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东一中 刘涛:阿拉伯革命的根源

    德国《镜报》对伊曼努尔·托德的采访

　　作者简介：

　　伊曼努尔·托德(Emmanuel Todd)，60岁，曾在巴黎学习政治学，在剑桥大学研究历史。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巴黎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从事研究。托德自认为是“经验黑格尔主义者”，承认历史的普遍进程。对托德来说，家庭结构、人口和教育政策因素等比经济体制更重要。他出版过很多引起关注的研究成果，比如《最后的衰落：论苏联的解体》(1976)《移民的命运》(1994)《经济幻觉》(1998)《帝国之后：美国秩序的崩溃》(2002)《文明的融合：世界穆斯林社会的转型》(2007)等。

　　法国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托德在接受德国《镜报》的采访中讨论了阿拉伯革命的人口根源。在他看来，革命起源于人们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他还谈到了奥萨马·本拉登的幽灵问题，认为基地组织已死，同时相信德国并非“西方核心”的一部分。

　　《镜报》：托德先生，在冷战中期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你就预测苏联的崩溃。在2002年，你描述了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在经济和帝国霸权上的削弱。四年前，你和同事尤瑟夫·卡贝基(Youssef Courbage)预测阿拉伯世界不可避免的革命。你是千里眼吗?

　　托德：学者充当算命先生是个诱惑人的想法。但是尤瑟夫·卡贝基和我只是分析了阿拉伯世界出现可能出现革命的原因，作为渐进革命而展开的不可阻挡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就像研究即将出现的地震或火山爆发的迹象的地质学家。但是爆发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发生的形式和力度如何，我们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镜报》：你们是根据什么指标进行概率计算的呢?

　　托德：主要有三个因素：读书识字水平的迅速提高，尤其是妇女，出生率的下降和普遍流行的同族结婚或近亲结婚的大幅度下降。这说明阿拉伯社会正在走向文化和思想上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变得更加重要。

　　《镜报》：后果是什么?

　　托德：这种发展最后导致政治体制的转型，从臣民到公民的民主化转型的浪潮。虽然这是全球的趋势，但它需要时间。

　　《镜报》：我们明确的印象是历史的令人惊讶的快速发展，类似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

　　《托德》：在这点上，没有人能预测这些国家的自由运动会走向何方。革命最后的结果常常和支持者最初的理想不同。民主是脆弱的体制，需要深厚的历史根源。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民主政府形式最终成型花费了几乎一个世纪，也就是在1871年法国在和德国的战争中失败后成立的第三共和国时期。在此期间有拿破仑，王朝复辟和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轻蔑地称呼他为“小丑”。

　　《镜报》：通常伴随革命之后的转型危机对伊斯兰分子有利吗?

　　《托德》：如果权力一直在街头的话，这种情况不能完全避免。动荡混乱造成回归稳定的愿望和寻求方向感的意愿，但是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伊斯兰分子在突尼斯事件中没有发挥作用，而埃及事件让穆斯林兄弟会措手不及。伊斯兰分子现在试图在多元体制内作为政党组织起来。这些自由运动不是反西方的，相反，在利比亚，反抗者呼吁北约更多的支持。阿拉伯革命戳破了那种认为伊斯兰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文化和宗教独特性的神话，揭露了穆斯林应该受到最好的开明独裁者管理的谎言。

　　《镜报》：在你的解释中，你非常明显地弱化了宗教和经济因素。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托德：我不是否认其作用，我只是认为它们是第二位的。我是统计学家，是“余弦学者”，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有趣的话。任何现代化的条件都是人口现代化，它总是伴随着宗教虔诚的经验和实践的衰落。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去伊斯兰化，或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世界的“祛魅”，正如欧洲出现的去基督教化一样，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持续下去。

　　《镜报》：但是外表情形与你的假设相矛盾啊。女性没有摘掉她们的头巾，不管怎么说，以色列恐怖分子并没有被打败。

　　托德：伊斯兰分子的动乱是任何剧变中都伴随着的无所适从感的典型表现。但是根据历史法则，教育进步和出生率下降的状态是理性和世俗化逐渐增强的标志。伊斯兰主义是对现代化冲击的暂时性和防御性的反应，绝不可能阻挡历史进程。对穆斯林世界来说，消失点的普遍性远非人们所愿意承认。不变的伊斯兰和穆斯林本质等纯粹是西方的思想构建。世界众多文化和宗教演变的轨迹正在汇合而不是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相信要发生的文明的冲突。

　　《镜报》：奥萨马·本拉登试图通过恐怖活动从事这种文明的冲突。他的死亡是否标志着基地组织在政治上的终结?

　　托德：他的幽灵或许继续让人们着迷。他的崇拜者试图维持这种热情的继续存在。但是美国采取的这种严厉的霹雳行动实际上发生在最糟糕的可能时刻。基地组织在本拉登死亡之前本来已经在政治上死亡。该组织从来没有成为群众运动。它只是通过行动宣传而存在，就像欧洲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拉登与他们一样，既有独胆英雄的浪漫一面又有被剥夺者的报复一面。

　　《镜报》：他也呼吁推翻阿拉伯独裁者。

　　托德：他失败了。阿拉伯之春的群众运动与泛阿拉伯主义或者泛伊斯兰主义等神话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观点的基本错误在于把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危机看作倒退现象。相反，这些是颠覆统治政权的现代化的危机。该地区的动荡和极端主义的发展同时并存的事实是一种经典现象。怀疑和狂热是同一个发展的两个方面。这种例子可以在欧洲思想史上找到。方法论上的怀疑的创建者笛卡尔(Descartes)给自己一个紧迫的任务，即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帕斯卡(Pascal)认识到强烈的宗教必要性，他打赌说，非常有名，当然也令人怀疑，认为人们通过相信上帝并不损失任何东西，却能赢得一切。他成为当时基督教的极端主义派别詹森主义(Jansenism)的信徒。

　　第二部分：失业和社会挫折感激发动乱

　　《镜报》：贫困或者富足难道不重要吗?突尼斯、叙利亚、埃及、也门没有丰富的石油。

　　托德：当然，人们能够用面包和金钱安抚人民，但是只能用于一时。革命通常发生在文化发展和经济衰退的时期。在我这个人口学家看来，关键的变量并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是识字率。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研究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革命的时候指出了这种关系。他认为关键的门槛就在40%到60%之间。

　　《镜报》：啊，阿拉伯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可以读书识字，但是出生率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是非常年轻的，一半人口都在25岁以下。

　　托德：是的，但那是因为前几代人孩子都很多。与此同时，出生率在迅速下降。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阿拉伯世界的出生率下降一半，从1975年的每个妇女生7.5个孩子到2005年的3.5个孩子。女大学毕业生的生育率低于维持人口持续所需要的2.1的水平。突尼斯现在的生育率和法国差不多。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孩子的门槛以下。这意味着年轻人成为人口中的多数，和他们的父母不同，这些人能够读书识字，也能采取避孕措施。但是他们遭受失业的痛苦和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动荡在这个地区不可避免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镜报》：这是愤怒的年轻人走上街头革命的原因吗?虽然明显缺乏公认的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和领袖等中老年人。

　　托德：这不奇怪。英国和法国的革命都是年轻人领导的。罗伯斯庇尔在1789年的时候只有31岁，36岁时被送上断头台。他的对手丹东和同伙圣鞠斯特(Saint-Just)都是年轻人，一个30出头一个20多岁。虽然列宁稍大一些，但布尔什维克“突击队”是由年轻人组成的，纳粹德国突击队也是年轻人。在1956年布达佩斯面对苏联坦克车的也是年轻人。这种解释是老生常谈：年轻人有的是力气和奔头。

　　《镜报》：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为什么花费这么长时间才传播到伊斯兰世界?毕竟，阿拉伯文明的黄金时代在13世纪就结束了。

　　托德：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北边的印度和中国，即三个完全不同的宗教群体：伊斯兰、印度教和儒家。这与这些地区的传统家庭结构有关，与女性的贬低和权利剥夺有关。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它延伸到前伊斯兰世界。伊斯兰的创立者默罕默德给予女性的权利比当今大多数阿拉伯社会给予女性的权利都多。

　　《镜报》：这是否意味着阿拉伯人屈服于从前的本土环境，并把它们传播到整个中东地区?

　　托德：是的，只有男性继承人被认为合法的父系继嗣体制阻碍社会的进步。新婚者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和父亲的权威下在理想的阿拉伯婚姻中是同族结婚。女性的权利被剥夺使得她们用进步的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养育孩子的能力。社会陷入僵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睡眠状态。个人的权利无法发展。资产阶级争取恋爱自由，自由选择对象的婚姻的成功取代了19世纪欧洲的等级体系，强化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

　　《镜报》：妇女解放是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前提吗?

　　托德：这种现代化已经充分展开了。头巾辩论根本就没有说到点子上。同族成员结婚的比例像生育率一样急速下降，因而已经摧毁了壁垒。自由的个人或积极的公民能够进入公共领域。当超过90%的年轻人能读书识字，接受中等水平的教育的话，任何传统的独裁政权都不可能长久。你注意到抗议队伍中有多少妇女吗?即使在阿拉伯世界中最落后的也门，抗议者中也有数千名妇女。

　　《镜报》：家庭是字面意思上的私有领域。为什么这个结构上的变化会扩展到政治领域呢?

　　托德：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当父亲的权威开始动摇的时候，政治权力也就垮台了。这是因为父子相传的、同族大家庭的制度是在国家领导体制内产生的。族长作为国家首脑把孩子和其他男性亲属放在权力地位上。政治朝代因此产生，正如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腐败猖獗是因为家族管理国家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国家当然被私有化了，成为自己的家族企业。服从的力量是建立在忠诚、压迫和政治经济因素等的结合的基础之上。

　　第三部分：阿拉伯之春更像“1948年的欧洲之春”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崩溃

　　《镜报》：统计数字显示相当的差异。突尼斯不能和也门相比。为什么革命的火种仍然传播到也门了呢?

　　托德：欧洲历史上也有一个例子。

　　《镜报》：你是说1848-49年的革命吗?

　　托德：是的，阿拉伯之春更像1848-49年的革命而不是1989年的共产主义的垮台。法国的火种迅速传播到普鲁士、撒克逊、巴伐利亚、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这是经典的连锁反应，虽然存在区域性的重大差异。

　　《镜报》：如果阿拉伯世界现在进入现代化，西方的价值观如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等就能一劳永逸地取得胜利吗?

　　托德：在这点上，我比较谨慎。民主运动可能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正如我们在1990年后看到东欧出现的情况。俄罗斯总理普京毫无疑问拥有多数俄国人的支持，但这并不能让俄罗斯成为无可挑剔的民主国家?

　　《镜报》：你怎么划分西方的边界?

　　托德：实际上，按历史顺序的话，只有英国、法国和美国成为西方的核心，但德国不是。

　　《镜报》：你是认真的吗?

　　托德：啊，挑衅“德国新闻期刊”的代表很有意思。我想说的是德国对欧洲的自由民主发展过程中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镜报》：那么，1832年的汉巴哈城堡(Hambach)示威游行，1848年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国民大会，1918年的11月革命，1949年的联邦德国成立，前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融入西方和在人们和平推动的1989年11月柏林墙开放，该怎么解释呢?

　　托德：啊，战后历史当然很好，但是必须结合西方盟友的情况来考虑。早先发生的任何事都失败了。独裁政府制度仍然占上风，而民主条件已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占主导优势很长时间了。德国产生了20世纪最糟糕的两大极权意识形态。即使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也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灯塔，这和英国的大卫·休谟或法国的伏尔泰完全不同。德国人对欧洲文化历史的巨大贡献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镜报》：现在要说些好听话了?

　　托德：宗教改革是德国的贡献，连同宗教改革是印刷业的出现和读书识字的扩展，而随着知识的增多，个人的力量得到增强。有关宗教改革的斗争是以记者的方式进行的，伴随着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群众中读书识字的传播是德国的发明。甚至天主教小国普鲁士的识字率都比法国高，也就是说读书识字是从东边的德国传到法国来的。德国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很久就已经是教育大国和宪政国家了。马丁·路德也证明了宗教改革并不一定要求得到自由精神的支持。

　　《镜报》：但是德国的“特殊道路”已经走上了尽头。

　　托德：啊，我相信德国人仍然感到这是个秘密，同时有点自恋式的担忧，就好像他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西方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他们更喜欢的政府是大联合，而不是像法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那种突然的改变。或许德国更像一个扩大了的瑞士或者瑞典，意识形态阵营中的民主共识类似政治上的大家庭，政府包揽一切。

　　《镜报》：这有什么错吗?

　　托德：一点错儿都没有。德国和法国的文化差异不应该埋藏在公开承认的友谊之下。法国讲究个性和平等，至少比德国更甚，而德国的不平等的专制家族的传统至今仍然有影响力，正如在适当的母亲形象的辩论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出生率很低，却仍然有这么多移民方面的麻烦，但是在技术和工业能力上超过法国。

　　《镜报》：这是否意味着德法友谊只是幻想?

　　托德：不，但是两国关系当然受到心照不宣的竞争的影响。但是，如果欧盟承认其多样性，甚至人类学上的差异，而是强迫每个人进入欧盟文明的虚幻咒语，欧洲或许能以理性和开明方式对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我不敢肯定美国能做到这点。

　　《镜报》：托德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译自：A Look 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Arab Revolution by Emmanuel Todd

　　译注：本次采访者为罗曼·里克(Romain Leick)，原文是德语，英译者是克里斯托弗·苏丹(Christopher Sultan)，本文从英译本转译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