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诗兰冲锋衣价格:沉恸悼念相声名家陈鸣志先生

我最早知道陈鸣志先生，是两千零二年左右去天津听节目，那是我第一次在天津的小园子里听相声，一进门就吓了我一跳，因为从没见过剧场里还有连成一排的桌椅，用铁条钉着。每张小条儿桌上还摆个暖壶，想喝热水自己倒。还可以要瓜子、要萝卜，瓜子皮是可以随便往地下吐的——能且只能往地下吐，要不往哪吐?在园子里还可以抽烟，也没女士喊你们男的别抽了。这剧场，或者说，这茶馆，还真像个茶馆，真不像剧场。

人还是真多，而且参与意识真强，每每有好角儿上场，都是轰天价的彩声和掌声，老有人巨大声巨大声地搭下茬，其他观众往往对搭下茬的观众报以热烈的笑声，如果演员台上直接和搭下茬的对话，或者现挂一句，那更会得到哄堂大笑的绝佳效果。这在十年以后的现在的北京的小剧场里，也很少有。当时我作为一个很年轻的上台经验很少的演员，对这种观众群体，非常兴奋，又有点儿害怕。

开场的快板就没人听了，所有的人都在下边巨大声巨大声地聊天、嗑瓜子，我因为本身也是演员，就很为台上的演员不平，人家明明唱得很好；而且我很想好好听听人家唱的段子。但在那种巨大声巨大声的聊天的声音里，听台上的演员唱或说，就好比是战争时期的“偷听敌台”，在巨大的呲啦呲啦的干扰声中偶然听得一字半句的。

但观众虽然完全不管演员的心情，只顾自己大声说笑聊天，但演员唱完的时候，全场观众说好了似的，同时给了台上一个巨大的喝彩声和山崩地裂一样的掌声，还把演员叫回来返了一小段儿——这说明观众真是给面儿：甭管你唱的好坏，开场的我们就是不听，但准让你在喝彩声中下台，不让你没面子。

接着就是年轻演员上台了，是谁我记不准了，但虽然很敢于表演，也敢于和观众接话、和观众聊天，但明显感觉有点儿紧张，观众虽然也搭下茬，也起哄喊“吚”，但笑声就很少。下场的时候，观众依然是轰天价的叫好，当然是鼓励多于赞赏了。我当时扪心自问，要是我在台上，别说效果好坏了，能不能全须全尾地下台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在这种场合练出来的演员，都必然不一般。

又听了一两场，忽然报幕员报出了《吃元宵》，颇让我大吃了一惊。在这种热烈又混乱的场合下，又正是中场容易“折腰”的地方，表演这么标准的文哏节目，谁有这种本领?

《吃元宵》我小时候就演过，当时也演，现在还演，但从来都是实在没节目了才用它凑数，演出的水平实在有限，也颇知道这段难度巨大。当时我还没听过赵振铎的录音，只听过马三立的，说的人少，也足可见表演这个节目的难度。

上来了一对老年人，只记得逗哏长得较黑，捧哏两腮巨大，而且从观众的掌声中可以听出来，天津观众非常捧他们。逗哏的先铺了几句闲话，大意是今天在天津某大剧场，有北京来的谁谁谁在演相声，票价高到多少多少，我们这儿，十块钱。说到十块钱时，不屑中加杂着感叹。马上有一个观众大声搭下茬：“他们还不如你们呢！”逗哏马上受宠若惊似的，双手抱拳，头向后闪，微微皱眉，紧闭双嘴，满是得遇知音而您又过誉的感觉。所有观众齐声叫好。

打那儿起算是“入活”了，孔夫子生在公元多少年，死于公元多少年，有点儿百家讲坛的意思，虽然那个时候还没这节目，我就觉得这位先生虽然是说相声的，颇有点教授的风度。还是那句话，事非经过不知难，我自己也是说相声的，我知道在台上有这种压得住台的气度有多么不容易。还没听呢，就已经知道他一定能说好这节目了。

果然，铺的时候观众听得认真，全然没有刚才那种乱劲儿了，只听见一片咔咔的嗑瓜子声。到翻包袱的时候又脆又准，尤其是孔子要汤，伙计说片汤话那段儿，人物分得清楚，每个人物形像都鲜明。“伙计说谁给添了一竖了?孔子装糊涂，是啊，谁给添的?子路过来了,你说，哪孙子添的。孔子说唉你骂什么人啊”这个包袱，一气贯通，人物一点儿不乱，孔子前后反差极大。那包袱，咔就“响”了，说我们行话，一个“大立劈”啊。我服了。

不但服了，后来我说这段，这里也是按这位先生的方法处理的。

我对《吃元宵》及这个包袱记忆深刻，也是因为后来不久我又去了一次天津，又到名流听相声，正赶上这两位说的还是这段儿，包袱一样的准确，一样的效果绝佳。这次我也记住了这两位先生的姓名：陈鸣志，郑福山。

回北京之后我跟玥波聊天，提起这两位及这段《吃元宵》。玥波说：嗐，老干家儿了，九爷啊。人家是怀抱儿着就入了相声门儿了。

打那起，我就老想多听听九爷的活，但毕竟远隔两地，不那么方便。

09年2月，我正在天津给某津味喜剧写剧本，长住天津。忽然听说陈九爷要开专场，全是文活，对内行自嘲是“温哏专场”，而且开的节目都颇有难度而又较文一点儿的。像《秋虫雅兴》、《歪讲三字经》、《戏迷药方》等。

这种节目，说实话，对内行的吸引力要比对观众大得多。因为观众经过这几年的改变，已经不复当年了。就图一乐的居多，真正懂相声的不多了。不像那会儿，都是拿着筷子听相声，你哪点儿不对观众都能给你指出来。现在新观众大量涌入剧场，都是所谓你让我乐了就成的。文哏的节目，吃功夫的节目，越发不如《反七口》这种薄皮儿大馅儿的好演了。一下演四场这么文的，怎么演，有什么独到之处，这都是内行很关心的。

像《秋虫雅兴》，我没听过。《歪讲三字经》只听过马三立和赵振铎的录音，没听过现场版的，《戏迷药方》听过几次现场版的，也都不火。这几个节目放到一起开专场，能不能卖满，能不能效果好，都是问题。

当天晚上，我早早的就去了。在后台足足听了四块好活。每个节目都是铺平垫稳，娓娓道来。当天的观众卖满了，但不像最好的时候那样，全是加座，台上坐人。而且那天的观众与平时的观众很是不同，该听的时候听，该乐的时候乐，听的时候全很入神，听不见什么吃瓜子的声音。大概是节目单把观众自动细分了，来的，都不是光图乐光为起哄的，来的都是吃主儿。

陈先生表演的时候，还抓了一个现挂：“你不知道我有学问？提我徒弟你就知道我有学问了，徐德亮，知道么，那就是我徒弟。”我当时有正因为一些无聊的事被记者追。正好后台有记者，还因此“盘问”了我半天。

到今天，我还怀念那天陈先生的四个节目，和那些真正细琢磨相声的真正的味儿的观众们. 

09年底，我已经回到了北京，搞了海淀相声俱乐部，在史清元兄的建议下，又搞了“京津相声交流月”活动，在北京天津影响都很大，每场的效果也都很火。陈九爷来北京了两次,每次都攒底，当然这是后话。之前在商讨这事的时候，我们去天津见面。蒙史清元兄请客，在XXX饭店大家聚会，内行人有我、玥波、史兄、王文林先生、陈鸣志先生等。

我姐夫王宴明也陪我去了，他五十岁左右，是某报社的一个处长，颇善交际，但与我们同桌吃饭，说得都是相声的事儿，就有点儿插不上话。于是他就跟陈先生没话搭话，说：“我也是咱们天津人。我小时候住哪里哪里。”谁想陈先生有点儿较真儿：“你说那儿地名不叫那个，得拐过弯去才是呢。”我姐夫也开始较真儿：“我说是过去，几十年前以前了。现在都拆没了。”陈先生还是较真儿：“我在那儿住了多少多少年。”我姐夫说：“我说是那个是小学后边，那有一个厕所。”陈先生说：“那旁边是个什么什么院，我就在那住。”我姐夫说：“我就在斜对面那个院住。”

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姐夫没话找话呢，没想到越说越对了。两个人岁数差十多岁，我姐夫又是不到十岁就离开天津了，是以两个人谁也没见过谁。又说起他们的老街坊。“您还记得有个李奶奶。”“有一个长什么什么样的王嫂。”越说越近了。

我姐夫忽然说：“我父亲有个把兄弟，就住街坊，姓陈，老哥俩可好了。后来我父亲死，还是陈大爷给我父亲发的丧。”

陈九爷也一愣：“您父亲叫什么？”

我姐夫说：“他叫某某某。”

陈九爷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说：“那你站起来吧。”

我姐夫赶紧站起来：“您?”

陈九爷：“你陈大爷就是我父亲。”

这一言既出，立惊四座。连我都傻了。一直说到现在，我都觉得是我姐夫在编着瞎话哄着陈先生聊天儿。这居然说出街坊来了，说出两个老爷子是把兄弟来了，这不就是电影么，评书都没这么巧啊。

两人痛饮一杯，陈九爷说当年他父亲怎么帮义弟，也就是我姐夫的父亲出殡。我姐夫聊小时候去陈大爷家里住，又说陈先生家里住什么样的房，什么样的摆设，床在哪边，柜子在哪边。陈九爷的母亲长什么样，家里还有什么人。越回忆越多，越说越近。

我就想了：怎么我姐夫都在人家住好些日子了，他们俩愣不认识。这不成了相声了么。“咱俩都一炕上睡啦？我怎么不认识你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不得拜街坊。”

陈九爷已经在给史兄解释了：“当时啊，我就已经拜于先生了，去于先生家住着学徒了。那会儿我就不怎么回家了。”

我姐夫说：“那您家里人呢？那谁谁，还有那谁谁谁……”

陈九爷微合二目，摇摇头：“全没有了。”

我姐夫说：“我母亲还在哪，九十了。”

陈九爷立时来了精神：“那我去北京得拜望拜望。”

后来陈先生来北京演出两次，都因为时间太紧，没有去成。现在，那位老太太也已经故去了。虽然这门老街坊再也没能见成，但这几十年的时光，毕竟让人们又转回到原地，增加了一些感慨，也给我们多了一些谈资。

我和陈九爷接触不多，也就这两三件事，记述完毕。

最后再说两句有关相声的话题，王文林先生转述过老前辈的话：“咱们说相声啊，现场效果和观众的评价可是两回事。”

一般人都理解不了，难道说现场效果不强烈的，观众评价反到高么？

还是老先生们传下来的对这句话的解释：“你看这位台上真火，满嘴胡说，满台乱飞，观众也乐得前仰后合，最后一出门，就落一句‘这孙子真能折腾’；你看那位不温不火的，娓娓道来，有点儿知识性趣味性，也许不让观众乐得前仰后合，但是这东西禁琢磨，越琢磨越可乐，甭管多长时间，观众一提起来,还能有一句‘某某那相声，真有内涵，那才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