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

　　本报记者 张伟 □刘旸

　　查尔斯·达尔文未必能料到，他的进化论会在中国受到如此厚爱。

　　2003年，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有多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

　　调查的主持者、中国科学院教授李大光，至今还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要知道，即使是在达尔文的故乡英国，情况也远非如此。直到几天前，“半数英国人不信进化论”的新闻，还频繁出现在报纸上。

　　李大光的床头，摆着刚出版不久、美国学者浦嘉珉写的《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详细探究了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的传播脉络。尽管很忙，李大光还是会经常抽时间翻上几页。他觉得，这本书切中了他平日的思考。

　　当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到来之时，许多人开始对进化论在中国的流行进行思考。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学系教授龙漫远认为，从严复到毛泽东，进化论在中国地位的确立，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进化论是以一种“谦卑”姿态进入中国的

　　最初，进化论是以一种“谦卑”姿态进入中国的。1897年4月12日，一份报纸在脚注里介绍了严复和他的译作《天演论》，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此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发表近40年，进化论终于作为一个西方学术观点，进入中国民众视野。100多年后，龙漫远仍觉得，如果他是严复，也会选择翻译《天演论》。

　　2月23日，他坐在芝加哥一家咖啡厅里，回溯19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正当战争屡屡失败、改革无功而返之际，1894年，甲午战败，曾长期在海军任职的学者严复“想唤起改变贫穷落后的觉悟”，于是第二年便提笔翻译《天演论》。

　　为什么选择《天演论》？龙漫远认为，原作者赫胥黎在书里，意在用《物种起源》里面的一般规律、用“进化”这个科学观点解释人的事情，解释社会问题。这种功能，在《物种起源》里是找不到的。

　　“严复并不是学生物的，他翻译的目的在于向人们传达对社会的理解。”龙漫远说。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严复干脆在书中做了大量批注。

　　在这些批注中，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努力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这位翻译家留给后世最著名的格言。

　　“历史在这里玩了个吊诡。”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林垚介绍，在原著中，作者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译作却变成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典文本。

　　“一方面，救亡图存确是一时之亟，另一方面就世界范围而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学也风头正健，赫胥黎的伦理学正被越来越多人看作过了时的、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空谈。”林垚解释说。

　　后世的反思，并不能阻止《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当年刚满17岁的中学生鲁迅，特意花了500文钱买回这本书，觉得很新鲜，一口气读了下去。同样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还有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在李大光看来，“这是近代科学文化的第一个高潮”。进化论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中学作文最常见的命题。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界人士对于进化论精神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更是乐此不疲。一场“保种”的运动，随即浩浩荡荡地开始了。

　　《天演论》风头太盛，以至于20年后，当《物种起源》终于被翻译到中国时，影响力反而大不如前者。这本书为中国留下许多遗产。经由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社会事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灵魂一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努力而流传。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评判说：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政治学语境中发生的”，而基本上被从科学或博物学的传统中剥离出来。

　　与此同时，在国外，另一场对达尔文和进化论的演绎正在发生，并且等待时机进入中国，准备接过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大旗。

　　“没有争论，也不能有争论”

　　小学的时候，龙漫远在父亲单位的藏书里，发现过一本与进化论有关的书，是翻译版，“文字写得真美”。他立刻就被吸引了。

　　不过，真正接触进化论，要等到读中学时。那是上世纪70年代，进化论从两个渠道进入他的生活，一个是在生物课堂上，另一个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龙漫远还记得，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时，也在里面看到过进化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都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有的时候把进化论的观点演绎到社会问题。”龙漫远回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天起，进化论在中国的命运，就和这个新兴的学说发生了关联。

　　这种关联很早就开始了。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时，曾经为他留下了著名的论断：“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关于马克思和达尔文之间的“惺惺相惜”，人们不难在报端上找到若干证据。其中一个例子，是1931年由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布的。该杂志声称发现了达尔文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足以证明马克思曾想把《资本论》第二卷题献给达尔文，可见马克思对达尔文思想之重视。

　　这个说法一直被用来证明马克思的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密切关系，流传甚广。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早在197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泰伦斯·波尔已经发表文章，论证该信并非写给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过要把著作题献给达尔文的念头。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未必真的看重进化论，当一些社会主义者试图将自然选择概念引入社会主义学说中时，马克思还对他们大加嘲讽和批评。

　　不过，林垚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们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他与达尔文之间的联系。许多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推重并借鉴自然选择理论，对宣传达尔文主义也“不遗余力”，这是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进化论是他们“反对有神论的天然盟友”。

　　龙漫远的解释则是，在社会主义者眼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这和进化论者表达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观念是一致的。

　　这种氛围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中国。从一开始，进化论在新中国就获得了崇高的地位。龙漫远回忆，当时的进化论是以“官方”、“正宗”的面目出现的，他理所当然也认为，“没有争论，也不能有争论”。

　　直到改革开放前后，“这一代人”才开始反思。龙漫远读到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介绍了西方的很多东西。从那时起，他才真正开始思考和比较，并第一次发现对于世界的解释，除了进化论，还有宗教。

　　中国教科书里的进化论是完美无缺的

　　在美国，龙漫远曾经被叫上法庭，为一起家长起诉学校教授神创论的官司作证。作为科学家证人，他在庭上对法官和陪审团讲解了基因是如何起源的。

　　他觉得，因为存在争论，许多美国人从小就会仔细了解进化论讲的是什么。而在中国，进化论被作为一个事实来讲授，大家都知道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但“好多人其实理解得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