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术学徒最后怎么样了:荆轲壮别何处

 

燕下都遗址

　　公元前228年。古易水上。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饯行。壮别之际，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世上有此一首《易水歌》流传，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也被世代传颂，而如易水长流。
　　
　　易水长流
　　
　　这是史书上沉重的一页。时秦已灭赵，威逼燕国。荆轲此举，实关系到燕之存亡。为谋划此事，太子丹费尽了心力。此前，有处士田光自刎于友人荆轲面前，以激志明心；秦之逃将樊於期也自愿献出了秦王悬赏“金千斤、邑万家”的头颅。对于易水之别，《战国策·燕策三》有如此经典性的记述：“（荆轲）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去了，没有复还。
　　为追寻荆轲旧迹，在世纪之初我来到河北易县。城东南不远即著名的燕下都遗址。放眼望去，仍见大段大段的城墙残存，在城角村南的一段城墙残高近7米，可使人多少领略一点昔日的雄姿。城东北部所残存的十余座土台排列有序，位于中心的武阳台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140米，南北长110米，应该就是典籍中所称的“金台”了，其北原有“金台陂”，今已干涸。其城墙与台基皆用黄土夯筑而成，是黄土文明的结晶，体现了一种凝聚力，也显示了古老和永恒。战国之世，燕都蓟城（今北京），而另建此城为下都。其北临北易水，又称濡水；南临中易水，兼称武水，古以水北为阳，故称武阳城。19世纪末，这里有“齐侯四器”出土。20世纪初，又发现“铜龙”，遂引起人们的注意。
　　70余年来，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使燕下都武阳城的轮廓得以完整地揭示出来。其东城营建在前，西城扩筑在后，整座城东西长约8000米、南北宽约4000—6000米，为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第一大城。与沉埋于丝绸古道上的楼兰、尼雅等城址相比，无论是就建筑规模而言，还是就历时久远而言，燕下都都远超于前者。它虽已沦落为墟，但并未远离尘世，依旧与后继者“长相随”，阅历人事的成败，向世人昭示传统之力。古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朝”之说，燕下都堪称“大隐”。
　　燕下都遗址有许多兵器出土，已发掘的大、小墓葬中也多见有兵器为随葬品。城址南部解村附近有为世所瞩目的14座人头骨丛葬坑，据发掘者测算其所掩埋的人头骨在3万颗以上。葬坑内的头骨有的带有三棱式铁铤铜镞，有的被砍去下颌骨，有的被砍去枕骨。这一切都显示了其所处时代战事频繁和战争的残酷性，或有助于理解太子丹及荆轲等所作所为。当年，太子丹即以此为据点进行谋刺秦王的活动。在武阳城西，古有荆轲馆，为荆轲所居之“上舍”。今易县西荆轲山上立有“古义士荆轲里”石碑；又有圣塔院寺塔，始建于辽，明代重建，八角十三层，因碑文中有“寺与塔为山而设，为荆轲而设也”，故俗称荆轲塔，清代寺中供有田光、荆轲、高渐离三义士牌位。在荆轲馆西北，古有樊於期馆，为其授首于荆轲处；在荆轲馆西南，古有渐离城，为荆轲之友高渐离居所。对于这些遗迹，历代志书多有记载，虽互有异同，已不能完全指实，然大体上是可信的。
　　另有“送荆陉”在南易水（古又称雹水）之南，相传为太子丹等送别荆轲之处，则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上引《战国策》所记“送之至易水上”后接“既祖，取道”。其“祖”，注家多解为行祭即祭道路之神，实太牵强。又查《墨子·明鬼下》有言“燕之有祖”，而清代大学者王引之、孙诒让等均释为“祖泽”，当指湖泽而言，似符合其本义。然在古书中不见此一带曾存有较大水面的记载；观察其地势，亦无蓄水为池的天然条件。祖泽显然不在这里。为找到荆轲壮别之地，先要寻觅祖泽。
　　
　　寻觅祖泽
　　
　　我将目光投向白洋淀及其周边的安新、容城、雄县等地。古书中有关荆轲壮别于这一带的记载亦多见。
　　在容城与雄县交界地带今残存有数座古城址。对照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其雄县古贤村遗址当即晋时易城县之所在；容城晾马台遗址为汉末公孙瓒所筑易京城，后世称“小易城”；而容城南阳村“燕国城”遗址则为周代燕都临易城，古易水流经其城南，故称临易，后世称“大易故城”。燕人为召公之后裔，周初召公受封于北土，建都于今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当古称水）镇北，而称国（秦汉以后改作燕国）。至燕桓侯（公元前697—691年在位）时徙都临易。其所在“燕国城遗址”现存一台地，北坡高出周围地面2—3米，当地人称“城坡”。此台地应即燕都临易城内宫城遗址。在此一带出土有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如郾王职戈、郾侯载戈等）、陶器、骨角器及货币等，其中一件属春秋时期的铜壶于近左铺首处阴刻“西宫”二字，于近右铺首处刻一“”字，并在壶口与壶沿上刻“右冶尹”三字，可进一步为此即燕都临易城之所在提供佐证。其“右冶尹”为掌冶铸事之官。
　　《墨子·明鬼下》载：“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此事亦见于《法苑珠林·君臣篇》，而径作“简公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依古礼制，诸侯国君需祭祀与国事相关诸神及其封疆内名山大川等。齐之“社稷”即齐都城内祭祀土神、谷神之所；宋之“桑林”即宋都城外祭神求雨之所；楚之“云梦”即云梦泽，为楚国境内大泽；燕之祖泽与其相类。国君行祭礼，臣民男女可聚合在一起随观，为古之遗风。其境内大川，一般是在国都郊外面向其所在方位远望而祭，称望祭。燕简公（公元前504—492年在位，或公元前504—460年在位）时国都临易，其亲临祖泽而行祭，当是由于离祖泽较近之故。由此推知，祖泽应指今白洋淀一带的水面，而“祖”即由临易城通向祖泽之路。燕臣庄子仪死而有知、击杀燕简公于“祖”之事，或是出于幻觉，然被记于燕之《春秋》，又被《墨子》等书所引，竟成为今日寻觅祖泽所在的线索，颇令人感受到文字符号传递今古信息之功能奥妙无穷。
　　战国时期，赵国兴起，燕都北迁于蓟（今北京），临易城改称易，曾一度为赵所取，后又回归。此一地带为燕与赵之分界，古有“燕南赵北”之说。若以上对“祖泽”的探索无误，则应确信荆轲壮别之地即在此一带。作为历史的见证，这里有古秋风台。
　　
　　古秋风台
　　
　　在安新县文化局院内，我见到残碑一通，为清道光十六年（1836）安州天宁寺主持源按原尺寸重刻，上记当年燕丹等于此送别荆轲之事。此碑原立于安新县安州镇西北3公里古秋风台上，战乱中一度失落，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发现，现正准备重立于原址。查康熙十九年刊《安州志》卷七《古迹》载：“秋风台，在城北易水旁，即燕丹送荆轲之处。”再往前追溯，则有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归义县即沿于原燕都临易，而治所稍北移。此前有北魏学者阚在述及故临易城风物时谈到荆轲别地“疑于此也”，而为郦道元《水经注》所征引，并言“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其就当时所见所闻来考辨此事，或偏于信，或偏于疑，均未予以轻率的否定，足见有关证据之过硬。而之所以有所疑，则很可能由于此一带地貌变迁太大，致使古今名物无可比附。
　　根据地质学研究，今白洋淀至文安洼一带洼地形成与第四纪地质构造凹陷有关。其为众流所归，携沙甚多，又受气候冷暖及海浸进退的影响，水面时而扩张，时而收缩。距今约1万年前，原已干涸的白洋淀地区水面首先在地势最洼处再度兴起。至距今7500——2500年左右，是白洋淀扩张的全盛时期，东北起自永清，向西南经霸县、雄县北部，西去容城再折而南下，经保定、清苑、望都与定县北部，再东去安国、博野，直趋肃宁、河间地区，东部与古文安洼水域相连。距今2500年以来，湖水变浅乃致解体、收缩，有部分地区干涸。春秋战国之际，正值其水面收缩期。不过，“祖泽”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另有《尔雅·释地》等所记“燕有昭余祁”，其“昭余”二字当为“祖”之缓读，或“祖”为“昭余”二字之急读；而“祁”通于“睾”，古书中又有以“泽”作“睾”者。可知二者所指相同。古时北、中、南三易水先后交汇于今容城西北，又东南流至容城、雄县一带注于“祖泽”。至战国晚年，荆轲别此，很可能还大致保持着这样的景观。而后，就渐渐面目全非了。汉代学者无一能指明“祖泽”或“昭余祁”当在今白洋淀地区。晋时文学家左思作《魏都赋》，有“掘鲤之淀”句，据注家所释当指今白洋淀（特指），已是“祖泽”解体后之孑遗了。
　　以古文献、考古资料与地质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而推定古祖泽之所在，从而使荆轲壮别于此得以明确。当年，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送行，当是自燕下都启程，乘舟顺易水而下，至此入祖泽，“既祖，取道”。其“既”，原意指人饮食完毕，引申为止、尽、经过等义。“既祖”即经过祖泽。至于其弃舟登岸处是否即“古秋风台”之所在地已无从推考。不过，这一点似并不很重要。立碑之意，在于可使人临观而感，它至少是与之相近。临于此，同样可以加深体会当年荆轲壮别的心境。由于历史的行动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最后的结局往往难以预料，因而人们更看重行动之前的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这种抉择，并应该对自己的抉择负责。如太史公所论：荆轲们之所以“名垂后世”，是因为“其立意较然（明确），不欺其志”。（《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去了，惟余易水秋风。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风萧萧兮易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