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金卡与钻石卡区别:对历史多一点微笑－－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by 罗锋

钱穆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篇中提到“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钱穆先生是走在历史大潮中的人，他以冷静客观的笔调欣赏历史，品位历史，也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对历史的体验：中国人当前最需要的是解放历史。

五四以来，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而被抹杀。中国人引进西学，并大力宏扬，而中国传统文化被无情鞭挞，当然传统中国政治也不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与其说中国人在大胆学习西方，不如说中国人渐渐在遗忘历史。

随着西方快餐文化的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人急噪的心态和崇洋的心理正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国民性格。我们现在不缺少西方知识的引进和学习，恰恰缺少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综观全书，钱穆先生要言不繁，论述精僻，为我们提供了对历史得失的鲜明的评价态度：对历史多一些微笑。

一、 封建社会并不封建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早在秦汉以后就被推翻了，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以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

除此之外，皇权和相权之划分，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进步。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废止了宰相，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在明代以前，皇权和相权的划分，事实上导致了相权对皇权的制约，相也成了政府的首脑。

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钱穆先生认为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来代替读书人，而他们成为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并不“封建”。反思历史，欧美国家因为封建体制的不发达锻造了资本的力量，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在当前世界中独占鳌头。而中国在二战后虽然在物质方面一穷二白、白纸一张，然而人民的思想却远远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沉浸着中国两千年封建思想的余辉，五光十色。思想的力量永远不可小视，两千年思想又不会在一代两代的传承之后荡然无存。

物质可以摧毁，可以再建，思想由于不可见往往不能受到重视，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表面上看在制度，实质上在人民的思想，人们是否在思想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在社会意识日益被解构的今天，时不时重温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找回民族心理的支撑点？

二、 中国法治多于人治社会平等不见得有力量

钱穆先生认为西方现行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其中政务官大都在同党中选举任用，事务官则不分党别统一考试。这种用人方式可以保证文官的职务常任。在中国，一切用人都需要通过考试，都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资历和限制，皇帝并不能随便用人作宰相。于是在中国重法不重人，皇帝也只能依照当时不成文法来选用。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了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除，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钱穆先生认为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

社会缺少一个凝聚的核心时，就难以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平铺的社会不利于社会变革的全面推广和人心的凝聚。如何改变这一平铺的局面也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三、学而优则仕 臃肿读书人

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科举是读书人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

可以说“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人心目中，常常把读书与当官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在求职过程中，人们往往对与政府部门过于热衷和追捧。中国很多基层官员身份多元化，他们在缺少资本的积累的前提下直接参与政治，从而增加了寻祖的力度和可能性。政府部门某些官员的制度寻租也成为当今政府部门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四、中国政治最宝贵之处在于公开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实在是缓不济急，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

近年来政府加大力度提高政务公开的力度，建设透明政府、阳光政府，都表明政府在政治公开方面下了大力气，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很多地地方呈现出被动应付走形式的状况，而暗箱操作等等在行政过程中更是依然存在。在透明政府建设的道路上，中国政府任重道远。

五、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制度多、想做官的人更多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而在建立。

我们要建立法治，但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多，承转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

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因制度太繁密使自由展布之才愈后愈少。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就很难有表现。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这很发人深思。当前在我国在大力加强法制化建设，立法力度日益加大，法制程度大大提高，可以说是个进步。与此同时，西方政府正在进行企业化政府改革，削减规章制度，增强工作人员的自主性和效率。如何减少规制，提高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又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

六、政治之稳定依赖于：对传统怀共尊共信之心

钱穆先生以为，若认不清传统中国政治之大趋势，从而对传统政治持排斥与不满的态度，就会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丧失了。

传统文化是不能被打倒的，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然而历史毕竟不可能倒退，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与时俱进，以史为鉴。钱先生坦言：“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无数的中国人都在探索强国富民的道理，并进行了各种有意的尝试，这种尝试还在继续。然而很多人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在看待中国历史的时候，大多数人却依然对之采取拦腰截断的态度，有自卑者，有自弃者，有妄自菲薄者。

政治之稳定，制度之成立，依赖社会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钱穆先生说：“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还能生存。”可见，没有历史，何来民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应当传承我们的中华文明，吸取优秀的制度资源，减少对古人的苛求，多一点对历史的微笑。

（2007年3月于光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