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理论重量计算公式:戴煌：“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财经》 2008-2-4)

【改革忆事】“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

任何好的政策只能诞生在一个好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坚持平反冤假错案，坚持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1978年元月，因为妻子患精神分裂症，加上我的肋骨在劳动中受伤，我回到了北京。一边照顾妻子，一边养伤，同时也到处上访申诉，希望能为自己的工作和政治生命找到说法。
      这时，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右派”的问题。出席的有公安部、统战部、民政部、中宣部和中组部的代表。在会上，除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派出的代表，以及《人民日报》参加采访的记者坚持认为应该为“右派”平反，其他几个部的代表都认为，只摘帽就可以了，没必要平反。
      这表明，在当时，“凡是派”（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编者注）的阻力还很强大，还在拼命维持“左”的路线。胡耀邦向当时的中央提出重新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正面回答。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到了遏止“左倾”思想的作用，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并在当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空气。
　　
思想解放的先声
      其实，这一文章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77年12月2日。当时，在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就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   “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一个文件。1978年1月18日，吴江把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
      胡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胡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党校办的《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动乱”对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破坏和天安门“四五运动”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胡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上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分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长文，于是就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的文章。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篇文章。
      孙长江勤奋思考，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仍以他自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两次送请胡耀邦审改，并最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真理标准”讨论渐向深入
       这篇文章当然招来了“左倾”势力的不满。
      1978年5月13日，也就是吴冷西打电话批评责难胡绩伟（吴冷西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的第二天，胡耀邦请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在自己的家里开了个小会。
      《人民日报》的同志介绍了吴冷西的电话内容，胡耀邦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一些同志提出，对“砍旗”与“反对毛主席”之类的指责，必须公开批驳。胡耀邦想了想，支持这个意见，并出了个题目，叫作《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思潮，十分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6月16日，也就是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立即转发，《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专门反驳“两个凡是”论者针对“真理标准”一文责难的第一篇重头文章，是由吴江撰写、孙长江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由于汪东兴已经对各报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了禁令，为了减轻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受到的压力，已经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的罗瑞卿大力支持这篇文章。他在去德国动手术之前，还专门为这篇文章的发表给耀邦打电话说：“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不幸他这一去，在手术台上与世长辞，这个电话也成了他给耀邦的最后一句遗言。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1.6万字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日全文转登。
      6月30日，《理论动态》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署名“岳平”（“特约评论员”的谐音）的文章《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也对一切反对“真理标准”的种种议论作了总回答。
      7月15日，第73期《理论动态》发表了韩树英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这样的小标题。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篇力作《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
      这些文章，不但被全国大多数省区市的报纸和中央一级的大报所转载，还引发出更多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文章。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或谈话，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正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胡耀邦提出“两个不管”
      在这种新的政治气氛下，在平反历史问题上，针对“两个凡是”，胡耀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讲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在胡耀邦等人的坚持下，上面说的五个部门再次在北京民族饭店开会，讨论“右派”问题。最终全国50多万“右派”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我也成为了新华社96名“右派”中第一批被改正的。
      当时还有个趣闻。既然要改正“右派”，就应该补发工资。这笔钱到底有多少呢？几十万右派将近20年的工资，经统计需要50多个亿，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了。据说，宋庆龄曾经提出，如果国家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她愿意发动海外华人捐款。我本人是第一批改正的，本来应该立即拿到补发工资。但当时新华社的领导说，要等96名“右派”都改正完了再一起补发；过了几个月又告诉我说，有新政策，不补钱了。我始终没有拿到过一分补发的钱。
      不管怎样，我算是“重操旧笔”了，重新回到了记者岗位上来。一开始，我回到的是政治组，接着，又把我们几个老同志凑在一起成立了机动记者组，直接受穆青社长领导，归口国内部管理。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已经决定要在大会上恢复彭德怀、陶铸和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名誉，相关的宣传任务也布置下来。关于彭德怀的文章，由总政治部宣传部和《解放军报》负责，陶铸和“六十一人”的文章由新华社负责。其中，陶铸的部分由李耐因和另外一个同志写作，后来他们把稿子送到四川，经过曾与陶铸长期共事、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过目并修订后，以赵紫阳的名义正式发表。我则与另外两个女同志一道负责“六十一人”的写作任务，采访了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在内的许多人。
      这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名誉的行动，加上围绕“真理标准”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破除个人崇拜上面。就我个人来说，是在抗战期间走上革命道路的，对当时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非常痛恨的。结果，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个人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个人崇拜通过长期的宣传，蒙蔽了相当多的老百姓。恢复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伤害的人的名誉，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无疑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否定，也为接下来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作了很好的铺垫。
      改革开放这30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在政治上起到的积极作用，一是这些年来经济工作上取得的长足进步。我曾经近距离接触过胡耀邦。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既平易近人，又有远见，尤其是对民主法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想法。
      在我与胡耀邦的接触中，有一件事情就充分反映了他的人格。有一次，我参与采访中纪委的大会。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观点，即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党的中心任务，党风建设也是党的中心任务。回到胡耀邦当时的住所也就是富强胡同6号之后，我与他继续讨论新闻稿。他却提出，党应该只有一个中心任务，党风建设应该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不能有两个中心。对此，我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出发，不同意这么做，因为在公开的大会上，确实是提出了两个中心，新闻稿件应该真实反映这一事实。我提出，如果他有新的想法，可以通过一篇新的稿件来表达。胡耀邦沉吟了一会儿，同意了我的意见。
      事隔多年以后，我可以理解他之所以要强调一个中心，是出于政治大局考虑。但是，无论如何，他能够尊重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性，不摆架子，从善如流，这种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顾这30年来的进程，我始终觉得，任何好的政策，只能诞生在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当中。没有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坚持平反冤假错案，坚持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