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来源物流电话号码: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2:15:17

 

 

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

       对于无人主动报名参加的东莞市水价涨价听证会,官方6月10日澄清说“零报名”系“误报”,原本邀21人,实际有5人报名。这意思相当于改口说“成熟消费者”和“民主素质高”的市民还是有的,凤毛麟角。报名者究竟有几无从考证,市民看似不给官方面子,那是“给脸不要脸”,官方脸面啥时候都是重于百姓脸面的,当然要自己找个台阶下。如同当众摔了一跤遭人哄笑,就要说地有点滑,还好不是太滑摔得一点也不狠。

  不论官方怎样自说自话,此次东莞水价上涨听证会代表的遴选,无论是零报名还是五人报名,反映的都是市民的不配合。

  总说听证会系舶来品,从西方漂洋过海,移植我域十余载,老是“水土不服”。其实与百姓利益相关的价格听证会,并非西方专利。新华社2008年3月的一则电稿说,福建安溪县城附近雅兴村一干涸的河床旁,发现一方180年前就交通价格进行公议的“听政会”石刻。刻曰:“舟楫之利,本以通往来,近因子侄纷更多事,兹众等公议,定:澳水安流一文;满牛皮石二文;大水难渡,听其对约甘愿。公定如此,倘有违者,就近闻知,众等自当督责,决不宽恕。许家众等谨白。”

  文物部门考证,石刻为清嘉庆年间所刻,“许家”即现在的雅兴村。当时澳江河两岸百姓要过此河,船家与过河百姓因船资起争吵。澳江村里有威望的士绅就召集村民,就船资问题开讨论会,定出大家认可的过河价格,这类似于现的听证会。价格听证究竟源于中国还是西方,是经济史专家的事。我感叹的是,价格听证远不是东莞市消委会秘书长邓国平说的那么复杂,又是消费者成熟度,又是民主素质什么的。如果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东莞市民,民主素质尚不如180多年前的福建雅兴村村民,那是对现代文明的辱没,不值一辩。

  “听证会”后,雅兴村村民过河费是涨了还是降了,或是维持原先水平,已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众等公议”,无论过河费收取标准变与不变,不是船家说了算,也不是过河百姓说了算,而是利益双方充分商议的结果,时髦点说是博弈。就角色而言,召集听证会的士绅,相当于如今居中裁判的物价局或发改委。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封建时代的士绅,就一定比民主法治社会的物价局或发改委公正公平吗?

  过去说皇权不下县,乡村谁管?大多靠不支朝庭奉禄,不受朝庭官位和阔绰公堂,守居乡村的士绅。士绅乃一方之英,也称英耆、乡贤,在地方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这些人中当然有为恶一方之霸,但也不乏儒家济世之士。几千年来,乡土社会的治理一直主要依赖士绅阶层,强调道德规范、乡村自治,公权力介入较少。自明代开始,士绅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清代开始,士绅阶层的影响更是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士绅要实现个人价值,势必通过诸多社会活动才能体现,也有个公信力的问题。

  因此,从出发点上说,我相信召集雅兴村百姓开听证会的士绅,会前未必抱定了“过河费一定要涨多少多少”的念头,得听听大家伙儿怎么说再定。不难想象,如今主管价格的部门拥有公权力,如果公信力受损,损的是政府公信力,在一些官员看来这没啥大不了,该发号施令还发号施令。倘若士绅公信力受损,损的是个人公信力,弄不好在乡村社会身价看跌,往后不大好混的。由此说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兴村百姓过河费问题的听证会,大抵不会出现与会者身份造假,也不会有人扔水壶(那时没矿泉水瓶),更不会通知开个会还扭扭捏捏,应者寥寥甚至无人响应。想想那会场的情景,一定会是唇枪舌剑,唾沫乱飞,倘是过河费真该涨,也断不会是众口一词的“该涨该涨”,除非雅兴村百姓脑子集体出了毛病。

  一个是过河费,一个是水费,都属民生范畴,且都有自然垄断的属性。你可以不这样也可以不那样,但你不能不过河、不能不喝水,增之一分与少之一厘,无不关系到千家万户。正常生态下应该是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去说叨说叨,而现实情形呢?老百姓一听“听证会”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如果不偏离“众等公议”的应有之义,哪会出现拒绝参与的怪事呢?

  东莞的尴尬,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的明证——听证会戏弄民意,民意反过来又鄙薄听证会,这让听证制度站在了十字路口。公众有理由要求当代的听证比百余年前的听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好过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