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外星人:民国时期的人如何评价鲁迅

民国时期的人如何评价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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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豫山，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鲁迅有个弟弟：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四运动”以后，曾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看守性质的“留平教授”，也是他战后变成汉奸的原因。周作人何以当“汉奸”，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周作人是1941年元旦正式收到汪精卫政权委任状的，离他遭枪击事件已有两年时间，历任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要职。战后，周作人在 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到南京受审，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后经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关进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同时代的人评鲁迅: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１９２８年６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　（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我们月刊》创刊号〕“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钱杏　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８年７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１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１１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２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１９３４年５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１６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完稿载《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