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改朝换代

作家 苏小和
2011年05月27日 09:38   

.cppTip{float:left; width:600px;padding:0 0 2px 0;}.img2{float:left; width:78px; background: url(http://res.news.ifeng.com/5f4a67b74f493daa/2011/0308/d20110308001.gif) no-repeat 0 0; padding:8px 20px 0 5px;}.img2 img{ padding-left:2px;}.img2 h3{font-weight:normal; padding-top:18px;}#artical_real .tipTxt{float:left;width:470px;margin-top:10px;border-left:2px solid #95a09a; line- height:24px; padding-left:22px; font-size:14px; margin-bottom:0;}.line01{clear:both; height:21px; line-height:0; font-size:0;background:url(http://img.ifeng.com/page/dot.gif) repeat-x top;}

核心提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主要态势是进一步的技术化，进一步的全球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谓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几乎所有在技术进步面前盲目守旧，排斥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最后都无法避免落后甚至是垮塌的命运。

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史以来，从大格局的意义上，是贸易扩张和技术进步促成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技术的进步，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被动姿态。这导致整个国家虽然出现了技术的革新，但是却陷入了一种改朝换代的窠臼之中。

如果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晚清的确处在一个亚洲腹地的被动状态。这种腹地意识被费正清的研究进一步放大，他认为北京从亚洲腹地的各个属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清朝只是求得相对的安宁，并无他求，满族人征服亚洲其他国家，也是出于一种腹地安全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贸易利润。这种非经济，非贸易，非市场的国家战略，事实上于事无补，比如英属地印度的扩张使得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受到了威胁，马赫杜姆家族的商业野心和宗教追求，让清朝在新疆的统治遇到了挑战，至于强大的俄罗斯，一直对新疆、蒙古还有东北虎视眈眈。不过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晚清政府看来，都是遥远复遥远的事情。这个看上去宏大复宏大的天朝，迷恋在一种农业的小范围的单向度的文明里，对于蔓延世界的贸易和工业化，充耳不闻。

这正是一个国家在大势面前的无知。因此19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对西方贸易的被动反应，而且一直是一种被动的抵制，而不是被动的迎合。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才决定改革开放。这种姿态，事实上是延续了晚清被动参与国际贸易的历史脉络，只是这一次不是被动迎合西方经济，而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主动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相比中国的被动姿态，中国的周边国家如印度，日本，同样属于后发国家，但方法却大不一样。印度基本上全面接受了英国人的方式，开始按照加尔各答的发展形象来改造整个印度，日本则对近代化的发展有一个相当清晰的把握，他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真正的开放，这种开放的主题，其实就是学习西方。但是中国就没有这么顺利了，不仅国家的意识形态持续守旧，拼命排斥西方新技术，而且抓住内战的机会，放弃了本来已经成型的条约口岸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倡导的发展模式。

清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是排斥新技术的结果。但在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上，却是民族主义，天朝传统。这与后来蔓延开来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吻合。比如反复使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些具有阶级特征的名词，让民族主义找到具体的敌人，然后对具有明显经济特征的国际贸易大加阻挠。由此，一种纯粹贸易技术层面的经济学现象，被清朝人涂上了浓厚的政治、道德色彩。

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民族主义狂潮，都与排斥技术有关。第一次是晚清高举“自强”的意识形态旗帜，拒绝西方技术；第二次则是1949年之后高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将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这种思潮或者说方法，到今天为止，还很有市场。当年晚清官僚认识到技术的落后，很不情愿地提出一个妥协式的措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算有点学习精神，1949年之后则干脆完全封闭，关起门来赶英超美，用一种大跃进的方式，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荒谬的经济发展闹剧。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民族主义封闭经济政策并非中国人独创，而是有着成体系的理论基础。1949年—1959年发展起来的辛格•普雷比什•迈尔德尔（singer-prebisch-myedal）的“吸收论”。认为不发达国家没有从同富裕国家的商业联系中受益，造成了穷国的出口发展，也许曾吸收了原来就几乎没有的企业家首创精神和国内投资，从而阻碍了这个国家的真正的发展目标。古典经济学派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侯继明先生的《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1840—1937》 认为，这种论点不适用于中国近代社会。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平台似乎不关注这样的研究，今天大面积使用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事实上就源于“吸收论”，其中内含着一种对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对抗。

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依附论” 。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强行将第三世界国家变成经济卫星国和附属国，在全球性的宗主国和卫星国的结构中，西方国家注定得到大幅度发展，而后者则注定发展艰难。卫星国不发达的程度是与他们过去同西方宗主国联系的程度成正比例的，因此，不发达既不是原有的，也不是传统的，造成不发达的，正是资本主义。

这种论点看上去似乎符合当下格局，具有实证主义的逻辑，但却严重背离市场的自由交换原则和分工原则，将人的理性经济人属性置于强大的国家利益对抗之下。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关于世界经济的探讨深入展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架构：我们全部都生活在一个世界，没有人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是一个以资本流动为主要征象的时代。促进这个世界持续活动的，不是对于国家事业的追求，而是对人人必须关注的利润的追求。为此，沃勒斯坦建构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层次：核心、外围和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一个发源于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从哪个时候开始，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将世界上一些地区纳入了他们的经济势力范围，知道19世纪结束之前，大部分非欧洲世界对于欧洲，处于一种外围的状态。

马克思的理论也建立在这样的地带，他的主要逻辑当然离不开帝国主义的表述，以及剥削这样的反市场、反交换的思考，用另外一种更加极端的理论体系去冲击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的一般性描述。

但无论是吸收论，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层次论，马克思的帝国主义剥削论，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解释。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主要态势是进一步的技术化，进一步的全球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谓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几乎所有在技术进步面前盲目守旧，排斥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最后都无法避免落后甚至是垮塌的命运。这么看起来，今天的中国人做对了两件事，第一是1978年的开放，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学习西方技术的开始，第二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也是在技术的层面，在贸易的层面，将中国人的命运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由此，中国终于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