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兴”作为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国际社会的期待看，距离目标还很遥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到2025年，六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印尼、韩国和俄罗斯——将占全球增长总量一半以上，国际货币体系也不会再由单一货币主宰。日前，世界银行在发给本刊记者的一篇题为《新兴市场增长极重新定义全球经济结构》的文章中，作出了大胆的预测。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推动了一种转变，使得经济增长中心广泛分布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产业的一股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表示，国际金融机构需要尽快适应和与时俱进。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比如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但就国际社会的期待来看，距离还十分遥远。

　　储备货币的替代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以前危机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次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出了问题，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的话说，“美国生病，大家跟着一起吃药。”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一直是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消费他国商品的双循环模式。

　　管涛指出，这种货币体系纵容了美国的过度消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他并不认为，此次货币危机是美国国际清偿能力不足引起的。

　　在管涛的眼中，美国的权利义务不是对称的，“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一个形象说法是：‘我的美元，你的问题’”。他解释说，美国政策都是优先考虑美国国内的问题，很少顾及宏观经济政策溢出的影响，特别是危机发生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稳定金融采取很多扩张性政策，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大的影响。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已是共识，对于储备货币的替代选择，业内提出了几种方案。

　　一是回归金本位。既然问题根源是美元的信用发行没有基本参照，就需要回归金本位，对货币发行进行约束。但也有专家认为，金本位此前的实践已经失败，再回到金本位不现实。

　　二是用非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用一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会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称，因此有人提出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超主权货币做实。

　　对立的观点认为，超主权货币的发行缺乏信用支撑和金融市场支持，而且存在路径依赖，美国本身也并不支持这一主张，此外，超主权货币在发行、分配上可能会存在一些技术问题。

　　三是发展区域性共同货币打破僵局。“现在欧元比较成功，但也存在问题，而其他地方货币政治意愿不是很强，想要做成遥遥无期。”管涛指出，现在看来，比较可行的现实选择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如人民币、俄罗斯卢布，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也认为，国际货币多元化是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选择。他将内容简洁地概括为：承认美元主导地位，发挥欧元作用，增加新的国际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为国际货币体系增加一个稳定的货币，从而更有利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化。”戴相龙说。

　　《2011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报告的主要作者、世界银行发展趋势研究主管曼苏尔·戴拉米说：“在未来10年左右，中国的规模及其企业和银行的快速全球化，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他预言，2025年全球货币最可能出现的情景将是一种围绕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中心的多种货币并存的格局。

　　经济和金融权力转移进行时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比较引人注目之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放任自流的态度转向全面监管；另一个方面则是G20正式进入国际经济治理的视野。

　　在2008年11月份召开的华盛顿峰会上，中国首次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改革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时效性原则，重点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鼓励区域金融合作，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样化。

　　美联储曾经奉行不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危机之后在对次贷危机原因进行总结时，监管不力成为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

　　“现在加强监管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实践中的进展包括：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巴塞尔协议Ⅲ、G20框架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等。”管涛介绍说。

　　在管涛看来，到现在为止，金融监管改革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内容包括：加强监管国际合作、限制金融机构薪酬、部分重归分业经营（沃尔克规则）、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研究金融交易税、加强对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对冲基金和避税天堂监管、加强金融衍生交易监管、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在G20框架下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合作发挥预警作用等。

　　在G20成为国际金融治理主体之前，全球金融治理架构存在较大的缺陷，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G7的代表性不足，现有国际金融组织（IMF、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过低，以及IMF宏观经济监测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缺乏监管等。

　　现在，加强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建设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权威人士认为，这就需要充分发挥G20这一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新平台的作用；改革IMF和世界银行治理架构，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权；扩张IMF的可贷资金来源，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减少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增持外汇储备的冲动；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G20的“强劲、均衡、可持续增长”框架下研究制定“一揽子参考性指南”，督促各主要国家加快结构调整，恢复经济再平衡。

　　世行报告也指出，经济和金融权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于企业投融资和跨境购并交易的性质，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越来越多的交易源自新兴市场，南南外国直接投资有望增加，其中大部分流入新建项目，而南北外国直接投资更有可能瞄准并购。在扩展过程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将能够进入国际证券和股票市场，以更好的条件为海外投资项目融资。

　　戴拉米表示，全球经济预计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总体观察，这些改变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利好的。

　　但他同时指出，现行的多边规范和制度是否足够强有力，能否承受向多极化的过渡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权力中心之间管理好全球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凸显出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对于减少经济不稳定风险的至关重要性。”他说。

　　以开放促改革

　　“为了保持增长和应对更为复杂的风险，作为新兴增长极的经济体需要改革国内体制，包括经济、金融和社会部门的体制改革。中国、印尼、印度和俄罗斯都面临着体制和治理挑战。”世界银行的报告如是说。

　　在大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同时，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现实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南京召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非正式和学术性研讨会上，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其他国家官员都说要考虑SDR的篮子，争执的一个焦点就是是否应该把可自由兑换和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作为一个条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指出，这其中存在一个矛盾，人民币加入SDR没有问题，加入的目的就是帮助SDR的改革，以后SDR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如果不能自由兑换，汇率也不灵活，中国需要考虑，把人民币放进去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应该是将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或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很重要的机会，而不是说放进去就达到目的了。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同样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很多时候我们假设市场失灵，所以进行市场干预，但是有时候该相信市场的时候没有相信，所以某种程度上管制还是偏多的。”

　　在张健华看来，金融改革滞后有其原因，改革前期，比如1994年以前，国务院出台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是把金融业作为实体经济改革的支撑，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国有银行背了很多国企改革的包袱，这些包袱其实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和代价，由金融部门来承担，最后是国家消化了。

　　改革后期，中国政府对风险看得比较重，从监管角度来说，除了比较担心系统性风险，对于微观的小机构的风险也看得比较重。“中国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差，金融业也是风险容忍度特别低。因此搞监管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宁可管得严一点，也别出事。”张健华说。

　　从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来看，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大幅提高，发言权也在扩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去找改革动力。张健华认为，可供选择的路径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下一步改革的动力，这不仅仅是引进资金、引进人才、引进技术，还包括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以及引入国际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司副司长徐忠指出，国内的金融改革决定了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外承诺，包括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能力。现在之所以不敢承诺，原因在于国内改革相对来说是滞后的。

　　他解释，如果对内不开放的情况下就对外开放，就可能出现很多扭曲和泡沫，可能出现危机。一定程度上说，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决定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

　　“因此，就我个人感觉来说，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到了需要一个整体的改革的时候，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徐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