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遇水膨胀止水条图集:我們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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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世界
葛林斯潘說：「本書一部分是偵探故事。911之後，我知道，無庸置疑，我們活在一個新世界裡… 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較之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更為彈性、強韌、開放、自我導引，和快速變動。這個世界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新發展，但也有非常多的新挑戰。《我們的新世界》是我對這新世界的探討---我們如何達成今天的成就、現在正經歷些什麼、視野之外的未來又會遭逢什麼，不管是好是壞.....」
0-1 【引言導讀】人生的新世界可以如何探索。今天的新世界如何形成。 以及，2030年以前，我們將面臨與經歷的事情。
到了駕駛艙，機長顯得相當緊張。他說我們國家已經遭到恐怖攻擊---有幾架飛機被挾持了，其中二架飛進世貿中心，一架飛進五角大廈。另一架則失蹤了。那就是他所有的情報，他用淡淡的英國腔說道。我們要飛回蘇黎世，而且，他不會向其他乘客說明理由。
「我們一定要回頭嗎？」我問道：「可不可以在加拿大降落？」他說不行，他下令飛回蘇黎世。
我走回座位時，機長宣布，航管已經指示我們飛回蘇黎世。座位上的電話立即變成忙線中，因此無法和地面聯絡。那個週末，和我一起到瑞士出差的聯準會同事都已經在其他飛機上了。因此無法瞭解事件的發展狀況，既然無事可做，也只好想想如何打發接下來的三個半小時。我看著窗外，也看看帶來的公事，幾疊放在公事包裡已經忘了的公文和經濟報告。這次攻擊是否只是開始，背後還有更大的陰謀？
當下我最關心的是我太太---安蕊亞（Andrea），她是ＮＢＣ國外事務部駐華府主管。她不在紐約，這讓我鬆了一口氣，而且，她那天的行程也不是拜訪五角大廈。我想她應該在市中心的ＮＢＣ辦公室裡，忙著處理這則新聞。因此，我告訴我自己，不要擔心……但，如果她在最後一分鐘去五角大廈拜訪某位將軍怎麼辦？
我擔心聯準會裡的同事。他們安全嗎？還有，他們的家人呢？員工應該會倉皇地應付這個危機。這次攻擊-- 珍珠港事件以來首次對美國本土的攻擊---會讓整個國家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我必須關注的問題是，經濟會不會受創。
顯然，有可能會發生經濟危機。我認為最壞的狀況，也就是金融體系瓦解，非常不可能發生。聯準會所負責的電子支付系統每天要處理全國各地，以及全世界許多國家各銀行間高達四兆美元的貨幣和證券匯撥作業。
我們總是認為，如果你想讓美國經濟跛腳，你就把支付系統拿掉。銀行將被迫退回到沒有效率的實體貨幣匯款方式。企業界也只好仰賴以物易物和借條；全國的經濟活動水準可能會像石頭般一落千丈。
冷戰期間，為了預防核子攻擊，聯準會就已經為貨幣系統所依賴的通訊和資訊設備增設了大量備援。我們擁有所有的安全措施，因此，比如說，一家聯邦準備銀行的資料，在幾百英哩之外的另一家聯邦準備銀行，或是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存有備份。遇到核子攻擊事件時，我們就可以非常迅速地在所有非核子污染區啟動備援，繼續作業。聯準會副主席羅傑．弗格森在今天這種狀況下，應該會動員這個系統。我相信他和我們的同事會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全球美元系統繼續作業。
但是我再想深一點，我懷疑劫機者所要的並不只是金融系統的實體破壞而已。很可能，其目的是對美國資本主義，採取暴力上的象徵性行動--就像八年前世貿中心停車場裡的炸彈一樣。我所擔心的是這種攻擊所引發的恐懼--特別是後續還有更多的攻擊發生。像我們這麼複雜的經濟，人們必須經常保持互動並交換物資和勞務，而且分工非常細膩，以致於家庭必須靠商業才能生存。如果人們退出日常經濟生活--如果投資人砍股票、或是商人從交易中退卻下來、或是市民因為害怕到大賣場會碰到自殺炸彈客而不敢出門--就會形成雪球效應。這種心理會導致恐慌和衰退。像我們目前所遭遇到的這種震撼，是會造成大眾從經濟活動中退卻，而導致經濟活動大幅凋敝。慘況可能倍增。
離飛機著陸還早，但我已得出結論，世界已經變得讓我難以定義了。我們美國人在冷戰之後數十年間所追求的自滿，就這麼粉碎了。
我們終於在當地時間八點半之後抵達蘇黎世--美國則是剛過中午不久。瑞士銀行官員在我下飛機時來接我，促我趕緊進到入境大廳裡的專用房間。他們問我們要不要看世貿雙樓倒塌和五角大廈著火的錄影帶，但我謝絕了。我這輩子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世貿大樓附近上班，那裡有我的朋友和我所認識的人。我想，死傷人數必定很可怕，其中應該包括我所認識的人。我不想看破壞的畫面。我只要一具打得通的電話。
我終於在八點五十幾分接上了安蕊亞的手機，聽到她的聲音，我終於真正的安心了。我們互道平安之後，她說她很忙--她正在攝影棚現場，即將現場播出當天的最新新聞。我說：「趕快簡短告訴我那邊的情形。」
她一隻耳朵聽著我的手機，另一隻耳朵則用耳機聽紐約特殊事件製作人的電話，對方幾乎是用吼的：「安蕊亞，湯姆．布洛考-要把現場交給你！你準備好了嗎？」她的時間只夠說：「仔細聽。」就這樣，她把手機開著，放在膝上，兀自面對鏡頭去了。我聽到了當時全美國所聽到的消息--失蹤的聯合航空九十三班機已經在賓州墜毀。
後來，我和身在聯準會的羅傑．弗格森通上電話。我們逐項討論我們的危機管理檢查表--誠如我所料，他一切都掌控得非常好。後來，飛往美國的民航機全部停飛，我聯絡白宮幕僚長安迪．卡德（Andy Card），請求交通支援，送我回華府。最後，我在安全特遣隊的保護下回旅館睡覺，等候指示。
天亮之前，我又飛了，在美國空軍ＫＣ－１０加油機的機艙上--這可能是僅有的一架飛機。機組人員經常在北大西洋上執行空中加油任務。駕駛艙裡的氣氛很沉。「你絕不會相信，」機長說道：「聽聽看。」我把耳朵湊近耳機，但除了靜電聲，什麼都沒聽到。「通常，北大西洋上充滿了無線電聊天。」他解釋道：「這麼安靜有點詭異。」那裡顯然是空無一人。
當我們飛到東岸進入美國領空禁區時，幾架Ｆ１６戰鬥機飛過來幫我們護航。機長得到允許飛過曼哈頓南端，那裡曾經是世貿雙樓所在地，如今已是一片冒煙的廢墟。幾十年來，我的辦公室和那裡相隔不到幾條馬路；從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我看著世貿雙樓一天天地升起來。如今，從三萬五千英呎高空上看過去，其煙塵瀰漫的殘骸竟成為紐約最搶眼的地標。
那天下午，我在警方車隊護送之下穿越路障，直奔聯準會。然後我們馬上開始工作。
大致上，資金的電子交易作業還不錯。但由於民航交通中斷，老式的票據運送和交換就延遲了。那是技術上的問題-- 一個實務上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個別聯邦準備銀行和職員完全可以用暫時展延商業銀行信用的方式解決。
接下來幾天，我大多數時間都花在觀察和傾聽災變所產生的經濟衰退徵兆上。在911之前的七個月期間，經濟稍微有點衰退，仍處於逐漸擺脫2000年網路達康（dotcom）崩盤的效應中。但情況已經開始好轉。我們當時很快地調降利率，市場也開始穩定下來。到了八月底，大眾的興趣已經從經濟轉移到蓋瑞．康迪特這位加州眾議員身上，有關一名失蹤女子的問題，他說詞反覆，佔據了夜間新聞。安蕊亞沒有任何具世界意義的東西可以播報，我記得當時我還認為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如果電視新聞把焦點放在國內醜聞上，這個世界應該還好吧。在聯準會裡，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還要一直調降利率到什麼程度。
911之後，來自聯邦準備銀行的報告和統計資料則顯示出完全不同的狀況。聯邦準備體制（Federal Reserve System）包括十二家策略上配置於全國各地的銀行。每一家聯邦準備銀行會貸款給其轄區內的銀行，並加以管理。聯邦準備銀行還充當美國經濟的窗口---其官員和職員經常和轄區內的銀行家及商界人士保持聯繫，並且每月正式出版他們點點滴滴所收集之訂單和銷售脈動資料。
現在，他們告訴我們，全國百姓除了採購預防下次攻擊所準備的商品之外，已經停止消費---食品雜貨、安全器材、瓶裝水、和保險的銷售增加。而整個旅遊、娛樂、旅館、觀光和展覽業則往下掉。我們知道暫停空運會讓新鮮蔬果從西岸運到東岸的作業瓦解，但我們很訝異，許多產業竟這麼快就遭受打擊。例如，汽車零件從安大略的溫莎（Windsor）跨越連接二市的河流，運到底特律廠時，慢得像在爬似的---這個因素造成福特汽車暫時關閉五座工廠。幾年前，許多製造廠已經轉換成「即時」（just-in-time）生產，他們的廠房裡沒有堆積如山的零組件和原物料，當他們需要關鍵零組件時，就必須仰賴空運。關掉空運和加強邊界管制會導致缺料、瓶頸、和停工。
同時，美國政府則全力衝刺。九月十四日星期五，國會首次通過動用四百億美元的緊急預備金，授權總統以武力對抗攻擊我們的「國家、組織、或人員」。布希總統以他在總統任職期間最有效的演講，把國家團結起來：「美國成為攻擊目標，因為我們是全世界自由與機會最耀眼的一塊肥肉。」他說：「我們不允許任何人掩蓋這道光芒。」他的支持率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六，而政客，至少在短期間裡，則都成了跨黨派人物。國會山莊裡充滿了各種協助美國復甦的構想。有些計劃打算對航空、觀光、和娛樂等產業挹注資金。有許多建議，希望對企業延長稅賦減免以鼓勵資本投資。還有很多人討論恐怖主義保險---你要如何對這種災變投保？而且，如果可以的話，政府的角色又是什麼？
我認為要趕快讓商用飛機再飛起來，以防止漣漪效應。（國會很快就通過了一百五十億美元的航空運輸紓困案。）除此之外，我對那些討論並不在意，因為我要掌握的是整個大局---但我尚未看清楚。我深信，答案絕不在龐大、倉促、而昂貴的動作之中。通常，在國家遭遇緊急危難時，每個國會議員都覺得他必須推動一個法案；總統也感受到必須採取行動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你可能會變得非常短視而無效率，還經常作出有害的政策，就像尼克森總統在1973年第一次ＯＰＥＣ石油危機期間所推出的汽油配給政策。（這個政策造成當年秋季美國許多地方出現民眾大排長龍購買汽油的現象。）但是就我擔任聯準會主席十四年來的經驗，我看到經濟從許多次的危機中復甦---包括有史以來股票市場最大的單日崩盤，就發生在我上任五星期後。我們已經從1980年代的房地產暴漲暴跌、儲貸銀行危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活過來---更不用提1990年的衰退了。我們享受了有史以來最長的股票多頭市場，然後接受網路股崩盤的洗滌。我漸漸相信，美國經濟最偉大的力量就是其韌性---吸收破壞力並復原的力量，其方式和步調，常常是你所無法預料的，更是你無法控制的。然而，處在這個恐怖環境之中，你無法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在我們還沒看清楚911事件塵埃落定後所產生的影響之前，我認為最好的策略就是觀察和等待。這正是九月十九日下午我在國會議長辦公室和國會領導人開會時所說的話。眾議院議長丹尼斯．赫斯特（Dennis Hastert）、眾議院少數黨領袖迪克?蓋哈特（Dick Gephardt）、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泉特?洛特（Trent Lott）、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湯姆．達謝爾（Tom Daschle），以及柯林頓總統時期前財政部長巴布．魯賓（Bob Rubin）、白宮經濟顧問拉里．林賽（Larry Lindsey）全部聚集在國會大廈眾議院區赫斯特辦公室旁的一間簡單的會議室裡。這些立法委員想要聽取林賽、魯賓、和我對於恐怖攻擊對經濟影響的評估。接下來的討論非常嚴肅---沒有譁眾取寵。（我記得我那時在想：這就是政府應該採取的方式！）
林賽所提出的想法是，既然恐怖份子已經打擊美國的信心，最好的反擊方法就是減稅。他和其他人主張要儘快投入一千億美元到經濟體系。這個數字並沒有嚇到我---那大約是全國年產出的百分之一。但我告訴他們，我們還不知道一千億究竟是太多還是太少。沒錯，航空公司和觀光業已經受到嚴重衝擊，而報紙則充滿了各種裁員的消息。但是在九月十七日星期一，很神奇，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地在離世貿中心廢墟不到三條馬路之處重新開張。這是重要的一步，因為這把恢復正常的感覺帶進了系統---這正是一道明光，照亮我們聯準會還在努力拼湊的問題之全貌。同時，票據交換系統正在復原，而且股票市場也沒崩盤---股價只是稍微下跌就穩住了，顯示大多數企業並未遭受重大困難。我告訴他們，大家回去繼續想辦法，二週後，當我們知道更多時再開會討論，這才是精明的做法。
第二天早晨我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所舉辦的一場公聽會上也是這樣表示，我耐心地建議：「沒人有能力完全計算出九一一悲劇所帶來的影響。但幾週之後，驚嚇消退，我們應該更有能力來衡量這些事件對短期經濟前景所產生的動態影響。」我還強調：「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經濟對於衝擊已經越來越有韌性。解除管制的金融市場、高度彈性的勞動市場、以及最近在資訊科技上的重大進步等，已經強化我們吸收衝擊並復甦的能力。」
事實上，我所講的是好的一面，而不是我所害怕的一面。和大多數政府人員一樣，我完全接受還有更多攻擊的看法。大家都不願公開說出來，但你可以從參議院無異議全票通過法案中看出來：九八—○授權動用武力對抗恐怖份子，一○○—○通過航空安全法。我特別關心大規模毀滅武器，也許是在蘇聯瓦解時一片混亂之中，從蘇聯兵工廠裡所偷出來的核子武器。我也想到我們的水源污染問題。然而，我在記錄上卻採取比較不悲觀的立場，因為，如果我全盤托出我所想到的可能性，會把市場嚇得半死。我知道我這不是在欺騙任何人，我想：市場人士聽到我所說的話之後會說：「當然，我也希望他是對的。」
到了九月底，第一批實際數據出爐了。典型上，最早清楚顯示經濟問題的指標就是失業補助的新申請人數，由勞工部每週編製這個統計數字。這個月的第三週，申請數創新高，達四十五萬，大約比八月底的水準增加了百分之十三。這個數字印證了我們在新聞報導中所看到的嚴重失業問題。我可以想像那數以千計的旅館和休閒業員工以及其他沒有工作的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養家活口。我漸漸認為經濟不會很快就好轉。這次衝擊的程度實在是太大了，以致於連非常有彈性的經濟也難以招架。
和許多分析師一樣，聯準會的經濟學家以數字來檢視所有建議的支出和減稅方案。我們試著深入每個案子的細節，衡量其數量級。有趣的是，所有數字都落在一千億美元這個級距---即拉里．林賽最初的建議。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裡想，我所做的不過是明確表達並強化大家的意見；也就是拉里最初所提的一千億。因此，當我看到媒體捏造會議內容時感到相當震驚，他們寫得好像是我在主導整個會議似的。＊雖然國會和行政部門願意聽取我的意見讓我感到很欣慰，但我覺得這些媒體的報導令人不安。被當成發號施令的主角一向讓我覺得惴惴不安。我很早以前就把自己看成幕後的專家，以及命令的籌劃者，而不是領導人。我要在一九八七年股市崩盤的情況下，才會覺得定下重大政治決策是心安理得的事。但今天的情形，面對鎂光燈，讓我感到很不自在。外向，不是我的個性。
＊ 例如，二○○一年十月十五日的《時代雜誌》表示：「葛林斯潘改變初衷，立法人員所苦苦等待的法案終於放行……白宮及兩黨領袖已同意葛林斯潘之評估，新增支出與減稅方案之加總數字應與我國全年所得百分之一相當，這些措施之效果應迅即發揮作用，且不應危及已經岌岌可危的財務赤字，進而立即造成長期利率上升。」
當然，諷刺的是，儘管我認為自己頗具說服力，911數週之後，沒一樣照我的預期進行。準備接受第二波恐怖攻擊恐怕是我最糟的預測。而我所放行的「有限刺激」也沒有發生。困在政治角力的僵局中。最後終於在2002年3月出現了一個刺激方案，但這個方案不僅是晚了好幾個月，而且和國民福祉無關---那個計劃是令人不堪的政治分贓。
然而經濟卻自行修正。工業生產在一個多月的溫和衰退後，於十一月觸底反彈。到了十二月，經濟又開始成長，而失業補助申請也回降了，穩定維持在911之前的水準。聯準會的確幫了一些忙，但那只是進一步採行我們在911之前就有的措施，調降利率以方便大家去借錢和消費。
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期望落空，因為經濟在911事件之後的精彩反應，證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我們的經濟已經變得具有高度韌性。我對參議院金融委員會所說的樂觀言論竟然成為事實。渡過了最悽慘的頭幾週之後，美國的家庭和商業復甦了。是什麼因素產生這前所未有的經濟彈性？我問我自己。
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者就一直試著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認為，我們今天擁有滿手的工具來瞭解我們的全球化經濟。但亞當斯密必須自己從無到有發明經濟學，以測量十八世紀市場經濟的發展情形。我不是亞當斯密，但我有同樣的好奇心，想要瞭解定義我們年代的廣泛力量。
本書一部分是偵探故事。911之後，我知道，無庸置疑，我們活在一個新世界裡--- 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較之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更為彈性、強韌、開放、自我導引、和快速變動。這個世界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新發展，但也有非常多的新挑戰。《我們的新世界》是我對這新世界的探討---我們如何達成今天的成就、現在正經歷些什麼、視野之外的未來又會遭逢什麼，不管是好是壞。可能的話，我將以我的想法把我的經驗寫出來。我之所以這樣做，一部分是為了記錄歷史的責任感，一部分則是為了讓讀者認識我的背景。因此，本書分為二部分：前半部是我對我的學習曲線之回憶，後半部則是比較客觀的論述，運用這些論述，建立一套觀念架構以瞭解新世界經濟。全書我都在探討這個全球新興環境的關鍵元素：發展自十八世紀啟蒙時期，卻支配著新世界經濟的原理；提供新世界經濟力量的龐大能源基礎結構；對新世界經濟產生威脅的全球人口劇烈變動及全球金融失衡問題；以及，雖然新世界經濟之成功無庸置疑，對其報酬分配的正義問題之長期關切。最後，我把全部整合起來，讓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構成2030年世界經濟的元素。
我不會假裝知道所有答案。但我在聯準會的職位，讓我享有特權取得許多議題上的所有思想和言論。我吸收了學術作品的廣大視野，其所探討的內容，有許多是聯準會同仁和我每天所必須對抗的問題。沒有聯準會職員，我根本就連一丁點的學術觀點都無法應付，而這些學術作品，有些言詞非常犀利，有些則冗長乏味。我享有特權，可以拿起電話叫聯準會裡一名或數名經濟職員過來，詢問他們有關當前或歷史議題的學術研究成果。幾乎任何主題，我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收到優劣比較之詳細評估：從最近發展出來，用以估計風險中立性（risk neutrality）的數理模型；到美國中西部授田大學（land-grant colleges）之興起及其影響。因此，在探索一些影響相當廣的假說上，我並沒有受到限制。
有幾股全球性力量已經逐漸、有時幾乎是偷偷摸摸地，改變了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我們大多數人最容易察覺的，就是行動電話、個人電腦、電子郵件、黑莓機（Blackberries）、和網際網路等，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二次大戰後對矽元素電子特性的探討導致微處理器的發展，當光纖結合雷射和衛星革命通訊設備之後，從伊利諾州貝京市（Pekin）到中國北京市的人都看到他們的生活已經改變了。目前，全世界大部分人所取得的科技是我在1948年開始我漫長職場生涯時所無法想像的，除非是在科幻小說裡。這些新科技不只是開啟了低成本通訊的全新景象，還促成了金融業的重大進步，讓我們有能力把稀少的儲蓄導入具生產力的資本投資，這是全球化之所以能快速擴展的關鍵因素。
關稅障礙自二次大戰以來就開始逐年下降，這是因為大家普遍認識到戰前的保護主義導致貿易輾轉惡化---破壞了國際分工，造成世界經濟活動全面瓦解。戰後的貿易自由化，有助於打開低成本的新供給來源，加上新金融機構和新金融商品之發展（有一部分是矽科技所帶來的成果），把全球市場資本主義往前推進，即使在冷戰期間也一樣。在其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擁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有助於消弭通貨膨脹，讓全球的利率降到個位數。
然而，定義世界經濟時代來臨的，則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事件，這顯示在鐵幕之後，經濟的頹敗程度遠超過學養最豐的西方經濟學家之預期。中央計劃經濟（central planning）被批為無可挽回的失敗；此外，由於人們對西方民主制度下干預主義者之經濟政策感到失望，在這些因素的配合及支持下，市場資本主義於是開始在全世界許多地方，悄悄地取代了上述的經濟政策。中央計劃經濟已經不再是爭辯的主題。沒人讚揚中央計劃經濟。除了北韓和古巴之外，全世界的經濟議程，都將之刪除。
不只是蘇聯集團（Soviet Bloc）的經濟在一陣混亂之後，擁抱市場資本主義之路而已，還有以前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也大多如此---這些國家，在冷戰時期保持中立，但實際上則是中央計劃經濟的執行者，或是管制相當嚴重，導致相同的結果。早在一九七八年，當時中國的勞動力有五億人以上，龐大而受到嚴厲管制，中共於此時投向市場資本主義，加速勞動力往珠江三角洲的自由貿易區移動。
中國改變政策，保護外國人的財產權，其作法雖然微妙，卻相當有力，足以在1991年之後造成進入中國的直接外人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爆炸。ＦＤＩ從1980年的五千七百萬美元，向上竄升，達到1991年的四十億美元，然後每年再以百分之二十一的成長率增加，達到2006年的七百億美元水準。這些投資，加上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形成一種有力組合，對已開發國家的薪資以及物價產生往下調整的壓力。在此之前，規模較小的所謂亞洲老虎，即南韓、香港、新加坡、和臺灣，則以引進已開發國家科技的方式，再透過出口到西方，迅速提升其人民之生活水準。
這些（及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率遠超過其他地區。造成全世界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有相當顯著的一部分移轉到這些開發中國家，這個趨勢具有強烈漣漪效應。開發中國家，典型上，儲蓄率遠高於工業化國家---一部分是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安全網比較弱，所以家庭自然要多準備一些錢以備不時之需及退休之用。（還有其他因素。例如，由於缺乏完整的消費文化，家庭的支出傾向也就比較低。）自2001年以來，全世界ＧＤＰ的比重，從儲蓄率較低的已開發國家轉移到高儲蓄率的開發中國家，造成全世界的儲蓄大幅增加，以致全世界儲蓄的總和成長遠遠超過預計投資。我們認為，把全球實際儲蓄和實際投資調整為一致的市場過程，已經造成實質利率（名目利率扣除通貨膨脹預期）顯著下降。或用另一個說法，尋求投資報酬的資金之供給，其成長比投資人的需求還大。
顯然過剩的儲蓄，加上全球化和科技所帶動之生產力提升，以及勞動力從中央計劃經濟體系轉移到競爭市場，在在都有助於壓制所有已開發國家及幾乎所有開發中國家的實質利率、名目利率、和通貨膨脹率。這就是為什麼現在世界各地（除了委內瑞拉、辛巴威、和伊朗之外）的通貨膨脹率只有個位數---自從1930年代放棄金本位制度擁抱法償貨幣以來，很少有這種情形發生，恐怕是唯一的一次。這一整組力量最令人驚訝的是，非常僥倖，它們都在二十一世紀初同時到來。央行的貨幣政策並非造成通貨膨脹率和長期利率持續下降的主因，但央行官員的作為，則讓這些全球金融的結構性變動，產生最大的長期效益。然而基於我後面將會提到的理由，這些力量沒有任何一個能夠永遠存在。在法償貨幣的世界裡，通貨膨脹是難以壓制的東西。
過去二十年來實質（經通貨膨脹調整）長期利率不斷下降，隨之而來的是股票本益比、不動產、及幾乎所有收益型資產價格的上漲。結果，1985年到2006年之間，全世界資產市值的成長速度比名目世界ＧＤＰ增加得還要快（2001到2002年這段期間是個明顯的例外）。這造成全球流動性的大幅增加。股價、家用和商用不動產、名畫以及幾乎所有物品都加入這個上漲狂潮。許多已開發國家中擁有住宅的人，可以運用他們不斷上漲的家庭資產，支應遠超過他們所得所能支應的採購支出。而增加出來的家庭支出，特別是在美國，吸收了許多快速擴張中開發中世界所暴增的外銷。誠如《經濟學人》在2006年底所言：「世界經濟自2000年以來，平均每年每人的成長率為百分之三．二，這十年將是創紀錄的十年，如今已走過一大半。如果繼續以如此快的腳步前進，將會勝過1950年代及1960年代吾人心目中的田園詩。而世界經濟大部分靠市場資本主義這具引擎所驅動，市場資本主義似乎做得還不錯。」這樣的發展，整體而言，是全面而且正面。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恢復了公開市場和自由貿易，已經把全球數億人從難以忍受的貧窮中拯救出來。我承認世界上還有許多人需要協助，但開發中世界已經有相當大一部分的人口已經體驗到富足的滋味，嚮往所謂已開發國家所專屬獨享的事物。
如果要為過去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下一句結論，那就是市場資本主義力量之復興。市場資本主義在1930年代挫敗，後來，一直到1960年代不斷擴張的國家干預主義之下，被迫退出舞臺；但從此之後即慢慢死灰復燃，成為一股強烈的力量，1970年代開始活躍，直到今天，在某種程度上，已盛行於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地方。商業法規的傳播，特別是在財產權的保護上，已經培育出全球性的創業熱潮。這個結果，又創造出許多機構，以不具名的方式導引人類活動，且影響範圍越來越大---這就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國際版。
結果，政府對其人民日常生活的管制減少了；市場力量已經逐漸、幾乎是偷偷摸摸地取代了國家的某些顯著力量。許多處處限制商業活動的法規已經解除。在二次大戰後前幾年，國際資金之流動受到管制，匯率則控制在財政部長的裁量權之下，中央計劃經濟廣泛地散佈在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國家，包括早期國家調控（dirigiste）計劃的餘孽，仍在歐洲佔有一席之地。市場需要政府指導才能有效運作的想法被奉為圭臬。
1970年代中期，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裡，由二十四個會員國決策官員所組成的經濟政策委員會（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會議裡，只有西德的漢斯．泰梅爾（Hans Tietmeyer）和我在推動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在這個龐大的委員會中，我們是非常少的少數。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經濟並未依照亞當斯密的模式發展，此時，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看法就取代了亞當斯密和古典經濟學。凱因斯以優雅的數學，回答了為什麼世界經濟會停滯的問題，並提出政府赤字支出可以刺激復甦的解決方案。到了1970年代中期，凱因斯學派的干預主義仍然是全面掌控的主流，雖然已經達到高峰，開始式微。經濟政策委員會裡的共同想法是，讓市場決定工資和物價既不妥當也不可靠，必須輔以「所得政策」。而所得政策各國皆不同，但一般都會為工會和資方管理單位之工資談判設定指導原則；而當時的工會，則比現在更為普遍，力量也更強大。所得政策並無法達成其所宣示的全面工資及物價管制。然而，這些指導原則普遍上還是得到政府支持，政府會動用管制手段來「說服」違規者。當這種政策失敗時，通常就會採取正式的工資和物價管制來因應。尼克森總統在1971年推出命運乖舛的工資和物價管制，雖然開始時還廣獲好評，但後來還是成為已開發國家戰後對一般工資和物價干預主義的最後遺跡。
早年我在學校時，我學會欣賞競爭市場在理論上的優雅。六十年後，我學會欣賞理論運用於真實世界（有時候無法運用）。我擁有特權，可以和上一代重要經濟政策制定者互動，也擁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取得所有資訊以衡量世界趨勢，包括數字性和敘事性資料。無可避免地，我會把我的個人經驗一般化。這樣做，讓我能夠更深入欣賞自由競爭市場這個永恆力量。其實，在缺乏模稜兩可的案例下，我想不出來有任何的環境，是擴大法治和強化財產權所繁榮不起來的。
然而，不受限制的競爭，在報酬之分配正義上，一直受到廣泛的質疑。本書從頭到尾，我都會指出人們對市場力量一直存有矛盾心理。競爭是緊張的，因為競爭市場會產生贏家和輸家。本書將試著去檢視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與永恆不變的人類天性相互衝撞的複雜結果。過去二百五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功，就是這種掙扎，以及快速變動所產生的焦慮之結果。
我們很少仔細檢視經濟活動中最重要的運作單位：人。我們是什麼？我們有哪些特性是不會改變的---而我們在行動和學習上，又有多少的自由意志和拿捏選擇的空間？自從我首次知道要問這個問題之後，我就一直在為這個問題掙扎。
由於我這六十年來幾乎都一直到全球各地出差。我發現，人類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可不是盡量運用想像力，就能說成是來自文化、歷史、語言或機會的結果。所有的人，其動機似乎都來自天生對自尊的追求，而自尊，則大部分來自他人的認同。這種追求，大致上決定了家庭如何花用他們的金錢。而且，這也會吸引人們繼續呼朋引伴，到工廠和辦公室工作，雖然他們很快就有技術能力，可以透過電腦以與世隔絕的方式工作。人類天生需要和其他人互動。我們需要他人的認同，而我們也都在尋求這種認同，這是基本的需求。真正的隱士是稀有的異類。一件事物是否對自尊有所助益，端視吾人所學到的廣泛知識或刻意選擇的價值而定，而東西不論對錯，只要人們相信能夠提升生活，就有價值。如果沒有某套價值來指導我們在日常生活上作選擇，則我們就無法運作。對價值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其內容則否。這種需求，受到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感所驅動，而其基礎，則是建立在一千年來，人類所信仰並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宗教規範。這種天生的道德規範，一部分來自對正義和正當的感受。正義是什麼，我們對此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沒有人能避免做這個天生就註定要做的判斷。監管社會的各種法令，就是以此為基礎。這也是我們確信人類具有責任感的基礎。
經濟學家無可避免地要成為人性的學生，尤其是熱情和恐懼。熱情是對生命的禮讚。我們必須視生命為一種值得去追求和維護的享受。遺憾的是，一波突如其來的熱情，有時候會誘使人們去追求不可能的事物；當現實擊中要害時，熱情就轉成恐懼。當我們最深層的天性，即活下去的意識受到威脅時，恐懼是所有人的自然反應。這也是許多經濟反應的基礎，風險趨避性（risk aversion）會限制我們投資和交易的意願，尤其是那些遠離母國的交易意願，這點，在極端的狀況下，會誘使我們遠離市場，造成市場活動突然嚴重瓦解。
人性的主要部分---人類的智慧層次---與我們成功地取得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息息相關。誠如我在本書結尾所指出，在擁有尖端科技的經濟裡，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平均而言，人們每小時的產出，每年成長不到百分之三。顯然，這就是創新所能夠提升生活水準的最大速度。我們顯然不夠聰明來做得更好。
我們現在這個新世界，讓許多住民有許多的恐懼，包括害怕以往在認同上及安全上的各種安定來源都遭到鏟除。在變化迅速的地方，我們最關心的是所得分配日益不均的問題。事實上，這是個動盪時代，而將破壞的人員成本最小化可能是粗心而不道德的。面對日漸整合的全球經濟，世界住民要面對一個深奧的抉擇：擁抱開放市場和開放社會所帶來的福利，把人們從貧窮中拉出來，透過技術階梯，一步步爬上更好、更有意義的生活，同時還要把基本的正義問題牢牢放在心上；或是拒絕這這個機會，而擁抱本土主義、部落主義、民粹主義、或是所有這類的主義，在這樣的世界裡，當他們的身份受到攻擊，當他們看不到更好的選擇時，社區就因而凋敝。未來數十年中，我們還要面對很多障礙，而我們是否能夠克服，則操之在我們。對美國人而言，向全世界的技術勞動力開放我們的國界，並進行教育改革乃是當務之急。我們也應該為我們儼然成型的健保危機找出解決方案。這些主題，我在本書最後還會談到。我在最後一章會作出結論，儘管人類有許多缺點，但我們在面對逆境時能夠堅此百忍，進而超越逆境並非出於偶然。這是我們的天性---數十年來，我對未來的樂觀主義，就是受此之激勵。
【作者簡介】
艾倫．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生於1926年，在紐約市附近的華盛頓高地長大。他在茱莉亞（Juilliard）音樂學院修習單簧管，並成為職業演奏家，之後在紐約大學攻得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54共同創辦了陶森─葛林斯潘經濟顧問公司（Townsend-Greenspan & Co.）。1974到1977年間，擔任福特總統旗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1987年，被雷根總統任命為聯準會主席，直到2006年退休時才卸下這個主席職位。
0-2 【亞洲版序言】
當我於二○○七年六月一個溫暖的日子裡抵達東京時，陽光從陰霾中射出。此行，是來和銀行家、保險公司執行長，及金融家交換看法，他們有許多人和我已經相識多年。在緊接著的會議中，他們對於日本人口快速老化，以及和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那段光輝的日子比起來的遲緩的成長，感到憂心忡忡——而東亞其他部分，在中國帶領之下，已經經歷了史上最非凡的經濟榮景，這點，更令他們憂慮不已。
我同意日本所面臨的挑戰非同小可。然而，我的看法和主人有些許的不同，沒有那麼悲觀。毫無疑問，巨大的變化正在進行。日本和其餘的已開發世界，正處於一個過程中，那就是把長期掌控的經濟領導地位，明顯地讓給了高度成長的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韓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泰國。在二○○○年到二○○六年之間，這些經濟體大幅增加其國內生產毛額（GDP）佔世界之比重，而世界銀行推估，這項比重到二○三○年還會進一步上升。
就在最近的一九九七年，這個區域裡還有許多的經濟體捲入嚴重的金融危機，需要龐大的國際援助。這些經濟體如何有辦法在不到十年之間，將自己從困頓的借款人，轉變成名列前茅的一尾活龍？揚棄固定匯率體制是決定性的第一步，這種固定匯率，把他們的經濟和美元綁在一起，引發幾乎令他們疲於奔命的金融操作。這些不當操作就是所謂的利差交易，在釘住匯率制度之下，從已開發國家借錢，沒有避險，而將這筆錢轉貸給當時利率較高的國內。這種操作賺了一陣子，但最後導致整個東亞到俄羅斯都發生連鎖違約事件，甚至對美國造成威脅。
我稍後會在本書探討這個危機，包括為什麼尚未充分參與國際金融的中國，能夠在此次災難中毫髮未傷全身而退的問題。今天，中國及東亞新近工業化經濟體所展現出來的實質ＧＤＰ年成長率界於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之間，遠超過日本和西方已開發經濟體。通貨膨脹率為個位數，長期利率也是一樣。
在日本發展出來的外銷成長模式，為後來的「亞洲虎」，以及更後來的中國所擁抱，這個模式是如何推動亞洲達到徹底超乎預期的繁榮，是本書的一個主題。今天，光是日本和中國的儲蓄加起來，就佔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那是全球投資的資金來源。東亞新近工業化的經濟體則再貢獻出另外的百分之五。我把冷戰結束看成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經濟事件，因為這個事件把龐大、受過教育而低薪的勞動力釋放出來，參與競爭的世界市場，他們不只來自東歐，還有不少來自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國。中共的微妙變化，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加速邁向資本主義，顯示中央計劃經濟是失敗而不可行的經濟制度。
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受到財產權保護提高之激勵，從一九九一年的四十億美元增加到二○○六年的一年七百多億美元。這些資本輸入所帶來的先進科技驅動中國成長，再加上出口爆炸性增加之支持，其成長率為二位數。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有許多出口作業因而重新調整——在送到已開發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之前，先行運到中國作低成本的最後製造。
雖然東亞經濟體這種經濟成長爆炸乃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一大利多，我們卻不能期望這種成長能夠無限地持續下去。首先，借自日本和西方的科技，已經讓東亞的生產力上升到遠超過已開發世界的水準，這些已開發國家雖擁有先進的科技，卻只能靠創新按部就班地成長。當前東亞生產力的成長水準界於百分之三．五到九之間，終將滑落到低於百分之三的水準，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把這個數字定為人類知識進步所能產生的最大成長率。然而，這或許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
值此過渡期，東亞正快速成長。即使是目前佔東亞ＧＤＰ最大比重的日本，也已經開始擺脫自一九九○年股市房市崩盤以來長達十五年的停滯。在人口快速老化的衝擊下，日本開始走出其幾乎與世隔絕的金融環境，這種金融隔絕，於二○○三年達到高峰，大多數日本人覺得把他們豐沛的儲蓄投資在以日幣計價的資產上，幾乎就是一種愛國義務。這種自我要求，不願投資海外的心理，導致大量的儲蓄，尤其是來自家庭、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的儲蓄，以直接或間接透過日本龐大的郵政儲金系統，投資於日本政府公債。日幣氾濫導致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債的殖利率下降到百分之○．五，和當時美國十年期國庫券百分之三．六的殖利率相較，低得令人難以理解。只有百分之三的日本政府公債為外人所持有（而且大部分是國際債券型基金所作的必要分散），而美國國庫券則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外人所持有。長期利率讓日本央行能夠把短期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準。
以日幣計價的利率受到壓抑，而和其他國家利率之間的差距，則造成了另一種利差交易。日本人並不是把資本投注在殖利率較高的海外，而是間接以低利率把日幣借給外國人，讓他們能夠作為週轉或是投資到高獲利的資產上，通常是信用風險極低的有價證券。其利差大到足以吸收匯率變動的風險。其實，這是日本人在補貼外國投資人。但自二○○三年以後，這種情況已經變了。日本投資人顯然已經對低報酬率感到厭煩，開始向海外尋找投資機會。其效果就是去除了日本許多的「本國偏誤」。日本投資人所作的淨國際收購（net foreign acquisitions）從二○○三年第一季的三．四兆日元上升到二○○七年第一季的六．七兆日元。自二○○三年以來，由於郵政儲金系統的存款縮減了幾乎百分之二十，日本政府公債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發行必須向海外募集。由於國內需求退出，再加上必須吸引外國需求，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債的利率被迫升到百分之二——還很低，但已上升不少。日本家庭對以海外資產為主的信託基金之購買已經暴增。
當日本投資人對全球化變得更為積極時，日本的銀行也重振其國際聲威。由於房地產價格於二○○六年穩定下來，日本銀行在多年的禁止和壓抑後，又回到了正常的放款業務。簡言之，當通貨緊縮退卻，成長率回升時，日本漸漸地又回到了「正常」經濟俱樂部。
毫無疑問，正如我後面的探討，在人口和勞動力衰退之下，日本要面對令人沮喪的未來。除非出生率意外上升，或是一場文化衝突把日本打開，引進大量移民，導致大勢逆轉，否則，該國的國際威望很可能會隨著其ＧＤＰ佔全球和東亞的比重不斷下滑而漸漸褪去。然而，日本還是會和以前一樣，在科技和金融上繼續作為一個富有而令人敬畏的世界力量。而二十一世紀應該對所有的東亞經濟體都很有利，因為中國、韓國、新加坡、臺灣，和其他的新星，將追求其自己應有的繁榮和成長。
0-3 【內容試讀】第十一章：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年半中，我們處於煉獄邊緣。經濟試圖振作，但成長卻微弱而不穩。企業及投資人感到一籌莫展。前幾個月的立即危機（追查蓋達組織嫌犯、炭疽攻擊、及阿富汗戰爭），轉化為處理國內安全問題及保全成本所造成的低度緊張狀態。二○○一年十二月，安隆（Enron）破產，更加深了不確定性和悲觀；這件事引發出一波會計醜聞和破產風潮，暴露出經濟大繁榮時的黑暗面：具傳染性的貪瀆。
有時候，這些壞消息似乎沒完沒了：競選籌款的矛盾問題、華府特區狙擊手殺人事件、恐怖份子炸毀峇里島夜總會地區事件等。二○○二年夏，通訊業巨人世界通訊（WorldCom）在作假帳的疑雲中瓦解——其資產達一千七十億美元，為史上最大的破產案。
接著是ＳＡＲＳ，症狀類似感冒的致命傳染病，從中國開始，影響商務旅行及貿易數星期之久。那段期間，當然，政府正加緊對海珊的攻擊，二○○三年的三月和四月，頭條新聞充斥著攻打伊拉克和推翻海珊政權的報導。
所有事情的背後都隱藏著美國本土會繼續遭受恐怖攻擊的預期。特別是華府官方，很難卻除這種迫在眉睫的威脅感受：到處是新的交通路障、檢查站、監視攝影機、全副武裝的警衛。對我而言，不能再走幾條馬路去上班，也不能為公事包指標而通過電視攝影機；我每天早上開車進入聯準會戒備森嚴的地下停車場。聯準會的訪客，雖然也能把車停在那裡，卻必須等狗嗅過車子，檢查是否有爆裂物——狗真的會進到行李箱。
華府沒有更大的問題：為什麼不會有第二次攻擊？如果蓋達組織的企圖，正如賓拉登所宣示，是破壞美國經濟，則攻擊必將繼續發生。我們是個開放社會，邊界管制鬆散，而且我們偵測武器和炸彈的能力薄弱。我向許多政府最高層人士提出這個問題，似乎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更多恐怖攻擊的預期心理，幾乎影響所有的政府作為。而且，無可避免地，我們所創造出來的保護機構，其安全氣囊影響了所有的決策。二○○二年，新的《國土安全法》準備以緊縮身份規定、增加身份查驗、限制旅遊、及限制隱私等手段，顯著地削減個人自由。＊兩黨領袖都贊成。但是當進一步攻擊沒有出現時，這些政治人物又漸漸回復到九一一之前，支持人民自由的立場，有的人轉得比較快，有的人則較慢。如果美國發生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攻擊，今天會變成什麼模樣，這是個有趣的假設。我們的文化能容忍這種事嗎？我們能像以色列一樣維持經濟活力嗎？能像倫敦人一樣在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幾十年的炸彈威脅下保持經濟活力嗎？我非常有信心，我們可以……但總是會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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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安全法》本身較不嚴格，但的確可以讓政府更容易排除《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對公務員洩露取自私人企業之「關鍵基本設施資訊」（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者處以刑罰，並發展監視人民日常生活之計劃，從而限縮人民之權利。
聯準會對這些不確定性的回應是，維持我們積極調降短期利率的計劃。這是延續我們自二○○一年初以來一系列的七次降息動作，以緩和達康破滅及整體股市下跌的衝擊。九一一攻擊之後，我們又調降聯邦資金利率四次，然後在二○○二年企業醜聞達到高峰時又調降一次。那年十月，聯邦資金利率落在百分之一．二五——這個數字，在十年前，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低得難以置信。（事實上，自從艾森豪時代以來，就沒有這麼低的利率。）身為終身致力於打擊通貨膨脹的官員，我們發現，這樣的降息決策經驗實在很奇怪。然而，經濟顯然處於無通貨膨脹（disinflation）的環境中，亦即各種市場力量結合起來，壓制了工資和物價，導致通貨膨脹預期縮小，從而讓長期利率滑落。
因此，通貨膨脹，至少在這個時候，不是問題。長期利率在二○○○年到二○○三年之間持續下跌——十年期國庫券的利率從將近百分之七跌到低於百分之三．五。顯然最終的解釋原因遠在美國本土之外，因為全世界的長期利率也正處於下跌趨勢。全球化正發揮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
我們把這個大問題先擺在一邊，趕緊去處理聯準會迫在眉睫的挑戰：疲弱的經濟。ＦＯＭＣ所抱持的假設是，物價上漲並不會帶來立即的威脅，因而讓我們在降低短期利率上更有彈性。
然而，到了二○○三年，經濟萎縮及無通貨膨脹已經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以致於聯準會必須考慮更怪異的危機：物價水準下跌，即通貨緊縮（deflation）。可能美國經濟已經進入我們在日本所見到的跛足循環，這個跛足循環讓日本癱瘓了十三年。這是令我感到寢食難安的問題。在現代經濟裡，長期的頭痛問題是通貨膨脹，而通貨緊縮很少會是個問題。畢竟，美國已不再用金本位制度。我不相信在法償貨幣制度下還會發生通貨緊縮。我一向認為，如果通貨緊縮好像快要形成，則我們可以啟動印刷機，印出足夠的美鈔以阻止惡性通貨緊縮。現在我不是那麼肯定了。日本已經象徵性地打開貨幣閥門，使利率降到零，並且還採取龐大的預算赤字，然而，其物價水準仍然繼續下跌。日本人似乎無法擺脫通貨緊縮的擺佈，而且應該相當害怕他們正處於一九三○年代以來，沒人見過的下降循環模式。
通貨緊縮逐漸成為聯準會內部的關注焦點。雖然二○○二年的實質ＧＤＰ略微成長了百分之一．六，經濟顯然受到束縛。即使是像安泰（Aetna）和ＳＢＣ通訊等強大企業也顯示獲利薄弱、裁員，並公開宣稱難以漲價。失業率從二○○○年底的百分之四上升至百分之六。
在六月下旬的ＦＯＭＣ會議中，通貨緊縮是頭號議題，我們都投票贊成進一步調降利率至百分之一。儘管我們的共識是，經濟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再次降息，我們還是同意降息。股市終於開始復甦，而我們的預測認為，下半年ＧＤＰ將有更強勁的成長。然而我們還是採取平衡風險的作法。我們要去除發生腐蝕性通貨緊縮的可能性；我們願意冒險降息，我們可能會造成泡沫，形成某種事後必須加以處理的通膨性繁榮。我們這樣權衡各項因素讓我感到很高興。時間將會證明這樣做是否正確，但當時這樣做是對的。
消費者支出帶領經濟渡過後九一一的困境，而帶領消費者支出的則是房市。美國許多地區的居住用房地產受到貸款利率下降的激勵，開始出現價值飛漲。成屋的市價於二○○○、二○○一、及二○○二年每年上升百分之七．五，高於幾年前上漲幅度的二倍。不只是新屋興建破紀錄，中古屋的成交量也刷新紀錄。這次的繁榮大幅提升士氣——即使你的房子不賣，你還是可以看到別人的房價似乎很驚人，表示你的房子也跟著增值了。
二○○三年初，三十年期房貸利率低於百分之六，這是自六○年代以來的最低水準。浮動利率的房貸成本更低。這刺激了房市周轉，導致價格更為高漲。自一九九四年以來，美國家庭擁有住宅比率加速成長。到了二○○六年，將近百分之六十九的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子，從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六十四及一九四○年的百分之四十四升上來。增加的部分來自西班牙裔及黑人特別厲害，因為財富增加及政府鼓勵次級房貸，讓許多少數族群的成員有能力成為首次購屋者。這種所有權的擴張，能夠讓更多人和我國的未來綁在一起，我覺得，將來，國家會更團結。今天，自有住宅所有權和一世紀之前一樣引起共鳴。即使在數位時代，磚塊及水泥（或是夾板和石膏板）仍然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因素。
資本利得，特別是來自已實現資本利得的現金，讓人們的口袋燒了個大洞。統計學家可以看到消費支出的突增和資本利得突增相吻合。有些分析師估計，所增加的房地產財富中，有百分之三到五顯現在各式各樣的商品和服務上，從汽車、電冰箱到渡假及娛樂。當然，大家還把錢花在居家現代化及擴建上，進一步助長旺勢。這些新增的消費，幾乎完全來自房屋抵押貸款所增加的資金，這是金融機構特別容易掌握的業務。＊房子所淨增加出來的債務變成賣方的現金。淨增加的債務恰恰等於資產賣方從房子所取得的資金。這種賣屋所套取的現金，和已實現利得的趨勢相符，但不完全一樣。《新聞週刊》（Newsweek）的經濟專欄作家羅伯．薩繆森（Robert Samuelson）對這種現象所產生的淨效果有很簡要的描述。他寫道：「房市熱潮救了經濟……把股市養肥，美國人參加了一場房地產狂歡會。我們高價買下，打掉，再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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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房子轉手時，買方所辦的貸款幾乎都超過賣方原貸款的未清償餘額。淨增加的貸款額度成了賣方的現金。這筆住宅變現資金傾向於和出售房屋的已實現資本利得趨勢相符，但並不完全相等。
當然，榮景會招徠泡沫，一如達康股票投資人從痛苦中所學到的教訓。我們是否正在為自己設置一場痛苦的不動產崩盤？在聖地牙哥及紐約火熱的房市中，這種關切開始浮上檯面，這二個地區的房價在二○○二年分別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二及十九，而且當地有些投資人開始視房子和公寓為快速致富的最新方法。聯準會密切追蹤此事的發展。隨著榮景持續擴大，投機現象顯而易見。美國的獨棟獨戶房屋市場一向是以自住為主，投資或投機性買盤的比率很少超過百分之十。＊但到了二○○五年，根據美國全國不動產仲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報告，美國房市買方有百分之二十八來自投資客。他們變成市場的一股力量，讓交易量增加了將近三分之一。當時，電視新聞報導「炒手」的故事——他們是拉斯維加斯和邁阿密這種地方的投機客。利用寬鬆的信用額度買下五、六棟的預售公寓，打算在房子還沒蓋好之前就脫手以賺取巨額利潤。然而，這種戲碼僅只是區域性而已。我願意對聽眾說，我們所面對的不是泡沫，而是小氣泡——許多區域性的小泡沫，不會漲大到對整體經濟健康產生威脅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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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買盤大部分是買來出租的。通常這種人買的是公寓或二戶雙拼房子，其中一戶出租。
不管是泡沫還是小氣泡，二○○五年下半年，當首次購屋者發現房價高到買不起時，這場派對就要人去樓空了。房價越高，貸款金額就越大，漸漸成為每個月所得上的一大負擔。買家以高於售價的方式搶購房子的瘋狂日子已經結束了。賣方的售價依然高掛，但買家卻抽身離去。新屋及中古屋的成交量雙雙應聲重挫。熱潮結束。
這是國際趨勢歷史的一部分。不只是美國的放款利率下降，英國、澳洲、和許多國家都出現活絡的房貸市場。接下來的反應是，全世界的房價大幅飆漲。《經濟學人》檢視二十個國家的房價，估算出在二○○○年到二○○五年之間，已開發國家住宅的市場總值從四十兆美元增加到超過七十兆。增值最大的部份——八兆美元——來自美國單戶住宅。但其他經濟的經驗可以作為參考，因為他們的熱潮，開始（和結束）比我們早了一到二年。在澳洲和英國，需求於二○○四年開始冷卻，理由和美國後來的情形相同：首次購屋者被高房價趕出市場，而投資客也縮手了。重點是，當這些國家的熱潮結束後，房價只是持平或微幅下滑，而我寫這段時，並未見到崩盤情事。
由於房市熱潮及伴隨而來的新種房貸商品爭相出現，最後，典型的美國家庭便擁有更有價值的家，以及更便於運用的財富。當然，他們的貸款也更大，但因為貸款的利率較低，二○○○年到二○○五年之間，房屋擁有者所得中用於支付貸款的比重並沒有太大變化。
然而，後九一一的復甦有其黑暗面。被令人不安的所得集中度變動所玷汙。過去四年來，主管級工人的平均時薪顯著高於生產和非主管級工人。（對許多家庭而言，實質所得上的落差，獲得房屋資本利得之彌補，雖然大部分的資本利得都落入中高所得和高所得群組的手中。）
即使經濟成長已經回來了，你還是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反應在民調上。二○○四年實質GDP每年以百分之三．九的健康速度成長，失業下降、而整體的工資和薪水也都還不錯。然而平均所得之增加，大部分來自高級技術者不成比例的所得大幅增加。許多所得普通者，並沒有增加多少。因此，調查人員打電話給一千個家庭，發現百分之六十認為經濟很糟，只有百分之四十認為還可以，這並不意外。雙軌經濟（two-tier economies）在開發中國家很普遍，但美國自一次大戰之前以來，就鮮少發生所得不均現象。過去一向是，當總體數字不錯時，民調也會呈正面反應。
最近，房市熱潮降溫已經對某些群組造成傷害。對大多數的住宅擁有者而言，房價上漲前他們早已建立了相當的資產，因此並未成為太大的問題。但對許多利用次級房貸所提供的好處而成為首次購屋者的低所得家庭而言，他們太晚加入這波熱潮，而沒有享受到好處。他們每月還款付息很辛苦，由於沒有資產緩衝以作為退路，越來越多人面臨被結清的問題。二○○六年將近三兆美元的新承作房貸，其中五分之一是次級房貸，另外還有五分之一是所謂的「另類房貸」（Alt-A mortgages）。後者是放款給信用紀錄優良者的房貸，但他們通常每月只繳息不還本，且其所得和其他特性，未達一般放款條件。這五分之二的放款，表現不佳，導致明顯的信用緊縮，對房市造成相當的衝擊。我當時就知道放寬房貸信用條件給次級借款人會增加財務風險。但我當時相信，現在也還相信，擴大住者有其屋的好處值得我們冒這個險。財產權之保護，對市場經濟是如此之關鍵，擁有財產民眾必需達關鍵人數，才能在政治上長期支持財產權之保護。
我對政府表現的失望程度，恰如我對整體經濟韌性的信心。赤字在二○○二年又回來了——我們的赤字是一千五百八十億美元，和二○○一年的一千二百七十億相較，惡化超過四分之一兆。
布希總統繼續指示他的政府貫徹他在二○○○年競選時的承諾：減稅、強化國防、及增加健保處方藥補助等。從預計產生龐大賸餘的角度看，這些目標並非不切實際。但布希上任六到九個月之後，賸餘已經消失了。在赤字日益增加的不同世界裡，這些目標已不再完全適切。然而，他還是繼續貫徹他的總統競選諾言。
最讓我感到困擾的是國會和政府都已經放棄財政紀律。四年來的賸餘已經使得節儉變成國會裡的稀有商品。政府官員無法抗拒賸餘的誘惑，他們靠這政治上的「免費午餐」而政通人和。我已經數不清我在一九九○年代收到多少件國會寫來的信，提出各種增加支出或減稅的方案，以模稜兩可的財務花招來應付「付錢通過」的規定，這些花招的目的在於隱藏方案的成本。複式會計在國會裡已經成為失傳的藝術。
最後，偽裝終於拿掉。柯林頓在位的最後一年，國會無視於自己所訂立的絕對支出上限，立法通過在十年內增加支出合計達一兆美元。如果沒有這項支出，二○○○年的二千三百七十億美元的賸餘紀錄還會更高。然後布希實施減稅，卻未相對採取減少支出的措施，而且在九月十一日之後，還有更大手筆的支出。
當然，九一一之後所通過的法案包括必須增加國防及本土安全經費。但我國緊急事件的財政措施，對國會的胃口來說，似乎就像是「一塊肥肉」——為選民執行支出計劃。最先開始的例子是二○○一年十二月，在幾乎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六百億美元的交通法案。該法案對航空安全作了許多擴大規定，並對機票課稅以彌補部分成本——我認為這是合理的措施。然而該案還包括四億美元以上的純正肥肉——讓高速公路基金脫離州政府管制，由國會議員分配，用在其家鄉的心愛道路計劃。
接著五月的農業法案（farm bill）更是讓我火冒三丈。這是為期六年，破壞預算的二千五百億美元補貼案，一反以前在縮減農業補貼及開放市場力量進入農產貿易上所艱苦爭取通過的法案。新措施大幅增加對棉花及穀物的補貼，並新增各種農產品補貼，從糖到鷹嘴豆（chickpeas）。眾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德州共和黨員，賴瑞．康百士（Larry Combest）強力推動這項法案，而中西部的民主黨員，如來自南達科塔州的參議院領袖達謝爾也全力支持。
針對立法濫權，有一項補救措施：稱為總統否決權（Presidential veto）。我私下找資深經濟官員談話，毫不掩飾地說出我的看法，認為布希總統必須否決掉幾個法案。這將對國會釋出一道訊息：在支出上，他們並沒有得到選民的全權委託。但我從白宮資深官員所得到的回達是：「總統不想為難赫斯特。他認為不要和他作對反而比較好控制他。」
事實上，不動用否決權成為布希總統的標誌：他在白宮將近六年，沒有否決過任何一項法案。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見的。詹森、尼克森、卡特、雷根、老布希、和柯林頓——他們都否決過數十個法案。而福特幾乎把所有的法案都否決了——不到三年就否決了六十多個法案。這使得他雖然面對民主黨多數的眾議院和參議院，卻還能擁有強大的權力，還能驅使立法委員走向他認為重要的方向。我認為，布希那種合作而不對抗的方法是一大錯誤——一個國家要有財政紀律，就必須有制衡機制。
預算紀律於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交到了華府之鬼手上。這天，國會容許讓美國最主要的反赤字法過期失效。一九九○年的預算執行法（Budget Enforcement Act）已經成為國會自制的紀念碑。該法由兩黨共同制定，在老布希總統的支持下，在抑制聯邦預算上扮演重要角色，從而為一九九○年代的榮景打下基礎。在這項法案中，國會對自己設置了嚴格的「絕對上限」，還有新增支出或減稅都必須在其他地方找到財源支應的「支付通過」規定。觸犯這條規定必將招致嚴厲懲罰，例如全面刪減社會福利及國防——這些是任何政治人物都寧願忍痛避免的刪減。
但預算執行法並沒有想到會出現多年的賸餘（諷刺的是，其目標是在二○○二年達到預算平衡）。於是在一九九○年代後期急於支出時，國會以技術性的方式藐視規定。正如眾議院一名資深職員所說：「我們必須保持『赤字中立』——但根本就沒有赤字！」但現在，預防措施已過期失效，赤字如洪水般地湧回。
九月中，我向國會提出最強烈的請求，希望保留第一道防線。「預算執行法已經失效，」我對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說道：「這個法案無法保留下來可能是個重大錯誤。因為在缺乏清楚方向及建設性目標下，有利於預算赤字形成的先天政治偏好，很可能再度變得根深柢固……如果我們不保留預算規定，並重申我們對財政責任的承諾，多年來的努力成果將揮霍殆盡。」我知道最壞的結果不會立即出現，但必定很嚴重。我警告說：「歷史告訴我們，放棄財政紀律，最後將導致利率上升、排擠資本支出、生產力成長降低、並迫使我們在未來面臨更艱難的選擇。」
我的聲明書事先就發出去了。顯然這些話委員並不愛聽。四十一名委員中，大約只有一半出席。當我唸到兩黨達成歷史性共識，於是才有預算執行法之誕生這段文字時，我看著國會議員的反應。大多都是面無表情。更糟的是在問答時間時，坦白說，沒幾個立法委員對永久性支出限制有任何興趣。發問者並沒有針對我的建議或是建議中所提及的大型經濟危機發問，他們竟乾脆改變話題。討論幾乎完全著重在減稅的現在與未來，以及優缺點上。而這些就是隔天有關我的證詞，疏疏落落新聞報導之主要內容。
在參議院，彼得．多蒙尼契、菲爾．格拉姆、肯特．康拉德、及唐．尼克斯（Don Nickles）等多名財政保守派努力地保留預算平衡機制。但其政治意向卻不在此。他們所規劃的是透過六個月的延遲程序規定，讓增加赤字的法案稍微比以前更難通過。但沒有預算執行法的強制懲罰力，該項規定就沒有牙齒。服侍我們好好的預算紀律已經完全死了。
共和黨贏得二○○二年十一月期中選舉的全面性勝利後，問題變得更糟。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葛蘭．胡柏（Glenn Hubbard）在十二月的一次演講中主張，預算是否達到平衡，對整體經濟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有關赤字過高會推高長期利率並影響成長的想法，「我們認為，這方面的討論將會結束。」他說道：「那是魯賓經濟學（Rubinomics），我們認為那完全不對。」先不管這句話對民主黨揶揄的部分，胡柏的說法，在短期的情況下是正確的。證券市場已經變得非常有效率，以致於只有當新資訊帶來對未來財政赤字及公債預期上的變化時，目前的利率才會有所變動。美國國庫券在供給上的漸進式溫和變化，相對於全球同等安全的債權工具，一般而言是相當小。相對價格（即利率）上的微小變動能夠引發投資人把相當數量的國庫券換成等額的高品質公司債或外國政府公債。反之亦然：這種公債，甚或赤字上的變動所造成的利率變化，小得令人訝異。全球債券市場中，與美國國庫券品質相當的債券，其市場規模及有效性使得聯邦赤字、公債、和利率之間的長期關係變模糊了。
有時候，當一個議題很複雜時，以極端狀況來思考是很有用的手法。如果赤字真的沒有關係，而且沒有搭配裁減支出的減稅是很好的公共政策，那麼，為什麼不乾脆把所有的稅都取消掉？國會想要借多少錢就借多少錢，並自由自在地支出，完全不用怕政府快速累積如大海般的債務會腐蝕經濟成長。然而我們已經在開發中國家一再地看到，政府無限制地借錢和支出，釀成超級通貨膨脹及經濟毀滅。
因此，赤字應該很要緊。政策制定者的決定性問題不是「它們會影響成長嗎？」而是「它們會破壞多少的成長？」事實上，胡柏的計量經濟模型顯示，利率之變動，來自公債餘額的影響只有一點點，然而，他最近寫道：「我們的研究不應解釋成赤字的影響不大。政府無力支應的負債若持續保持在一個重大的水準，終將把國內外的可貸資金耗盡……今日的美國，社會保險和健保給付義務所內含的資金缺口，特別令人關切。」但深奧的經濟論爭迷失在政治現實中。國會和總統認為，預算限制抑制了他們所要訂立的法案。「赤字不重要」成了共和黨員的經濟詞藻，這讓我感到懊惱。
我經過相當的掙扎才接受這已經成為共和黨的主流社會價值和經濟政策。但我多年之前，一九七○年代，和紐約上州的年輕國會議員傑克．坎普吃午飯時就見識過了。他抱怨民主黨總是以大幅增加支出的方式來到處買票。而到最後，他們所製造出來的赤字卻留給共和黨來解決。「為什麼我們不能稍微不負責任一點？」他問道，我大吃一驚。「為什麼我們不在他們亂搞之前先減稅，先把好處送給人民？」其實，現在就是如此。身為一名高華德（Goldwater）派共和黨員（譯註，Goldwater Republican，強調良心），我的自由意志情感被冒犯了。
在二○○二年十二月下旬及一月上旬間，我用特殊手段迫使白宮的資深經濟官員採用一個較為理性的方法。我不能說我的抗議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白宮應該已經瞭解「赤字沒有影響」的講法聽起來太偏激，因為他們在布希總統提出二○○四年預算案時已經調整用詞了。「我的政府堅信要控制赤字，將之縮減至經濟力量和國家安全利益相符之範圍內。」他於二○○三年二月三日向國會宣示。他繼續說，當前的赤字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必須實施新的減稅案以刺激成長，還必須投注資金以對抗恐怖戰爭。隔日，接替保羅．歐尼爾成為財政部長的約翰．史諾（John Snow）也發表類似談話。「赤字有影響，」他告訴眾議院財務委員會，但總統在新預算中所編列的赤字是「可控制的」而且也是「無可避免的。」
我覺得新預算令人氣餒。支出總計超過二．二兆美元，餘絀總額一欄所編列的赤字，二○○三年及二○○四年均超過三千億美元，而二○○五年還有二千億美元（我認為有相當程度的美化）。一如所料，這個預算在本土安全及國防上的支出大幅增加。然而卻尚未包括呼之欲出的伊拉克戰爭經費。（一旦戰爭開打，則政府必須尋求特別撥款，將進一步增加赤字。）
預算的重點是布希總統在幾週之前首先提出來的第二回合重大減稅案。當然，代價最大部分的是取消股利重覆課稅。多年來，我倡導完全取消股利重覆課稅以作為資本投資之誘因。新計劃還加速實施布希的所得稅全面調減案，以便立即發揮作用，並永久取消遺產稅。這個稅賦計劃總計在未來十年裡，為布希第一回合減稅案一．三五兆美元的成本再增加六千七百億（或是一兆以上，如果成為永久性減稅）的負擔。
預算管理局處長米契．丹尼爾（Mitch Daniels）迅即指出，三千億的赤字相當於只是ＧＤＰ的百分之二．七——從過去的標準來看相當低。沒錯，但我最關切的是，長期亂開福利支票的作法，會導致未來的預算破了一個大洞而無法收拾。我們應該為嬰兒潮世代的退休問題預作準備，為艱困的未來年度，採行平衡預算或賸餘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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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賸餘不再像二○○一年一樣，造成必須去取得私有資產的困擾。目前的負債遠高於二○○一年所考慮的水準。
有人說進一步減稅可以刺激經濟成長。但在聯準會的分析中，徘徊不去的呆滯現象，乃是對戰爭的焦慮和不確定性之反應，不需要作進一步刺激。新聞上全都是伊拉克。
遠比減稅更重要的是，我說道，必須處理新赤字大幅增加所產生的威脅。我促請參議員恢復法定支出上限及「支付通過」規定，說道：「萬一監控預算流程的執行機制無法落實，我擔心會產生缺乏明確方向及建設性目標的結果……導致難以根除的預算赤字又再度發生。」這樣的結果，會造成無論如何刺激都無法解決的無題。供給面的論點認為經濟成長越快，赤字問題就越容易處理，這點無庸置疑，我說。除非意外發生，所減的稅都被存起來，否則支出的部分會讓ＧＤＰ和稅基都增加，從而增加稅收。因此，減稅的總金額會大於稅收的短少。但這仍然是短少。以我們當前所面對的短缺規模，我警告說：「我們不能安全地依靠經濟成長來消弭赤字並解決困難的抉擇，我們必須恢復預算紀律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我公開向政府計劃挑戰這件事引起一場騷動。「不，總統先生：葛林斯潘嚴厲譴責赤字上升」是第二天早上《金融時報》的頭條。但美國報紙的頭條顯示，我並沒有成功地把辯論重點轉移到應該討論的地方。我本來想要讓大家瞭解財政限制的必要性，所包含的不只是稅的問題而已，還有更重要的支出問題。但大家都把焦點放在稅之上。《華盛頓郵報》寫道：「葛林斯潘表示減稅還不成熟；戰爭將造成停滯性膨脹。」「葛林斯潘建議暫緩減稅」《美國今日報》說道。國會也沒有任何一位領導人發起預算控制機制。
減稅議題很快就成為媒體焦點。那星期，四百五十多名經濟學家，包括十位諾貝爾獎得主，發表一份公開信宣稱布希所提出的減稅案對經濟沒有什麼幫助，只會增加赤字；白宮則簽了二百五十名支持其計劃的經濟學家以對抗這封公開信。其中有很多人我都認識——這四百五十名主要是凱因斯學派，而二百五十名主要是供給面學派。整個論戰熱鬧有餘，意義卻不大，而且伊拉克戰爭爆發後就消聲匿跡了。到了五月，國會通過總統所要的減稅案，由總統簽署後正式成為法律，而預算紀律的需求，在重要事項表上卻隻字未提。我知道卡珊多拉（譯註：Cassandra，希臘神話中的凶事預言家）的感受了。
在布希主政期間，特別是九一一之後，我去白宮的次數比以前更多了。每個星期至少一次，我會從辦公室走幾步路，搭電梯到聯準會停車場，開半英哩的車到西南門。有時候是和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史蒂夫．傅利曼（Steve Frideman）及其接任者，艾爾．胡柏等資深經濟官員開例行性會議。我也會定期去拜會錢尼、萊斯、或安迪．卡德等其他官員。當然，有時候我是去見總統。
我又回頭當起顧問了。這些會議的議程涉及國際經濟學、全球能源和石油的動態、社會保險的未來、解除管制、會計詐欺、聯邦全國貸款金融公司（Fannie Mae）和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的問題、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討論貨幣政策。我非常努力地提出許多觀念，將在後序的章節中說明。
結果，布希政府和我所想像的福特政府轉世非常不同。如今，一切以政治操作為主。身為聯準會主席，我是一股獨立的力量，而且我已經待很久了，但我當然不是圈內人，我也不想當圈內人。
沒多久就很清楚了，這個政府裡容不下像保羅．歐尼爾這樣大剌剌的赤字獵人。他和我花許多時間規劃的案子——例如，把社會保險轉成個人帳戶，以及監督執行長責任的嚴格法令——所得到的待遇，卻不如我們在第一回合提倡減稅時的言論。這個政府強調忠誠和謹守言論分際，保羅那種率性直言的作風，讓他成為政府的眼中釘。保羅在他二年的財政部長任期內，大部分時間都在和布希的經濟學者吵架，特別是減稅案的主要建築師，拉里．林賽。二○○二年大選後，白宮讓這二人都辭職了。接替保羅的是鐵路業巨人ＣＳＸ公司的前執行長約翰．史諾。事後證明，約翰和保羅比起來，是個更好的行政人員，而且是個更流暢、更有效的經濟政策發言人，而這些正是白宮要求財政部長所需具備的條件。
總統和我的關係，一直和我們第一次在麥迪遜飯店共進早餐的時候沒什麼差別。他一年邀請我好幾次去他的專屬餐廳午餐，通常還會有副總統錢尼、安迪．卡德、和一名經濟顧問作陪。這幾次會議，和第一次一樣，大部分是我在講話，討論全球經濟趨勢和問題。我講得太多了，以致於我不記得有什麼時間吃飯。最後我都是回到辦公室再吃點東西。
在我們共事的五年中，布希總統遵守他的諾言，保持聯準會的獨立性。這段期間中，我們大部分都把利率維持在極低的水準，當然，這就沒什麼好抱怨的了。然而，即使在二○○四年經濟成長回來之後，ＦＯＭＣ開始逐步調高利率，白宮也沒有表示意見。同時，總統對我批評他的財政政策，即使不能接受，也相當容忍。例如，我反對他主張要立即實施另一次減稅案之後，還不到一個月，他就宣佈打算提名我，讓我第五度當上主席。這讓我感到意外；我的第四屆任期還有一年之久呢。
政府還採行聯準會所提，認為有益於金融市場健全的政策。最重要的一場戰爭是自二○○三年開始，抑制浮濫的聯邦全國貸款金融公司和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這些公司得到國會所授與的特許權，承作住宅抵押貸款。實質上，他們接受了金融市場的補貼，形式為，他們的債券利率，隱含的信用風險貼水非常低——市場認為，萬他們一無力清償時，美國政府會出手拯救。全貸及住貸這二家公司一直利用這項補貼來墊高獲利並且不斷成長。但他們的交易已經開始變質並危及金融市場，特別是當這二家公司繼續成長時，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這些公司雇用技巧高超的政治說客，得到國會有力的言論支持。布希總統支持鎮壓這二家公司，所得到的政治好處非常少。然而他支持聯準會，在二年的奮鬥中，完成重大改革。
總統不願對失控的支出行使他的否決權，這點一直讓我感到很挫折。沒多久之前，我有機會拿到美國財政狀況自二○○一年一月，也就是新政府上任以來的變化情形。我把國會預算辦公室依照對當時政策（既有法令和預算傳統）所編列二○○一年到二○○六年九月的預算，拿來和這段期間的實際結果作比較。二○○六年九月預計的公債餘額為一．二兆美元。實際的餘額為四．八兆美元。這個落差相當大。當然，收入短少，有顯著的一部分是來自國會預算辦公室無法正確研判股市即將下跌，造成的資本利得稅及其他股市相關稅收減少。但在二○○二年，政府和國會已經知道這個事實——但他們的政策方法卻沒什麼改變。
其實的短少來自政策：減稅和增加支出。伊拉克戰爭及反恐措施無法解釋這個缺口。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二○○六會計年度在這二項上合計編列了一千二百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小，但對一個十三兆的經濟來說，還足以吸收。聯邦政府在國防上的支出，二○○○會計年度佔ＧＤＰ的百分之三，創六十年來新低，二○○四年回升到百分之四左右，此後則一路持平——二○○六年為百分之四．一。（相較之下，國防支出在越戰時耗用了高達ＧＤＰ的百分之九．五，而在韓戰期間更超過百分之十四。）
但是用在民間部門的支出，即所謂的非國防專屬經費，竟然高漲，超過千禧年當時在賸餘頗多的情況下所作的預測值。最令我氣餒的是二○○三年下半年所制定的處方藥物法（prescription drug act）。這項法案並沒有整合必要的健保改革，卻讓整個體制在未來十年中，估計增加了五千億美元龐大而難以解決的成本。雖然這項法案讓總統實現了一項競選諾言，卻提不出解決資金來源的辦法。
這不是孤立事件。當政府和國會打算在二○○四年推出超過四千億美元的聯邦財政赤字時，共和黨實際上還試著為放棄自由意志主義小政府的理想，作合理化解釋。「結果，美國人並不想要大幅縮減政府。」來自俄亥俄州的國會議員約翰．貝納在處方藥物法剛通過時的一篇聲明書中寫道。貝納是九年前共和黨拿下眾議院的推手，但如今，黨要面對一個「新的政治現實」，他說道。我們頂多能希望政府的規模成長得慢一點，但不能要求規模縮小。「共產黨員身為國會中的多數黨，已經接受這項現實。」他寫道。他和其他黨領袖主張，新目標應該是更大，但也更有效率的政府。他們達成了前項，但後面那項卻沒有達成。
實際狀況甚至還更糟。因為黨裡的許多領導人，把改變選舉程序以創造共和黨永遠領導政府當成主要目標。眾議院院長赫斯特和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狄雷（Tom DeLay）似乎只要能夠多幾席讓共和黨成為多數黨，隨時願意鬆開聯邦政府的口袋。事實證明，參議院的領導也沒好到哪裡去。多數黨領袖比爾．費斯特（Bill Frist）是一名極為聰明的醫師，他贊成財政紀律，但個性不夠強悍來要求別人也贊成。像菲爾．格拉姆、約翰．馬侃、查克．黑格爾（Chuck Hagel）、及約翰．孫努魯（John Sununu）等保守派經常認為他們的警告沒人理會。
國會還忙著爭食大餅。當政治人物運用這種權力，指示政府作特定支出時，指定款就氾濫成災，導致二○○五年的遊說和貪瀆醜聞。後來，由約翰．馬侃所領導的跨黨派小組，有鑑於國會撥款中的指定款，從一九九六年柯林頓第一任末期的三○二三件，增加至二○○五年布希第二任開始時的將近一萬六千件，遂提出政治分贓抑制法（Pork Barrel Reduction Act）。政府分贓的總金額難以估計（有些指定款是合法的），但不管採用何種定義，金額都達數百億美元。我承認，和二兆多的聯邦預算比起來，這筆金額在比例上相當小，但這不是重點。當我們在研究財政紀律是否瓦解時，指定款就如同礦坑裡的金絲雀（譯註：指小而敏感的危機觀察指標）。而這隻金絲雀看起來是生病了。
在共和黨於二○○六年選舉中失去國會控制權之後，共和黨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迪克．亞梅伊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一篇特稿。其標題為「演化結束」（End of the Revolution），從一九九四年共和黨拿下國會說起：
當年，我們的主要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改造政府，把金錢和權力還給美國人民？後來，這些政策創新者和「九四精神」大部分被眼界狹隘的政治官僚所取代。他們的問題變成：我們要如何保有政權？二○○六年，終結共和黨多數局面的犯罪行為及醜聞，就是這種變化的直接後果。
亞梅伊的說法完全正確。共和黨在國會裡迷失了。他們拿原則去換取權力。最後二者都失去了。他們輸了活該。
在二○○六年暗淡的日子裡，看著一群美國人靜靜地站著，對福特致上敬意，我熱淚盈眶。當車隊把美國第三十八任總統的遺體從安得魯空軍基地移往國會大廈安厝時，街上的人群排了好幾層。享年九十三，他是我們最長壽的總統。華府，為黨派衝突所撕裂，是失常政府的庇護所，看到全體擁戴這遙遠年代中一位跨黨派同志愛的象徵，真是難能可貴。這是對慈悲靈魂的禮讚，但也是美國人渴望福特所代表，但已消失很久的美國政治禮貌。
福特在一九七六年總統大選時被卡特打敗，當福特安葬於密西根州大湍城（Grand Rapids），由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他所代表的國會黨團人員向他致哀時，卡特也前來悼唁，這是個象徵。福特對尼克森行使總統特赦權，讓他在一九七六年付出敗選的代價。民主黨員要求尼克森對其任內的違法行為負責，因此福特這個決定在民主黨引起軒然大波。然而多年之後，許多知名的民主黨員開始相信，福特的特赦，是我們走出水門傷痛的基本要素。參議員泰德．甘迺迪稱之為「非凡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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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福特獲波士頓甘迺迪圖書館頒發甘迺迪勇氣獎（John F. Kennedy Profile in Courage Award）時，參議員甘迺迪於發表此言論。
我在車隊中，離載著福特棺木的靈車只有幾碼遠（我很榮幸擔任扶棺人），當我看著車窗外的晴朗天空時，我不禁在想，當年美國的政治是什麼景象，因為福特和當時民主黨國會議長提普．歐尼爾，每天要從早上九點戰到下午五點，但他還是會邀請這位老朋友來白宮參加雞尾酒晚會。
我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加入福特政府，當時華府還處於水門事件的創傷中。然而黨派熱情在太陽下山之後就被拋諸腦後了。我所參加的晚宴（一種華府政治習慣）清一色都是跨黨派的。來自兩黨的參議員和代表，與政府官員、媒體、及城裡重要的社交掮客打成一片。二○○五年，也是我在政府中完整的最後一年，這個晚宴習慣還在，但已經變成黨派色彩強烈的活動。有許多次，我是唯一出席的共和黨員。而在我所參加的「共和黨晚宴」中，民主黨員也是非常稀少，甚至沒有。由媒體所主辦的年度半正式禮服盛宴——星條晚宴（Gridiron）及其他贊助者所舉辦的晚宴——和當年福特時代一樣，是跨黨派的晚宴。但在這些場合裡，友誼是被迫的，也是做作的。
造成黨派摩擦的原因，學術界的分析很多，但共同的結論卻很少。甚至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論點，認為一九五○年代及一九六○年代那種跨黨派友誼的美好日子，在歷史上是個異數，而今天的摩擦和過去的歷史相較，並無太大的異常。從我個人狹隘的角度看，我的位置曾經見識到尼克森在一九六八年競選時，成功地發展出「南方策略」，我回想起來，似乎我們政治失常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四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通過後，南方的保守派國會代表控制權由民主黨轉移到共和黨手上。一九六○年代，民主黨員的人數遠超過共產黨員，而且自新政時代以來，國會和白宮幾乎都是由民主黨所控制。南方民主黨員鎖住南部，在國會建立了重要的資深度，並自羅斯福總統時代以來，控制著委員會主席一職。北方的自由派和南方的保守派難以合作，至今在民權及財政政策上仍然南轅北轍。
據說詹森在一九六四年簽署民權法時，向民主黨宣示：「我們失去南方已經有一個世代了。」如果他說了這句話，他就是個先知。由來自喬治亞州理察．羅素（Richard B. Russell）所領導的南方民主黨參議員覺得他們被來自德州的領導人所出賣。民主黨在深南區（Deep South）各州中，參議員代表席次由一九六四年十八席中的十七席，下降到二○○四年國會選舉時的四席。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席次比例也同樣下降。二次大戰後，形成北方工業往南方移動的趨勢，民主黨鎖住南方政治的態勢勢必改變。然而，毫無疑問，民權法案讓這個過程得以加速。從一個共產黨員的觀點來看，一個不錯的結果竟是來自錯誤的理由，這讓我感到難過。
四個國會派系，二黨各佔二個，多年來已經有劇烈的變化。每個派系，二個是共和黨，二個是民主黨，過去都包括自由派、中間派、及保守派。當然，其比率各政黨不同，但任何一個派系在推動任何一項法案時，都很少能夠團結一致，產生全面性的多數。典型的立法投票是民主黨員有百分之六十贊成，百分之四十反對；而共和黨員有百分之四十贊成，百分之六十反對——或是反過來的情況。
今天，國會的派系，反應南方政黨傾向的再調整，不是以自由派為主（民主黨），就是以保守派為主（共和黨）。在此情況下，過去在立法投票時，黨內的意見是百分之六十對百分之四十，如今卻很可能成為百分之九十五對百分之五。結果，立法成了高度的政黨之爭。
或許有人會認為，在我們悠久的歷史上，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愛並不會消失。但大家並不是在「保守的黨」或「自由的黨」之標籤下運作。執政的機制——指派委員會委員及領導人職位——是由民主黨或共和黨來進行的，而政黨的力量處於支配的地位。共和黨員最後在南方州的政治圈取得支配地位，讓這兩大黨在人數上平分秋色，但過程中，在保守的共和黨和自由的民主黨之間，引進了不同的意識形態。這在中間留下了一大塊無人照顧的區域，我相信在二○○八年，要不然就是二○一二年，會出現勝選有望而且經費充足的獨立總統候選人。
政治上的鴻溝，已經超越政治權威所能搔著癢處的範圍。執政已經失常而危機重重。媒體和龐大群眾向福特致上無上的悼念，他們同時也在為逝去的同儕政治（collegial politics）哀悼。不到二個月之前，美國人已經用選票把共和黨的國會控制權拿掉。我不認為民主黨贏了。而是共和黨輸了。民主黨之所以取得國會主導權只因為他們是剩下來唯一的政黨。
我經常在想，如果在競選搭配上，總統候選人的是共產黨員而副總統是民主黨員，或是反過來，將會吸引大批中間被忽略了的選民。也許只要世界安然無恙，這個議題就不重要。由於全球化這隻「看不見的手」越來越明顯，有效地控制數以億計的每日經濟決策，在此情形下，領導人是誰並不重要。但自九一一之後就不是這樣了。誰有權掌控政府的確很重要。
0-4 【內容試讀】第十四章：中國之選擇機會
我上次以聯準會主席身份拜訪中國是二○○五年十月，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及其夫人榮安在北京高雅的釣魚臺國賓館辦了一個小型晚宴為我餞行，釣魚臺國賓館是中國領導人用來招待貴賓之處。朱鎔基和我有機會在晚宴之前的正式茶會裡聊起來，而他談話的態度讓我強烈懷疑，他是否真的下臺了，因為官方報紙一直在報導他。對於我們二國間的重要事務他非常注意，也有最新的資訊，而見解深入敏銳，一如我們交往的這十一年。
當我們針對中國的匯率及美國貿易失衡交換意見時，他談論此事的那種精熟老練程度讓我感到訝異，即使在全球各地領導人中，也甚為特殊。多年來，我們已經討論過許多議題——中國如何使社會安全網不受國營企業瓦解之傷害、最佳的銀行監理模式、不干預中國剛起步的股市之必要性、及其他議題。
我覺得朱鎔基越來越有意思，當我知道我們可能無法再見面時，還有點傷感。他擔任副總理及中國央行行長時，我們就是朋友了，而且我很注意他的生涯發展。他是鄧小平這位偉大經濟改革者的思想傳人，當年鄧小平把中國從「腳踏車年代」帶進「機動車年代」，其意義不言自明。朱鎔基不像鄧小平一樣擁有廣大的政治基礎，他是技術出身；他的影響力，就我看來，來自江澤民之支持，江澤民是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的中國國家主席及一九八九年到二○○二年的黨領導人。還有，朱鎔基全面實現了鄧小平所提出的制度改革。
鄧小平是位務實的馬克思主義者，把中國從封閉的中央計劃農業經濟，轉型成經濟上令人畏懼的形象。該國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向市場進軍，當年因為嚴重的旱災，主管當局被迫把控制農民土地的嚴格行政管制鬆綁。在新規則下，農民可以把他們所生產的顯著部分拿來自用或銷售。結果非常驚人。農產品產量大幅增加，激勵進一步解除管制並發展農業市場。停滯了數十年之後，農產品開花了。
農業上的成功，鼓勵把改革帶到工業。再一次，把限制稍微放寬就產生超乎預期的成長，讓改革者想要加速邁向競爭市場平臺的主張得到動力。沒有一個倡導者敢把新模式稱為「資本主義」。他們使用像「市場社會主義」這樣的委婉說法，或是使用鄧小平的名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領導人非常有見識，不會看不出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矛盾及限制，以及資本主義成功的證據。真的，要不然，他們為什麼要擁抱這麼一個如此野心勃勃，卻又如此和共產黨傳統非常不一樣的企業？當中國無可避免地一步步向資本主義道路邁進時，經濟進步已是人人皆知，早年的意識形態論戰似乎已經走進歷史。
我第一次踏上中國是在一九九四年，當時改革早已開始。我陸續去了好幾次。和所有的參觀者一樣，我印象深刻，而且每一次拜訪，都會覺得其變化太神奇了。中國經濟，從購買力平價指標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僅次於美國。一般而言，中國還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商品消費國、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國，且已從一九八○年代的腳踏車經濟進化為二○○六年汽車產量超過七百萬輛的經濟，而其設備產能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摩天大樓從千年不變的田裡竄起。中國人幾代以來規定要穿的灰褐色制服已經被奔放的各種色彩所取代。而且，當所得隨著繁榮增加時，消費文化也出現了。廣告，一度是大家完全不知道的東西，今天則已經成為中國成長最快的產業，而沃爾瑪、家樂福、和Ｂ＆Ｑ等國際級零售巨人，則和新近創新出來的中國店家相競爭。
前不久還是集合農場的土地上，顯然已經實施了寬鬆定義的市區財產權；否則不動產、工廠、和證券的外人投資早就沒了。投資人的行為就好像他們預期可以在投資上得到報酬，並收回本金似的。而他們也做到了。＊中國人民後來獲得一項權利，可以買賣房子，這創造出累積資本的重要機會。我猜，赫南多．德．索拖應該會很高興。而在二○○七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更周全的所有權法律，讓所有權得到國家級的保護。但其所擁有的財產權，和已開發國家比起來，還是差太多。徒法不足以自行，財產權還需要行政及司法系統來落實。就這點看，中國還是落後。公正的司法，目前仍是中國的目標。還有一些違法行為，特別是智慧財產權方面：到處是合作設廠的投資人抱怨把科技帶進新廠，結果被中國人的工廠抄襲，而成為直接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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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大幅解除零售市場中一大部份商品的價格管制，引起外資興趣。一九九一年，有幾近百分之七十的零售價格為市場導向——就百分比而論，幾乎是一九八七年的二倍，當時，鐵幕後的中央計劃經濟已經出現搖搖欲墜的初期跡象。一九八○年代後期，組裝出口品的零組件之進口稅大幅鬆綁，增加出口之獲利能力。
中國不斷成長的繁榮，大舉破壞了該國對共產主義革命根基的承諾。我已經和中國的財經官員開過無數次會議，我不記得有哪次聽過共產主義或馬克思這些字。當然，我所接觸的主要是「自由派」人士。我只參與過一次意識形態交換會議——一九九四年時，我和李鵬辯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李鵬是熱情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朱鎔基之前的總理。他對美國經濟事務非常熟悉，是個可怕的辯論對手。一開始就很清楚，我所面對的不是大學裡的那種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李鵬專心聽我仔細推論為什麼中國應該加速開放市場。他回敬我一個問題，如果美國對沒有管制的市場如此堅信不疑，那我要如何解釋尼克森在一九七一年實施工資和物價管制。我很高興他知道問這個問題。他不只是和現實世界有所接觸，而且，作為一個知名的強硬派，他的話聽起來幾乎完全理性。我的回答是，那次的物價管制乃是不當的政策，而唯一的優點就是再度證明物價管制行不通。我補充說，此後我們就再也不受此誘惑了。然而，我不打算改變他的想法。我們這二個辯論者都是可憐的政府官員，即使當錯誤證明出來時，也無權去解決錯誤。不論我多麼努力地想要改變他，或他改變我，我們二人沒一個可以在自己政府所主張的政策下公然改變方向。
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和李鵬交談了，二○○一年，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自由競爭的堡壘時，我只能好奇的想，他會怎麼想。我一向堅決支持以立法方式和中國建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我相信一旦中國完全接受世界貿易制度，中國人民的福利就會增加，他們會看到生活水準提升，而美國的企業和農民也會發現一個更歡迎他們，卻尚未開發的市場。二○○○年五月，在總統的要求下，我在白宮發表談話，希望把中國完全帶進全球市場，主張這個行動將能培養人權並強化法治。我告訴記者：「歷史顯示，任何除去中央計劃經濟並擴大市場機制的行動，一如ＷＴＯ之作為，毫無疑問，將會讓人權更廣為散播。」（柯林頓為了強調我出現的理由，惡作劇地補充道：「我們都知道，當葛林斯潘說話時，全世界都在聽。我希望國會今天也有在聽。」）
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機構也帶來其他的效益。現在中國的中央銀行官員在瑞士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個機構長期以來和資本主義國際金融相結合。周小川二○○二年接掌中國央行行長時，於一次ＢＩＳ的例行會議上，受到主要開發中國家央行代表的特別歡迎。周小川除了流利的英文和閑熟的國際金融知識外，他對中國事務的公正評估是我們很難在其他地方得到的。他詳細說明中國金融市場的演進過程，讓我有新的看法。我二○○六年離開聯準會之後，在一個檢討國際貨幣基金方面的融資問題委員會上和周小川共事。他和他的同事，已經在短短幾年中，從孤立的中央計劃經濟，成為全球金融體系運作上的要角。
顯然，中國還吸收了許多西方文化。領導全世界銀行的ＨＳＢＣ，過去二年已經在上海贊助數百萬美元的高爾夫球賽。高爾夫球場在中國各地冒出來，令人訝異的不是他們有球場，而是沒人認為這件事有什麼特別。＊很少有運動像高爾夫這麼象徵資本主義。蘇聯有職業網球手，但沒有職業高爾夫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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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伍茲（Tiger Woods）曾短暫參加這二場上海球賽。不過最近高爾夫在某些中國大學裡成為衝突的來源，學生抗議學校在教學用的運動場上拼命蓋高爾夫「練習場」。無論如何，在中國海南島所舉辦的另一場國際高爾夫球賽，於二○○七年三月登場。
我聽說中國的西式古典管弦樂團比美國還多。而當江澤民主席告訴我，他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舒伯特時，我冷不防地嚇了一大跳。這樣的文化，和一九七二年尼克森拜訪中國時的文化簡直有天壤之別。
我一直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是導致蘇聯滅亡的最可能原因。他們讓蘇維埃人民去接觸史達林及其大多數接班人所壓制的「自由」價值。象徵性的潘朵拉寶盒打開之後，各種理念在這樣的散佈方式下，蘇聯及其衛星國家的集體主義之滅亡只是時間問題。我覺得中共政治局在網際網路上控制資訊的作法已經得到相同的結論，他們不想看到歷史重演。
一九九四年，我站在天安門廣場一角，這裡是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宣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處，我對中國現代化之困難重重只能感到驚訝——然而，最近幾年，卻又如此成功。這裡，五年前發生鎮壓自由屠殺學生事件，我還發現自己對一個一．三兆人口的社會，經過數代馬克思主義的教導，竟然能象徵性地絕處逢生，放棄小時候最易受影響時所被教導的價值。也許，儘管中國快速進步，那些價值比外表所呈現的還要根深柢固。雖然各地都有變化，毛主席的面孔還是印在中國貨幣上，暗示傳統的力量依然頑強。
共產黨透過革命取得政權，而且一開始，就是以帶來正義和為人民提供物質幸福為哲學作為政治上的訴求。然而，物質幸福只是人類所努力追求的一部分而已，無法單單靠此來維持極權統治。新繁榮的喜悅很快就會消失，而且一段時間後，便以此為基礎，衍生出更多甚至更高的期望。在上個四分之一世紀，生活水準迅速提升，並得到人民的支持。
但致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與生俱來的矛盾浮上檯面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馬克思和毛澤東的幽靈在富裕加速的年代裡靜靜地躺著，到了二○○六年，被一個名叫劉國光的八十多歲退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吵醒，一項釐清並擴大財產權的憲法修正案被他給封殺掉了。他高舉共產國家的意識形態大旗，而且，竟意外地得到許多支持，在全國人大中得到勝利。其基礎來自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鞏獻田熱情的公開信在網際網路上流傳。為了回應馬克思左派的批評，胡錦濤主席聲明，中國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經濟改革。」我們等著看這場意識形態上的鬥爭，究竟是老一輩迴光返照，還是對中國資本主義之路更基本的破壞。二○○七年三月人民代表大會只作了微幅修訂，而其增修條文，正如我說的，令人振奮。
中國上一代領導人展現相當的創意，避開了幾乎是人人皆知的結論：儘管馬克思很聰明，他認為人可以加以組織以創造價值的分析卻是錯的。馬克思認為，生產工具歸國家所有，是社會生產財富能力和正義之基本設備。於是，在馬克思社會中，幾乎所有的財產權，在人民的託付下，都規國家所有。個人財產權是剝削的工具，只會讓「集體」（the collective），也就是整個社會，付出代價。他主張分工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大家為單一目標集合在一起工作，將遠比市場整理個人不同的選擇還要有生產力。所有的這些典範，最後的仲裁者是現實。現實真的如其所建議的方式運作嗎？實際上的馬克思經濟體——蘇聯和其他地區——無法生產財富或正義，一如大家今天的普遍認知。集體擁有的想法失敗了。
西方的社會主義，修正了馬克思經濟的錯誤，重新定義社會主義，不再要求所有的生產工具都歸國有。有些乾脆宣揚政府管制而不談國有財產以增進社會福祉。
鄧小平則從好的一面來看馬克思的錯誤，他忽略共產主義的意識，把黨的政權正當性，建立在符合十多億人口物質需求的能力上。他所採取的行動，創造出前所未見的每人實質ＧＤＰ將近八倍之成長，嬰兒死亡率下降、及平均壽命增加。但正如許多黨領導人所害怕的，以市場定價取代政府管制，開始削弱黨的政治控制力。
我在一九九四年拜訪上海時看到了這種現象。一名資深官員告訴我，他五年前被派去管農產品配給站。他告訴我，他每天早上五點就必須到那兒去分配進到上海的農產品。他的工作是命令誰可以拿到什麼。雖然他沒刻意對決策動腦筋，但顯然他擁有相當的支配力量——我能想像他應該可以從當地盤商那裡得到不少好處，因為這些盤商急於和他建立關係。同樣的，他說，他很高興配給站改成公開市場，由盤商來標這些農產品。誰用什麼價錢拿到竹筍，不再是由一人決定，而是買賣雙方自己去談好價錢。市場根據需求來決定價格及農產品的配置——清楚地展示出命令經濟和市場經濟間的根本差異。由於這項改變，這名官員愉快地透露，他的日子變輕鬆了：「我現在不用再早上五點就爬起來了，我可以好好地睡，讓市場幫我把事情辦好。」
我對自己說：「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他剛剛所說的事？」當市場主導時，共產黨的控制力就縮減了。共產主義制度是個權力由上往下流的金字塔。總書記把絕對的權力授予他的，譬如說，十名手下。然後，這些手下，再把絕對權力授予他們下一層更多的人。這個輾轉下傳的過程不斷擴大，直到金字塔的底部。由於每個公務員都被其上一層所監管，所以制度得以維繫。這就是其政治力量之來源。這就是黨的統治方式。然而，如果市場定價取代了金字塔中的任何一層，政治控制就喪失了。你無法同時擁有市場定價機制和政治控制。二者互斥。這已經對黨的權力結構產生嚴重壓力。
到目前為止，這個根本上的難題似乎已經被黨裡的長老巧妙地處理掉。然而，不斷成長的繁榮漸漸地把中國農民從土地和生計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有餘力對於自己認為不公正的事進行抗爭。我不相信黨不知道繁榮，以及最近的教育方式正把中國帶離威權統治。今天，胡錦濤主席所掌控的權力似乎比江澤民還少，江澤民則少於鄧小平。而鄧小平的權力更遠少於毛澤東。這個權力不斷削減之路的終點，就是西歐的民主福利國。這條路上還有許多障礙，以致於中國至今的狀況和鄧小平的公開目標，「已開發」經濟還有相當差距。中國改革者所面對的各種重大挑戰其實很清楚：反動派的老勢力；龐大的農村人口至今尚未分享繁榮的成果，卻鮮有例外被禁止移居到城市；蘇聯式命令經濟所殘留下來的一大堆爛攤子，包括還在膨脹中，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為這些國營企業提供服務的銀行體制大部分已呈茍延殘喘狀態；缺乏現代金融及會計專家；貪污，以絕對權力為基礎的金字塔權力結構之必要副產品；以及最後，缺乏政治自由，也許短期內市場機制在運作上並不需要這點，但對不公正和不公平所引起的人民痛苦，卻是很重要的安全閥。此外，中國領導人必須處理大眾對新富階級的羨慕，及對工業污染的憤怒。這些問題，任何一個都足以星火燎原。儘管中國已經把經濟中顯著的部分開放給市場機制，中國還是以行政控制，即中央計劃經濟的殘餘體制為主體。結果，經濟依舊僵化，我想，恐怕很難像美國在九一一時那樣承受重大創擊。
中國剩下來的問題深度可以視為其領導人在解散殘餘中央計劃控制時所必須面對的困難度。鄧小平於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帶來了第一波的解除管制所產生的繁榮，此後，有好幾年無法進步。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實施錯誤的匯率制度，以及嚴禁人民自由地在農村和都市，或是鄉鎮和城市之間遷徙。如果要讓中國維持過去十年來的高成長，就必須把這二個中央計劃經濟時的重要現象，大致上，但不一定要完全地解決掉。
第一個焦點是中國人民幣的匯率制度。錯，今天，其匯率並非如大多數人的抱怨太低，而是太高了。中央計劃人員把人民幣固定在一個不實際的匯率上，而黑市的匯率卻比這低了很多。一九八○年代早期，在的官方匯率之下，國際貿易可想而知非常低緩。中國出口商的成本是人民幣，其美元定價必須比較高才能打平，但這樣的美元價錢就沒有競爭力了。對比之下，新近解除管制而非常繁榮的國內市場就變得相當明顯，於是貨幣當局持續讓人民幣貶值。但這個過程花了他們十四年。到了一九九四年，貿易上的外匯交易完全自由，而人民幣黑市也消失了。人民幣對美元從不到二比一貶到八點多對一。
中國的出口，在初期的遲滯之後，便爆發了，從一九八○年的一百八十億美元，上升到二○○六年的九千七百億美元，年成長率將近百分之十七。中國出口，半數以上採進口來料加工，而出口商品的價值不斷提升，因為出口品平均單價之上升超，過物價指數所固定採樣的一籃商品。＊但我們不清楚平均單價之上漲，有多少只是單純反應來料部分的品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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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國商務部計算進口自中國商品的固定加權價格。二○○五年，美國佔中國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
這點很重要，因為中國出口品越是高科技產品，中國對已開發世界的競爭衝擊就越大。中國可能正順著科技之梯往上爬。該國現在所出口的商品遠比十年前複雜。但這高水準的複雜度是中國人造出來的嗎？或者中國只是組裝別人所造出來之更複雜的產品？《經濟學人》雜誌引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尼可拉斯．拉第（Nicholas Lardy）的部份看法，於二○○七年三月評論道：「中國的外銷模式……大部分是把便宜的勞工和土地租給外國人。即使是中國最成功的本國電腦商……也把生產包給臺灣公司做。」然而，我認為，中國出口商品附加價值之增加只是時間問題。我預期中國會漸漸把他們的進口零組件換成高附加價值的國產零件。
外銷的興起過程，和農村工人劃時代地往城市移動過程相符。農村人口在一九九五年達到高點，將近八億六千萬人。十年後，降為七億四千五百萬人。這樣的改變，可不只是來自人民遷往都市，以及某些定義上的調整結果而已，還有農地都市化的結果，就像珠江三角洲，與活力十足的香港為鄰，開始出現許多新的製造特區。一九七○年代，這塊肥沃的區域是沉睡的農田和農村之家，但過去十五年來，來自香港及其他地區的海外投資先鋒進駐，帶動這塊區域的成長。如今珠江三角洲生產各行各業的產品，從玩具到紡織品；大多是外銷。香港的例子，以及對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貢獻非常驚人。
當中國於一九九七年重新收回香港的統治權時，我對香港資本主義之生存並不抱太大希望。認為中國會遵守諾言，讓香港繼續成為資本主義堡壘五十年的想法，在我看來，非常幼稚。在同一個政權統治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比鄰而居，這真的難以相信。但是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之下這十年，其結果和我所擔心的完全不同。中國並沒有用共產主義來取代香港的文化和經濟，反而漸漸受到香港的文化和經濟法則之影響。
過去十年來，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一．四的人口從農村移往都市，這明顯提升了中國的生產力：中國都市地區的資本顯然比農村地區還要精明。二者之間的差異，造成都市每小時產出上是中國農村的三倍以上。一九八○年開始設立的經濟特區，主要是外資所投資的製造廠，以外銷為主，證明非常成功。部分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也有顯著進展，而其他的國營企業則在進行重大的結構重整。結果，這些組織裡的就業人數大幅下降，顯示創造性破壞進行得相當不錯。
重整一大堆的國營企業，並把剩下的大部分私有化，必須把國營企業的社會保險和福利義務轉移給其他的政府單位，或是尋求私人資金。如果國營企業必須負擔帳面上所有社會福利網的完全成本，則顯然將無法競爭。國營企業冗員充斥，成為間接失業保險的形式，這種現象也在消逝中。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傳統泡茶的地方，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向我描述他當年經營一家大型鋼鐵廠的情形。他把工人減了非常多，鋼鐵的產量還是一樣多，成為中國東北頗具競爭力的國營企業，他對此感到很驕傲。
如果不對國內遷徙作長期的限制，農村人口遷移到都市的速度是不是會更快，這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他們現在所採用的限制形式，可以回溯到一九五八年。每個人出生後都必須住在母親的地理區域內。官方的遷徙許可證只授予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這種強制定居，可以滿足中央計劃員之要求，讓經濟中的每一區塊都各得其位，以利中央計劃之施行，雖然，毫無疑問，政治控制當然也是目的之一。限制遷徙也有效地限制了職業之選擇。
我無法想像，人在這種環境中要如何成長，雖然，我認為，這是文化大革命夢魘的改良版。當前的領導人持續對這些限制鬆綁，這很重要，也很受歡迎。但他們害怕農村人口大量移往都市會帶來動盪不安，於是限制變革，一如中國人生活中的許多面向一樣。
然而，當大多數的中國人口仍然居住在農村地區，對普通農民的挫折感施以強力震壓，這種解決方式將會帶來暴動。當經濟快速成長，解放了許多人，不再只是追求溫飽，而有餘裕去思考他們所觀察到的不公正，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不公正。中國沒有民主的安全閥來舒解這種不安。受到欺凌的人無法用選票把執政者趕下臺，只好訴諸造反。
一九四○年代後期中國所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動亂，進而在一九四九年讓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原因，這個教訓，他們太清楚了。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共產黨在經濟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通貨膨脹。誠如凱因斯所說的：「列寧當然是對的。顛覆一個社會，沒有任何方法比讓其貨幣失去價值更妙、更有效。其過程，讓經濟法則中的所有隱藏力量發揮破壞作用，而其作法，一百萬人中，沒一個可以診斷出問題。」
中國領導人深知，除非通貨膨脹受到控制，否則經濟將永無寧日，包括都市地區失業增加，此為動亂來源。他們認為，要避免可怕的勞動市場不穩定，則必須擁有穩定的匯率。他們錯了。現行這種壓制匯率的政策，可能引發更大的破壞風險。由於中國向已開發國家「借」技術的結果，導致其每人ＧＤＰ成長得比貿易對手國還快，在國際競爭之下，對中國貨幣的需求就有增無減。＊中國貨幣當局為了抵消這個效果，以維持人民幣相對穩定，於二○○二年到二○○七年間，以人民幣買進外匯，累計達一兆美元之多。＊＊為了消化吸收央行購買外幣所釋出的過多貨幣，中國央行大量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但這還不夠。結果，貨幣供給額之成長率遠超過名目ＧＤＰ之成長，另人憂心忡忡。這是通貨膨脹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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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低工資國家產品之需求，會拉升對生產國貨幣相對於其他國家貨幣的需求。需求上升的國家，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幣值也會隨之上升。直到經匯率（以及生產力差異）調整後的工資，上升到其他競爭國家之水準。
**中國以政治力阻止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政治人物大為驚愕；他們錯以為，人民幣受到抑制是造成美國大量進口的主要原因，從而造成製造業工作機會之流失。人民幣升值很可能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但不是美國的整體貿易赤字。美國進口商只要轉向其他低工資國家進口以取代失去競爭力的中國外銷品。（中國自二○○一年以來所買進之外匯包括美元和其他貨幣，換算成美元，共計一兆。）
另一個同樣困擾中國領導人的問題是所得集中度快速增加。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當時大家普遍都很窮，所得集中度很小，這樣的社會，竟發展成一個，根據世界銀行判斷，所得分配不均比美國和蘇俄都嚴重的社會，的確讓人吃驚。另一個頭痛問題是中國的銀行體制，直到今天，都還無法有效改革。然而中國銀行的股價卻從二○○六年一路漲到了二○○七年。國營的中國工商銀行於二○○六年募集了二百二十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股票上市案。其他國營銀行也有股票上市大規模釋股或到海外掛牌的情形。但大家急於搶進這些中國國營機構股票，所反映的，大部分是投資人預期中國政府會有效保證這些銀行的負債。中國已經從其龐大的外匯存底動用六百億美元重新充實銀行的資本，並在這個過程中解決了許多銀行的壞帳。中國的銀行過去的放款有許多都是基於政治效益，但多數顯然不具有用的經濟效益。
而且，還在發展中的銀行體制尚不足以應付經濟調整所需的彈性。以市場為基礎之經濟常常會有脫離均衡的狀況發生，但由市場所驅動的利率和匯率變動，再加上商品和資產價格的調整，經濟就很快回到均衡。中國政府不允許利率隨著供需而浮動，但會透過行政命令以調整銀行準備率的方式來調整利率——但只有在不均衡現象非常明顯時才會採用。這必然是為時已晚，而且，有時候所採取的行動力道不足甚或是反效果。當貨幣官員看到成長非常大時，會對銀行行政指導，要他們增加放款，但一樣，這也是為時已晚。這些措施很少能適當調整金融上的不均衡。諷刺的是，中國在金融上沒有和其他國家連結，讓中國不受一九九七~九八年的金融風暴之波及。
中國極度缺乏金融專業人才。這並不奇怪，因為在中央計劃經濟之下，這些專業人員無用武之地，而企業行銷人員、會計人員、風險管理員、及其他市場經濟裡日常運作所不可或缺的專才也都一樣。最近這幾年中國教育已經把這些技能納入課程，但經濟，特別是銀行部門要有適切的人才則還要一段時間。二○○三年十二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當時的新主席劉明康前來拜訪聯準會。他承認中國的銀行缺乏判斷貸款是否可以回收的專業人才。劉明康指出，外商銀行日益增加，對他們有幫助。我則建議，中國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有西方市場經濟經驗，並且在競爭的放款審核上，具有敏銳眼光的放款主管。目前已有改善，但尚待加強。
由於在中央計劃經濟裡，金融沒有發揮功能的餘地，因此，中國的銀行一向和我們所熟悉的西方銀行不同。多年來，國營銀行在政治指導之下，挪用資金去實現國家所作的承諾。他們沒有放款審核主管要求放款必須能夠得到清償，他們只是個匯款單位。國民所得會計裡的壞帳，是ＧＤＰ（即生產產出的預計市場價值）和員工福利及利潤（即生產的所有人）之間妥協的結果。由於爛投資的情況非常嚴重，ＧＤＰ的數字中，有一部分是垃圾，沒有價值。中國的壞帳水準，也讓人對中國所發表的ＧＤＰ數字究竟有何意義，引發同樣的疑問。然而，我應該這樣說，即便投資不具任何未來價值，但終究還是要耗用原料。因此，中國所公布的ＧＤＰ，也許還是可以用來合理衡量其生產所需投入的資源，亦即，作為衡量所需投入價值的指標。
中國在一九七○年代後期所開始進行的改革成果，即使對資料品質上的疑慮作調整之後，仍然是相當出色。你只要觀察北京、上海、及深圳的劇烈變化，還有其他地區，變化雖沒那麼大，卻很實在，你就會認為，中國絕不是虛有其表。
在我的經驗裡，努力執行市場改革計劃的是中國政府裡的技術官僚，主要為央行、財政部、以及令人意外的管理機構。然而，他們大多只能提供顧問服務。重要的政治決策來自國務院及政治局，由於他們願意大幅接受親近市場的建議，這是他們的功勞。剩下一個關鍵性障礙，從核心威脅共黨統治政權，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挑戰。要達成鄧小平的目標，在世紀中葉讓中國達到「中度開發國家」，即使面對馬克思主義守舊勢力的抵制，也必須進一步強化財產權。
都市的財產權已經有相當的進展。然而，七億三千七百萬名中國人所居住的農村土地卻是另一回事。釋出農地財產權有違共產主義傳統，爭議太大，而無法輕易同意。農民可以承租土地並在公開市場出售農產品，但他們對其所耕重的土地沒有取得合法的所有權，因此不能買賣，也不能拿來質押借款。最近這幾十年來，當都市化侵入中國的農村時，地方政府徵收了龐大的土地，卻只把都市化特區應有價值中的一小部分拿出來作補償。這種徵收，是近來抗爭和暴動不斷上升的主因之一。一名中國最高警政官員報告說，全國的抗爭事件從十年前的一萬件上升到二○○四年的七萬四千件。二○○六年的估計值則較低。讓農民合法擁有土地，這不過是大筆一揮，就能大幅拉近城鄉住民之間的財富差距。
雖然經濟至上是黨的政策核心，但領導人還有其他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臺灣的狀況。許多，也許是大部分的領導人知道，武力衝突會嚇退外資，並使全國想要建立世界級經濟的渴望遭到致命的破壞。
總之，共產黨的領導人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抉擇。目前所走的路線，最後會帶領黨放棄其哲學根基，並正式擁抱某種形式的市場資本主義。中共會不會像其他前蘇聯集團國家所發生的事一樣，轉型為民主社會黨？他們會不會默許可能出現的多元政治，從而危及黨的統治權？或者，黨會放棄改革，回到正統的中央計劃經濟制度以及獨裁主義？這幾乎一定會損害領導所賴以建立正當性的繁榮。
我毫不懷疑中國共產黨可以維持一個獨裁式的半資本主義政權，並在一段時間裡保持相對繁榮。但沒有民主程序這個政治上的安全閥，我懷疑這種政權長期可以成功。這些選擇會如何演變，不只對中國有深沉的意涵，對整個世界也是一樣，後面，我會再探討這個議題。
0-5 【內容試讀】第二十二章：世界要退休了，但我們的錢夠嗎？
幾乎所有的已開發國家都處於前所未見的人口深淵邊緣：一大群工人，嬰兒潮世代，即將從生產工作上退休。取代他們的年輕工人太少，而技術工人的短缺問題將更形嚴重。這種變化的先鋒，特別出現在德國，該國儘管有高失業率，技術工人嚴重短缺的問題儼然成形。德國一名招募主管告訴《金融時報》（二○○六年十
結構變遷的確是二十一世紀的問題。退休是人類史上相當新的現象；一世紀之前許多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六歲。活得夠老可以過退休後生活的人，相對較少。
工業化國家受贍養老人對工作年齡人口的比率至少持續上升了一百五十年。其上升的腳步在二次大戰後嬰兒潮世代出生後明顯減緩。但當這個世代達到退休年齡時，受贍養老人之增加，幾乎可以確定將更為迅速。日本和歐洲的加速現象將特別厲害。日本過去十年，六十五歲以上佔人口比率從百分之十三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一，而人口統計學家預期，到了二○三○年會達到百分之三十一。日本的工作年齡人口已經在下降中，預計還會從二○○七年的八千四百萬人下降到二○三○年的六千九百萬人。歐洲的工作年齡人口也預計會減少，雖然沒有日本那麼厲害。
美國預計的變化並沒有那麼嚴重，但無論如何，這是個令人害怕的挑戰。在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美國工作人口年成長率預計將會減緩，從今天的百分之一，下降到二○三○年的大約○．三個百分點。同時，六十五歲以上佔人口比率將顯著上升。雖然整體人口預計會持續老化，但許多勞動力之老化，已經出現在嬰兒潮世代的老化上。一旦嬰兒潮世代開始退休，美國勞動力的平均年齡預期將會穩定下來。
我們人口和勞動力之年齡結構預期變化，大致上是戰後出生潮以後下降的生育率所導致之結果。一九五七年，婦女終生生三．七個嬰兒達到高峰，此後，美國的生育率就降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一．八，但自一九九○年以來，就穩定於略低於二．一，此即所謂的人口替換率（replacement rate），在沒有移民及壽命不變下，維持人口不變所需的水準。＊自嬰兒潮之後，每一家庭兒童數之減少，已經無可避免地導致預計老人對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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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採用的生育率是總生育率。計算觀察年度之產婦一生平均共計生幾個小孩。
然而，持續移民將緩和出生率下降之衝擊，而人口也會隨著平均壽命之增加而保持成長。在一九五○年，六十五歲的美國男人平均可以活到七十八歲，而現在則可以活到八十一歲。如果保持這個趨勢，到了二○三○年預期可以活到八十三歲。女性的平均壽命預計也有相同之增加，根據社會保險局受託人（Social Security Board of Trustees）＊二○○七年之資料，從一九五○年的八十歲，到今天的大約八十四歲，及二○三○年的八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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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和健保的受託人包括財政部長、勞工部長、及總統指定的二名公共受託人。
美國人不只是活得比較長，一般而言，還活得比較健康。老年人的殘疾率（rates of disability）已經持續下降，反應各階段的醫藥進步以及工作性質之改變。一世紀以來的工作趨勢是朝向更多的觀念性經濟產出而非實體經濟產出，於是工作變得比較不耗體力而較需要智力。例如，在一九○○年，平均十名工人中，才有一名是專業、技術、或管理職。到了一九七○年，這個比例已經變為二倍，而在今天，這類工作大約佔我們勞動力的三分之一。於是，必然的結果是，美國的老化現象將很可能是我們的老年人口既有能力、又有意願工作到長長久久。
六十多歲的工人已經累積多年珍貴的經驗，因此，把勞動參與年齡延長個幾年可能為經濟產出帶來可觀的衝擊。但有一件事無法避免：幾乎所有的嬰兒潮世代將會在二○三○年之前脫離勞動而退休。而其「金色歲月」（譯註：指退休後的日子）的長度將無法和以前的世代相比。「金色歲月」真的會是金色的嗎？嬰兒潮世代之後的勞動力，除了要為自己和家人生產商品和勞務之外，還要為前所未見的龐大退休人口生產，美國的勞動力成長如果變慢了怎麼辦？
人口統計上的冷酷事實將對世界經濟力量的均衡造成深遠的扭曲效果，因為除了中國以外，老化並不是非已開發國家的迫切問題，中國曾經透過中央計劃抑制出生率——政府的一胎化政策。聯合國預測，今天的已開發國家，其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比率將從今天的百分之十八．三下跌到二○三○年的百分之十五．二。已開發國家如何處理當前的變化將決定世界經濟力量均衡之變動是趨緩或越演越烈。結果如何，關鍵在於已開發國家，面對力量和威望流失，是否會變得對外界漠不關心，並對與快速增長的開發中世界之貿易升起毀滅性的障礙。政府要採取什麼手段，把其勞動人口對日漸增加的退休人口之比率，在比率日漸縮小的情況下，轉化為實質資源，這可能是下個四分之一世紀的決定性問題。對民主社會而言，政治上的作為將會特別令人失望，因為選民中，享受福利的退休人員所佔的比率越來越大。
退休經濟學是直接了當的：必須把一生工作所得之資源撥出來支應退休時期之消費。所有退休制度成功的關鍵在於退休時可以拿到的實質資源。退休制度所採用的財務規劃把資源作轉化，使得退休後仍有能力對商品和勞務作消費，這這種方法並沒有生產那些商品和勞務。例如美國，國會也許會通過，而總統也許會簽署成為法律，規定在退休時對一定程度的健保提供津貼。但誰能確保到時候整體的醫院、藥商、醫師、護士等醫療基礎結構可以適時地把一紙承諾轉化成有價值的未來醫療服務？
對退休制度的簡單測試就是，該制度是否能在不造成工作年齡人口的過度負擔之下，確保提供退休人員其所承諾的實質資源。在這樣的標準之下，美國可能岌岌可危。二○○八年，嬰兒潮世代最老的此時將符合社會保險資格。根據聯合國推算，二○三○年時六十五歲（含）以上人口大約是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而今天這個比率是百分之十六。這麼龐大的人口變動將會讓我們的退休財務系統面臨嚴重的壓力，而且要作史無前例的調整。由於受贍養人口主要是老人而非兒童，將使社會資源的負擔更為沉重，因為老人，以每個人而言，消費的資源比重相對較大，而兒童消費所佔的比重相對較小。
由於退休的所得壓力增加以及有經驗勞力日漸缺乏，美國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在沉寂多年後，最近開始顯著增加。＊一如我前面所說，毫無疑問，這將持續下去。無論如何，增進未來生活水準，從而兼顧工作者和退休者的希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一國的儲蓄以及提升使用這些儲蓄的生產力。如果我們要出資建立資本設備——例如，尖端科技的廠房和設備——以生產更多的實質資源以確保對嬰兒潮世代的退休福利承諾能夠真正兌現，則未來十年，我們必須大幅增加儲蓄。而且我們必須在不必嚴重增加未來工作者的負擔之下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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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老年就業的可行性越來越大，美國人卻越來越早退休。例如，一九四○年時，男性退休年齡的中位數是六十九，到了二○○五年，退休年齡中位數約為六十二。
然而，幾乎從任何標準來看，要創造照顧美國大幅增加之退休人口所需的資源，其所需要的儲蓄非常龐大，足以挑起一個嚴肅的問題：聯邦政府是否有能力履行對退休者的承諾。
社會保險系統的受託人計算，該系統必須立即把薪工稅（payroll tax）從現行的百分之十二．四增加到百分之十四．四，或是立即把福利全面減少百分之十三，或是這二種的組合，才能把下一個七十五年的資金缺口補足。這些調整如果拖延或分段實施，以後就必需採用較高的稅或較低的福利。而且，因為預計赤字會超過七十五年的期間，即「七十五年清償」這個社會保險上，有點專斷的標準，以後將須要作調整。雖然預計的短缺是個問題，但這問題本身並不會產生無法克服的財政或經濟困難。更重要的是，社會保險福利的推估非常可靠。這是因為退休人口統計是經濟學家最準確的預測，也因為社會保險採確定給付制，因此每個受益人的費用都可以預先合理推算出來。
相對的，健保的問題就大了。受託人預測Ａ類健保（Part A），即住院保險基金（Hospital Insurance fund）的七十五年資金缺口可以在當前百分之二．九的薪工稅上立即再加徵百分之三．五（合計百分之六．四），或是立即將給付減半，或二者之組合的方式來消除。但這還沒完。Ｂ類健保的成本，主要用於支付醫師費用或其他門診費；以及新增的Ｄ類成本，支付處方藥費用；預測將雙雙大幅上升。但依法它們必須以一般稅（general tax）支應而非薪工稅。Ｂ類和Ｄ類給付雖然不像住院保險稅那麼醒目，將來一般稅所要支付的Ｂ、Ｄ類金額在數量級和和Ａ類相同。
公共受託人從另一個角度看未來的健保成本，於二○○六年評論道：「如果受託人對未來數十年的指導證明是可靠的，則在不增加專款收入的狀況下，依現行健保給付標準，不出十五年，就必須由普通基金（General Fund）調撥相當於百分之二十五聯邦所得稅收的資金……（比二○○五年財務負擔的三倍還高），接著不到十年，普通基金所調撥的金額將為聯邦所得稅收的將近百分之四十。」但即使是這樣的數字也未必掌握到問題的全貌，因為健保給付的預測，不確定性非常高。
健康支出的成長，多年來一向比經濟還快，主要是因科技大幅進步所造成。我們不太清楚醫療科技的進步將會有多快，也不清楚這些創新如何轉變為未來支出。科技創新能大幅改善醫護品質，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降低現有的醫療成本，當然也會降低醫院的管理成本。但因為科技擴展了醫療可能性的範圍，因而也有可能增加整體支出——在某些狀況下，增加得非常多。
由於私人健康紀錄普遍採加密保護，研究人員第一次研究時，就必須對廣泛的各種疾病之醫療成果作有效評估。我認為結果將會出現一套全國最佳實務標準。最後還會出現一套公開的標準來對醫院和醫師作評比；市場競爭預期也將出現。然而這些都不可能馬上發生。有史以來醫療實務一向是醫師和病患間非常私密的關係，而且雙方都不願冒險破壞隱私。
美國的醫療實務已經發展成各地區之間有相當大的差異。我假設，全國最佳實務，剔除了最差的醫療和從業人員之後，將強化平均醫療結果。但我們無法得知全國對最佳實務的認知和需求，究竟是增加還是減少醫療支出。我們必須記住，不確定性——特別是我們無法找出醫療照護未來需求上限的不確定性——在制定政策時要非常審慎。審慎處理的關鍵理由是新計劃很快就會發展成選民強烈抵制任何刪減支出或稅賦優惠的意志。結果，萬一赤字支出的方案事後證明太浮濫或誤導，我們的控制力量將是相當有限。
於是決策官員在審核新預算支出時寧可失之過嚴。萬一未來有足夠的資源可供運用，計劃總是可以再擴大，但如果後來的資源和承諾有落差時，卻不可以在事後輕易刪減。這就是我相信在整體健保計劃嚴重失衡而資金短缺尚未處理之前，就在二○○三年推出無資金來源的處方藥計劃是個錯誤，也許還是個大錯誤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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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而且不尋常地），健保Ｄ類成本，即處方藥方案部分，現在已經低於預測值。也許該方案已經建立起原先所規劃的競爭效果。然而，該案仍沒有資金來源，而且費用龐大，不斷成長。
我曾經多次參與健保未來成本效益的模擬研究，其結果，例如，二○三○年的結果變動範圍之大，令我訝異。我提過，社會保險的可能變動範圍相當窄小。當然，人口統計學者在處理健保受益人人數時也同樣操作得很好。但平均每名受益人的成本，在現行法令下，不只和未來科技有關，還和病患的選擇與其他一大堆的變數有關。
預測非常複雜，因此受託人不得不回歸到一個簡單的演算法——每名健保受益人預計健保給付成長率相對於預計每人國民所得成長率。每名受益人的實質健保支出之成長率，過去十年，平均一年約為百分之四，大約比實質ＧＤＰ成長率高二個百分點。公共受託人接著說：「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假設，（每人的）醫療照護和健保費用成長率將逐漸減緩到ＧＤＰ的成長率——因為我們認為，美國人願意把所得成長中多大的部分用於醫療照護，這應該有個上限。」事實上，這說法可能是對的。
但任何瞭解華府運作方式的人都應該知道，這樣的假設涉及一個花式跳躍。這隱含了現行法律所未明定的一定程度限制。它假設要在一場還沒開打的政治戰爭上取得財政勝利。誠如這些公共受託人自己的觀察：「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這種趨緩現象從未具體發生。」於是，如果在現行的補貼法令和現行的健保支出趨勢下，健保支出所產生的稅賦負擔將更為龐大。
要把健保導正，還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完全靠加稅方式來支應社會保險和健保的未來資金缺口在經濟上行不通，這點應該很清楚。這樣做，意味著出現前所未見的和平時期高稅率。到某一個程度，提高稅率就會不戰自敗：加稅會吸收購買力並降低工作和投資動機，從而降低經濟成長率。於是稅基之成長就會慢下來，預計的稅收增加也就無法完全實現。
我們剩下一個令人氣餒的現實：要解決聯邦社會保險資金缺口就必須刪減福利。政府有道德上的義務儘快作刪減，以便讓未來的退休人員有最長的時間來調整他們的工作、儲蓄、和退休支出等計劃。不對美國人提出適當警告，讓他們知道他們所計劃的退休所得將會減少，可能會對許多人的生活造成重大破壞。
一旦社會保險和健保所能合理承諾的給付水準決定之後，公共政策如何確保實質資源準備妥當以實現承諾？把焦點放在社會保險和健保內的財務能力而不考慮更廣泛的總體經濟全貌並不能確保未來資源將可以備妥。沒有更多的淨投資，產生未來給付所需的實質資源將不會被生產出來。因此，在處理社會保險和健保差額時，必須確認，為支應未來給付承諾，現在所採行的措施代表全國儲蓄和儲蓄所投資的生產性資產有實質的增加。
其實，我們應該在幾年前還有資金支應未來社會保險給付時，就把假想的「保險箱」化為實際。保險箱的概念對許多美國人而言是如此真實，以致於眾議院議長湯姆．佛利（Tom Foley）講了一個故事，當他嘗試要解除母親想法上的疑惑時，他母親譴責他。「佛利先生，」他母親說道：「當我知道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對社會保險根本就一竅不通時，我感到非常訝異和震驚，我希望你不要覺得被我冒犯了。」當時的保險箱建議為，保險信託基金（當時有賸餘），不只在會計上不應該納入預算，而且還要求國會下令扣除社會保險賸餘之後的預算必須達到平衡。在千禧年之交那幾年預算賸餘氾濫的短暫期間裡，兩黨達成共識，決定要這麼做。但很遺憾，在較為不利的經濟環境之下，扣除社會保險和健保後之預算要維持平衡，顯然須要大幅縮減支出或大幅加稅時，這項承諾就瓦解了。
我們對未來退休人員的承諾和我們履行這些承諾的能力之間的差額如果不好好處理，可能會對經濟以及政治造成嚴重的後果。最後，我預期健保資金失衡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取消富人的福利。＊在政治狂熱和目前相當棘手的所得日益不均問題下，在我的判斷，已經沒有其他可靠的選項了。我們可以透過發展私人帳戶（我支持這項）或透過立法要求健保給付必須作經濟條件審查（就像醫療補助），以回復平衡。配給制只是另一個實務上的選項，但美國恐怕不太能接受。大多數未來的健保給付必定要集中於中、低所得族群。高所得族群所得到的醫療服務，將必須由沒有補助的私人醫療保險或自己的資金來給付，或許是以共同給付的方式湊足百分之一百。當經濟狀況審查呼之欲出時，健保成為福利的觀念可能要讓許多人退避三舍，但在高度競爭的全球經濟裡，二十一世紀人口統計學上的計算顯示這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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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該砍多少才能減少醫療服務支出並不確定。多年前，我請聯準會的幕僚，假設健保和醫療補助等補貼都不存在，模擬二○○四年的醫療服務支出水準。幕僚的結論是支出只會稍稍降低。但市場效率則非常明顯。
雖然我偏好自由移民政策，但我不會為了增加社會保險稅以協助解決社會保險／健保資金短缺問題而採用這個方法來增加勞動人口。基於我後面將要說明的理由，我們也不能依賴經濟生產力上的僥倖增加；美國長期的每小時生產力成長上限似乎是一年百分之三，而百分之二是最有可能的結果。簡言之，我們很可能沒有足夠的人工作，我們平均每名工人生產量也不能足夠的提升，以支應現行法令所規定補貼的龐大短缺。甚至還差得遠了呢。
由於未知項目如此之多，我擔心在我們目前的人口統計結構和生產力成長上限的條件下，我們可能已經對嬰兒潮世代的退休人員，作出比我們政府所能實際履行還要高水準的實質醫療資源承諾。我前面提過，國會可以立法給予補貼，但符合二○三○年法律基本條件所需的醫院、醫師、護士、和藥商等的經濟資源，補貼本身並不生產。以二○三○年來說，從工作生產者移轉到退休者的實質資源，規模非常龐大，以致於工作生產者將無法接受。到時候的勞動力可能只比現在多一點點而已，但因為無資金來源的補貼方案擴大，受益人對全國產出的請求金額，可能遠超過勞動力所生產的產出。簡言之，承諾可能註定無法實現，或者換個較好的說法，承諾有待「澄清」。
未來可用實質資源的重大不確定性，反應在退休人員所得替代率的不確定性上。今天，我們已經預料到退休需求和龐大的補貼承諾之間，有著一大鴻溝，私人退休金和保險給付所扮演的角色必將越來越重。二○○六年底，美國的私人退休基金擁有五．六兆美元的資產，其中二．三兆是傳統的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program），而三．三兆則是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主要是401K。＊二○○五年，私人退休金和利潤分享基金（profit sharing funds）支付了三千四百四十億美元的給付。＊＊相較之下，社會保險和健保合計給付了八千四百五十億美元。當美國工人及其僱主為符合工人的退休所得目標而採取必要行動時，私人退休基金註定要追上社會保險和健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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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三．七兆美元放在個人退休帳戶（IRAs）。
**另外團體健康保險（group health insurance）支付了五千八百一十億美元，但其對象主要為六十五歲以下者。
但那是多年之後的事。當下，確定給付退休金已經出問題了。那種退休計劃在退休後平均壽命相對較短而人口快速成長時期很流行。嬰兒潮世代前所未見的規模和預計的長壽已經大大減低確定給付制的優點。退休金義務已經出現相當龐大違約，而歸入退休金給付保證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ee Corporation）之義務。
確定給付制的法定給付義務當然要靠僱主：退休基金已經存在備用，但因法律規定某一水位的基金採託管方式，於是企業視其確定給付退休基金為獲利機會——退休基金的投資收入越多，僱主公司投入基金所需的資金就越少。換句話說，挹注的現金越少，勞工的流動成本就越低，從而利潤越高。結果，公司受到誘惑想盡辦法來減少投入基金的費用。
但既然公司相當確定未來幾年誰將於何時退休拿到多少給付，成本不就是簡單的算術嗎？不盡然。一家公司，或是一套確定給付計劃的預期成本，有一部分和破產事件發生時的退休金給付狀況有關。例如，破產事件發生時，退休金給付依照合約，對企業資源享有最高順位的請求權，其給付成本之計算很明確。在這種環境下，企業所設立的退休基金也許會選擇建立在無風險的美國國庫券上，而其到期日則配合給付的時點。給付係由美國國庫券在給付年度到期時之本金和累計利息所產生。但實務上，企業會嘗試各種方法來避開這麼簡單的計劃，因為這種方式的成本最高。企業權益證券、不動產、垃圾債券、甚至於ＡＡＡ級公司債的收益率都比國庫券要好。但這些都有違約的風險，而當違約事件發生時，僱主公司就必須用公司其他資產來給付退休金義務，或是不給付。
有關退休基金應該追求什麼樣的報酬率以及能夠接受多大風險之論爭，最後，要視企業在支付其所承諾的給付時所要求的確定性有多高而定。退休基金資產的風險越高，其投資的利潤率越大。
財務理論似乎造成了高報酬幻覺，因為如果市場對風險正確地評價，則退休基金的報酬率應該和其投資組合的風險程度無關，因為高報酬率補貼的高風險證券經常會變成毫無價值的損失。但理論上正確，實務上卻不一定行得通。（或者，更正確地說，你需要一個新理論。）退休基金經理人會告訴你，實際上股票長期的已實現報酬率高於所謂的美國整體經濟風險調整後報酬率。自十九世紀以來，各項報酬率證實，分散持有股票達數十年之久，必定產生高於平均報酬率的獲利。我已經提過，這也許是人類與生俱來趨避風險特性的結果。願意承受壓力，無怨無悔地長期持有股票者，得到較高的報酬。於是，有能力抱住投資數十年不動的確定給付退休基金，便以股票作為主要資產。為了降低公司的成本，確定給付制退休基金會去冒險，包括其資產（包括股票）價格短期波動的風險。而這些風險，主要來自大量投資股票，結果有好有壞。
當股票價格上揚，公司提撥到確定給付計劃的資金主要來自資本利得。由於現金提撥減少，公司帳上的獲利也就隨之增加。反之，當股價下跌，一如二○○○年到二○○二年的表現，許多退休基金就變成提撥不足。
投資組合風險造成退休人員給付上的風險是不容迴避的事實。近年來，許多未提撥退休金義務非常龐大的企業，像鋼鐵公司和航空公司，選擇破產，並把其退休金義務轉給退休金給付保證公司——亦即，大部份的美國納稅人。幸好，二○○六年的退休金保護法（Pension Protection Act）已經顯著降低納稅人曝露於私人退休金短缺的傷害，但無法完全消除。
所有確定給付退休基金所產生的報酬率都是變動的，尤其是短期報酬率，無法預測。但企業有支付「確定」的固定給付之法定義務。這就需要和第三者（幾乎總是僱主公司本身）承作一個交換（swap），把確定給付計劃投資組合的變動收益換成契約所要求的固定給付。近幾年來，交換的成本已經上漲。部份原因是許多公司已經採用確定提撥退休金計劃。確定給付計劃所持有的資產佔整體退休基金資產的比重從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六十五下降到二○○六底的百分之四十一。
這個趨勢沒有減弱的跡象。確定提撥計劃的僱主企業可能會更專注於員工所能投資的形式，甚至於退休後多久可以把基金發出去的種種規定。我希望將來當社會保險的融資能力隨著工作者對退休受益者的比率下降而日漸減少時，確定提撥計劃還可以漸漸取代社會保險。當退休者漸漸感受到明顯的退休重擔時，越來越多的健康老年人，很可能發現延後退休勢在必行。但更重要的是，實質資源從工作者轉移到退休者，其資金來源，將越來越須要仰賴401K計劃、私人保險、和許多尚待確認的融資新工具。
在美國，高所得的嬰兒潮世代所擁有的財富和所得來源，事實證明，作為適當的退休資金已綽綽有餘。而中、低所得的嬰兒潮世代將會發現資金來源相當有問題。今天這種資金自籌，政府擔保的社會保險計劃，其計算結果，需要很高的工作人數對退休人數比；而努力維持這種計劃的結果，將證明負擔是越來越重，也越來越難以接受。唯一具可行性的選擇，幾乎可以確定就是某種形式的私人理財，別無他法。我在本章標題：「世界要退休了，但我們的錢夠嗎？」中提出問題。答案是，世界會找出方法。世界別無選擇。人口統計資料決定其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