忍了。巧的是我的学术兴趣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部分地转向近代，转向中外文化关系史方面，也跟《论丛》从重视古代到古代与近代并重的转向不谋而合，因此虽然后来我未再向《论丛》投稿，但却始终是一位忠实的读者，对于《论丛》发表的文章多数都要认真拜读，因而对《论丛》数十年来所坚持的学术方向深有体会，并觉得这是一条正确的求真存实的学术道路，是值得其他学术期刊所效法的。当然国内许多学术刊物都有这样的坚持与担当，而这正是踏实求索于学术道路上的学人之福气。
    
学术期刊的追求
    
    一个学术期刊的追求是什么，本来不是问题，不就是追求学术之真吗？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学术期刊林林总总，现在还被分为权威、核心、一般等不同档次。学术职称要升迁，就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文章发表，权威数量多少，核心数量多少，一概明码定位。于是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可能就有刊物成了利益交易的地盘，与学术的缘分越来越浅，以至于有的权威刊物发表的未必是权威文章，有的甚至连一般文章的水平也够不上。这已被国人视为痼疾，不必多说。想要多说两句的是，即使是不愿随波逐流的正经学术刊物，对学术研究的水平如何衡量，是致用为先，还是求真第一，也不见得就不存在问题了。但依拙见，最高境界还应该是“为学术而学术”。这句话放在过去我不会讲，也不敢讲。因为不但有悖形势，与传统也并不合拍。但前哲既已明言，我以为极是，因此将其作为引子，写成这一篇祝贺《中华文史论丛》出满百期的小稿，合适不合适，希望《论丛》及其读者予以批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