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反冤假错案和澄清教育科学文艺领域的是非

  2011年05月25日05:36

　　平反工作的开展及遇到的障碍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大批无辜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是粉碎“四人帮”后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通知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就给刚刚起步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划定了一个狭小的范围。1977年2月“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更使这项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当时虽然也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为一些干部落实了政策，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一遇到被认为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子，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或圈阅过的案子，不管人们怎样呼吁，也不管事实如何清楚，是非如何被颠倒，都迟迟得不到平反。有的老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申诉冤情，甚至被拒之门外。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到1977年底，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53个部门仍有6241名干部等待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其中包括116名省部级干部和537名司局级干部。此外，全国还有10多万名“右派”尚未摘帽。
　　这种情况引起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强烈不满。党的十一大期间，有的老同志在会上提出:有些干部被审查的时间拖得太久了，长期不分配工作，得不到组织的关怀，建议中央抓紧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要好好加以整顿。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指出，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主持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批评有些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很不得力，呼吁各级组织部门“要敢于冲破阻力，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称赞。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文章“与中央的精神不符”，甚至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这种情况激起许多干部的义愤，几位老同志把广大干部对中央组织部的批评意见通过人民日报社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反映。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凡是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都应当保留，决不能“一风吹”；一切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即使是一个“尾巴”也不能保留。这篇文章同10月7日的文章一样，表达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12月10日，党中央对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成员作出调整，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到任后，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即大力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8年2月至4月间，中央组织部先后分6批同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2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召开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讨论案例近200件。胡耀邦在讨论中指出:积案这么多，不解决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中央组织部要尽快投入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面对来自“两个凡是”的阻力和干扰，他多次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每一个人的审查，不能从条条出发，从哪一个首长讲的出发，而要从事实出发。他还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他要求中央组织部应按照陈云在延安时提出的目标，成为“干部之家”、“党员之家”，敞开大门，热情接待前来申诉冤情的干部。经过对典型案例的讨论和直接听取来访干部的申诉，组织部门的许多同志对一批久拖不决的冤假错案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正确认识。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得到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有力支持。邓小平在恢复工作后，多次在一些要求平反和落实政策的申诉信上作出批示，要求组织部门在干部问题上要体现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党的政策。1978年1月和4月，陈云两次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对陶铸、王鹤寿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的历史问题再审查一次，并对一些尚未结束审查的老同志解除监护，接回北京。在中央组织部的主持下，一大批长期受迫害、被关押或被下放劳动的老同志，陆续被解除监禁或接回北京治病；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开始重新进行复查。但是，这项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
　　1978年4月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随后，经中央批准，6月14日至22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五部门在山东烟台联合召开会议，讨论为右派分子全部摘帽的实施方案。会上，一种意见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对他们进行适当安置，不再歧视，就可以了，不必搞甄别平反，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结论。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对待“右派”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给予改正，而应该错多少改多少。两种意见争执的结果，前一种意见在会上占了上风。但持后一种意见的同志没有放弃努力。经胡耀邦同意，中央组织部直接向中央写报告，要求重新审定此事。
　　在中央组织部开始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重大错案进行复查时，也遇到了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反对。理由是: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不要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过去定了的案子就要推翻。1978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专案机构所管的案件及材料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这项工作被一再拖延。面对这一情况，胡耀邦决定，即使中央专案组不提供材料也要复查，不怕困难，从头做起。
　　为了冲破阻力，排除思想障碍，胡耀邦除了在具体工作中积极推动外，还在中央组织部创办了一份内部刊物《组工通讯》。这份刊物创办后，相继发表了《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等一系列观点鲜明的文章，其中多篇被《人民日报》转载，受到党内外的重视。这些文章虽然是从一些具体案例问题说起，但实际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这既是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有力推动，也是对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有力呼应。
　　推倒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
　　文化和教育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遭到冲击，在这些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必将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和带动作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特别需要依靠这些领域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邓小平在尚未复职时就谈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1]他复职后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分管教育和科学的重任。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复职的第三天，就召集一所高校的负责人听取汇报。他特别谈道:“我们国家六十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七十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科技人员真正出成果是在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2]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3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一起座谈，当面听取他们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意见。与会者无不感受到多年来未曾受到过的信任，纷纷把心里话倾吐出来。大家一致要求:澄清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是非；重新树立起全民族尊重知识、尊重文明的风尚；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解决科技人员后继乏人的问题；改革高等学校现行招生制度，立即恢复文化考试。此前，教育部刚在太原开过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会议仍决定继续维持“文化大革命”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大学招生文化考试制度仍未恢复。座谈会上，邓小平就这个问题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招考时间推迟一点。邓小平当即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在充分听取与会同志的意见后，8月8日，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明确肯定: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十七年中，“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他还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因此，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3]。
　　这篇讲话很快在教育界和科技界传开，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但推倒“两个估计”仍被一些领导干部视为禁区。
　　8月13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这时正在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作了肯定的评价，能否突破“两个估计”的禁区，再度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结果使招生方案迟迟定不下来。目睹这一情况，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几位同志十分焦急，经过商议，由《人民日报》记者专门把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关于“两个估计”的形成经过写成材料，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报送中央。邓小平对这次会议十分关注，9月6日，他就高校招生问题专门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提出“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4]。当他看了《情况汇编》(特刊)后，于9月19日找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严肃地指出:“《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但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5]。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到9月25日终于有了结果。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意见，正式决定从当年起，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决定公布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有57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录取(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多人)。高考制度的恢复，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敞开了大学之门，提供了通过考试、靠自己努力和公平竞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
　　正在教育部门为推倒“两个估计”为难的时候，毛泽东1971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段谈话记录被披露出来:“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6]在“两个凡是”的禁锢尚未打破的条件下，这一谈话成为否定“两个估计”的一个重要根据。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至此，全国教育界、知识界终于推倒了多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两个估计”。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两个估计”的被否定，使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各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开始陆续走上正轨。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大、中、小学校撤出工宣队，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在此基础上，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有更快的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7]接着，他针对教育领域面临的现状，着重讲了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学校的秩序和纪律、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等问题。会议就邓小平提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进一步确定了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共识。
　　在邓小平发表上述讲话后，教育部根据讲话中关于“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等要求[8]，于4月28日专门批准北京景山学校三名小学教师为中国首批“特级教师”。这一导向性的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随后，各学校普遍恢复了评定教师职称的工作。
　　在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国务院还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校舍紧张的问题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各占用学校土地、房屋、设备、车辆的单位要尽快退还、偿还。有的省还采取坚决措施，由省级机关带头退还校舍。这些措施深受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有效地保证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恢复。
　　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带动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国务院于1978年2月批准恢复全国重点高等学校88所；12月，又批准恢复和增设普通高等学校169所。同年1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年和1978年的招生工作合并进行，同时报考，统称为1978年研究生。当年，全国共有6.35余万人报考，10708人被录取。另外，教育部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增加1978年派出留学人员的名额。教育部从参加全国外语统考的13383人中择优录取了出国预备留学人员3348人，派出国的留学生人数为860人[9]。
　　教育领域拨乱反正取得的上述进展，不仅使教育战线本身开始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而且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呼唤科学的春天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是同时展开的。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专门同中国科学院的两位负责同志谈话，针对科技落后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技战线拨乱反正的指导方针。他指出: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10]
　　为了动员全国科技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7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作一个正确估计，统一思想认识；对人民有贡献的科学家要给予奖励，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根据这次会议精神，6月20日至7月7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科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并系统地揭露了“四人帮”对科技工作的破坏。为尽快恢复科研工作秩序，会议决定，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取消院、所两级的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学术委员会；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逐步恢复；建立各类人员的考核制度；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对学非所用、安排不当的科技人员逐步予以调整；对冤假错案尽快复查改正；保证科技人员每周5/6的业务工作时间。在此之前，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这一系列重大措施对科技工作走上正轨起了重要作用。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1978年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抓紧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迅速恢复被撤掉的科研机构，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同一天，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方毅任主任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恢复了这一统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机构。
　　中央的通知发出后，全国上下兴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加快对科技工作的整顿，抓紧制定科技工作发展规划，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许多科研机构积极行动起来，恢复被拆散的科研队伍，收集失散的图书资料，修复已损坏的仪器设备。中国科学院也对所属院所进行了调整，恢复了一批研究所，重建科研队伍，建立学术委员会，恢复了评定和晋升学术职称的工作。到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已评定了255名研究员、副研究员、副总工程师，其中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24名科技人员因科研成就突出被破格晋升。与此同时，各地和各部门积极进行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
　　这期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谈话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11]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损失很大。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12]。他还先后就我国的高能加速器、科学卫星、亿次计算机等尖端技术设备的研制作出专门批示。根据他的批示，有关部门开始组织力量，启动了这些尖端技术的研制工作。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586名。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宣布: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3]他针对长期没有弄清楚、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被搞得混乱不堪的几个重要问题，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这就恢复了党在1956年和1962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扭转了把知识分子一概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他还就党对科技部门的领导、科研工作的后勤保证等问题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是通过计划来领导，做好后勤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他深情地向与会的科技工作者们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14]。这篇讲话，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扉。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方毅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大会讨论并制定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战线的工作任务；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
　　目睹大会盛况，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3月31日的闭幕式上以《科学的春天》为题作了书面发言。他饱含激情地写道: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这番话，真切地抒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这次大会不但有力地推动了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而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广大科技工作者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到1978年底，中国科学院的独立研究机构由1976年的64个增加到110个。国家加大了对中国科学院的基本建设投资。党中央发出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正在逐步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的科学事业，开始重新展现出春天的景象。
　　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
　　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拨乱反正的带动下，文学艺术界也开始了对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
　　1977年的文艺界，由于江青等人制造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未被触动，许多作家、艺术家还未获得自由，或刚刚获得自由但还不敢动笔创作。在教育界向“两个估计”的禁区发起冲击后，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也开始酝酿通过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打破“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束缚。10月下旬，《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允许文艺创作的题材和风格多样化。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一些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我国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盘否定文艺战线在十七年中的成就，这完全是对文艺队伍的污蔑和诽谤。其目的是以文艺界为突破口，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各条战线。对这个谬论的流毒，决不可低估，一定要彻底打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重新繁荣起来。
　　然而，由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因此，人民日报社召开的这次座谈会立即受到某些上级主管领导的批评。有人提出，要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纪要》，毛主席看过，而且改过三次；一个是“两个批示”[15]，毛主席对文艺界批评得很厉害。对毛主席的批示要肯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要送中央审查。在这种压力下，《人民日报》在11月25日刊登座谈会的报道时，只好通过“编者按”的方式说明:文艺战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尽管受到过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但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此后在一段时间里，文艺界只得在承认“文艺黑线”存在，并肯定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和批示的前提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至于提出这一谬论并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则仍被视为禁区。
　　不过，这样的批判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100多位文学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再次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会议期间，华国锋为《人民文学》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与会的文学工作者受到鼓舞，纷纷表示，要彻底破除种种精神枷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1978年1月11日和2月6日，文化部批判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评论组相继发表文章，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炮制过程及其论点进行揭露和批驳。4月上旬，文化部党组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为受“四人帮”迫害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曾被强行撤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在此前后，人民艺术家老舍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的著名文艺界人士陆续获得平反昭雪。一大批被禁锢的中外优秀剧目、影片和文艺作品陆续重新上演或出版。许多文艺工作者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人民文学》1977年第十一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无情地鞭挞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极左思潮给广大青少年心灵上造成的伤害。《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发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讴歌了数学家陈景润对祖国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和艰辛攀登科学高峰的执着精神。这些作品塑造的一个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充斥文坛的政治禁锢，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推动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由于“文艺黑线”仍被认定存在，“文化大革命”前文艺界一系列错误的批判运动仍被肯定，广大文艺工作者仍心有余悸，这方面的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但经受了严重摧残的文艺事业已经开始有了新的生机。
　　注:
　　[1]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3]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5]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6]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
　　[7]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8]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9]《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0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13]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14]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15]“两个批示”，即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两次批示都对文艺界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