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漫画 工口肉番:百年进藏记

　　雪域高原也无力阻挡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翻过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铁路顺势而下，一头扎向广袤的高原腹地。千年雪山把朝霞映射在钢轨上，泛起金属的坚硬光泽。

　　这是一条工业文明的“天路”。路的东头，1865年北京城外的第一段铁轨曾引来“观者骇怪”；五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通商使团”携“奇技淫巧”从此纷至沓来。

　　路的西头，一个英国“使团”经过多年筹划后，用枪炮开路，终于在1904年踏进拉萨。“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当年的英国随军记者记录。

　　“骇怪”之后近半个世纪，北京城里进退失据的大清王朝倒台了。取而代之的革命者宣称，要将强权阻于外，铁轨通于内。宏愿在另一批革命者手中得到实现。

　　也是近半个世纪后，诅咒英国“使团”的喇嘛和噶厦官员，把“新汉人”迎进了拉萨城。多年以后，和平解放的石碑在市中心屹立，与巍峨的布达拉宫遥相对望，新旧之间，纪念着两个民族曾共同经历的洗礼与重生。

　　但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宗教和世俗急剧碰撞之下，茫然困惑依然难以避免。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旧西藏的噶厦政府，一度以为可以继续把大门关闭。

　　无论怎么封闭，再也不可能置身世外了。雪域千年的暗夜，注定要被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汽笛声惊动。

　　英国人入侵

　　从拉萨往南400多公里，亚东是中印边境一座小城。从城边的噶举寺再向南眺望，边境线上则里拉山口和乃堆拉山口蜿蜒而来的土路交汇在半山腰，顺着干涸的河谷下来，依稀可见残遗着一条碎石铺就的驿道。

　　数百年来，当地马帮就踩着这条一米见宽的小路往来中印之间。1903年，荷枪实弹的英国人以通商的名义，也沿着这条路踏进西藏。

　　对于西藏的资源和地缘优势，“日不落帝国”垂涎已久。几乎在敲开中国东部海防大门的同时，大批训练有素的探险家和化装成朝圣者的秘密测绘间谍，开始年复一年深入到藏区腹地。

　　后来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的霍尔迪奇(Thomas Holdich)，就曾用“无穷的矿产”来形容西藏东部。在了解俄国人的蚕食意图之后，他不无遗憾：“我们从未去探险过。”

　　翻开世界地图，可以更清楚冒险家们的想法。西藏的西南侧，坐落着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印度；东侧是富庶的四川盆地；西北方，还有被称为“地理枢纽”的中亚各国。高原耸立在亚洲大陆中部，睥睨着四周辽阔的平原。

　　这是殖民帝国向全球急剧扩张的时代。帝国的影子背后，资本正在成为整个文明的动力——即便帝国本身，也要为财富效劳。而凭借工业革命的成果，征服者得以将触角恣意伸向非洲的荒漠、拉美的丛林，雪域高原也莫能例外。

　　与在中国内地武力通商同步，“从这个时期(1860年代)起，我们可以找到英国要求开放西藏的一系列企图”，英国学者蓝姆(Alastair Lamb)在专著中如此评述。尽管在后人眼里，这样的开放，无非只是为伦敦的交易所又增添了一堆闪亮的筹码。

　　19世纪的西藏，就在小城亚东，已经听见越来越急促的敲门声。想躲，是躲不过去了。1888年，英国人终于首次入侵。

　　修建在山坳中的噶举寺，背山望水，肃穆庄严。本刊记者抵达的时候，这座隶属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的庙宇，正迎来又一次政府修缮。“寺里供奉着一尊护法神，是十三世达赖下令从巴夏寺转移到这里的。”前来督查的亚东县统战部部长达瓦次仁站在寺前告诉记者。

　　巴夏寺早已消失在远方的崇山密林里。面对当年武装越境的英国人，藏军严密设防之外，并请出临近巴夏寺的护法神施展法术。可装备着现代武器的英军显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藏军溃败之后，寺庙也从此被废弃。

　　英国首次侵藏后数年，清政府抵挡不住压力，像内地已多次上演的一样，签下不平等条约。在拉萨海关的历史陈列室里，政工办主任尼玛次仁指着老照片告诉记者，1894年，亚东被开放为商埠，并开设海关，由英国人管理。

　　但英国人的胃口并未满足于亚东，要求将市场深入到西藏腹地甚至拉萨。双方对通商问题的意见不一，加上划界、游牧等遗留问题，英国人开始准备第二次武力进攻西藏。

　　1903年12月12日，英军3000人在少将麦克唐纳和商使代表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的率领下，翻越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以通商为名，行入侵之实，西洋的冒险家视之为对自身价值标准的一次理所应当的普及。

　　“惟于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于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荣赫鹏侵入西藏后发表的演讲，将这一态度表露无遗。

　　上了一堂主权课

　　从亚东往北，海拔陡升，随后一路起伏，不断翻山越岭，如今经江孜到拉萨的柏油路上，犹有不少窄道急弯。可以想见，百年前英军踩着土路仰攻而来，实在并不占据地利。

　　兵员数量也不占优。在亚东往北近百公里的曲美雄古，1904年3月已有藏军3000多人驻守，而英军仅预备1000余人。双方在此对峙，荣赫鹏利用武器的差异欺骗藏军，声称谈判停火必须熄灭火绳。藏军应允。随后英军将机枪架好，把上千藏军包围在围墙一角进行扫射，随后乘势向北进攻。是役，藏军共伤亡1400余人，英军仅伤亡15人。

　　百年之后的曲美雄古，早已无处寻觅枪声。只有高原的风静静掠过残留的几堵土墙，供人遥想凭吊。

　　一百多公里外的帕拉庄园，当年的大领主从这里派出卫队援助藏军。庄园里仍然陈列着当年装备的土枪。讲解员格桑顿珠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土枪需装填火药、点燃火绳才能发射子弹，每射击一次大约耗时五六分钟。

　　而此时的英军，已经装备了马克沁机枪。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护卫的清军就曾见识过这种射速高达每分钟600发的现代武器的威力。

　　双方军队装备和战略战术素养的悬殊，使得战争成为一场屠杀。为此，英国《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坎德勒(Edwudn Candler)声称，“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藏军)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在部分殖民者的思维里，世界只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运行，凡是不能顺从的民族和文明，那就只能用枪炮来上课了。

　　曲美雄古一役后，英军决意北上拉萨，在江孜宗山等地再度遭遇大规模抵抗。现在站在山下高耸的抗英纪念碑旁，仍能远眺到宗山城堡残留的英军炮火轰击痕迹。离此不远的乃宁寺，也犹有一段残垣，无言诉说着当年的战火。

　　西藏并不乏可歌可泣的不屈反抗，但对当年的英国人来说，这只是“护使通商”途中的小插曲，他们唯一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同样对西藏虎视眈眈的俄国人的态度。

　　英国人进入西藏，让势力正深入中亚的俄国人感受到了威胁。俄国人意识到，失去清政府的荫蔽，地广人稀的西藏无力自守，必然会倒向另外一方——而俄国尚未做好准备。故此，俄国驻英大使数次发出警告，表示西藏为构成中国之一部分，“不能坐视彼邦现状之变动”。

　　作为对“豪强友邦”的回应，英国接连表示“固无意兼并彼邦”，“只要其他列强不图干预藏事”；同时意欲借助一系列条约文书，将西藏营造成一块亲英的缓冲地。

　　双方角力，皆遵照在欧洲已通行数百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则，虽然即将在全世界自觉或被迫地通行，此时却还没有被所有人意识到，其中就包括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有泰采取了隔岸观火的姿态，甚至颇有兴致地在拉萨附近树林里唱歌跳舞。

　　有泰的颟顸在后来的史书里一再被痛斥。也有西藏历史研究者指出，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有泰)首先还没有懂得什么是主权，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这些现代文明秩序的概念，既已被枪炮带到了东方，就必然给后者留下深刻烙印。

　　1904年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占驻布达拉宫后的拉鲁庄园。随着内外压力渐增，尤其英俄之间罅隙不断，在高原的冬天来临之前，英军索取赔款，沿原路撤回印度，把拉鲁庄园还给西藏，把西藏还给中国。

　　如今，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藏最大贵族的庄园，已经成为一个居民社区，藏式小楼背后，是被称作“拉萨之肺”的一大片城市湿地。过往的行人，或许会描述起往昔贵族的奢华，却鲜有人记得当年英军的匆匆而过。

　　尽管只是拉萨的过客，英国人却迅速给中国上了一堂关于国家主权的课程，让此后的当政者都意识到，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从此必须以应对西方游戏规则的方式来经营了。

“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后人无疑记住了这个教训。1949年下半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席卷整个大陆时，解放西藏被明确提上日程。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途中，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解放军第十八军受命进军西藏。1950年2月，军长张国华在一次部队动员讲话中说：“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因“救亡图存”而诞生和壮大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熟稔现代主权观念，并对残酷的国际丛林法则深有感触。

　　此时，美国一改之前态度，对“西藏问题”日益表现出兴趣。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政府，尽管于1950年4月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试图继承英帝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其“缓冲区”策略，1950年末，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接连向中方递交备忘录和照会，对解放军进藏提出异议。

　　作为回应，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屡次态度鲜明地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

　　1950年初至9月，解放军进驻四川、青海的康藏地区，除在全军物色藏族干部外，也在当地吸收了大批藏族青年，包括时年20岁的阿拥、14岁的娜喜，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娜喜对本刊记者回忆，解放军和蔼可亲，她在学歌之余，听了“共产党来了没地的分地、没房的分房”的道理，便要跟着去西藏“解放像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娜喜和阿拥分别加入十八军文工团和医疗队，后来分别从西藏自治区民宗委和日喀则医院退休。

　　就在解放军准备入藏的同时，北京用各种方法与拉萨接触，争取和平谈判，但收效甚微。西藏当局决意关闭和谈大门，同时陈兵昌都。中共中央遂决定实施昌都战役，以打促和。

　　昌都历来是藏东重镇，地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之畔，扼青、康、滇、藏交通要冲。即使今天，从城区到最近的邦达机场，犹需经过两个小时险峻山路。本刊记者出发时，东方微白，从山上望下去，大江如练，天色要更亮一些，江水方才显露出暗涌湍急的真面目。

　　1950年10月7日的拂晓大约也是这样。侦察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大军同时分兵数路迂回包抄，于19日晚进入昌都市区。藏军“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全线向西后撤。

　　从昌都城区往西南方向三十多公里，山路连绵，旧的朱贡寺已经被废弃在一片山坳之中，白墙红顶的新寺修在不远处的山巅。这里是昌都往西通向那曲、拉萨的必经之路。时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领藏军大部撤退至此，却发现后路已被解放军阻截。经过商议，阿沛决定与解放军接洽。

　　至24日，昌都战役结束。噶厦政府也不得不被拉到和平解放的途径。

　　欢迎“人民的军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因其共有十七条条文，又通称为“十七条协议”。

　　10月24日，达赖喇嘛通电北京，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当日，十八军和西藏工委机关、部队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东郊。

　　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东郊举行隆重仪式，以示欢迎。噶伦(主持噶厦政府工作的官员)拉鲁在欢迎词中说道：“在西藏，过去来过皇帝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我们都未欢迎过。这次来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我们才进行了欢迎。”

　　解放军素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闻名，进藏之初即已制定“政治重于军事”的方针，其一言一行更以民族宗教政策至上，途中已有“嘉萨巴(新汉人)”之誉。“第一课就是要严格遵守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十八军骑兵独立支队老战士赵钦贵回忆，尽管部队进藏后粮食供给非常困难，但“抓一条鱼就要进劳改队”。

　　《解放西藏史》中亦载：“为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得不停止捕捉鼠雀。……靠购买少量糌粑、土豆和挖野菜维持生活。”

　　平等，是共产党带给西藏全新而深刻的印象。在内地，这同样也人心所向。1951年，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宴会上说，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

　　不过，虽然被噶伦称为人民军队，解放军进藏后并未如内地一般马上“解放穷苦人”。1951年的拉萨，在刚进城的娜喜印象里，首先是贵族们穿着唱藏戏似的大褂在林卡(树林)里喝酒游玩，一旁有光着腿的仆人小心伺候着。而在布达拉宫的后面，遍地是坐在太阳底下抓虱子的乞丐。

　　赵钦贵所在的骑兵队进到拉萨时，路上还有骑马的贵族鞭打牵马的仆人，“看不惯也只能忍”。倘若遇见怀有敌意的藏军，则要“吐痰不还口，打人不还手”。

　　这是和平解放与十七条协议的妥协。即便在武力解放的昌都，共产党采取的策略也是与当地活佛、土司共同组成人民解放委员会，依靠后者开展工作。昌都地区党史办副调研员郑华说：“达赖叛逃之前，统战工作是第一要务，而不是为了推翻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

　　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相遇在一起，如同流经昌都的昂曲和扎曲在澜沧江头交汇，免不了波涛起伏，暗流涌动。

　　民心也在这时开始起变化。进入西藏伊始，解放军即按照时价，对支前、筑路的当地民工按劳付酬，而几百年来藏军支“乌拉”差从不付钱。山南地区当时一名贵族因自己的农奴没有支“乌拉”差而进行责打，这名农奴跑到共产党的驻地求援。“老百姓虽然逆来顺受惯了，但好赖还是分的。”赵钦贵说。

　　1953年，康藏公路西线开始筑路，参加施工的除解放军驻藏部队外，还有噶厦政府从西藏各地派来支“乌拉”差的近万名藏族民工。与第一次领到支“乌拉”差役工资而雀跃激动的民工不同，远在拉萨的噶伦索康惊呼，“西藏要地震了”。

　　“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创举”

　　从地图上看，康藏(现川藏)、青藏公路如两条细线，悠悠然把拉萨同内地系在一起。坐着车子去实地走一遭，才遽然发现，这是关山阻隔中的绝路逢生，实实在在的“天堑变通途”。

　　一条是在悬崖峭壁上生凿出通道，横断山脉的落石随处可见；一条是沿冰峰雪岭盘旋而上，风雪冰雹不绝于路。

　　1950年，两条公路相继破土动工。周恩来指示，“平时两路都通车，万一断了一条，我们还有一条。”两年后，康藏公路通车昌都，毛泽东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此间，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数次向北京表达了发展经济的愿望。1952年8月，毛泽东复信达赖，允诺中央政府一定会予以帮助。次年，再度复信，“(所需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正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达赖、班禅分别发来贺电。“这不仅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奇特的创举，……对于发展西藏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也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达赖在贺电中说。

　　以3000人牺牲的代价筑成两条现代公路，彻底改变了西藏人背畜驮的原始运输方式，从此，来自内地的血液源源不绝输入高原。“50年来，祖国内地通过川青藏公路运入西藏的物资共达2000余万吨”，《西藏日报》2004年的一篇报道统计。

　　如今，沿318国道绕到拉萨城南，纪念公路通车的石碑就伫立在波澜不惊的拉萨河畔，日夜凝望着这座已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高原之城。从碑下擦肩而过的路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藏语之外，也有普通话、青海话、河南话，以及必不可少的四川话。

　　距离纪念碑不远的拉萨河大桥，造型仿拟雪山、哈达，在高原特有的蓝天映衬下，煞是雄伟。2006年建成通车后，即成为另一项西藏亘古未有的创举——青藏铁路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经格尔木，西至拉萨，全长近两千公里。其蓝图最早曾出现在孙中山1919年写就的《建国方略》中。1958年，铁路东线动工修建，1984年建成通车；西线则于2001年正式开工，至2006年建成后，从格尔木至拉萨只需不到半天。

　　在当地的新闻里，铁路开通让拉萨街头的商贩非常高兴，“他们都觉得生意会越做越好，生活也会越过越好”。

　　通车当年，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对外表示，青藏铁路不仅将延伸至日喀则市，还将最终抵达中(国)尼(泊尔)边界。

　　“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早在1959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已经意识到，西藏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大。

　　“你瞧瞧这火车，每天能拉多少车皮进西藏。”2011年4月20日北京开往拉萨的T27次列车上，一名被派驻到格尔木勘探地矿的东北男子对着窗外发出感慨。

　　旧面孔，新面孔

　　列车的同一节车厢里，坐着数十名韩国游客，对着窗外的高原雪山不时发出阵阵惊呼。如此辽阔壮美的景象，想必是别处不多见的。

　　一名机械润滑油公司的销售人员对邻近游客的惊叹有些不屑，“每年往来好几次，没什么可看的。”他在意的是即将通向的市场，“西藏的市场现在一般，但我们公司看重的是未来。”

　　还有休假归来的武警战士、在林芝打工的四川妹子，以及只身旅游的年轻白领，一起汇聚在这列呼啸进藏的快车上。“不是说么，去西藏的都是‘三失’人群，失业、失恋、失意”，当被问及对西藏的印象时，一位年轻的女子笑了，“是一个带有符号意味的地方。”

　　这种意味，在大昭寺和八廓街最能体会得到。澄净的蓝天下，寺庙金顶闪烁着耀眼阳光，酥油和藏香的熏染中，信徒们面容平和，脚步坚实，川流不息，日复一日诵经循环。

　　熙熙攘攘中的安宁，或许这就是西藏与日俱增的魅力所在。只是一瞬间，不禁蓦然起念：这种意味，是否终有一天会成为只是一个符号？

　　路过拉鲁湿地旁整齐停放的一排排崭新的挖掘机，在拉萨做生意的多吉江村想起了昌都老家。听说本刊记者要去昌都，他有些激动，还感叹“老的东西都拆完了”。

　　其实，千里之外的昌都，老的东西并没有拆完。山顶巍峨依旧的强巴林寺，如今还住着一千多位喇嘛。不过在山下，政府官员的确正为这座山城没有更多建设土地而发愁。

　　中印边境的亚东，援藏干部也正为这个边陲小县制定“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但从上海来的县委书记纪晓鹏和常务副县长吕晓钧都有些惋惜：为什么老百姓有了钱，就要把以前漂亮而独特的藏英结合式老房子拆了，建成和内地一样的钢筋水泥楼房？

　　恍惚之间，西藏的面孔似曾相识。走在今天的西藏，依稀能找回内地昨日的几分旧影。只是在高悬的经幡和垒起的玛尼堆旁，也许忽忽若有所亡的人心，能找到更多的安放处。

　　但在主权完整的前提下，这些变革与一百年前已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在英国人曾用武力威逼通商的亚东，中国斥重资修建起交通和市场，等待边境对面的回应。

　　通商现在是中国人最想做的事情。“不仅县里，甚至全自治区，都希望这个口岸早日开放”，亚东县委书记纪晓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