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光布的材质:《马氏文通》句读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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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句读论研究
宋绍年
本文提出:学术史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学
术名著的不断重读.实践证明,以《文通》为代表的一系列汉
语语法学著作是值得重读的.《文通》是汉语语法学的一部经
典,人们在语法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重读《文通》都会有斩的体
验,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可以从中找到经典与当代学术形态的
契合点,或当代学术形态的原始形态,从而自觉地把握历史与
现实的联系,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现实,这也正是中国语言学
史研究的意义所在.目前,深入开展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已
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学术现象,寻求以《文通》为代表的一系
列汉语语法学名著的当代意义成了人们自觉的行为,它对汉
语语法研究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就是对《文通》
句读理论的一种重温.一,引言
《马氏文通》共十卷,其中专论句读的只有一卷,即"论句读卷
之十",篇幅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十三.其余各卷为正名一卷,实字
五卷,虚字三卷.这种格局并不表明句读理论在(文通》的语法系
统中不占有重要地位,正相反,句读理论是(文通》的核心,正如马
建忠所说"是书本旨,专论句读"(《例言》15页),句读理论实在是
《文通》统摄全书各部分的关键.《文通》指出:"句司字, 皆有一
定不易之律"(《后序》12页),马氏写作《文通》的目的就是要"比拟
而揭示"汉语中这一"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后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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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序)11页).
《文通》以很大的篇幅讨论字类问题,但马氏清楚地了解字类
只是句法的基础,他说"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
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例言》巧
页).《文通》论句读卷之十的导语对全书各卷的内容进行了概括,
说明了各卷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字类八卷实际上都是为句读理
论服务的.①正因为如此,马氏在字类各卷里涉及了大量句读问
题,正如论句读卷导语所言"此卷所论者,有已散见于前者,有(前)
未见者.今则散见者总之,未见者补之"(385页).这个导语可以
作为我们阅读《文通》全书的指导线索.
一个科学的汉语语法系统必定是以句法为核心的,这是由汉
语的本质特点决定的,马建忠构建了我国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
系统,他掌握住了汉语的本质特点.《文通》发表后的数十年间有
不少汉语语法著作简单地模仿西方语法,试图建立以词法为中心
的汉语语法系统,这当然不可能成功.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
马氏那种建立在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基础之上的创新精神.
二,关于《文通》的"词"与"次.
《文通》创立句读理论,它首先建立了"词"和"次"两套概念.
"词"即句子成分,"词"分七种:起词(主语),语词(动词谓语),表词
(名词1形容词谓语),止词(动词的宾语),司词(介词的宾语),转词
(主要指动词宾语中的非直接宾语,可以带介词也可以不带介词),
加词(主要指充任状语和补语的介词结构以及同位语)."次"是主
则知所以
蔽之者也.馨焦
167
要用于分析名词和代词句法功能的一套概念,马氏指出"凡名代诸
字(与'动静诸字'相对)在句读中所序之位,曰次"((正名卷之一》
27页)."次.主要指名词,代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和分布,"次.'
有六种,两两相关,构成三对:主次和宾次,偏次和正次,前次和同
次."次"的设立显然是受到西方语言名词,代词具有格语法范畴
的影响,汉语不具有格语法范畴,而且汉语的词类同句法成分也不
是一一对应的,因此没有必要专门为名词充任的句法成分单独建
立一套概念,所以"次"的设立是不必要的.这是马氏机械模仿西
方语法的一个明证,前人已经多所批评.事实上《文通》的"词,.和
"次"在内容上大部分重复,主次多指起词;宾次即是止词;前次内
容颇为庞杂,涉及到起词,止词以及加词中的同位语;同次即同于
前次,涉及到表词,止词以及同位结构的中心语.只有偏次和正次
是"词"没有涉及到的,这对概念用来分析名词性偏正结构,马氏指
出"凡数名连用,而意有偏正者,则正者后置,谓之正次,而偏者先
置,谓之偏次,(《实字卷之三》如页).根据定义,偏次即指名,代
字充任的定语,正次即指名,代字充任的中心语.马氏对"偏次"概
念的运用同他的定义并不完全吻合,当形容词修饰名词时,马氏认
为"若偏次然"(《实字卷之三》113页);动词性成分修饰名词,马氏
认作"以读为偏次也"(《论句读卷之十》420页).马氏对"偏次"概
念的运用已经摆脱了简单类比西方格语法范畴的局限,而从汉语
的实际出发了.从当代汉语语法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
"词,.和"次"都是对句法成分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词"与"次"合并
起来,同时删除那些不适合汉语句法的"次".
通观《文通》的语法系统,汉语的主要词类(名,动,形,数,代,
副,介,连,助,语气)和主要句法成分(主,谓,宾,定,状,补)都已具
备,后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是在《文通》建立的框架之内进行
的.《文通》的句子分析具有基本的层次观念,首层是起词,语词两
分,对起词之后的谓词性成分,马氏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称为语
一168一
词,即"皆所以语或动或静之情也,所谓语词也",并明确指出"凡日
语词,则动字与其所系者皆举焉"(《论句读卷之十》385,如5页).
很显然,马氏把宾语,状语,补语都包含在谓语之中,这比起后来有
些语法著作不分层次地排列所谓"六大句子成分,的做法要好得
多.
三,关于《文通》的"读"与"顿"
读是《文通》创立的又一个句法概念,它有明确的定义,即"凡
有起,语两词而辞义未全者日读"(《正名卷之一》28页).这个定
义在书里反复出现,如卷十又说"凡有起词,语词而辞义已全者曰
句,未全者曰读"(425页).如果仅从马氏的定义看,似乎只有主谓
结构才有资格充任读或句.其实不然,马氏同时还明确指出汉语
的读和句可以没有起词,他说"大抵议论(性)句读皆泛指,故无起
词","史籍凡议事论道,其句读概无起词也,,"凡间答之句,起词
有无无定,一视辞意之所顺而已","命戒之句,起词可省","无属
动字,本无起词,'有''无'两字,间亦同焉".更重要的是,马氏深
知这是汉语的特点,他说"此则华文所独也,泰西古今方言,凡句读
未有无起词者".《文通》对汉语的非施事主语(话题主语)也有较
为细致的观察,马氏指出"句读内有同指一名以为主词,为宾次或
为偏次者,往往冠其名于句读之上,一若起词者然"(例如:鸟,吾知
其能飞),"此例为华文所独"(以上引文皆见《论句读卷之十》387-
392页). 《文通》之读既然不一定是主谓结构,那么,从当代汉语语法学
的角度观察,读是什么呢 本文认为:"读"是马氏受西方语法中动
词不定式短语恤面涌枕p肠恻犯),分词短语(户州dpi吐户"毗)和从
句(cl翻〕Se)可以充任句法成分的启示,而设立的汉语句法概念,
"读"实际上指充任非谓语句法成分的各类谓词性词组.马建忠并
一169一
不是简单地照抄泰西的葛郎玛,他没有试图在汉语里寻找根本不
存在的,分别与不定式短语,分词短语和从句各自相对应的语法形
式,而是紧紧抓住汉语谓词无形态变化的特点,深人研究了汉语谓
词性成分可以较自由地充任各种句法成分这一语言现象.《文通》
对读的语法功能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指出"(读)或用如句中起词
者(主语),或用如句中止词者(宾语);或兼附于起,止两词以表其
已然者,则视同静字(表语);或有状句中之动字者,则与状字(状
语)同功"(《正名卷之一》28页),气或)以读为偏次(定语)也"(《论
句读卷之十》420页).读概念的建立对分析结构繁复的汉语句子
是非常必要的,它是运用西方语法学理论研究汉语的成功范例,可
以说是西方语言学成功的引进,移植,或曰拿来.
在汉语里,谓词性成分只要处于读的位置上,无论有没有标记
都会背离典型的陈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指称化.《文通》涉及了
这个问题,《文通》指出:读用如起词或止词"则与名,代诸字无异"
(《正名卷之一》28页).马氏的这一表述可以认为是"名物化"说
法的源头,多年来人们强烈地批评"名物化"的说法,这一批评是有
积极意义的,但是,站在当代汉语语法学的高度重新审视"名物化"
的说法,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马氏已经发觉在汉语里陈述可以转化
为指称呢!马氏讲"与名,代诸字无异"是不准确的,读充任主宾语
不一定都变成了名词,读是否转变成了名词性成分,要看它指称化
的程度.我们不应该苛求百年前的马氏.回顾"名物化"讨论的漫
长历程,陈述和指称相互转化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特别是对
这一理论观点的讨论,补充,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将指称化等
同于名词化的偏向,①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到汉语语法理论
研究沉重而又不懈的前进脚步,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成就的源点正
0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必须严格区分指称化与名词化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简单
她把指称化标记认作名伺化标记厂指称化等于名词化"的论点是在新的层面上出现的
与学牛多物化相类似的偏误.另外,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标记指称化现象的存在.参
省采绍年(1熨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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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建忠的《文通》.
《文通》对古汉语读的形式标记,即"之,,"其","所","者"四个
语素,以及它们与读的关系,进行了深人探讨.马氏把上述四字统
称为"读之记"(《论句读卷之十》412页)."之",马氏归人介字,指
出"读于起词坐动之间,间以'之'字,…读无'之'字者其常,而有
'之'字者,必读也,非句也"((虚字卷之七》对8页).《文通》正确地
指出"N之v''经常作主语,宾语和状语,但同时又认为"N之V"与
名,代诸字无异.我们认为"N之丫,是自指化的主谓结构,它的指
称化程度并未达到名词化的地步,它仍然是谓词性成分."其",
"所","者",马氏归人接读代字,并指出"凡有接读代字者,斯为读"
(《论句读卷之十)410页).总体说来,马氏的接读代字研究同"其
护,"所v","V者"三种组合密切相关."其"等于名词加之,"其
V"也就相当于"N之V",也是一种自指化的主谓结构."所V"是
名词性成分,它是由谓词性成分转指化以后形成的."V者"也是
由谓词性成分指称化以后形成的,不同于"所V',的是,"V者"有时
是转指,有时是自指,转指的"V者"是名词性的,自指的"V者"仍
是谓词性的.马氏的接读代字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缺乏
明确的层次观念,对上述接读代字各自所管辖的范围判断不够准
确,例如马氏认为"之所","之所以"都是间于起词和语词之间的,
但他又说气所字)或隶(属于)外动,或隶(属于)介字,而必先焉'
(《实宇卷之二》印页),两者矛盾.与此相关,《文通》一处讲"所字
常位读领(即读之中部)"((实字卷之二》58页),另一处又讲"所字
常位领读(即读之首)"(《实字卷之二》印页),二说也是矛盾的.
不过在这个间题上至今仍存在不同意见,可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参看何乐士等1985:义7;宋绍年1983,1卯2,1望汉1).马氏的错误
在汉语语法学的开创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它无损于马氏的贡献,今
天我们可以用比较明确的语言辨析"其V",.所V,,"V者"三种组
合,应该说受益于《文通》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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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的句读理论还包括"顿".在《文通》里,顿本不是一个
语法单位,马氏指出"凡句读中,字面少长,而辞气应少住者,日顿.
顿者所以便诵读,与句读之义无涉也"(《论句读卷之十》粼又页).
但是,马氏常常把顿用于句子分析,提出"起词有为顿者","语词有
为顿者","止词,转词有为顿者"等等.梳理马氏的论述,可以看出
顿有时是指由一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或一个读充任的某种句法成
分,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不用顿这个概念,而直接判定上述成分
的性质;有些时候马氏又用顿指充任某一句法成分的联合结构内
部的各直接成分,这些并列的成分有名词性的,也有谓词性的,在
这里顿这个概念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是必须创造新的概念(例如
"词组","联合结构"等),以描写上述语法单位.总之,诵读之停顿
同句法分析所用的语法单位是不同的,不应混为一谈,这可以说是
《文通》从反面给我们的启示.
四,关于《文通》的"句"
《文通》特别重视分辨句和读,马氏用了大量篇幅讲读,他似乎
认为把读讲清楚了,与读相对的句也就容易清楚了.对于读,马氏
论述了"读之记","读之位"和"读之用"(《论句读卷之十》412页).
读之记即读的标记,读之用即读所充当的句法成分,读之位即读所
处的位置.读之记前文已述,有标记的谓词性成分一定是读而不
是句.但马氏并不仅仅依据标记来识别读,他认为汉语中的大量
读是以无标记的形式存在的.这一观点已经包含在《文通》关于读
的定义里;另外,马氏指出"读无'之'字者其常",可以理解为无标
记是读的常态;特别是,马氏在例句分析中把大量没有标记的谓词
性词组分析为读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马氏这一观点对当代汉
语语法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对此,我们至今并未给予足
够的重视.那么无标记的读同句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 马氏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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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差异表现在位置上.《文通》指出"凡读先乎句者,常也.
其后之者,可条举焉,…(即)用为止词,转词,与比较之读者","他
读概置于前(刃页)";此外,有些读后置的情况"于文则非其常",
例如"反其田里,及其人焉"(《论句读卷之十》424一425页).马氏
的"读先乎句"应理解为读处于句之语词核心之前,读包含在句之
中.马氏在论述中时常把读以后的谓词性成分称为句,这是马氏
体系不够严密的地方.马氏把汉语的读与西文的分词短语作了比
较,指出"泰西古今文字,其动字有变,…率以动字之变同乎静字者
(即指分词)为读,而句读判然矣","华文动字无变,故惟以动宇
(动词性成分)之位之先后,以为句读之别"((论句读卷之十》415
页).马氏关于汉语"读先乎句"的观察十分准确,确实抓住了汉语
的特点. 什么是句 (文通》的定义是"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已全者,
日句.…所谓辞意已全者,即或惟有起词,语词而辞意已达者,抑
或已有两词而所需以达意(者),如转词,顿,读之属,皆各备具之谓
也"(《论句读卷之十》425页).至于句不一定都有起词,已述于前,
马氏早已观察到汉语的句不同于西方的句.
马氏关于汉语句子分类的理论很有见地,《文通》指出"句之为
句,似可分为两类:一则与读相联者,一则舍读独立者"(《句读论卷
之十》425页).马氏的第一类指在最高层次上有读作主语或状语
的句子,第二类则指在最高层次上没有读作主语或状语的句子.
当代汉语语法学一般把句子分为单句和复句,复句下位再分为联
合复句和主从复句.这种分类显然不同于马氏,但二者之间存在
对应关系.马氏把"舍读独立之句,,分为四小类,即"排句而意无轩
轻者","叠句而意别浅深者","两商之句","反正之句"(《论句读卷
之十》4四一434页),仔细分析马氏给出的例句,可以看出"舍读独
立之句"对应后代的联合复句,例如"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
知二"(《论句读卷之十》429页).马氏的"与读相联之句"指"读用
一173一
如句中起词者"和,'(读)状句中之动字者",可以对应后代的单句和
主从复句,例如"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读,起词足矣.就所论
则为句"(<论句读卷之十》246页),又如"不与,状读必加兵于韩矣"
(《论句读卷之十》别5页).马氏的"(读)状句中之动字者"内涵十
分丰富,有"读之记处者","读之记时者","记举止之容者","惟容
之所包者广,凡言及举止,比较,情景,缘因,与夫拟议,设想之情状
者,管赅焉"(《论句读卷之十》421一422页).马氏关于"(读)状句
中之动字,'的观察,以及"(读)用如状字"的理论观点能给我们有益
的启示;在汉语里,我们既然承认谓词性词组可以充任主语,谓语,
宾语,定语,补语五种句法成分,从而把上述类型的句子分析为单
句,为什么不能承认谓词性词组也可以充任状语,从而把主从复句
也分析为单句呢!取消主从复句,把一般认作从属分句的成分分
析为表示某种情况或背景的状语,似乎更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
马氏之所以特别重视"(读)状句中之动字者",同读已经在某种程
度上指称化,不再是典型的陈述,与一般充任谓语的谓词性成分已
经有所不同这一点不无关系.《文通》在读作起词和读状动字的分
析上也有不甚严密之处,例如"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文
通》把"秦之灭大梁也"分析为句之起词(250页),而我们一般认作
状语. 《文通》的句类观后世少有提及,金兆梓1922年出版了《国文
法之研究》,这部著作继承了马氏的句类观,书中对于汉语连词和
介词的差别有如下论述,"我这里的介词,联词是主从连合与衡分
连合的分别","不论介字或介句,只要是表主从的关系,都叫他介
词"(54页).金氏把后代认作连接从属分句的连词都归人介词,
这一处理与《文通》的句类观一脉相承.
赵元任1958年5月在写给周法高的一封信中提出,对所谓主
从复句"我主张都看作5一P,…但是还没有完全想透各种可能的
例"(周法高1%1:1).他1968年发表了A'旧功侧了ofSP血n
一174一
.滋~,明确指出"一般所谓单句,实际是复杂句(可以理解为有读
充任主宾语的句子)',伙对于所谓主从复句)我们主张把从属小句
当作主语,把主要小句当作谓语"(赵元任19'79).赵元任的看法同
马建忠如出一辙,只是比马氏走得更远,他甚至不再分辨读作起词
和读状动字这两种情况.
五,结语
综观《文通》的句读理论,可以看出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
普遍唯理语法(也称笛卡尔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法学拓荒者的巨大
影响,普遍唯理语法所构建的语言共性理论及其所揭示的人类语
言共同的基本规律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它为马建忠提供了不
同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的观察汉语的新视角,以及分析汉语
的有力工具.词可以聚合成词类,组合成句子;凡语言都有词类和
句法;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里,主格和宾格(以及其他某些句法成
分)用形态变化来区分,在形态变化逐步消失或本无形态变化的语
言里,主格和宾格(以及其他某些句法成分)往往依据它们在句中
的位置(即词序)确定,形态变化和词序是互相补充的语法手段.
这些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非常有助于马建忠发掘汉语"自有文字
以来至今未宜之秘奥飞
此外.马建忠曾谈到自己"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
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后序》12页),马氏清楚地了
解印欧系语言间的亲属关系,指出"泰西文字,原于切音,故因声以
见意,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古希腊与辣丁文,
其动字有变至六七十次而尾音各不同者.今其方言变法,各自不
同,而以英文为最简,(《虚字卷之九)323页),这表明马氏了解当时
风行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注重研究语言的民
族特点,即语言间的差异,《文通》的创作过程就是展开汉语同欧洲
一175一
诸语言比较研究的过程,尽管这不是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但也是
一种比较研究.《文通》多处着力论述"此则华文所独",从中可以
看出马氏注重发掘汉语的特点.《文通》的句读理论有着深厚的普
通语言学基础(参看宋绍年1卯sb),它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全新
的创造. (文通》句读理论的核心是汉语动词性成分的研究,可以看出马氏
语法系统所遵循的是动词中乙论.一百年过去了,马氏所开辟的汉语
语法研究道路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到尽头.《文通》的出版曾引发了汉
语语法研究的高潮,但是,在为世纪的前半叶,(文通卜直受到严厉的
批评.今天看来,这些批评只有少部分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有价值的;
其余的或是批评者囿于自身眼界的狭小而形成的误解,甚至是完全错
误的批评,或是出于又饰荒者的过分苛求.为世纪的后半叶,(文通》
的魅力逐渐显现,人们发现汉语语法研究离不开对《文通》的研究.一
部真正具有开仓性的著作必定是深刻的,不朽的,它不会轻易过时,除
非孕育这部著作的外部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实已经彻底超越了
该著作本身.《文通》正是这样一部汉语语法学的经典.事物是螺旋
式发展的,学术也是如此,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必定会预示学术未来的
走势.人们在汉语语法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重读《文通》,都会有新的体
会和收获,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可以从中找到经典与当代学术形态的
契合点,或当代学术形态的原始形态,从而自觉地把握历史与现实的
联系,更探刻地理解和把握现实.这也正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意义
所在.实践证明,以《文通》为代表的一系列汉语语法学名著是值得重
读的,这尸点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由于人们自觉地寻求《文
通》的当代意义,重读钞通》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这一潮流目前正方
兴未艾. 学术史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学术名著的不断重读.
名著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但是,学术自身却总是处于不断的
发展过程之中,在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重读名著的体验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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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在学术史研究领域里不仅需要续写,而且常常出现补写,改写
或部分改写,甚至于重写的现象,而这一点正是所有历史科学的生命
.今天,我们站在当代汉语语言学的高度重温马建忠的学术思
深人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无疑是对马建忠最好的
也是对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一种扎扎实实的推进.
胜蒯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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