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银行单词:观点：美日企业竞争力缘何逆转？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1年12月10日 11:04 南方日报
毛蕴诗 程艳萍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企业迅速崛起并日趋强大，其国际竞争力赶超美国，并多年居于世界之首。然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日企业竞争力再次发生逆转，美国企业竞争力超过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第一。
',1)">
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上升有着深刻的经济、技术、制度变动的背景与理论上的渊源。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硅谷机制催生新兴大企业。
日本自1995年以来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数目持续下降，除受泡沫经济破灭影响外，新兴企业成长缓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新成立企业还是上市企业的数量、收益力和成长速度，美国企业均明显优于日本企业。
缺乏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是日本中小企业成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日本风险投资公司多为银行、保险公司和大企业控股，投资对象倾向于风险较小者，投资于初创企业(创立时间不足5年)的比例仅为16%，风险投资公司给予风险企业的帮助多限于资金支持。美国的情况则相反，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有90%以上为独立的企业，一般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也积极介入风险投资活动，投资对象多偏好于初创期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投资于初创期企业的比例为30%，是日本的2倍。美国健全的风险投资体系不仅为初创和成长中的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从技术、管理、营销、财务到融资上市等一揽子综合性支持。
美国众多富有活力的风险投资机构只是其硅谷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综合性的服务基础设施、人才库、企业家精神及创业板市场一起，构成了以高科技企业为核心的硅谷生态系统，它们为风险企业的成长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大学、公司和政府的研究机构是硅谷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风险投资机构为硅谷企业的设立提供金融支持；并为初创企业提供人才和管理支持；综合性的服务基础设施为硅谷生态系统高速运行提供服务；世界各地专门人才为硅谷的繁荣所吸引，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库，他们不仅为硅谷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会通过回国创业等方式迅速将新技术和新产品扩散到新的国家；企业家们勇于创新、乐于冒险、崇尚开拓进取，以及敢于承受失败的精神支撑着硅谷公司推陈出新；纳斯达克的创业板市场为硅谷的高科技企业的社会融资提供了条件，使硅谷高科技企业能聚集大量社会资本，同时也为风险资本的退出创造了条件。硅谷就像一个“企业再生循环系统”，为企业的“灵活再循环”提供机制上的保证和环境条件，创造出了许多全球著名的公司。
硅谷生态系统存在着一种快速淘汰、鼓励创新、催生新企业和知识资本化的机制。硅谷机制较好地解决了技术商品的定价问题，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一种创业机制，使小公司也有能力和机会把自己首创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为个人利用技术获得资金，实现技术成果市场化，并迅速筹集社会资金扩大生产、形成规模，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为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为世界级大企业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大企业形成了创新的压力。
第二，公司重构使美国老企业重新焕发活力。
公司重构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过度膨胀、过度多元化的反思与矫正，是企业面对环境变动做出的战略反应。广泛的公司重构是美国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环境急剧变化，美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都陆续进行了持续的重构。80年代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有1／3按某种方式进行了业务重构。重构首先发生在一些绩效或财务状况不佳的公司，重构使企业克服了大企业病，化解了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重构发展成为普遍采用的战略手段。90年代以来，公司重构范围由制造业扩展到通讯、医疗护理公司、医院等领域，并从绩效或财务状况不佳的公司扩展到一些财务状况较正常的公司。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增长明显放慢，日本企业虽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但日本公司的重构远不如美国公司那么有动力。诸如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渗透，企业集团、银行之间的交叉持股，企业对职工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和由此形成的观念，以及企业长期偏重扩展目标而轻视利润等，均严重阻碍着日本企业的变革。整体而言，日本企业对重构的反应明显滞后，变革的力度也远不如美国。公司重构并没有成为日本企业主动适应环境变动、调整自身业务和组织结构的重要方式。
第三，运用信息技术提高企业竞争力。
信息化是80年代以来企业技术发展和设备投资的主要趋势。整个80年代，美国用于信息化设备的投资达1万亿美元；1990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部分的38%来自企业和消费者对信息设备的购买；1995年，美国企业设备投资额为5220亿美元，其中信息设备的投资占设备投资总额的40%，增长幅度为24.1%，大大超过了设备投资总额的增长。1995年美国公司信息化联网率已高达90%。几乎所有公司都建立了自己内部的计算机网络，并与地区的、国家的、跨国的网络联接，实现信息的快速处理、传递和共享。美国制造业也通过信息技术投资，对生产系统、库存管理、销售系统、商品服务的开发过程、业务流程等方面作了重大改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重新获得竞争力。相比之下，日本企业的信息化发展则落后于美国企业。虽然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在政府支持下加快了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且在80年代中一度超过了美国，但是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本身却没有通过装备和使用这些计算机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尤其是，日本经济开放性和服务性差，成为导致日本经济信息化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企业治理结构与公司目标、战略选择的差异。
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者在公司目标和经营战略上的不同取向。企业的治理结构体现了出资者、经理人和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关于企业目标如何制定，检验经营方式是否合适的制度。首先从股东构成看，美国公司的股东主要是机构持股者，股权分散化。机构持股者一般通过抛售股票和持有多家公司股票来分散风险和调整投资结构，这在客观上给公司经营者造成了外部压力。而日本公司中控制股权的主要是法人，包括金融机构和实业公司。法人企业为稳定交易伙伴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相互持有公司股票，这使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稳定，企业兼并或收购很难发生。尤其是，日本企业法人股东的权益行使是由法人企业经理人员来实现的，造成了经营者主宰公司、股东被架空的现象。其次从外部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看，美国企业董事会中有半数以上的外部独立董事，通过独立董事的公正监督来确保股东权益。而在日本企业当中，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公司内部，监事会的大部分成员也来自企业内部。因此，日本企业治理结构主要是由内部成员作内部监督，即具有自我治理结构的特征。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监督职能一直不能有效地行使。特别是当企业处于经济衰退时，外部监督乏力，企业缺乏通过变革和战略调整来顺应环境变动的压力和动力。
上述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影响了美日企业对公司目标优先度的选择。美国企业重视投资收益和股东利益，追求利润最大化。日本企业则更强调企业的成长，重视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等成长性指标，忽视资本收益率和股东利益。在经营战略上，日本企业过去片面追求无止境的规模扩大和全方位的多角化经营，导致大企业病滋生，企业虽规模巨大，但利润很低，甚至亏损。1997年度日本企业囊括了世界500强中最大亏损企业的前5名。其次，在国际化经营方面，日本企业的经营策略过于保守和封闭，只重视对外投资，却极少投资流入。此外，日本企业对经济全球化的信息产业化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相比之下，美国企业则对环境变动作出了主动和迅速的战略反应，在积极扩展国际化经营的同时，还注重信息化投资和信息技术发展。
第五，日本企业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日本企业传统管理模式存在着僵化和要素流动缓慢的局限性。这也是日本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激烈变动的环境下未能持续其繁荣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素流动缓慢导致企业应变迟钝，失去效率。如在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上，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妨碍了员工之间能力的发挥和竞争，不利于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尤其在经济衰退时期，终身雇佣制的传统和思想妨碍了企业通过裁员等手段进行财务改善和组织重构，降低了企业抵御风险和衰退的能力。与此相反，美国企业将员工工资与员工职务、责任和表现直接挂钩，有利于企业内部竞争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同时随经济环境变化而增减雇员数量，企业承受衰退的能力较强。又如在决策和意见交流方式上，日本企业强调集体决策和意见一致，决策过程缓慢，难以适应新经济下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而美国企业的决策方式则不同，决策过程迅速，能对迅速变动的市场环境做出及时的战略反应和调整。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部分日本企业在环境恶化的压力下也开始意识到原有管理模式中的局限性，并采取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毛蕴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程艳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99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