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东县的公司:善用附子名家

　　附子是名中药之一，中医临床应用已有几千年历史。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淮南子》上就已有“天雄、乌喙，药之大毒也，良医以活人”的记述。

　　古代医家，善用附子当推汉之张仲景，在其所著《伤寒论》中，用附子者有20方，37条，《金匮要略》有11方16条 (内有乌头附子并用者未计在内)，其中对附子品种的选择，以炮附子为最多，用生附子者次之，用乌头者有5方6条，用天雄者只有1方。著名方剂如附子汤、附子桂枝汤、桂枝加附子汤、大黄附子汤、麻黄细辛附子汤、干姜附子汤、附子泻心汤，附子理中汤、真武汤、术附汤等，用之得当，颇有立竿见影之效。张介宾推誉附之为药中之“四维”，指出附子、大黄为药中之良药，人参、熟地为药中之良相(《景岳全书》)。好用温热药之窦士材曾说，保命之法，艾灸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推崇附子为续命起死之要药(《扁鹊新书》)。即以善用轻药著称的叶天士而言，在其《临证指南医案》中，也有以附子为主方的医案(金寿山《叶案初探》)。

　　

　　祝味菊(1884～1951年)

　　浙江山阴人。童年随父入蜀，1917年入四川军医学校攻读二年，随后东渡日本考查医学。1926年由川入沪，曾任中国医学院教授，神州医学总会执行委员等职。祝氏治学推崇仲景、景岳诸家。著有《伤寒质难》，提出五段论伤寒的辨证方法。临证擅用附子，有“祝附子”之美誉。

　　祝氏认为温扶元阳首推黄附片，沉寒痼冷可用生附片。服用各类附子，必须先以热水煎煮至半小时以上，再纳他药同煎，则附子之麻味消失，虽温而勿僭矣。川产黄附片乃盐卤所制，其性纯正，故称为佳品。祝氏在伤寒中擅用附子，他认为神经中枢为指挥抗战之首府，神衰者附子以壮之；其为虚性兴奋也，龙、磁以潜之。心脏为血液运输之枢纽，其疲劳而有衰惫之象者，附子配伍枣仁以强之。至于形虚气怯、神萎力疲者，独任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

　　祝氏阐发温潜之法，为其临证用附子一大特色。他认为虚人而躁甚者，气怯于内，阳浮于上也。其为兴奋，乃虚性之兴奋也。甘凉之剂可令小安，缓和之效也。因其小效而频服之，则气愈怯而阳愈浮矣。此非亢阳之有余，乃阳衰不能自秘也。大凡神经衰弱者，易于疲劳，又易于兴奋，滋阴清火之法，虽有缓解兴奋之效，然其滋柔阴腻之性，足以戕贼元阳，非至善之道也。宜与温潜之药。温以壮其怯，潜以平其逆，不可因其外形之兴奋而滥与清滋之药也。常用附子配磁石，其门人陈苏生先生为之注解：“附子兴奋，磁石镇静，兴奋伍镇静，失其兴奋镇静而为强壮。”温潜之法，当伴祝氏医名而不朽。

　　

　　吴佩衡(1886～1971年)

　　生于四川省会理县，1921年至云南行医，1939年任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建国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氏从事中医临床、教学60年，擅长内妇儿科，尤对仲景学说有深入探究。吴氏临证擅用附子，应用范围广，投药剂量大，配伍方法多，每能起大症、救沉疴，因而有“吴附子”之雅号。

　　吴氏曾撰《中药十大“主帅”》一文，将附子列为主帅之首。他用附子剂量很大，用量最大者，为一虚寒胃痛患者，一剂药中竟用附子450g(其中白附片300g、生盐附子150g)，而一仅10天的婴儿患目赤肿痛，一剂药中附子也竟用10g。他认为附子之应用贵在煮透，不在制透，必须煮至不麻口为度。凡有附子之方剂，必先用较大之煮药器，加多量开水，以猛火将附子煮熟，剂量五钱至二两者，煮沸二至三小时，如加量，则应增加煮沸时间，若久煮水已减少，可酌加开水，煮熟后，由他人先试尝药液少许；总以不麻口为度，可免服后中毒，试尝后半小时内，如已不麻口，再加入余药继续煮十至二十分钟，即可服用。并嘱服药后三至四小时内，须忌食生冷水果，并避风雨。

　　《吴佩衡医案》收录伤寒、瘟疫及各科杂病88例，运用附子者57例，占医案总数的65%，其中不乏危重症、疑难病，特别是真寒假热证辨识的经验尤当重视。

　　

　　徐小圃(1887～1959年)名放

　　上海宝山人。幼承家学，尽得其父杏圃公之传，擅长治疗儿科痧痘惊疳，经验宏富，声誉卓著。徐氏行医之初，曾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的理论，用药主“清”。后来由于其子患“伤寒病”垂危，请挚友祝味菊先生诊治，用附子等药化险为夷，乃虚心向祝氏求教，从此外感广用麻桂，里证重用姜附，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温阳派大家。观徐氏医案，其用附子常与潜阳药磁石、龙骨等配伍，可以发现祝味菊先生的影响。但是，徐氏专攻儿科，在儿科领域里广用附子且多创新，又有超越祝氏处。

　　如徐氏治小儿丹痧、湿温等热病身热肢冷，常温清并用；暑热渴饮溺长，温清潜涩兼施；噤口痢虽涕泪俱无，口渴引饮，亦毋需专事养阴而以附子建功；盗汗、不寐气阴两虚，寓温阳于育阴中；走马牙疳腐烂出血，口气秽恶，并兼小便清长，乃胃火炽盛而肾阳不足，寒药中加一味附子一剂即效。

　　特别是在1930年代，上海地区小儿盛行一种疾病，症见发热持续不退，起伏少汗，头额干灼而两足不温，烦躁，口渴多饮，小便频多且清，俗称“吃茶出尿病”，后来中西医儿科将其命名为“暑热症”，徐氏是该病最早发现者之一。他认为此病是阳虚于下，热淫于上，创制清上温下方治疗本病很有疗效，其方由附片、川连、磁石、龙齿、蛤粉、天花粉、补骨脂、菟丝子、桑螵蛸、白莲须、缩泉丸组成。此方在当时影响很大，至今还有一些老中医会回忆起当年徐氏用此方治暑热症的事迹。

　　

　　周连三(1889年～1969年)

　　河南人。1908年开始悬壶，行医六十余载。周氏平生深研《内》、《难》，对仲景典著极为推崇，汉以下则对黄元御学说研究颇深。由于他长期行医于农村，解放前人民生活饥寒交迫，所以接触到的病人多为正虚阳弱。从实践中，他认识到：“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因此临床善用温阳之法，对附子之应用尤广。

　　周氏认为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后期应多用温阳之法，若出现四肢厥冷，大汗淋漓，面白唇淡，呼吸微弱，声音低微，舌苔淡白，脉微欲绝之危证，必用回阳救逆，以挽命于顷刻。常用茯苓、桂枝各30g，附片、潞党参各15g，干姜、炙甘草各12g。周氏认为附子为温肾阳之主药，桂枝为通心阳之佳品，二药合用，一温一通，多能收效。周氏擅用附子温阳治疗脱疽。他认为本病是由于心阳不足，功能紊乱，影响到气血的运行，使气滞、血瘀，当寒邪内侵，肾阳式微，一派寒象相继出现。心肾失调，肝郁不舒，则经络阻塞，气血不通，不通则痛，诸症丛生，此乃心、肝、肾三经之证，病属阴证范畴。治疗主张以温肾舒肝、通阳复脉之法。常用炮附子、桂枝、潞党参、白芍、白术、茯苓各30g，干姜、甘草各15g，黄芪60g，治疗各种脱疽多能收效。

　　周氏晚年对精神病的中医治疗也颇有研究，尝谓：“癫狂之疾，属热症者有之，属寒者亦为常见。”缘于脾气不伸，运化失调，痰浊内生，痰气上逆，蒙蔽清窍，正阳不足，运化无权，以致浊阴填塞于上，亦能发病，故每见沉默痴呆，语无伦次，时悲时喜，四肢厥冷，六脉沉微，汗出遗尿等阳虚之证，治疗即以温肾补土，助阳扶正。常用茯苓、牡蛎、龙骨各30g，炮附子、潞党参、干姜各15g，甘草9g为基本方，若痰盛者瓜蒂散先吐之，再以上方加陈皮、半夏治之。

　　

　　李翰卿(1892年～1972年)，字华轩

　　山西省灵丘县人。李氏自幼随舅父习医，15岁即能诊治一般疾病，后在山西省立医学传习所学习，毕业后由于医术高明，就医者络绎不绝，成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解放后曾任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所长。与西医同行合作，用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治疗宫外孕获得成功，该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医学科研成果、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一等奖。

　　李氏对附子颇有研究。他认为同样是用附子温阳，温心肾必佐以补阴之品而以小剂量为佳，温脾肾则不必佐用养阴之药而剂量宜大。附子散寒止痛，若与小茴香、吴茱萸、干姜诸药比较，附子偏重于入肾，癖痛、胃痛、腹痛等兼有肾阳虚者，用附子效果最好，至若单纯由于肝寒所致疝痛、腹痛则小茴香、吴茱萸效佳，单纯胃寒作痛则以干姜为好。特别要提出的是：李氏认为附子治疗心力衰竭时剂量宜小，治亡阳证两便失禁、肢厥脉微时剂量宜大。

　　当代山西名医朱进忠先生是李氏弟子，所著《中医临床经验与方法》(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出版)记载了李氏以小剂量附子治疗心衰的案例。患者郝某某，女，36岁。21岁结婚，婚后不久即心悸气短，偶有咳血，某院诊断为风心、二尖瓣狭窄、房颤。3年前产第2胎后病情加剧，反复咳血，手术治疗后出现房颤、心衰、腹水，治疗2年无效。其症见呼吸极度困难，不能平卧，心悸心烦，全身浮肿，胸腹积水，发绀，口干渴，舌紫暗，苔少，脉细数促，手足心灼热而指趾反见厥冷。某医以为心肾阴虚，急予滋阴清热。药后腹部坠胀，气短难续，并时见神昏谵语。请李氏急会诊。云：此病阴阳大衰，正虚邪实，攻补两难，若不急救心肾之阳，则病者不久于人世矣。急处：附子0.3g，茯苓1g，白术0.3g，白芍3g，人参1g，杏仁1g，桂枝1g。服药2小时后，气短心悸好转，1小时后开始排尿，后又连续排尿4次。次日已可平卧，呼吸困难明显好转，浮肿与腹水亦明显减轻。继进3剂，浮肿全消，能下地活动。一医云：如此重病，竟用如此轻剂，岂能顶事。改用较大剂量真武汤合生脉散，服药1剂，病情又剧，再请李氏会诊，改用小剂真武而好转。如此重病，仅用0.3g附子而获奇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朱卓夫(1893年～1969年)，字先敬

　　湖南湘潭县人，著名中医学家。因曾祖身患痼疾五年，遍延名医不救，悲而学医。1957年组建湘潭市中医院任业务院长，1959年受聘为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著有《临证心得》一书，《湖南省老中医医案选》(第一辑)亦选载其部分医案。|

　　朱氏平生最喜用附子，也最善用附子。他认为凡见症有面苍、汗出、溲清、舌淡，即可放胆使用。戴阳之面赤如妆，虚阳上浮之舌红少津，阳虚之吐血，过用寒凉使实热化为虚寒之麻疹，脾阳不运胃津之消渴等等阴阳疑似之证，在辨证准确之后，也当机立断，重用附子。如遇真阳衰竭，脱症蜂起，奄奄一息，顷刻待毙之际，附子不仅重用60g以上，且常用生附子直追残阳，挽回生机。大吐大泻，阳随阴脱，用大剂量附子理中汤加木瓜；朝食暮吐，反胃重症，用生附子炭剂，乘热投入姜汁研末蜜丸作根治法；肾阳虚水湿内停之水肿，水气上泛之眩晕，水泛为痰之咳喘，均用大剂真武汤加味；肾虚水肿，经久不愈之慢性肾炎用济生肾气丸；消渴引饮，饮一溲二之下消用肾气丸加乌梅、花粉等，都是以附子为主药而重用。但在上热下寒、从阳引阴、引火归元的辨治中，附子用量则较轻微。误表戴阳之伤寒坏症，面赤身热烦渴，大便反泻，舌苔两边白润舌中红燥，乃上热下寒，用益元汤，扶阳滋阴并用，附子用量中等。阳气不得入于阴致阴虚失眠盗汗，用附子以为补阴响导从阳引阴，每用二加龙骨汤加枣仁、浮小麦；阴虚于下，虚阳上浮的虚火喉症，用李纪方镇阴煎；肾不纳气，虚阳上浮的气喘，用《冯氏锦囊》全真一气汤，以附子与淮牛膝配伍引火归元，则附子用量又极轻微。

　　

　　傅梦商(1895年～1988年)

　　浙江人，行医六十余年，屡起大证，享誉遐迩。平生探究伤寒，尤其对厥少两经的虚寒证辨析入微，笃信《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之旨，因此临证主张温补，处方善用附子，有“附子先生”之称。

　　傅氏处方擅长温补，用药赞赏附子，颇多卓识。如见脉弱舌红，阴药之中少佐附子以促进运化，龟版配附子能收引虚阳以返窟宅。又如脉濡舌黄不专事芳化，投附子辛热走窜，开郁达邪，穿透湿热屏障，而迅速获得转机。至于诸虚百疾，常在辨证用药基础上加附子一味，以振奋阳气，疏通气血，则一阳来复，遍体皆春，故取效甚佳。

　　

　　李彦师(1906年～1978年)

　　四川省大足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由川入黔，一直行医，1958年任贵阳中医学院中医系伤寒教研室主任。李氏对《伤寒》、《金匮》研究精深，著有《伤寒金匮条辨》。临证重视阳气，擅长补火，有“李附子”之美称。

　　李氏善用附子补火回阳，常用量15～30g，甚达50g以上，疗效显著而从未发现中毒症状，认为关键在于注重附子的炮制与煎服法，指出处方中附子必标明“另包先煎”，煎药前先将附片放在火上烤微焦起泡，再用足量冷水浸泡，先煎1小时，尝无麻味后，再加余药同煎；或先用童便浸煮附子，取出清水洗净后与它药同煎；或方中配伍生甘草、白蜜、生姜等可以缓毒。治虚寒久泻内服附子粳米汤加减，外敷方用附片30g(用热酒泡软，打烂)，赤石脂末30g，加食醋与热米饭同捣如稀泥，每晚敷于神阙至关元穴处，用绷带缠腰固定，疗效较佳。

　　

　　姜春华(1908年～1992年)，字实秋

　　江苏南通县人。姜氏幼承庭训，复从陆渊雷先生游，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新中国医学院等，解放后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医教研室主任、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中医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等，是现代杰出的中医学家。

　　姜氏对经方以及后世各家用附子进行研究，善用附子治疗心力衰竭和一切虚寒疾病。他治疗风心病舌绛、咯血用附子毫不犹豫，指出附子能强心，改善肺循环，肺循环改善则郁血改善，郁血改善，则血可止。此不止之止，正是古人‘毋见血而止血’的明训，是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精神的。他治疗慢性炎症善将附子与清热解毒药同用，认为温阳益气药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和调整内分泌的功能，保护和促进免疫机能的作用，能提高机体的抗应激能力；清热解毒药能抑菌、抑毒、抗病原，并有抑制免疫变态反应作用。与清热解毒药配伍，既有促进，又有抑制，起到相反相成增加疗效的结果。用此法治疗多年沉痼、慢性炎症，往往做到迎刃而解，取得显著疗效。

　　

　　陈苏生(1909年～1999年)

　　江苏武进人，现代著名中医学家。他曾先后师事沈仲芳、钟符卿、祝味菊等名中医，与祝味菊先生合著之《伤寒质难》颇获时誉。陈氏临证继承乃师祝味菊先生用附子之经验，并结合多年之实践，以附子为主，运用温阳四法，颇得配伍之妙谛。

　　温潜法，是指温阳药与潜镇药同用。本法温阳药用量较少，潜镇药用量偏大，有引火归元、导龙入海的作用，适用于阳浮于上、上盛下虚之类病症。温滋法，是指温阳药与滋阴药同用。适用于阳衰而阴亦不足，证见虚烦懊憹、失眠怔忡、肢节酸楚者。温通法，即温阳药与通利药同用，临床常用来治疗痰饮诸症。因为痰饮为阴邪，最易伤人阳气，正因阳气不足，所以召致阴邪凝聚。苟患者阳用彰明，何致产生饮症？《金匮》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此治饮大法，实际上仍然是扶持阳用的一法。温泄法，即温阳药与解毒泄浊药同用。此常用于阳气衰微，秽浊凝聚诸症，一方面是阳气之不足，一方面是阴霾之凝滞，故益火温阳与解毒泄浊同用，扶正而不助邪，祛邪而不伤正，有相辅相成之功。

　　

　　徐仲才(1911年～1991年)

　　上海宝山人。是徐小圃先生哲嗣，祝味菊先生高足，擅长治疗内、儿科疾病，曾任上海龙华医院副院长。徐氏对附子的应用得自家传和师授，又有他自己独到的经验。

　　徐氏擅用附子治疗一些急性传染病。如麻疹，一般认为是热毒，以清凉宣透为主，当麻疹肺炎合并心衰时，则可加用附子温阳强心；对白喉的治疗以养阴清热为主，但当白喉外毒素引起中毒性心肌炎而出现心脏危象时，就必须在养阴清热方中加附子，以强心防脱。对于霍乱、吐泻引起脱水，口干瘦瘪，固然表现为明显的阴虚，其实阳也随之而虚，如手足冷、脉细弱。有时补阴反而增加腹泻，此时需要用附子理中，才是治本之策。解放前，治疗很多小儿暑热证，表现为喝水特多，小便特多，用徐小圃先生的清上温下法，效果非常好。清上用石膏、黄连、莲子心等，温下主要用附子。

　　

　　周康(1931年～ )

　　主任医师。祖传中医，1947年攻读中央国医馆医疗专业，1950年毕业后参加上海市高级医学进修班进修现代医学3年，毕业后一直致力于精神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历任中华全国中医脑病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华东地区中医脑病研究协作组组长、上海市中医脑病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精神科中西医结合研究治疗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周氏长期在精神科临床第一线工作，通过亲身实践推陈出新，突破了前人的局限，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就附子用治精神分裂症而言，周氏早在1966年即发表自拟桂附壮阳剂进行治疗的临床研究论文。此后又进一步摸索发展，简化处方为附、桂、姜、草四味(四逆加桂汤)。尤其对附子之运用不断增量，最高达120g，病人阳气不足之征象方始改变，并在1980年发表了大剂附子论治精神分裂症的论文。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怀疑古人，独立思考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