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地化州橘红破壁粉:论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成功的原因

                      论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成功的原因

                                   姚会元

                            （武汉中南财经大学）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

容：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

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它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

收回、停止使用及流通。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

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

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

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

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的金融机关无限制

买卖外汇，法币先与英镑稍后与美元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在政府主持下的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法币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标志有：

　　第一、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千百年来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混乱的状态，实现

了中国币制的统一。以法币统一的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之极。本位的银元就有“龙洋”“袁头”和

“孙头”等，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而流通的辅币则各地有规格和成色
不同的“银角”“银毫”，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

币，甲地通用，乙地则不能通用，彼此间兑价相差悬殊。至于纸币则至为混乱，

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

偏僻城乡，多横流各种商店、钱庄或其它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那时的中

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中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

国”。法币发行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及其障碍经济发展有巨

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

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是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

稳。法币发行后，政府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有不准
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 压常 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

响。如美国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世界市场上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中

国因实行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金融没有因之引起大波动。同时，法币改

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汇价的作法使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克付所欠各国的外

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

固定比价，可以在世界市场流通。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

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此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

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
口”，这种外贸形势以及“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

的购买力。”从国内工农业生产方面看，在改革后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的发

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可兑换法币一元，但

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的60%可兑法币的100%。实行法币后，市面上纸币（法币）

的流通量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为459308123万元，

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

的有限度增加作为一种合理的金融现象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

上涨了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经营活动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

业繁荣和工业生产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

象。1912－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1936年间增
长率为8.3%，1928－1936年更高至8.4%。这种比例关系表明法币改革从一个重

要方面促使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最高时期。同时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58.8%，超过了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三十年代中期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范围

扩大时期或曰强力资本主义化时期。中国的农业，1936年除川、豫、粤三省受灾

外，全国大面积获丰收。据当时的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

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

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

　　第三、法币改革成功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
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体现在经济上。而法币

改革在后来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体现出“长期效果”，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

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长期效果”表现在：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

政府可通过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

普遍为人民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国

民政府的实力在抗日战争中得以维持甚至是增强。其次，实现法币改革，利于此

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有利于国家在抗战

全面爆发之后最大限度地掌握和调度现金、最大可能的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

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实行法币，国家以法币收兑了社会各方
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保证了用全民族的物力、财力投入抗日战争。法币实行

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

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

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

的，”对中国的抗战大有好处。最后，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

大后方战时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抗战爆发后资金向内地后方

流动，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金融市场利率降低、迅速恢复

和扩大了后方生产，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与贡献。

　　法币改革的原因何在？
　　第一、法币改革的主持者南京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实行分步到位法，即第一

步首先实行“废两改元”，第二部才全面推行法币。“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

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优化了实行法币的金融环境。1932年7月7日，国民

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废两改元”及其

三点原则：（1）废除银两，采用银元；（2）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

使用；（3）确定银元法价，开铸新银币。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

6日，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件、文

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

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

了通货市场的紊乱程度。其结果，一方面利于中国国内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

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
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为在中国废止硬币流通，进一步实行发布改革扫清了货币

紊乱方面的障碍，从而降低了发布改革的难度。

　　第二、抓住时机进行攻坚。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

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危机中，西方英、德、日、加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

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使美元

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

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

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国际市

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

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五个

月中间，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竟然相当于
1933年输出量的三倍。白银外流量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

到12月，上海各银行（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由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

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产生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二是国内

银根紧张，头寸短少，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三是通货不足，

物价下跌，乃至工厂难以维持。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中濒临此境，国内人心为之

 只拧 孔祥熙认为：白银价格的上涨与外流，有害于中国的经济，在“中国政府

清除内部威胁，巩固在全国地位的时候，会减少它的财政收入”。因此，中国除

去进行币制改革外，看不到别的出路。  祥熙等国民政府大员的见解反映出当时

政府对此的认识水平以及中国的币制形势于此时已到了改革之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之地步。国民政府的正确之处就在于抓住这一时机义无反顾地推行法币政策。

法币改革从政策上说确是明智之举。其一，可通过法币的推行屏蔽世界经济大危

机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冲击；其二，人心恐慌中实行法币改革可收买人心，利用人

心，扩展推行法币的民众基础，从而使法币改革免遭强烈反对。

　　第三、法币改革推行中，南京政府取得了江浙金融资本家的加盟，从而增加

了成功系数。

　　在1932年7月，江浙金融资本家们就积极奔走，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以推

动废两改元的改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贻作为废两改元研究会的委员，

力主尽速实行改革，他态度鲜明的驳斥外商关于中国若实行废两改元需要10年或

更长时间的说法。指出，内地资金正流向上海，上海金融界银元库存充足，洋厘
行市暴跌，正应抓住这一极好机会，加快推进废两改元。上海分行副经理冯仲卿

并积极著文就废两改元进行鼓吹，提出具体建议，而分行的另一个副经理史久鳌

则更亲身参加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具体负责核批银两银元的兑

换申请书。银行家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行动从各方面支持着废两改元的改革的。

之后，江浙金融资本家们还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直接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举国震动。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

国际调解，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但面对日本无视国际法规则，毕竟也不

愿意日本吞并整个中国。在这种形势下，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

兼国民政府秘书）向蒋介石提出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钱的本意是积极
的。他认为：日本迟早会侵犯中国，中国要未雨绸缪，为了及时做好御敌准备，

他提议组织一个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

调查、研究和有关计划的制定工作。

　　钱昌照的建议十分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这一机构的设立给蒋带来十分

的主动。第一，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通过这一机构打出准备

抗日的旗帜可以拉拢一批各方面各专业的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为己所用，改变其

所控制的力量主要在军队、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势犹未及的局面。第二，通过这

一机构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这一机构所拟联络的学者、名流大多留学西方，为

西方培养，深得英美等国依赖，蒋通过与它们的联系可以争取美、英等国从经济
上、政治上更多的支持。地三，客观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预做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

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在国防设计

委员会的首批39名委员中，就有徐新六、吴鼎昌等江浙银行家代表，以后陆续又

有张嘉璈等人加入该会。他们在设计会期间，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1933

年，美国颁布《白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致使高价市场   鄱刚恰Ｔ诨馍?br />
银行纷纷将白银大量装运出国，投机牟利。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银根紧缩，

经济衰退，市场混乱。南京国民政府酝酿币制改革时，徐新六等都曾参与策划，

并多方活动。

　　法币改革实施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了一个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的主

席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财政部1人，中央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各2人，上海银行业公会2人，上海钱业公会2人，私人银行5人，

江浙金融财团的重要人物张嘉璈、胡笔江、陈光甫、秦祖泽、李铭、吴鼎昌、周

作民等人均是委员会的成员参与其工作，胡、陈、李和钱永铭等还是常委委员。

当然，这时的他们，在江浙财团已被解体的情况下，主要是以个人的资力和声望

发挥作用，因不再有金融财团的力量为后盾，这种作用已无法同过去相比，“他

们这些人在委员会中的力量却被那些与政府更密切的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宋

子良和杜月笙等所冲淡”。但不能因此而忽视金融资产阶级及江浙银行家们参与

币制改革的热情及积极的历史作用。在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逝世后，在他的

遗物中发现了他草拟的中国币制改革意见书。这一币制改革意见书与国民政府正
式公布实施的改革方案有许多相同之处，由此可以判定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改革

方案也征求了包括徐新六这样一些人的意见，可见金融资产阶级和江浙财团的代

表人物在币制改革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935年12月9日，美国开始降低白银收购价格。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一种说法

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在这段时期，“对于收购外国白银越来越感到厌烦”，

“‘从中国收购白银’，在他看来是一件‘越来越蠢’的事”。而实际是“摩根

韬仍然疑心中国已与英国暗中做交易”。在中国为向美国出售更多的白银继续做

出努力后，摩根韬建议由孔祥熙或宋子文前往华盛顿商谈白银问题，后来“美国

国务院觉得最好是邀请一位次要的人物前来，因为美国能够做什么还拿不准，也

因为邀请孔或宋到美国，或许会引起英国和日本的疑心”。在此背景下，派出“

一位杰出的银行家陈光甫赴美”。
　　陈光甫于1936年4月初到达华盛顿。摩根韬很喜欢陈光甫这位留学过美国的银

行家，他说陈光甫“在每一件事上的举动都像故事书里面的中国生意人所应当做

的那样，而他们当中的多数却并不如此”。经过谈判，中美间于五月很快达成协

议，协议规定美国继续收购7500万盎司白银，在8个月期间内，每月分批照平均价

格买进，这一平均价格约为每盎司0.45美元。美国财政部还答应与纽约的联邦准

备银行商洽由中国以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给予中国一笔期限8个月的2000万美金

的信贷。1935年11月中国币制改革以后直到抗战爆发，中国向美国出售的白银总

数共达18700万盎司，包括有1935年11月售出5000万；1936年5月售出7500万；

1937年7月售出6200万，售银收入折美元9400万元。此外，中国还曾于1936年5月

征得摩根韬的同意在英国伦敦售出白银200万盎司。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售

的白银所得总计在约1亿美元。这巨额的钱款支持了法币改革的实施，稳定了法币
的币值。这些都与陈光甫这位大银行家的努力分不开。

　　“法币”令下达后，上海银行同业会于是夜（3）日召开临时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国货、垦业、国华、新华、金城、上

海、中南、盐业等银行，浙江银行家陈光甫任会议主席。第二天又召集临时执行

会议，议决拥护法币的三项具体办法：（1）自4日起，江浙各银行的款项收付，

概以法币为限；（2）同业者若有多汇划或缺汇划者，暂可汇划银元，并商由中

国、交通两银行平调，同时详商彻底解决办法；（3）银行所出各种票据均在票面

统一注明国币字样。

　　江浙金融财团是北洋统治时期开始形成的中国最有财力的资本集团，其大本

营在上海。江浙银行家手中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巨额资金。他们积极参与币值

改革的策划，拥护法币政策，大大降低了币制改革的难度，推动了法币的流通。
　　第四、法币改革的设计吸纳了部分外国财经专家的意见，法币政策推行过程

中取得了英美等国的某种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币改革的方案就是中外各方的合作产物。美国顾问杨

格、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等两位专家都参与了法币改革方案的研究。杨格曾“竭

力主张早日探索实行改革的可能性”，他与罗哈托、林襟宇等外国专家在1935年

3月15日建议，中央银行钞票应当法定为各银行发行钞票的准备金；中央银行得用

它的钞票收回自己的已发旧钞，或用以在各银行之间清算帐目；各银行应获准用

白银、黄金或外汇缴存中央银行，或用合格的担保品向中央银行贴现以换取中央

银行的钞票；中央银行有权选用白银、黄金或外汇按照市场价格收回它所发行的

钞票。杨格等人并努力敦促用白银作为担保寻求一笔外汇信贷，以支持该方案。

后来杨格等人又就某些方面细节进行了仔细研究，进而提出“在通货的价值不过

高的水平上推行一种汇兑本位币”，“三家政府银行所发钞票将成为完全法藏的

货币。钞票的发行将逐渐集中到中央银行手里”，“各银行的存银，加上从民间

收集来的白银，将全部收归国有，并全由中央银行掌管以备脱售换成外汇储

备。”杨格等人的这个方案是极力促使中国向伸缩性通货和银行制度、向币制改

革推进的一步。但是国民政府并未立即采纳这一方案，未采纳的主要原因据说主

要是“当时深受广泛流行对通货膨胀和纸币不能兑现的恐惧心理影响”所致。

　　1935年6月，伦敦方面建议由英、美、法、日四国派出代表在中国的上海召开

会议讨论中国的财政和货币问题。6月10日，英国政府并宣布派李滋·罗斯爵士到

中国。对于英国的这项建议，“法国准备合作，但决定在日本和美国观望不前的

时候，暂不派遣代表”；日本表示不派代表参与，并声称“美国对华的经 们致?br />
是比日本的军事政策还要厉害的”。

　　李滋·罗斯来华后对中国的法币改革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表现在：第一，

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的疑虑。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问题的谈判中，美国和

英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改革币制计划的详情，中国都加以拒绝了。因为当

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方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透露给日本。而

李滋·罗斯来华，英国单独与中国会谈，国民政府认为这是英国对中国币制支持

的表示。英国的支持还表现在实行法币后对在中国的银行及侨民发出通告，引述

和强调了中国有关“禁止英国国民用银偿债或支付任何其它金钱义务”，要求他

们在中国实行法币后，承认和接受中国新货币，交出白银兑换法币。而且，除日

本以外的其它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尽管当时英镑遇到困难，但英国在中国的财政

威信还是高的。英国给予的支持和合作就可能使中国避免“在财政上放任自流造

成纸币不能兑现的危机”，避免“在没有多大成功把握的情形下冒然进行改革的

可能”。第二，李滋·罗斯赞同并支持了杨格等人的方案。李滋·罗斯经加拿

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

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  祥熙等人又将以杨

格方案为基础形成的官方方案通告李滋·罗斯。对于这个方案，李滋·罗斯“一

般地表示同意。他和他的同僚锡瑞尔·罗杰斯和霍百器都出力协助提供意见”。

“他的来临加上财政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促使中国人像触电一样起而行动”推进

币制改革。

　　同一日，美国人杨格重新建议，将要推行的法币汇率最好“在0.29美元至

0.30美元，或14便士至15便士的幅度之内选定”。因为，这一水平“是白银市场

被美国政府收购政策扰乱之前汇价的近似平均水平”。杨格觉得，“选择一个新

的，不至使通货的价值过高的外汇价格水平，至关重要”，“英国曾经在二十年

代有过采用过高价值水平遇到严重困难的经验，并且拿法国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稳
定法郎价格获得好处的经验与之作了对比”。他甚至预言，“新货币如能在一个

适当的水平上牢牢稳住，外逃的资本可能会大量涌回，从而大大增加外币准备，

使币制改革得告成功”。之后，虽然币制改革之初，“中国公开声明，中国的通

货制度是独立的，不与任何一种外币挂钩”，但不久便先后与英镑、美元挂起钩

来，并且大体上是采用了杨格事先设计的这一水准。

　　“币制改革在中国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认为这是稳定汇价、结束金融市场

上长期以来陷于混乱状态的勇敢步骤。各地报纸，无论中外，一致给以好评。这

次改革不仅在上海，也在华南和华北受到欢迎”。有影响的《字林西报》评论员

于1935年12月4日说，中国政府的意图，“差不多已经得到普遍一致的称许”。“

来自伦敦的评论赞扬了这次改革。美国方面的评论，起初是不明白表态，但是随

着改革一开始即告顺利的形势发展转变为给以好评。”

　　综上所述，政府所推行的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它还必然影响于世界经济。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

中国币制改革时，抓住世界经济大危机给中国造成的机遇，实行两步走的分步到

位的审慎、稳健方法，为币制改革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法币改革后的方案在公布

前仔细地听取并部分采纳了外国专家的意见，使方案尽可能合于国内、国际实

际；法币改革方案在推行中动员和利用最有金融实力的江浙银行家们，稳住了上

海、江浙，法币改革便成功了一半。所以，较好地处理相关因素，是法币改革成

功的重要原因。



--
“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
。”他停了下来，又恢复了一种教训聪颖儿童的教师神情：“温斯顿，一个人是怎样对另
外一个人发挥权力的? ”    温斯顿想了一想说：“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
    “说得不错。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光是服从还不够。他不受苦，你怎么知道他在
服从你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意志? 权力就在于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权力就在于把人类
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你自己所选择的样子把它再粘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