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王归来向容锦:《新华文摘》在线阅读幸福是什么？我们是否越来越幸福？

作者：［英］理查德·莱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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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世纪边沁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就提出公共政策的目的应当是使社会幸福总值最大化。因此经济学成为研究效用或者幸福的学科，因为大家都设想效用和幸福这些因素在原则上是可测量的并且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人们也都认为收入的边际效用对穷人来说要高于富人，因此如果效率成本不是太高的话，应当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莱昂尼尔·罗宾斯在193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自然和经济科学的重要性的著名著作中对以上的一系列设想提出了质疑。罗宾斯恰如其分地指出，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你至少要能假设他有一系列稳定的参数。他的幸福度不需要是可测量的，也不需要和别人进行比较。此外，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特定的结果和困乏的途径之间的关系”，至于“结果”或者参数如何形成则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因此这在过去曾被提到实证经济学的日程上来，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关于公共政策我们要说些什么呢？罗宾斯自己并不反对公共讨论，但他并不认为在正式经济框架内可以分析出最佳的公共政策。然而，在他创造的这个著名的经济学部门里，他的追随者们更加大胆。希克斯和卡尔多认为作为国家福利的一种手段，一些和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的东西应当为提供舒适和控制污染作出调整。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对此都持反对态度，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欣然接受。
　　但事实上国内生产总值是福利事业很无望的一个手段。因为自二战以来这个手段就停止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人们幸福水平的发展也停滞了。要想了解经济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在考虑经济学的同时也要借助心理学。幸运的是心理学目前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地发展，我希望经济学也能跟上步伐。
　　有趣的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一样过早地进入了行为主义的阶段。在19世纪心理学家可以谈论感觉。但是后来先是巴甫洛夫继而斯金纳都认为我们永远不能真正了解其他人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研究他们的行为。这个时期认为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训练决定的。你可以听一下斯金纳的学生如何验证斯金纳的理论的故事。当斯金纳讲课的时候，他总是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学生们商量好了，当他走到讲台左边的时候，学生们都低着头皱着眉，而当他走到讲台右边的时候，他们就抬起头并且面露悦色。学生们很快就使斯金纳从讲台的右边趔趄下来。
　　因此行为主义成为1930年代的学术思潮，经济学认真采纳了这个信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最近的20年里，心理学又在迅速回归对感觉的研究——研究它，在人与人之间比较它并且进而解释它。而且很多人类学家也推断，人们的本性中有很多共性，没有这些共性我们不可能互相理解。
　　因此在社会科学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政策领域的人们现在可以回归实现人类总体幸福值最大化的任务了。本文要讨论一下幸福的本质和如何测量幸福度，同时指出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尽管经济在不断发展，最近50年里幸福度在西方并没有增长。
　　
　　定义
　　
　　那么我说的幸福指的是什么呢？就幸福而言，我指的是感觉很好——享受生活并且觉得生活是令人愉快的。而不幸福，我指的是感觉不好以及希望生活有所改变。幸福的原因有很多，痛苦和不幸的原因也有很多。但是我们所有的经验中都包含有一个感觉多好或多坏的相应尺度。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很容易说出自己感觉有多好，而且在社会调查中这些问题有99%的回答率——远远高于其他问题的平均响应程度。
　　我想要就单一尺度强调一点。幸福其实就像噪音一样。噪音的种类有很多种，从长号到尖叫。但它们都可以通过分贝来比较。同理，不同形式的痛苦，例如牙疼和胃疼也可以比较，而不同的幸福也一样。此外，就像我将要介绍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它们都是同一个轴上的不同的点。虽然它们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是同一种现象的组成部分。
　　这是边沁所认为的，但约翰·穆勒显然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幸福有两个维度，量和质。然而心理学家还无以定义一个独立的性质维度。穆勒对自己的一些研究十分肯定，但他应该说的是幸福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些创造了持久的幸福影响，有些影响则是短暂的。
　　
　　情绪的波动
　　
　　很显然人们的情绪每一小时每一天都在波动。根据人们自己的报告心理学家开始仔细地研究人们的情绪如何在不同的活动间波动。我这里只给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产生于对德克萨斯州大概1000名职业女性的调查。她们按照要求把之前的一天分割成一段一段的情节，就像影片一样。很有意思的是，她们都分为了大概15段情节。然后她们陈述在不同的情节里她们都在和谁做些什么。最后她们还要说出每一段情节里自己的感觉是怎样的，在这里每一种感觉都被分为12个刻度。分别显示了她们最喜欢的——性，以及她们最不喜欢的——往返两地。显示了她们最喜欢的陪伴。她们都是高度社交的——觉得任何一种陪伴都好于孤独一人。只有和老板在一起感觉稍差，这大概意味着和老板在一起性因素最少。
　　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个报告来衡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感觉如何变化。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基本上人们感觉越来越好，除了午饭后的一小段时间。同时随着一天时间的进行，她们也感到越来越疲惫，除了早上到上午的这一小段时间。但是这个调查最重要的发现不是人们在不同的活动之间反映在图标上的情感变化，而是不同的人们之间幸福总体水平的巨大差异。我们真正想了解的是如果平均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个人所能感到的平均的幸福程度。
　　
　　神经系统科学的佐证
　　
　　但是在我们这么做之前我们还得问，人们所报告的感觉是不是能够用一种客观的实体来衡量呢？我们需要确信，当人们说他们有什么感觉时，一定有相应的实体来进行客观的证明。
　　我们现在知道确实有这样相应的实体。因为人们的感觉和大脑的活动状况非常一致，而这些脑部活动我们今天随时可以测量。这种联系对我们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联系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准确无误，为我们所说的幸福像血压升降一样也是一个重要变量的结论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其次，这种联系在不同的人之间都非常适用，使我们更加确信幸福是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的。
　　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些相关的发现，其中很多要归功于威斯康辛州理查·戴维逊的卓越工作。其中一些主要的发现就是正面的感觉反映在大脑左侧前额皮层的活动区域，大概在耳朵的前上方；而负面的感觉则反应在大脑右侧某部位的脑部活动区域（这些都指的是惯用右手的人）。为了探测这些活动，我们可以用脑电图描记器来测量大脑各部位的脑电活动。或者为了使结果更可靠，我们可以用氧气流来补充耗尽在脑电活动中的能量。这些可以用核磁共振成像来进行反映。或者，稍微慢一点，我们可以用所谓的正子扫描，用在血液里放置放射性同位素的方法来测量血液流动。
　　所有这些方法都很好地证明了感觉和大脑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这里有一个例子，即将人们置于核磁共振扫描仪中然后给他们展示一些美好的或者可怕的图像。结果是美好的图片刺激大脑左侧，而可怕的图片刺激大脑右侧。
　　因此我们在这里对感觉随着时间的变化进行客观衡量。更重要的是，同样的测量可以用来比较不同人的幸福。由于人们大脑活动的方式各有不同，即使当他们休息的时候。大脑左侧很活跃的人们比大脑右侧活跃的人们更容易有正面的感觉和记忆。相应的，大脑右侧很活跃的人们更容易有负面的感觉，笑得比较少，他们的朋友也觉得他们不太幸福。有趣的是，脑电图扫描法甚至可以对新出生的婴儿进行检测。当给他们一些好喝的东西时，他们的左前脑有所反映，而难喝的东西则会引发他们右脑的活动。通过十个月的婴儿的脑活动可以预知当他们的妈妈短暂离开时他们将会有什么反应。右侧活跃的婴儿会号啕大哭，而左侧活跃的婴儿则表现的较乐观。两岁半的时候，左侧活跃的孩子相对比较自立，而右侧活跃的孩子则更加依附于母亲。不过幸运的是，在3到11岁期间，孩子们中有更多的变化，无论是性格特征表现还是用脑电波测量。
那么怎么看待负面感觉只是正面感觉的负值这个问题呢？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测量短期内的感觉，那么正面的感觉和负面的感觉其实完全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我们比较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的情况还是不同人的情况，也无论我们用心理学方法还是用脑测量法。如果测量较长一段时间的感觉，这种相关性变得较弱，但这是因为真正的幸福在变化幅度上有所下降并且被测量误差掩盖了。因此我们再一次地从概念上认为幸福是一个单一的变量。
　　最后，我要指出我所讨论的幸福的测量和很多身体健康的测量有密切的关系——幸福度的高低和免疫系统的强弱以及压力导致的皮质醇的多少是密切相关的。举一个例子，当流感在人群中蔓延时，那些左前脑异常活跃的人们得病率要低得多。
　　
　　对幸福的追求
　　
　　因此我希望我已经使你们确信，像边沁所坚信的幸福确实存在。但是边沁认为幸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事实上，他确信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好的感觉。那么现代心理学是怎么说的呢？
　　大部分的心理学家对此都坚信两点。首先，他们认为我们常常无意识地反思我们的境遇以及其中的因素。第二，我们常常被好的因素吸引并且试图拥有它或者让它持续；而我们常常因为不利的因素而不快并且试图避免它或者结束它。心理学家称为“趋避行为”。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进化过程会选择适应的物种。首先我们喜欢对我们生存有利的东西，然后我们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于是条件允许下我们才生存下来。
　　这两个心理学命题通过约翰·巴尔（John Bargh）的两个著名的实验得到了很好解释。他的方法就是在屏幕上闪现出一些好的和不好的词语然后观察人们的反应。在一个实验里他下意识地给出一些词语并且记录这些词语对实验体情绪的影响。好的词语可以改善情绪而坏的词语则会使情绪恶化——这验证了进化过程的被动性。然后他通过把词语清晰地展示在屏幕上再让实验体去用控制杆移动的方法来实验趋避行为。在A组中，实验体可以自然地抓取好的词语推开坏的词语。而B组则被要求去抓取坏的词语推开好的词语。后者的速度显然要慢于前者。
　　因此可以说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评鉴能力，告诉我们自己有多幸福并且指导我们的行为向增进幸福的方向发展。在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可能性中，我们选择那些可以使我们感觉最好的一系列行为。
　　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这很明确地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喜欢A和B，而A的代价较之B上升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较少地选择A。这种所谓的需求定律在人和老鼠的实验中都得到了证实。这并不仅适用于人类，而是适用于大部分的生命，他们都有尽可能的追求有利于自己的事物的趋向。在低等动物中这个过程也许是无意识的，而即使是在人类中，大部分时候也是无意识的，因为大脑不可能处理这么庞杂的问题。然而，我们还是有着动物所没有的复杂的额叶皮层，来实现有意识的权衡。
　　这种心理学模型很像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经济学模型。我们想要幸福并且我们在自己所面临的可能性中尽可能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主动实施的行为并不利于生存——厌食和抽烟都不利于健康。而且人们往往目光短浅，不善于规划未来的发展。因为自然选择并没有创造出完美的心智和完美的体格。我们很显然是被选择要健康的，但有时候我们会生病。同理，我们是被选择去有好的感觉的，虽然有时候也会有负面的感觉。但除了对这种感觉的渴望以外，我们无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和存在。
　　
　　全面的社会影响
　　
　　那么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呢？部分是好的。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大家各自的行动和交换使我们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当然也存在信息、眼光、外在性和经济规模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集体行为。但是，广泛地讲，在经济模型中，实际工资越高，人们的幸福度也越高。
　　这个模型的问题就在于它采取不变的思维方式。它忽略了我们的需求（一旦我们具备了生存条件后）大部分来自社会并且有很多因素影响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想要物质和经历是因为别人拥有它们。我们也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和所继承的道德价值体系的产物。我们生活在集体里，它多多少少是和平的，可以信赖的。所有这些外部影响直接影响着我们，并不以我们的选择为转移。
　　如果这些社会影响没有受到经济政策和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可以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隔离开来考虑。但不幸的是世界并不是这样，合理的政策需要伴随着很多约束的存在。
　　这种需要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事实使它变成了绝对必要。西方的人们在最近50年里并没有越来越幸福。他们越来越有钱了，工作越来越少了，假期越来越长了，享受着越来越多的旅行，寿命也不断延长，而且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好，但他们却并不是越来越幸福。这种非正常现象应该成为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切入点。所以我下面就要论述这个事实。
　　
　　幸福的发展趋势
　　
　　就美国来说，综合社会调查项目在1970年代早期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体而言，你对今天怎么看——你觉得很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呢”。经过调查，人们认为幸福的分配在这段时间里其实并没有改变。
　　在1970年代之前，盖洛普就针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调查，他发现，感到非常幸福的人数比例在1950年代呈上升趋势，1960年代有所下降，然后趋于稳定。这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趋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就日本而言，关于幸福度的数据自1950年代以来也很连贯。尽管人均收入增长了6倍，幸福指数却没有什么变化。在欧洲，欧盟民意调查也在1970年代早期开始了相关数据搜集，同样，幸福度并没有提升。而且如果我们分开来看每一个欧洲国家的话，除了丹麦和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幸福度都没有上升。
　　首先让我们来处理几个问题。怀疑者也许会说：人们可能仅仅是提高了他们所谓的“非常幸福”的标准而已。他们对幸福的期望值提高了，因此，尽管他们事实上是幸福的，但他们并不称自己是幸福的。
　　我们有两个技术性和两个实质的理由来确信这并不是合理的解释。首先，欧洲调查数据也告诉了我们人们是否“满意他们的生活”。满意这个词比幸福这个词更加的具有相对性。因此如果不断上升的期望值否定了我们所说的幸福度呈下滑趋势的话，那么它对满意度的影响应该更大。事实上满意度的发展趋势和幸福度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此外，如果人们现在比过去对幸福的期望值更高的话，一个人应该确信期望的幸福度的最大变化应该发生在群体之间，而不是在群体内部。然而在每个群体内部，幸福度在人的一生中非常的稳定，尽管其收入急剧地上升。
　　但这些只是技术上的论证，而我们还有两个实际的理由，一个反映在各个国家的横截面上。另一个就是抑郁和犯罪率的上升。
　　
　　比较不同国家的幸福水平
　　
　　一旦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超过15000美元，幸福水平似乎就不受人均收入影响了。然而对穷国家来说，收入对幸福水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这个规律也被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序列打破。当你接近温饱水平时，收入确实很重要。但对人均收入超过15000美元的国家来说，人均收入和幸福度的不成比例确实让经济学家头疼。
　　当然人们也可以提出疑问，是否幸福这个词在不同的语言里有不同的指向。如果指向不同，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就毫无意义。然而各个国家可以在三个不同的指标上进行定位：他们有多“幸福”，他们有多“满意”以及他们给生活打了一个什么分数，使用从“最糟的生活”到“最好的生活”这样一个相同的刻度尺。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用这三个指标来进行定位，这就意味着文字并不会引起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明，那就是在很多语言中，词语往往有着同样的意思。例如，一组中国学生要回答幸福的问题，一次用中文回答，一次用英文，中间相隔两周时间。结果学生们得出的幸福度无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英文测试中都完全一致。由于英语和中文的差别很大，这个发现很能说明问题。同理我们也可以在瑞士选择三组人——分别说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三组学生对于幸福的问题给出了非常相近的答案。而且有趣的是，每一组里的瑞士人都比那些说同样的语言但是居住地比邻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人们要幸福。因此国家和生活状况才是影响人们感到的幸福度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并非语言。
　　那么有一个问题，一些国家的人们会不会因为地区文化标准的影响而报告了更高或者更低的幸福水平呢？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迹象——例如还没有明确的趋向表明有个人主义的国家报告的高或者集体主义国家报告的低的问题。而且幸福的观念似乎在不同的文化里都有一样的亲和力——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近99%的回答率。
　　因此比较不同的国家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观点，即人均收入超过15000美元的国家，人均收入的更高水平并不意味着同样高的幸福水平。
　　
　　抑郁和犯罪率的发展趋势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衡量国家的生存状况，在幸福度较低的地方，我们发现更多的抑郁、酗酒和犯罪情况。
　　所有的发现都表明，临床忧郁症在二战后有所增加。所谓的临床忧郁症我并不是指在某个阶段我们普遍经历过的痛苦状况。我指的是一种明确定义的精神病学的状况，即一个人在至少几周时间内不能扮演自己正常的社会角色。评鉴精神压抑的流行，我们要看一项访问调查，在这项调查里人们汇报自己的经历，然后由调查组织的专业人员进行分析。在美国35岁的人群中大概14%都经历过精神抑郁。很多还不只经历过一次，可以说在任意时刻，大概占总人口2%的人群患有抑郁症。
　　这个增长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对出生在不同年份的人们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以生活在1950年代的35岁的人群为例，那么只有2%的人有过精神抑郁的经历。而现在这个比例达到了14%。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抑郁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二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其他大部分可以找到数据的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增长的幅度之大存在一些争议，但没有人认为随着绝对贫困的急剧下降，抑郁也相应地下降了。
　　自杀率也许并不能提供太多的相关证据，因为在所有代表国家中，只有1%的死亡是由自杀引起的。因此可以说这是痛苦的极端。但是自杀率在除了美国、英国、瑞典和瑞士以外的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确实是上升了，而且几乎每个发达国家的年轻人自杀率都有所上升。
　　我也不应该执着于用药物滥用人数比例的增长来说明问题，因为不同国家提供药物的标准不同。但酒精成瘾是不幸的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而酒精依赖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20世纪的前1/4时期，酒精消费在很多国家是不断下降的，而在第二个1/4时期，则基本保持不变。在此之后，除了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酒精消费都急剧上升，而法国的酒精消费额也高于世界各地。在美国，超过1/4的白人青年称自己曾经经历过嗜酒问题。这和称自己经历过嗜酒问题比例低于15%的老年人（65岁以上）形成对比。然而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于医学——除法国以外，1950年代以来死于肝硬化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
　　然后是犯罪，犯罪也如是。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犯罪率在一战前是下降的，同样即使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然后在两战期间保持稳定，而且大部分人们都认为，如果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犯罪率可以降到更低。然而情况恰恰相反。除了日本以外，大部分国家的犯罪率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大概上升了5倍——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英国，有1/3的年轻人在30岁之前有过犯罪记录。如果联系到这点，那么全面幸福指数无以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论
　　
　　让我来回顾一下我们目前已经得出的结论。首先，我已经证明了制定合理的政策是有可能的，因为幸福实际是一个变量而且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我已经证明了这两种情况。我们正处于传播这些知识和这些测量手段的起步阶段。但我们足以看到它的发展前途。其次，我们也知道幸福是人类动力的基础，尽管我们常常做出一些有悖于我们总体利益的行为。第三，我们已经发现在最近50年里幸福度并没有提升。这并不应该使我们气馁，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迄今为止最幸福的社会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话当然是好的，尤其是对那些最不幸的人们来说。
　　（庞娟 译）
　　【作者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摘自《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