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月怜星是什么功夫:报人王石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一位71岁的老人，多年重病缠身。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11月19日，他把儿子叫到床边，说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或者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八宝山那么远，同事和朋友大多年龄较大，腿脚不便，接到讣告不去不好；去了又堵车、又劳累，不需要让大家这样麻烦。骨灰随便处理掉算了。第二天傍晚，他躺在沙发上安静地去世。

　　一位报人走了。他是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王石。

　　几乎没有哪位读者知道他，因为他最著名的报道只署了“本报记者”；但他又有大名，只要提起《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会喊起来：啊，我读过那篇文章！

　　那是1960年春节前夕发生的故事。很多人还依稀记得文章的开头：

　　在首都王府井大街，车水马龙……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十分急促的铃声，一个戴近视眼镜的业务员，一把抓起听筒：

　　“喂，哪里？”

　　“长途！我是中共山西平陆县委，我们这里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急需一千支‘二巯基丙醇’，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北京晚报》里的这条简讯，因此文全国皆知。

　　这篇文章被排成话剧，拍成电影；连续40年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其时空交错、蒙太奇组合的精妙结构，几代记者都心向往之。这是一个记者最大的荣誉了。然而44年后，作者之一王石对一位后辈说，这篇文章“是时代的产物，有局限”。

　　采写那篇文章时，他只有27岁，梦想着要当一名剧作家，想考电影学院，满脑子都是蒙太奇，便把这种手法用在了报道中。

　　而此时，他已年逾古稀，背影消瘦，步履蹒跚，头发斑白。离开报社总编辑岗位18年来，他依然坚持每周到编辑部来一次，和年轻人聊聊天，讨论报纸的前景。

　　今年5月，报纸筹备改版金刊，决定回顾所有重要报道的采写经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当然不能忽略。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打电话给他，恭敬地提出要去拜访。王石干脆地拒绝了：“何必专程跑一趟，我总去报社，肯定有见面的机会。”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出现在这位目瞪口呆的女记者面前。他解释道：“我怕误了事儿。”

　　稿子写完了，记者自己都觉得“像温吞水”，但这位当年的名作者总是宽厚地鼓励她：“没事儿，再改改。”每改一稿，他都要专程跑来一趟。

　　“我给您送过去吧！”女记者恳求。“把时间忙别的去吧，我愿意去报社。”

　　50年间，除去“文革”期间报纸被迫停刊的12年，王石没有一天真正离开过中国青年报。他见证了一张报纸的成长，是惟一一个在报社辞世的总编辑。

　　2004年11月22日，他的灵堂设在报社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每位员工上班时，都要先到这里来，深鞠三躬。报社内部网络上，悼文如潮。

　　一位资深报人说：“王石走了，他代表了报纸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3年，王石正式担任报社的总编辑。人们评价这是中国青年报的“黄金时代”。

　　复刊不久，一位叫梁长春的年轻人上班的第一天，即发现报纸当日的一篇社论有一处语病。他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了评报，贴到评报栏上。

　　刚贴出去，部门同事便俯身耳语：“这是报社一位领导写的。”

　　这位领导便是王石。小梁心里一紧。

　　那天中午吃饭时，梁长春撞见了王石。王石微笑着说：“小梁，评报意见写得好，发扬民主是我们青年报人的传统！”

　　1984年11月的一个傍晚，为了天津记者张建伟的一篇稿件，编前会吵得不可开交。稿件的标题是《玩命地干，拼命地玩》。能不能鼓励青年玩儿那时还是个问题，何况“拼命”。

　　何必冒这险呢？一位副总编辑说，比如，可以在标题里加上“拼命地学”。

　　“那还有什么意思！”反对者吵翻天。

　　王石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然后“智慧”地折中了两种意见：给标题加引号，以示这种理论并非报纸“独创”。

　　文章发表了，引起青年巨大共鸣。但那两个引号并未如愿成为救命稻草。1985年的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发言，斥责这篇报道要把当代青年引到哪条路上去？是不是要引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

　　张建伟在天津惴惴不安地坐等，以为自己的日子定不好过。但得到的消息是：老王在一遍遍地做检讨。

　　张建伟坐不住了。他坐上火车，直奔报社。

　　他一口气冲进王石的办公室说：“老王，真对不起您，由我来写检讨吧。”

　　王石说：“这没你的事！我已经说了，稿子是我让你写的。有问题，是我的事。今后，你该怎么写你的稿子，还是怎么写。”他没有丝毫责备，倒像是鼓励。

　　多年后，张建伟说：“从此，我对中国青年报，产生了一种报恩的思想。”

　　或许正是这种思想，后来催生了“张建伟模式”。

　　事实上，连这个名儿，也是王石命名的。在一次报道研讨会上，一位记者说：“建伟的报道，究竟是个什么模式，说不清楚。非驴非马，没见过。”

　　有人说：“非驴非马有什么不好？那是骡子呀！骡子劲大，能爬山路。”

　　王石笑：“我看既然说不清，干脆就叫‘张建伟模式’！”

　　这个奇特的命名就这样在中国新闻界叫响。而在王石领导下的中国青年报，也领军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新闻界。《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第五代》、《命运备忘录》、《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有一天，中国青年报人在报社大门口发现了读者贴的标语，上书：“中国青年报万岁。”

　　退休几年后，他依然只将几篇文章当做自己半生的业绩。晚辈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事实就是如此。”

　　事实并不如此。很多当年他的下属，都能回忆起因与他的意见不同，为稿件与他争论甚至怒吼的经历。王石总是凝神静听，从善如流。他喜欢部下对他说真话，哪怕是“态度恶劣”。一种为报道而争出个高下的报风，在他的“纵容”下蔚然成“型”。

　　1987年，王石53岁。此时他仍然精力充沛，步伐敏捷。

　　他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亲自贴在了报社的评报栏里。大家聚过去看，大意是：他已辞去报社总编职务，让位于更年轻的同志。

　　半个多月后，他在办公会议上说：“32年来，是中国青年报培养锻炼了我，并且重用了我，使我成为报社的一粒重要棋子……我关心报社的现在，更关注它的未来。我想，把我这粒棋子挪动一下，对于我们的办报事业走向未来是有益处的。”

　　事后，有人不断地追问他请辞的原因。他说：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领导不了年轻人了，“干吗还要赖在这个位置上？”他也承认，自己“还想当记者，写些大稿子，大通讯”。

　　辞职了，他没有离开报社。这粒“棋子”跑去恳请当时的记者部主任（一位比他小20多岁的老部下）说：请收下我这个老兵！

　　他不断到各地采访，山东、贵州、云南……

　　到山东，驻地记者去看他时，发现他正和采访对象扯皮：嫌一个人住套间太奢侈，嫌服务员老来安排水果和烟，嫌别人老叫他“王总”———我就是一个记者，早就不是“总”了。

　　到贵州，他拽着当地记者，一定要单独给自己的妻子结房费，说自己是出公差，而夫人是旅游，不能混淆。

　　到云南，记者站还没有汽车，当地记者怕他年纪大了，准备借一辆。老王听到后制止了，指着摩托车说：“这个就挺好呀，我就坐这个。”于是，几天下来，他都是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完成了采访。

　　人们说：“老王退下来，开心多了！”

　　他经常摇头晃脑地在办公楼里哼：“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但是他从未真正是一个在城楼上观山景的人。

　　一次，一篇报社的重头稿件制作完毕。编辑记者们一起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审稿结果：刊登，或者“枪毙”。王石也和大家一起等着。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总编辑办公室的门仍然紧闭着。

　　一位记者说：“老王，你是前任总编辑，你去看看？”

　　王石从沙发上站起来，推门出去了。

　　他很快回来，摇着头：“还没有决定。”坐下了。

　　但他很快又站起，再次推门走出。然后又走进来。

　　后来，他干脆不回到办公室里了。昏暗的楼道灯光里，他倒背着双手，走着，楼板被踩踏得“嗵、嗵”直响。每过一会儿，他便又到正在决定稿件命运的总编辑办公室去望一眼，然后再出来，又是背着手，在楼道里走着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

　　当王石终于再次出现在编辑办公室门前时，这位前总编辑呆呆地站着，目光扫过这些他曾率领过的“士兵”，忽然有两行热泪滚落下来。他说：“稿件被枪毙了！”

　　1994年，王石60岁。退休前，他得了心脏病。报社建议他回家休息。他舍不得，说：“我在家干吗呢？”于是继续在报社的新闻研究所工作。

　　1998年，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去世前三个月，又安了心脏起搏器。他迅速地消瘦下去，说话没有了底气，但每周必到报社一次，却没有更改。

　　“这段时间，新闻版怎么用了那么多通稿？”

　　“怎么这几期的版面那么难看？”

　　每发现问题，他必找相关负责人讨论。他说：现在我是下级，你们是上级，争论争论有什么不好的嘛！都是为了报纸的发展。

　　报社的所有重大会议，只要他身体允许，定会前来。他找个角落，安静地坐下，倾听会场上激烈的讨论，直至散会。

　　有人问他：“老王，您不说两句？”

　　他笑着摇头：“我只要听你们说。”

　　报社给他安排了公车，他一次也没坐过。报社来了很多新人，他每一个都能叫出名字，记得住他们的每一篇精彩的报道。

　　一次，王石踱进一间办公室，站在一个年轻女孩儿背后说：“嘿，你知道吗？咱俩是老乡啊！”

　　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吓了一跳，不知该说什么。老王笑笑说：“干得不错，干得不错！”

　　事后，她问同事：“那个老头儿是谁啊？”

　　“他？他是王石啊。本报的前任总编辑。”

　　他的身影最后一次出现在报社，是11月15日，他刚出院不久。那一天，他去过几间办公室，分别聊了十几分钟，然后一个人去报社食堂吃饭。吃完饭，他自己收拾了碗碟，便离开了。

　　4天后的傍晚，他安详离世。

　　11月23日，讣告在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出。11月25日，一位读者来信致“全体同仁”，这位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说，正在踌躇是否续订明年的《中国青年报》，讣告中“杰出的中国青年报人”一语深深打动了她，为了表示对王石先生的崇敬和哀思，“我决定续订”。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