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邪恶力量第四季迅雷:中国知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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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7-30 8:38:00 [只看该作者] 中国的战争规模，自古以来就是全世界最大，“杀人盈城，流血盈野”，“流血千里，伏尸百万”，是举国皆兵的真实写照。中国最庞大最取之不尽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历朝历代的战争胜利者无不依赖这个资源而成功。新中国的诞生，也是建立在“人海战术”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共和国成立之后，长期遭受敌对势力的封锁打压，长期面临超级大国武装颠覆的危险，必须调动所有的资源作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反侵略战争最重要也最容易取得的资源，当然还是人力资源。在这样的国际政治军事实力博弈中，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当然只能被末之高阁。于是我们的妈妈，纷纷沿袭“多子多福”的传统习俗，响应政府的号召，当上了“光荣妈妈”。她们大生特生，家家的孩子都是三、四个甚至四、五个七、八个。家家这般、全民如此，中国人口数量以几何级增长；生产者寡，消费者众；天文数字般的人口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卫生保健，中国政府铁肩承担了全球最大的人口压力。
（三）中国政府面对全球最大的就业压力
随着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长大，到了1969年，彼时的“生育高峰”就转化此时的“待业高峰”。可当时的城市和工商业，饱受文革蹂躏，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遑论扩大再生产招收新员工。再加上共和国长期处于超级大国重兵包围，为了加强国防其产业导向就过多地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倾斜（此行业容纳的劳动力相对较少），而对轻工业的关注则不够充分；更兼在城市所有制改造中又过多地取缔了小商小贩和手工业作坊——这两种行业正是能大量创造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如此导向的产业政策，固然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最高速度地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增强国防实力，但是他的副面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增加了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难度，加大了政府就业压力
综上所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待业高峰”肇始于五十年代的“生育高峰”；自1949年起，新中国延续二十年之久的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必然铸成二十年后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中国政府面对全球最大的就业压力。这个压力之巨大之沉重，如泰山压顶般直接现实地压在中国政府身上，以至于中国政府用举国之力，用“上山下乡”的既定国策，用千万知青的青春蹉跎，花了十年时间，才消化净尽。
（四）“上山下乡”是中国政府化解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悲壮之举
综上所述，共和国的城市和企业在当时面对待业高峰，确实无力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共和国的大学甚至中学也被造反的红卫兵们蹂躏得气息奄奄，确实无力提供那么多的升学机会。因此，让广大的高、初中毕业生作为纯碎的消费者留居城市就成为国家财力不能承受之重；让哪些惯常造反，“砸烂公检法”，操枪弄炮搞“武斗”的老三届红卫兵整体留居城市，就成为国家治安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把老三届红卫兵们发配到农村，一方面不让他们在城里无事生非乃至违法犯罪，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将其狂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就成了中国政府冷竣理性且隐含人文关爱的政治谋略；既而又将我们这些没有当过“造反红卫兵”的新三届初中毕业生动员到农村去，就成了中国政府苦涩而无奈的割爱之举。于是，披着政治外衣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成了实质上的城市人口大迁徙，成了迁延十年之久的既定国策。国策推行十年，共和国的城市逐渐从文革动乱中恢复了秩序，城市的企业也逐渐重建了管理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就业岗位（包括老人工退休而腾出的岗位），加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不断增加规模持续加大，这些文明文化物质精神的成就，积累日久量变质变，终于在1979年迎来了国民经济新的高涨，国家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新的高潮；千万知青——这一庞大的人力资源终于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须而受到城市的欢迎，而返回现代都市生活又是千万知青梦寐以求正好让他们夙愿得偿；互利双赢，两相情愿，这是全党全军全体知青全国人民的共识。
可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却顽固坚持“两个凡是”坚持“上山下乡”，坚持不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不为“右派”摘帽，更不为“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及其子女消除政治歧视；他当然就更不让羁绊农村边疆的千万知青返城，由此造成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社会秩序严重不稳，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极左余孽置留在危机的边缘。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正积极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以求“拨乱反正”。这实际上是一场严峻的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是时，老一辈革命家否定“上山下乡”的坦率话语，如“国家花了几百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等等，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青要求返城的愿望。
十万赴滇知青，开天下知青风气之先，以特殊的、激烈的、具有轰动效应的、在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数万知青百日大罢工，赴京请愿和百人绝食绝水的群体行为，向“两个凡是”宣战，要求终止“上山下乡”，要求返回城市。赴滇知青的群体行为，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作了战略配合——配合他们“拨乱反正”。老一辈革命家仁义睿智，英明大度地让十万赴滇知青整体返城，随后又让全国千万知青整体返城，彻底终止了“上山下乡”。
随后以此为突破口，“拨乱反正”势如破竹：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废止对“地富反坏右”的政治歧视……极左余孽退出政治舞台，“拨乱反正”取得完全成功，共和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彰显“以人为本”，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和谐的人文氛围和稳定的秩序基础。
抚今追昔，细细思量。当年中国政府出于无奈含着苦涩，打着辉煌的政治旗号而推行的务实国策——“上山下乡”，实际上是“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制订推行这样的国策，是为了化解如抵胸羽箭燃眉烈火一般紧迫危急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老成谋国，是壮夫断臂的壮举。
对于“上山下乡”，简单地否定是容易的，但却是不利于思想思辨的。“上山下乡”有些类似于抗战时期的“抓壮丁”。“抓壮丁”是极不人道的不得人心的怨声载道的，但是“抓壮丁”确实是为了抗日救亡。八年抗战，浴血沙场的川籍国军三百万，其中战场捐躯者三十万；这三百万抗日军人、三十万抗战烈士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被抓的壮丁。“抓壮丁”是为了抗日救亡也确实挽救了民族危亡，我们能简单地否定吗？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化解文革酿成的政治经济危机，倘若我们简单地否定——否定他的负面消极作用，而不肯定他的正面积极作用，这客观吗？公正吗？
中国政府动员安排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但却不是豪壮之举，而是悲壮之举。之所以说他悲壮，是因为“上山下乡”骨肉分离的劫难，涵盖了整个官民朝野，党员干部同庶民百姓一道，承受了“上山下乡”骨肉分离的痛苦。无数的党员干部政府官吏甚至是被关在“牛棚”之中送子女“上山下乡”，承受身陷囹圄抛妻复又别子的痛苦。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如董必武的儿子、周恩来的姪女、华国锋的女儿等都曾“上山下乡”。我所在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十九营七连，就有两个知青是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弟。
客观事实证明，“上山下乡”是上世纪中华民族整体承受的一场劫难。中国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并不是单独承受这场劫难，党和政府并没有动用执政者的特权，优游于这劫难之外，而是同全体知青及知青的父母一道，共同承受了这场劫难。
我们上述对“知青问题”对“上山下乡”的看法，是基于民族大义立场。而从“知青小我”立场出发，则会得出另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利用“上山下乡”迫害知青。这种看法是典型的狭隘偏执。
二、知青的贫困和贫困的知青
皇天厚土！黄土高原是中国大地最深厚的土壤，也是被中国农业从古到今索取最多而施还有机肥最少的土壤，故而成了中国最为贫瘠、生态最为脆弱的土壤。中国知青是中国城市最为庞大的人群。这个人群因向社会奉献太多，为国民牺牲太大，而社会和国民给他们的回报太少，故而成了中国最为贫困的人群。
（一）“上山下乡”导致知青的贫困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制订并推行庞大的国家工业化计划。农业国贫弱的国情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资本扩张不可能走西方列强海外掠夺的老路，而只能依靠国内积累，首先只能从农村农民身上索取尽可能多的廉价农副产品，以满足工业和产业工人及城市居民的需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就是强制农民将农产品卖给国家的交易政策，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就是低价强买农产品的价格政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就是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户籍政策。农村农民的牺牲，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保证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学者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是工人用榔头头一锺一锺敲出来的，而是农民勒紧裤腰带一口一口省出来的。”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当了多年农民，切实明白中国农民为了国家工业化割肉献血而陷入贫困。我们下乡当了农民，也随即陷入同农民一样的贫困。是“上山下乡”导致了中国知青的贫困。
（二）老知青最先陷入贫困
1964年，为了给城市减轻负担，政府动员安排各大城市大批高中、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由于入学晚，年龄已等同初中毕业生）下到农村当农民，民间称他们为“老知青”。风云一时的董加耕、候隽、邢燕子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当时的知青政策，远不如后来的知青政策优厚，“老知青”们的生存状态远比文革中下乡的“新知青”恶劣，贫困状况尤甚。“老知青”，尤其是那部分品学兼优，就读于重点中学，高中毕业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取缔读大学资格的“老知青”，政府将他们发配下乡，不是要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是给他们留下“改造世界观”完成以后将返回城市的希望，而是要将他们永远驱逐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是要他们一辈子肩挑背驮，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土农民，是要彻底中断他们书香门弟世代相传的教育传统和文化优势，永远不再让他们走进社会上层建筑。一句话，是把他们作为“阶级异已分子”来打压。如果说中国知青有苦难，那么他们才是苦难的中国知青。他们半百之后痛定思痛，说话牢骚重一点，写字文风偏激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
（三）新知青陷入贫困痛失发展机会
文革浩劫给共和国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为了化解这两个危机，党和政府动员安排应届和前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当农民，民间称他们为“新知青”，他们下到农村，也就同农民一样陷入了贫困。“老三届”“新知青”整体积极参与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中，有少部分接受过高中教育，这部分知青无论体力、智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交际能力，都远胜仅受过初中教育的“弟妹”知青。他们“上山下乡”是“尺蠖之屈，以求其伸”，是“虎落平阳等风啸，龙困浅滩盼海潮”。终于，他们盼来了“四人帮”垮台，国家恢复高考；他们凭籍老高中的文化功底考上大学，学成之后正好补接科技界文化界政治界的“人才断层”，成为了社会精英，摆脱了了贫困，早早过上了小康生活，他们中的另一部分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知青，也在返城后，凭籍其扎实的文化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交际能力，在企业中在机关里在单位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舒适惬意，他们一般也早早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小康生活最不幸的就是我们这些初中毕业（或初中肄业）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新知青。我们首先痛失了念高中或中专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又失去了进企业学习技能的机会，在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时候，“上山下乡”。我们到农村以知青的名义当农民，同农村农民一样，陷入贫困。
（四）政策倾向导致返城脱贫的知青重新陷入贫困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拨乱反正，千万知青整体返城。知青们返城后，分流进入企业、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工作。由于政策的倾斜，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收入福利普遍很好，进入这些单位的知青们也普遍早早摆脱了贫困。
下面，我们来谈谈返城后进入企业工作的知青。改革开放前，社会的经济效益、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轻纺工业。中国出口创汇的企业，除了土特产品，也主要是轻纺工业。那时在轻纺工业和基础工业和其他低技术行业工作的返城知青，其收入并不比电子企业、汽车行业、交通行业和商业部门差，甚至也不比供电供水等垄断企业差，大家都是低工资就业，在社会保障全面到位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大家都“贫贫”而不“贫困”，返城知青同大家一样摆脱了贫困。
可是好景不长。改革开放开始了。为了提升国家的工业技术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国家把电子、汽车、医药、通讯等行业定为“先锋产业”，把轻纺工业和其他一些低技术行业定为“夕阳产业”；对大力扶持，对“夕阳产业”则任其生死。政策倾斜！政策倾斜！！政府用行政命令强制抬高“先锋产业”的产品价格，强制压低“夕阳产业”的产品价格和原材料企业初级加工企业的产品价格。“先锋产业”借助国家铁腕，以不公平的交易大量占有“夕阳产业”的劳动财富，垄断企业更是如此。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先锋产业”的技术改造装备更新，是国家拨款支持进行的。而“夕阳产业”技术改造装备更新基本上是不被国家许可、也得不到国家拨款故而无法进行。待到改革开放，企业有了自主权，国家金融政策却变成了“拨改贷”“夕阳产业”贷款搞“技改”！沉重的利息负担，压死你吧！于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开始失效，前者的工资福利节节升高、后者的工资福利低位徘徊甚至减少，在中国工人阶段内部，在进入企业的返城知青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了，在“夕阳产业”工作的返城知青逐渐向着贫困滑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在“夕阳产业”逐渐废弛，公费医疗、义务教育成了昨日黄花，多年居住的老旧福利房也被迫拿出毕生的积蓄买断产权；这些“市场化”政策让“夕阳产业”里的返城知青雪上加霜。政府倾斜的政策，把在“夕阳产业”里工作的返城知青，从“贫穷”逐步推入“贫困”。
（五）下岗失业让返城知青彻底贫困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企改制进入“攻坚阶段”。国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国企大量改制破产，大批在国企工作的返城知青被迫下岗失业，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政府决策过分重视私人资本的利益和政府自身的利益、漠视下岗员工的利益，追求改制（破产）成本最低化。在政府相关政策指导下，企业一般都是以300—800元/年工龄的低廉价格，给予下岗失业的返城知青几千元到二、三万元的补偿金。
按照重庆市政府（其他地方政府也大抵类似）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规定：下岗失业的返城知青，必须从所得补偿金中逐月提取185元（后逐新增长为215元、230元）用于个人最低生活保障，在补偿金末提取完之前，下岗失业的返城知青连“低保救济金”都不能享受。可是下岗知青们那点微薄的补偿金，早就被医疗高收费，教育高收费搜刮尽净，哪里还提取得出“生活费”？下岗知青们或者没有领到补偿金，仅从政府每月领取210元的生活费。物价高涨，210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提示：下岗知青全部都没有“医保”。
地方政府对下岗员工下岗知青的违法经济掠夺，有时甚至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谨以重庆中药总厂为例。重庆中药总厂产品对路，产销两旺。被民营企业慧眼看中，于是重庆市政府就安排重庆中药总厂破产卖给“希尔安”。破产就破产，其他补偿可以不计较。可是重庆市经委竟然串通重庆市沙坪坝社保分局、纵容重庆中药总厂拖欠几百下岗员工1993、1994、1995三年的养老保险费（企业应缴部份）不缴；沙坪坝社保分局竟然在重庆中药总厂进入破产司法程序时，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竟然将企业拖欠的三年养老保险费在下岗职工退休时从他们的养老金基数中抵扣（以上事实、本人愿负法律责任）。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恶劣破坏“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政府行为”在重庆并不是个别现象。
地方政府热衷于搞国有企业破产，因为破产企业的土地统统被收归国有并进入土地市场。重庆主城区的土地市价已高达400万——600万/亩，任何一个破产企业只要拿出几亩土地，就可以把企业欠缴的员工养老保险金补缴完结。可是重庆市政府并不这样去做，他们只热衷将尽可能多的土地卖给开发商修高楼大厦。重庆市的房地产开发十分火爆，高楼大厦如森林般矗立。很多高楼大厦都是在破产企业的土地上建造的，这些土地上，浸透了下岗知青苦咸的汗水和心酸的泪水。
三、知青有大功于国家，政府应该嘉奖
中国千万知青在上个世纪，用自己的牺牲用自己的人生挫折为代价，帮助党和政府化解政治经济双重危机。千万知青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其中那部份在国企破产大潮中下岗的知青，他们用自己的贫困化促成国企的私有化，保障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知青有大功于国家，党和政府应该嘉奖。
（一）赴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历史功绩
如果说“上山下乡”的知青是以被动的牺牲来帮助党和政府化解文革酿成的政治经机双重危机。那么，“奔赴边疆”的兵团知青、尤其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就是以主动积极的创造来帮助国家的工业化从危机中崛起。如果说下乡知青是在农村浑浑噩噩蹉跎岁月，那么赴滇的兵团知青（后为云南农垦总局）就是在边疆苦干大干，从事了八年“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们！是我们！我们渝蓉京沪昆的十万知识青少年，中学肄业、弱冠赴滇；离乡背井、屯垦戍边。我们同极少数老复转军人一道，深入林莽、安营扎寨；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凭籍尚未发育成熟的血肉之躯，用手工劳动在高原野外作业苦干八年，用我们的青春，用一个打败日本倭寇的历史时段，将中老中缅边境的大山，垦殖成现代化的橡胶种植园，为共和国建成全国规模巨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并把边境地区极端落居的爱尼、徭、苗、旱傣等少数民族迅快带入现代社会，用交明文化的纽带，把灯火搂台花团锦簇的内地同刀耕火种蒙昧荒蛮的边陲联系起来，把兵团农垦垦荒地域建设成中华文明在边境的传播站向境外的辐射源，利在华夏，功载千秋。
我们是无愧于炎黄始祖的子孙后代。我们是效命中华的热血儿男。十万赴滇知青在文革动乱的岁月里，在那人妖颠倒的政治氛围中，在遭受政治歧视的人文环境中，在连官兵的火食待遇都不平等的（现役连长有肉油供应，知青没有）情况下，报效中华、痴情不改，磨难中的风流蕴含着志向的高远，憋屈中的忠诚折射出人性的真率；这样的品行节操难道不应该成为后辈青年学习效法的典范？
在共和国的军事史上，曾经有一个“少共国际师”，她的政委就是《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该师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十五、六、七岁的少年，人数只有三、五千，存在时间仅有一年。而我们“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战士，人数足有十万，从事“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整整八年，为共和国建成的橡胶基地永存滇边。难道共和国的军事史册，不应该为我们的磨难和悲壮添上一笔浓墨重彩？难道党和政府不应当褒奖我们的忠诚奉献为我们树碑立传？难道党和政府要用虚无主义态度去漠视赴滇知青的业绩，让中华民族“屯垦戍边”的历史，在云南边疆残缺一块？
（二）“提前退休”的政策依据
让政策主导下的失业员工“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1998年，纺织工业“压锭”，无数的纺织女工只要年满40岁，政府就让她们“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改革开放中，无数的男性公务员和教职员工给新进大学生腾岗位，远远未到法定年龄60岁，政府也让他们“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国企改制破产浪潮中，有50岁年龄或30年工龄的男性员工，政府还是让他们“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这种给出路保生存的政策，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这种政策，理应作为年过半百的下岗失业老知青“提前退休”的政策依据。
（三）“提前退休”，是对贫困知青最大的嘉奖
中国上百万的男性下岗失业知青，年过半百体衰病弱，文化偏低技能缺乏；屋漏偏逢连夜雨！政府对他们搞政策歧视。同样是从破产国企出来失掉工作的老工人，一部分能“提前退休”一部分则不能；手背手心都是肉，为何对儿两样心？中国林业部遵照国家退休政策出台的[林工通字（1992）80]号文件规定：凡从事伐木、种树等工种满十年者，可以提前五年退休。赴滇知青先在兵团后在农垦体制内在高原野外干了八年“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长年累月地以人力劳动伐木、种树、挖梯田、修路、运输、烧砖瓦、盖房，搞得疾病缠身未老先衰。国家农垦总局、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当领会国家退休政策中寓含的人文精神，比照林业部文件调整政策，让我们这些八年从事“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知青职工，享受提前五年退休的政策待遇。赴滇知青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云南农垦总局工作八年，是有工资档案的国营企业正式职工，他们半百年纪下岗失业，有充分理由要求政府调整政策，给予提前五年退休的政策待遇。我们年过半百下岗失业的老知青，盼望提前退休若大旱之盼云霓、饥儿之盼母乳。提前退休，是政府对年过半百下岗知青最大的嘉奖。
中国改革开放使得国家制造业规模十分庞大，对海外市场的商品倾销规模也十分庞大，发达国家反应强烈，针对我国的贸易壁垒也越来越严厉。党和政府英明决策积极应对，迅速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带动内需，以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增加国民收入”首先要增加年过半百下岗失业的老知青的收入，让年过半百下岗失业的老知青“前退休领取养老金”，可以作为增加国民收入带动内需的政策手段。
四、关注扶持知青文化、
引导知青文化熔融于中华民族文化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达千万之巨，而今这一千多万往昔的“知青”，都已年届或年过半百，他们对“上山下乡”的看法，对自己当年付出的牺牲以及返城后在改革开放中承受的牺牲，有着和社会其他群体大不相同的思想认识、观点看法。
摆脱了贫困的知青们，有余遐追求精神情趣的满足；由于党和政府没有对他们进行充分的褒奖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他们对党和政府心怀怏怏。
深陷贫困的知青们，整日为柴米油盐本人生病子女求学而愁苦；由于党和政府没有对他们进行有力的救助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他们对党和政府心怀抱怨。
这些“抱怨”和“怏怏”，作为消极的知青意识形态，广泛和长期地存在，不但影响千万知青的价值观，而且还通过知青的语言、文章和网帖形成“知青文化”，间接影响知青的父母、子女、亲朋和同事，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影响几千万人的价值观。这几千万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各不相同，分布在社会层次的各个阶梯，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族群都随时随地发生着影响。
因此，知青文化不能不对社会和谐发生影响，不能不对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生影响，党和政府首先应该关注贫困知青的生存，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并在这个基础上关注知青文化扶持知青文化，满足非贫困知青的精神需求，引导知青文化知青意识形态熔融于中华民族文化，增进社会和谐，助推民族复兴。
（一）褒奖知青历史功绩，占领“知青问题”道义制高点
惩恶扬善，奖功罚过，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行使的基本职能。
中国知青是一个天文数字的社会群体，“知青问题”是中国重大的人文话题，“上山下乡”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知青返城后年过半百再被迫下岗失业，更是当今中国的人道灾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深切的同情。社会各阶层耳闻知青有功不受褒奖，目睹年过半百的下岗知青贫困无助，不可能不对地方政府基层领导产生愤慨之情鄙夷之心，诟病其过河拆桥、刻薄寡恩。
为此，我们建议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表彰褒奖中国知青——表彰他们当年“上山下乡”为国分忧的自我牺牲，褒奖他们年过半百下岗失业为改革开放再次做出自我牺牲，最好同时再给予他们“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政策待遇，让知青们“老有所养”“心有所慰”。这样党和政府就能得到知青人心，就能在“知青问题”上占领道义制高点，就有资格倡导文化力量给中国知青提供精神需求、精神满足和终极关怀。这种文化力量在向知青提供人文关爱的同时，还给知青并通过知青向全社会提供“公平公正”的道德标准，“感恩图报”的道德规范，使社会风气与评价对国民有所激励，有所塑造有所制约，能帮助国民思想意识摆脱“拜金主义”，向忠诚、勇敢、奉献、智慧、诚信、仁义等美好的价值观回返皈依，而上述美好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亡羊补牢，扶持指导健康的知青文化
何谓健康的知青文化？健康的知青文化，就是积极进取中庸平和富于民族大义的知青文化，这种积极进取中庸平和富于民族大义不是拍胸口表决心所能证明的，而是要用知青自己的作品来证明的。放眼全国知青，有思想有文字能力有社会活动能力且富于民族大义者不在少数，其中拥护党的领导，原意追随党和政府投身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者，应该不是凤毛麟角。
建议党和政府关注、鉴别知青文化，指导、扶持健康的知青文化，帮助年过半百的下岗知青摆脱贫困，帮助知青文化人张扬符合民族大义的理念，化戾气为祥和、增进社会和谐，助推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