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英 默 wav无损:马加爵、杨佳、李启铭、药家鑫，记录了时代变迁的伤痛

    “人类生命不可剥夺，是凌驾所有法律的至高准则。” ——雨果

    “以眼还眼，只能让世界更盲目。” ——甘地。

    药家鑫昨天被执行了死刑，他的生命虽然终结了，但是，对他制造的血案的讨论现在不会终结，今后也不会终结，药家鑫这三个字今后一定会被人们随时提起，就像马加爵、杨佳、李启铭至今没有被人们遗忘一样，因为，他们的案件背后记载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症结；留下了不仅是案犯身上才有的心结，需社会思考不断修正完善，方能解开。没有人是先知先觉，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穷尽所有矛盾，相反社会正是在不断修正完善中发展进步的。

    1986年，台湾《人间》杂志报道了一个案例，一个18岁的阿里山少年到台北打工，工作才九天，杀死了他打工的洗衣店老板一家三口。这案子同样容易简单归因于人性的残暴，但台湾以媒体人、律师、宗教团体等组成的一群人，一方面对死者家属寄予极大同情，为之捐款，提供心理帮助，另一方面对于杀人凶手的过往经历进行了详细的追踪，发现了杀人凶手的诸多可悲可怜之处，虽然最终少年仍然被判死刑，但引起台湾社会对于原住民生存环境的关注，促进了台湾社会的极大进步。

    同台湾案件一样，四人的犯罪从本质上讲是社会问题，因为，没有人生来就是恶魔。一个人犯罪跟社会的影响、家庭的熏陶、学校的教育是有必然联系的，通过对罪犯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找到他生活的环境存在的问题，甚至是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完善，防止和遏制类似的案件发生。

    马加爵，出生于贫困家庭，受环境的影响，养成了自尊心高于一切的思维，一次次被经济优越于他的同学欺凌，不敢承受羞辱的他，举锤残忍的将同学杀死；

    杨佳，家境一般，受父母的影响，养成了事事必须“讨个说法”的习惯，在遭受不公正执法后，为泄私愤，无情的剥夺了多位无辜民警的性命；

    李启铭，家庭经济殷实，受有权能够摆平一切的影响，或许他形成了权力大于法律的思想，当他撞人被挡住后，说出了震惊全国的“我爸是李刚。”；

    药家鑫，家庭经济殷实，受望子成龙但忽略了如何做人的教育影响，使他自私、冷漠和残忍，加上不知受到何处影响，形成了“农村人难缠”的思维模式，于是就要了震惊全国的“八刀”。

    对他们成长经历进行了简单梳理，不难发现，他们制造的案件之所以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除了案件有他自身的特点外，更主要的是案件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或矛盾，引起了公众的共鸣。

    马加爵案当时媒体和舆论对此的看法是：贫穷使得马加爵受到歧视，因此而社会不公正才是这个恶果的根源，社会应该对这个悲剧负责，对马加爵应该从轻量刑；

    杨佳案给公众期盼信息公开透明、执法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个契机，也让公众有机会重新审视司法制度、社会保障以及国民心理。才能巩固政府公信，也才能让类似杨佳者绝迹；

    李启铭案是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带着我们所处时代的各种元素，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权与法、官与民、法制与人性、正义与妥协、舆论宣传与监督……包括落幕的形式——“完美”大结局，种种蛛丝马迹，都是这个时代某一块影子，尘封也罢，再提起也罢，挥之不去；

    药家鑫案能引发社会的全方位热议和深刻反思，折射出一个令人胆寒的隐忧：社会公众最担心的是弱者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在法律构筑的丛林中，如果生存下来的只有老虎狮子、大象河马这些猛兽，那么处于弱势的兔子等动物将难逃灭顶之灾。

    四个案件是不可多得的价值标本，但不能成为价值孤本。每个案件蕴涵的司法价值和它所承载的各种社会价值，也不会因为一次审判而完全体现，更不会随着审判的结束而终结。在血淋淋的背后，不停地悲叹唏嘘，不停地哀呼悲哉，不停地痛定思痛，同时也不得不一再承受这些接二连三的案件割裂社会、践踏人性、冲击道德底线的痛苦。

    比如，为什么杨佳、马加爵杀的人更多却会博得不少人同情，而李启铭、药加鑫却都面对网民的追杀？

    比如，时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特权阶层横行，仇官、仇富心理对社会造成极大冲击，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杀一马加爵未必能儆百。

    比如，望子成龙似地读书、应试，不教人独立思考，今天毙了药加鑫，后面还有后来人！

    比如，官位、金钱依然受到膜拜，“我爸爸是李刚”的叫嚣就不会停止。

    比如，如果社会、学校和家庭不营造尊重敬畏生命的环境，凡事要讨说法的“杨佳”就不会消失！

    四个案件结束了，只要是一个健康、积极和向上的社会，讨论不会结束，反思不会结束，纠偏不能结束。这一切仅仅依赖公众是无法完成，更主要在于政府能够起到引导作用，官员们带头有所为。但愿，这四个人背后的故事很快成为往事，当人们再提起他们的时候，没有了沉重，只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