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谐诗

　　　　俳谐诗，又称俳体诗、谐趣诗、诙谐诗等，这是内容以诙谐幽默、或讽刺嘲噱为主的诗歌。这类诗歌体裁遍及诗词、曲、民歌、民谣，风格上通俗易懂，晓畅明白，有的俚俗粗钱。格律上，有的严守规则，有的除押韵外，不甚遵守一定的规则，形式比较灵活多样。俳谐诗约分为幽默诙谐诗、打油诗以及部分杂体诗。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诙谐诗》说：“按《诗·卫风·淇奥篇》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此谓言语之间耳。后人因此演而为诗，故有俳谐体、风人体、诸言体、诸语体、诸意体、字谜体、禽言体。虽含讽喻，实则诙谐，盖皆以文滑稽尔，不足取也。”
　　俳谐诗早期同一是同俳优的说唱、吟诵而又带有诙戏噱有关系。二是自《诗经》以来，就存在着诙谐幽默风格的诗有关联。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将谐与隐(隐语)联类而论，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国语·晋语二》载骊姬欲害太子申生，优施帮助进行活动，他在说服权臣里克时，边舞边歌，歌词含有隐语进行暗示：“暇豫之吾吾，不如乌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这与后世乐府中存在的“俳歌辞”十分接近。汉代东方朔与郭舍人射覆较胜时，郭舍人、东方朔均用“谐语”，如郭舍人所说的：“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东方朔所答的：“生肉为脍，干肉为哺。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见《汉书·东方朔传》)宋郭茂倩所集的《乐府诗集》卷五十六舞曲歌辞中附散乐的《俳歌辞》古辞，属于汉代乐府歌辞。其《侏儒导》云：
　　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
　　郭茂倩在序言中引《唐书·乐志》说：“散乐者，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又引《南齐书·乐志》说：“《侏儒导》，舞人自歌之。俳歌八曲，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擿取之也。《古今乐录》曰：‘梁三朝乐第十六，设俳技，技儿以青布囊盛竹箧，贮两踒子，负束写地歌舞。小儿二人，提沓踒子头，读俳云：……”所读的“俳”就是《俳歌辞》如《侏儒导》。唐宋歌舞曲辞如唐中宗朝的优人所唱乐歌《回波乐》：“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歌词已不是古时四言。史游《急就章》说：“倡优俳笑”，俳与优以及与戏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像优人所唱的《回波乐》对大臣、皇上的怕老婆也敢于嘲弄，就保持了古代倡优戏弄的本色。历代的文人虽然不屑于与倡优为伍，但往往相互嘲噱则是蔚成风气，有时也用隐语、谐语为之。如南朝梁绎在《金楼子·捷对篇》载，东晋名僧与文人习凿齿相嘲：
　　习凿齿诣释道安值持钵趋堂。凿齿乃翔往众僧之斋也，众皆舍钵敛衽，唯道安食不辍，不之礼也。习甚恚之，乃厉声曰：“四海习凿齿。故故来看汝！”道安应云曰：“弥天释道安，无暇得相看。”习愈忿曰：“头有钵上色，钵无头上毛。”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无面上坳。”习又曰：“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何物冻老鸱，腩腩低头食？”道安曰：“微风入幽谷，安能动大材。猛虎当道食，不觉蚤虻来。”于是习无以对。
　　又侯白《启颜录·謿诮》载：“北齐徐之才后封西阳王，尚书王元景尝戏之才曰：‘人名之才，有何义理？以仆所解，当是乏才。’之才即应声嘲元景曰：‘王之为字，在言为诳，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成羊。’元景遂无以对。”这类以诗嘲噱对后世谐趣诗的形成不无影响。
　　除俳歌辞的存在对文人有所影响外，二是自古以来的诙谐幽默诗歌的存在。像《诗经·齐风·鸡鸣》、陶渊明的《责子诗》都是带有诙谐格调的诗。入唐以后，加上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传播，使文人于儒雅正经之外，也开始尝试以超脱、放达的眼光来看人生。文人在写作雅正风格的诗歌外，有时以游戏笔墨写作幽默或嘲戏的诗作，往往自称这类带有风趣的诗为“戏作”、“嘲某某”；这类游戏之作，有时多用诙谐的语言出之，时不时的也夹用俗语、滑稽语等，后来也就干脆用“俳谐体”来命名。杜甫诗作中，有几十首以“戏”为题的诗，如《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等。清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说：“先生凡题中有戏字者，悉复用滑稽语。”仇兆鳌在杜甫《阌乡姜七少府设鱠戏赠长歌注》中也说：“此有戏意。为人好心事，以俗语入诗，乃对姜少府言耳。”杜甫还首标“俳谐体”之名，如《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之一：
　　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旧识能为态，新知已暗疏。治平且耕凿，只有不关渠。
　　杜甫的诗作，在唐代开初一度被人讥刺为非正体，就在于他敢于引俗语入诗，像此诗中的“乌鬼”、“黄鱼”、“顿顿”。仅“乌鬼”一词，确指何物，至今人们还在争论。此类俳体在杜甫之前，已有渊源，明王世贞在《艺苑巵言》卷四指出：“谢氏(谢朓)俳之始也，陈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极也。六朝不尽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时代优劣也。”中唐《韩愈有寄诗杂诙俳》，此后，李商隐也有一首名为《俳谐》的诗：
　　短顾何由遂？迟光且莫惊。莺能歌子夜，蝶解舞宫城。
　　柳讶眉双浅，桃猜粉太轻。年华有情状，吾岂吝平生。
　　这是一首惊艳于美女的一现，欲并命追求的诗。唐五代《花间词》也有此类词作。冯浩在笺注中，引《后汉书》蔡邕此类俳谐诗作：“作者鼎沸，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唐以后，历代诗人多有仿效而作的，大多以戏作、嘲噱出之。另外，以俚俗之语而类似打油诗的谐趣诗，更是多如牛毛，成为谈笑之资。其明确标明“俳谐体”的直到明清近代也时时有之，如宋代陆游《初秋小疾效俳谐体》、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朱熹《苦雨用俳谐体》等。有的只称“俳体”或“俳歌”，像明唐寅的《咏纤足俳歌》。直到清与近代，如方元鵾《铁船诗钞·咏都门食物作俳谐体》与范增祥的《俳谐语》等。像范增祥的《俳谐语》：
　　静观物象叩昭融，杆格还凭理想风。风力完全搓柳绿，花光膨胀出墙红。
　　莺黄燕紫文明化，蜂蜜蚕丝智有功。昨见梨园陈百戏，几多现象舞台中。
　　俳谐体从宋以后，还进入词曲之中。北宋苏轼以诗为词，使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明王世贞《调谑编·莫相疑》：
　　大通禅师者，操律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禅矣。”其词云：“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捶，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二五少年时。”
　　南宋辛弃疾的600多首词作里，以“戏”与“嘲”为题的，约有39首，具有谐戏风格的词也有60多首。如他的《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前来，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须来。
　　其它如《西江月·遣兴》写醉态：“我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水调歌头·盟鸥》与鸥鹭相约：“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皆谐趣可爱，为后世所模仿。像清代尤侗的《沁园春·送穷》、《沁园春·反止酒》明显仿效辛弃疾的《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勿使近》；清沈起凤的《沁园春·咏书》与辛弃疾的《水调歌头·盟鸥》格调一致，足见其影响。
　　散曲中的俳体更为多见，任半塘在《散曲概论》中指出：“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全部著述之半。”他所列举的俳体有二十五种之多，如独韵体、短柱体、顶真体、连环体、嵌字体、隐括体、回文体、离合体、简梅体、雪花体等。加上嘲戏诙谐风格的曲作，可说是种类繁多。有的虽不标明嘲或戏，但本身却以滑稽语出之，如元人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读此类曲，使人往往忍俊不住而笑。再如见于明李开先《词谑》十三的[朝天子·两人夸乖]：“买乖，卖乖，各自有乖名儿在。使乖乖处最难猜，肯把乖来坏？乖卖与乖人，忒乖了谁买？买乖的必定乖，你说道你乖，我说道我乖，只怕乖乖惹的乖乖怪。”又[寨儿令·暑夜]：“二鼓过，战睡魔，翻来覆去没奈何。狗蚤成罗，壁虱成窝，蚊子似筛锣。两只手儿如切如磋，两只脚儿如琢如磨。浑身都咬破，一只眼几曾合！哥！难道说安乐直钱多？”(《词谑》八)清无名氏的[南商调·黄莺儿·夸天曲]：“宋树四千年，熟杨梅，朱陈县，一驴日走三千站。十套史全，百斤鲤鲜，三千驮子金刚钻。更夸天，贼来吃饼，一顿打三千。”(见《山斋客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