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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季先生走了，相声艺术哭了【原创】

文/撕皮儿剥壳

今日上午10点25分，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在北京安贞医院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2岁。

马季先生匆匆走了，走得那么安详，留给我们无限的追思。他把一生挚爱的相声事业以笑声的方式播种在了中国大地，留在了中国亿万观众和听众的心中。当他辞世的消息传来时，他的家人哭了，他的学生们哭了，热爱他的观众和听众们哭了，被他视为生命的相声艺术也哭了......

马季先生对于中国相声艺术的贡献和影响，是不用笔者在此多言的。要说他在咱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但凡喜欢相声艺术的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甚至说遍布全球的华人，都会心存感激和怀念之情，因为这位把相声艺术作为一生追求的艺术大师，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笑声与欢乐。

非常遗憾的是，笔者没有在马老先生相声艺术盖至顶峰的年代更事，所以对于这样一位相声艺术的“泰斗”级人物的记忆和崇敬，都是在多年以后经电视节目回顾油然而生的。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那篇《宇宙牌香烟》。至今我家中还珍藏着老先生的一些作品集。当时买碟的原因，正是因为，从近些年来，不管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还是中央台、地方台搞的相声大赛，似乎让我感受不到诸如候保林、马季先生等老一辈艺术家，在表演中散发的来自生活的真实淡雅、回味无穷的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现在的艺术，多了世俗，多了浮躁，多了做作，少了沉稳，少了生活化，少了真正的幽默。或许对大师的追忆只能寄望于时空的穿梭了，在电视精品回顾和珍藏的碟片中，带着一颗敬仰的心，慢慢领悟一代大师激情燃烧而永不磨灭的艺术光辉。

当相声界在彷徨中讨论现代相声艺术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当国人无不惊呼现代相声艺术走向衰败的时候，当我们于无所适从中捧着郭德刚等人去拼命寻找相声艺术的未来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怀念候保林、马三立以及他们之后独树一帜的大师马季先生。是他马季，开创了以《五官争功》为代表作的群口相声艺术形式，是他开创并赋予对口相声“逗”与“捧”的完美结合，是他以德艺双馨的个人魅力推动着相声艺术在坎坷发展中达到了一个人才辈出、精品流芳的时代顶峰，姜昆、刘伟、冯巩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正是一代大师马季先生辛勤耕耘的结晶和硕果，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一大批先生的弟子们“抬”着相声这门艺术走过了曾经的寒冬，在八、九十年代走进了老百姓幸福开心的娱乐生活之中。

雁过留声，人走留名。大师的离开，我们老百姓只能记住他的名字，他的作品，他的艺术成就，但从事相声艺术的工作者们更应该秉承大师生前寄望的把相声这门“国粹”发扬光大的夙愿。少些郭德刚式的作秀吵闹，少些李金斗式的乌七八糟，少些牛群式的“心猿意马”，少些姜昆式的“心有旁骛”商海沉浮……或许大师留给相声后辈的精髓更多的在于那股执着而坚韧的精神：从事艺术，就得献身于艺术，甘于寂寞，沉于艺海，推陈出新，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扑在作品创作和表演研究之上，把掘源于人民大众的艺术果实无私地回报给人民。

我们哀思，因为一代大师的离开，一盏艺术明灯的熄灭！

马季先生走了，带着对相声事业的万千眷恋，带着对弟子们没有来得及叮嘱的话语，他追随他的先师侯保林去了。相信在遥远的天国，他不愿意看到从此以后的相声艺术，因为他的离去而颓废如寒冬天气。上天可以带走人民热爱的艺术家，但它带不走早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相声艺术。这是马老先生留给后辈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让我们祝福吧：马季先生，一路走好，天堂幸福！

     马季先生，1934年生于北京，原名马树槐，祖籍天津宝坻，是中国新相声的代表人物，著名相声大师和表演艺术家,近现代相声艺术承前继后的关键人物。他师从侯宝林边学习边表演，善于表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作品，在相声艺术长于讽刺的传统之外，开启了以赞美新生活和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的“歌颂型”对口相声的新生面，其中以《登山英雄赞》、《画像》和《找舅舅》等节目影响为大。之后马季的创作和表演趋于全面，创作演出了对口相声如《友谊颂》、《舞台风雷》、《多层饭店》、《宇宙牌香烟》、《五官争功》等。曾出版《马季相声选》和《相声艺术漫谈》。

作为相声艺术的重要流派马(季)派的代表人物，马季一身三任：演员、作家、理论家。

马季的相声表演独具艺术风格特色。相声表演风格有所谓“帅”、“卖”、“怪”、“坏”。凡属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四个字都沾边，但在某个方面较为突出。一般认为：侯宝林占一“帅”；马三立占一“怪”。马季呢，可以说兼占“卖”、“坏”。所谓“卖”，不是单纯地卖力气，而是台风热情，精神饱满，善于调动观众的联想，共同完成艺术创造。所谓“坏”，完全不能从字面理解，而是聪颖、机敏、灵活、俏皮的意思。马季以“说”见长，叙述语言洋洋洒洒，富于变化。嘴皮子利索，功底深厚。师承于相声大师侯宝林、刘宝瑞，又结合自身特点，有所创新。王决《笑苑名家——马季》一文中精辟地概括了马季的艺术风格特色；“舞台作风潇洒，表演亲切热情，语言幽默谐趣，动作舒展自如。真正做到了寓庄于谐，寓教于乐。”

马季为发展歌颂相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说唱艺术，相声以“说法”为特色，即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辅以人物摹拟，但，相声常常以谈话、聊天儿面貌出现，“我”具有微妙的地位。特别是“垫话”，多为自指性的。马季的歌颂相声，在坚持“说法中之现身”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作品中的“我”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类，叙述类，如《老站长》、《游击小英雄》、《英雄小八路》等。作品中的“我”时隐时现，有时也起着穿针引线的贯穿作用，但，基本上是第三人称叙述，与一般说唱艺术无异。

第二类，参与类，如《登山英雄赞》、《友谊颂》、《海燕》等。作品中的“我”参与登山活动，自称是登山队的一员，其实还是说相声的，洋相百出，妙语连珠，其谐谚幽默的作用十分突出。

第三类，人物类，如《新〈桃花源记〉》、《营业员之歌》等。在《新〈桃花源记〉》里“我”几乎从头到尾进入人物，扮演复活之后重游桃花源的陶渊明。这段相声曾拍成电影，马季索性是古代人的装束打扮。《营业员之歌》里的人物摹拟虽未贯穿整个相声，但，一些主要段落里，逗哏的都在摹拟营业员俞师傅。

第四类，批讲类。像传统相声《批〈三国〉》、《批〈聊斋〉》、《歪批〈百家姓〉》等那样，《诗情画意》中的“我”以评论人的面目出现，批讲诗歌，抓哏取笑，纵情讴歌素有“诗国”之称的我国灿烂文化，也是别开生面的歌颂相声。

马季对相声理论研究也有建树。

他主张全面发展相声的讽刺、歌颂、娱乐功能，特别是歌颂功能。针对一些对《新〈桃花源记〉》不符实际的批评，马季对《北京艺术》的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联系到歌颂相声的问题，从理论上加以阐明：“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搞歌颂相声路子越走越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你知道，传统相声题材多局限于小市民生活。解放后，相声界的同志们敢于创新，已经把题材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国际交往等方面，这里面就有歌颂相声的功劳。从题材范围的扩大来看，路子是越走越宽。我向来就认为，相声应包括三种：讽刺的，歌颂的，知识趣味性的。创作时采用哪种手法，要因题材而异，不能说相声就只能讽刺。”

在相声创作方面，强调生活、“包袱”和构思。

马季认为；“我们所说的从生活出发，并不仅仅是一个熟悉生活的问题。熟悉生活，只是创作过程中的一个最基本、最先决的条件；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分析生活，取舍从生活中截取的素材和用什么形式、什么艺术手段来反映和表现生活的问题。’’这里提出“分析生活”，很有意义。也就是说，仅仅熟悉生活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加以消化，在创作中融会贯通，才能真正作到“从生活出发”。

关于组织“包袱”，除了强调铺平垫稳、目的性以外，还特别提出忌露、忌厚、忌重。所谓“露”，相声术语叫“刨”，就是在抖落“包袱”之前露底。所谓“厚”，就是皮厚，观众一下反映不过来；等反映过来，火候已过，笑不出来了。所谓“重”，相声术语叫做“咬住不撤嘴”，“包袱”已经抖响，还故意拉长，没完没了，效果适得其反。

说到相声的构思，除分析一些艺术手法的运用以外，他还特别强调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相声的传统。

在表演方面，马季强调留有余地和善于应变。使“包袱”留有余地。一尺使八寸，忌讳人来疯。相声表演有时会碰到秩序紊乱和意外干扰。演员必须临危不乱，相机行事。有一次马季在广州演《新〈桃花源记〉》，正摹拟陶渊明的一声“呜呀”，突然一个大电灯泡炸了，全场骚动起来，无法继续表演。马季并不慌张，又来了一声“呜呀”，捧哏的问：“看见什么啦?”马季说：“啊，原来是灯泡爆炸了！”观众听了大笑，情绪稳定下来，演出得以顺利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