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安卓不能玩诛仙:剩余劳动的形式变化（二）

二、奴隶社会的人身奴役

一般认为，中国在夏朝正式成为奴隶制国家。当然，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会有许多生产方式方面的创新在原有文化里孕育。龙山文化时期应该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嬗变期，突破在这个阶段形成：

第一，人力犁耕技术是生产力提高的关键。现有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是耕作技术从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标志。良渚石犁的大量出现为我国进入犁耕农业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在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与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节省劳力，提高工效一倍以上，还可以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同时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农业生产水平因此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也为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奠定了装备物质技术文化基础。

石犁：

石犁安装示意图：

出土的带木座石犁：

人力拉犁在上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宋兆麟，《木牛挽犁考》农业考古1984，第一期）。由此可见人力拉犁提高生产效率是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北方出现石犁比南方要晚近千年。已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出土过呈锐角三角形的似犁石器，这已经进入龙山文化晚期了，比崧泽文化时期晚很多。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别，可能因为使用石犁是对松软的南方水田的适应，水田里耜耕显然不如犁耕效率高。北方是旱地农业，土地坚硬，人力拉犁很难耕得动。

中国北方虽然犁耕出现较晚，但是，文献中经常提到一种与耜耕不同的耕作方式---耦耕。后世对何为耦耕有许多种解释。二人并耕说：既两人并肩用耜翻土。二人前后同向拉犁说：既一人把犁，一人拉绳前行。二人相向配合说：孙常叙在《耒耜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主张二人相对，一人跖耒，一人拉耜。二人配合说：农史专家万国鼎《耦耕考》一文提出，耦耕即一人掘地挖土，另一人旋即把土块打碎磨平，也就是一人耕一人耘，配合进行的耕作。二人一耜说。何兹全在万国鼎《耦耕考》的基础上，撰成《谈耦耕》一文，认为在木制耒耜时代，二人共踏一耜，一人以右脚踏耜上横木的右端，一人用左脚踏耜上横木的左端，使耜平衡入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耕作的经济形式说：汪宁生《耦耕新解》一文中主张耦耕不是一种耕作方法，而是一种耕作的经济形式。

我的看法，耦耕应该是北方耜耕向犁耕的过渡形式。耜耕是为了翻地而形成的耕作方式。如何提高翻地效率是劳动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掘土棒和耒只能掘一个穴，可以实现穴播，但无法改良土壤。骨耜增加了接触面，可以翻起较大的土块，但用力过大会折断。石耜比骨耜结实，但与木柄（耒）的联结处是薄弱环节。翻土包括刺土和起土两个动作。脚踏石耜可以实现更深的刺土，宽大的耜面也可以兜住更大的土块。起土时，石耜的强度没有问题，不会像骨耜那样断掉，耜柄的强度也没有问题，但石耜与木柄的结合部即使绑得再牢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难以承受起土时的强大反作用力。为了解决问题，人们开始在耜头附近绑上绳子，由一个人持耜刺土，一个人相向用绳索牵引起土。这样就把一个人的两个动作分解为一人刺土、一人起土两人配合的动作，不仅节省体力提高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把绳索绑在耜头附近可以保护耜头与耜柄的联结处，避免了对工具的损害。因此，初期的“耦耕”应该是孙常叙所说两个人相向配合翻地的耕作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北方进入犁耕时期很可能与4000多年前地球北半球的变暖有关。通过研究中国北方海滩石的形成规律，科学家发现每过500年左右地球北半球温度会到最高点，欧亚大陆会进入温暖湿润期，降雨会增加很多。降雨多必然增加土地的含水量，频繁的洪水也形成了许多淤积而成的河滩地。在这些含水量大的地里，为了提高耕作效率，向前牵引的“耦耕”成为必要，于是南方的石犁引入北方，黄河流域也进入人力犁耕时代。

第二，完善了种植作物体系。在小河墓地遗址中出土的草编小篓中，人们发现了麦粒和粟粒。粟和麦同时在小河出现说明温暖湿润期的欧亚大陆已经被绿洲连起来了，4000年前东亚西亚之间有交流。现有考古资料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小麦是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年代为距今5000—4500年。小麦的引进完善了中国的种植作物体系。小麦亩产量高于粟。冬小麦的生长期与杂草的生长期不同。通过错开生长期，我们的祖先精明地解决了杂草与农作物争夺生存空间的问题，而除草问题一直是以粟为主的北方农业难以突破的重大课题。由于具有产量高和适合秋季播种两个优点，小麦逐步战胜了粟成为北方的第一农作物品种。

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

第三，建立沟洫系统，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效用。中国最早的水井是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的。该井原来是一个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的锅底形水坑，当水枯竭时，就在坑内挖一竖井，为了防止井壁崩塌，凿挖之前先向坑中打进4排木桩，组成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将木墙内的泥土挖出，直至见到水，终于凿成水井。龙山文化晚期，北方在引进犁耕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南方的凿井技术。由于处于温暖湿润期，北方降水比较多，而且耕地主要在江河两侧的台地和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因此沼泽地较多，这就必须开沟排水，由此产生的沟洫农业是黄河中下游农业的主要形式。后世对大禹治水的褒扬，其实就是对其 “尽力乎沟洫”形成新的符合实际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肯定。沟洫的作用是可排可灌。有了沟洫系统，先放水把土泡软，然后用犁耕作，劳动条件得到改善。有了沟洫系统，可以用沟渠把土地划分为格子块，形成夏商周时期基本农田管理制度--井田制的物质基础。犁耕和排灌技术的运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些好的地块经过淤灌甚至可以亩产千斤，是平均产量的5倍。从收获上推测，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谷物已经从龙山文化初期供养3个半人提高龙山文化晚期供养5个人以上了。如果平均一个家庭5口人就可以实现种群的家庭延续的话，龙山文化晚期的农业经济已经接近达到组建一夫一妻家庭的水平了。

第四，出现了人身奴役和阶级对立，形成了私有制国家。龙山文化晚期，虽然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谷物已经能供养5人以上，但由于这样的生产效率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农业劳动力还必须为手工业者、商人和社会管理者提供食物，供养5个人的能力显然无法在全社会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种群延续。要达到全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种群延续，一个农业劳动力至少必须供养9个人以上才行。《孟子·万章下》说：“一夫百亩，百为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礼记·王制》说：“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这是对周朝时期农业劳动效用率的评价。龙山文化晚期到周朝时期是农业劳动效用率从供养5人提高到供养9人以上的时期，也是蓄奴制度形成和废止的时期。在供养5人和供养9人之间有一个劳动效用率的差额，这个差额的存在是人身奴役形成的经济基础。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不能供养5个人，说明全社会还不存在家庭传宗接代的能力，社会还需要集体劳动。一个农业劳动力如果能供养9个人以上，说明除了保证自己一家5口的口粮外，还可以有余粮去交换劳动工具、生活用具等必需品，也可以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剩余产品，这就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命新陈代谢和种群延续。在供养能力超过5人不足9人的时期，无法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建立一夫一妻家庭，可劳动力的经济价值又是客观存在的，这样就出现了一部分人不能建立正常家庭，在被奴役的情况下靠提供剩余劳动苟且偷生的状况。从农业家庭对谷物的人均占有量上我们也可以进行类似的推测。保证一个人的生命新陈代谢最低年需要谷物约480斤，供养9个人需4320斤，折合5口之家每人占有谷物860多斤。这样，除了口粮外，还可以拿出1000多斤谷物用于商品交换，使家庭成为真正的社会经济细胞。龙山文化后期人均占有谷物的水平超过了480斤但达不到860斤，这就给使用奴隶提供了经济前提。人均不到480斤谷物时，社会依靠集体劳动进行农业生产，部落间也很少发生利益冲突，即使发生了战争，俘获的外族人一般是杀掉或驱逐的，不会留下来占用一份口粮；人均谷物占有量达到860斤时，可以实现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家庭化，具有独立养家能力的人不会甘心被奴役，会反抗或者逃亡，社会也会从稳定和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奴隶制度；人均谷物占有量超过480斤但达不到860斤时，个人劳动效用率为正值，达到低水平养活5口之家的水平了，但从社会角度看，家庭的劳动效用率仍然为负值。个人劳动效用率为正值，以前被杀掉的战俘现在可以留下来当做会说话的牲畜了，奴隶及其家人的消费水平被压低在480斤附近，超出480斤的部分完全被主人拿走；家庭劳动效用率为负值，社会最底层的战俘就被剥夺了组建有尊严的家庭的机会，即使被允许婚配生子也仅限于生物学水平上的繁殖后代，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延续。社会从此分裂为可以自主建立家庭的奴隶主集团和不能自主建立家庭的奴隶集团两部分。阶级对立产生了。

不过，这里使用的数据是假设的，现在还没有发现与此有关的权威研究数据。但我认为奴隶制度的产生和消亡与农业生产的个人劳动效用率和家庭劳动效用率有关系，希望有人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奴隶制度必然会出现的经济条件下，谁当主人谁当奴隶则主要取决于邦国向王国、帝国过渡时期的战争胜负。

中国最初的国家形态演变，苏秉琦先生认为是由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王震中则认为是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六书故·工事二》云：“邦，国也。别而言之，则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这里把城与国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了。在古代，城就是国，城内的人被称为国人。城与周边聚落共同组成邦，统称邦国。在一些古代文献里，如《周礼》对这些初期的国家形态一般也是称为邦国的。因此，我使用王震中的说法。

邦国向王国、帝国过渡以城的建设为重要标志。这一特征表现为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被发现。如山东地区有城子崖龙山城址、寿光边线王城址、阳谷、东阿、茌平三县发现的八座城址、临淄田旺村城址，河南有淮阳平粮台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辉县孟庄城址，山西有陶寺遗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山西的陶寺遗址。2002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决定对陶寺遗址进行发掘。课题组用两年时间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重要遗迹的发掘，共钻探32万平方米，发掘1511平方米。 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其中发掘出的中期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 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建筑形状奇特，规模宏大，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经过多年较大规模的发掘，陶寺遗址出土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文字、城址、宫殿区、王陵、铜器、陶礼器、观象台等等，堪称我国迄今为止最典型、最全面的发现。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有的标志性的建筑。

“王都”的出现标志着王国级别的国家已经形成。邦国向王国、帝国的转变与生物进化竞争一样，也存在一个比大、比强、比信息利用效率的发展次序。

比大就是比土地和人口多少。《尉缭子·兵谈》云：“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管子·八观》云：“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这里说的都是城与土地、人口的关系。比大实际上是比粮食多少。土地多，劳动效用率高，粮食就多，人口也多，在邦国间的生存竞争中就会占有优势地位。王国的人口应该是邦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具体多少与交通条件、经济实力和王权的控制能力有关。

比强就是比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城的防御能力。在邦国之间的混战中，攻城和守城是交战双方实现战略目的的直接手段。攻下了城就占有了城辖之地，守住了城也就守住了土地和人民。在上千年的邦国争霸战争中，实力较强的上百个邦国脱颖而出建立了王国，中国社会进入王国时代。

比信息利用效率就是比社会组织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若干邦国合并成一个王国，若干王国合并成一个帝国，必然有相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变化。谁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先进，谁的意识形态具有影响力，谁就能在邦国间和王国间的争霸中获得胜利。

对于农耕社会来说，经济制度的先进性通过土地利用效率来表现。刀耕时期，整个村落是一个利益集团，农忙时老祖母一声令下，部落全体成员集体完成农业劳作。由于当时的农业生产是粗放的，规模也不大，直接组织几百人进行集体劳动是可行的。耜耕时期，组织者是男性首领。虽然邦国的人口已经在数千人上下，但当时的部落联盟还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农业生产仍然由部落层次组织，邦国一级还没有组织大规模生产劳动的需要。王国时期，人口已达数万之多，如何控制住土地，使资源不被外部侵占，同时利用好土地，使产出最大化是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为了加强土地管理，形成劳动力与土地之间有效率的结合，井田制应运而生。

政治制度方面，处于争霸过程中的国家必须保持内部的统一、稳定和和谐。分封制度、宗法制度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政治制度。争霸的战胜国一般会把战败国的土地和国民分封给王族成员、争霸战中的立功者或者主动归顺的战败国贵族。王国形成之后，战胜国为了维护统一，一般会保持旧的血缘联系，并在新的王国里使用姓氏区分战胜国国民和战败国国民，使利益关系清晰。王室分封各部族时，除允许保持原有姓氏外，还以封地建立新姓氏，逐步清除旧邦国的痕迹。这样，除了在同姓贵族之间建立等级关系外，还依姓氏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形成了多姓氏的民族国家。这样就建立了以父系家长宗法制度为核心，按辈份高低和族属亲疏明确等级地位，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进行世袭统治的政治制度。王族与功臣分封到国家各个地方，建立起数百个承认中央王权的诸侯国。当然，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仅施惠于战胜国的国民和已经称臣的战败国贵族，战败国的大多数国民是要被灭宗贬为庶人的。

意识形态方面，在邦国时期，称为“万邦之国”的中国应该有近万个氏族祖先被后人尊崇。对祖先的崇拜和血缘联系是部落统一的心理基础。邦国过渡为王国，近万个氏族被数百个民族代替，再以祖先崇拜保持向心力，实现社会心理统一就比较困难了。王国时期，伴随着万物有灵的意识形态，这些多姓氏的民族国家开始建立自己的图腾作为民族共同的信仰。中国的龙文化就应该是这种图腾文化的遗留。

最早提出龙图腾说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一篇专门谈论龙凤的文章中提出：“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

各地出土文物也在证明着龙图腾的形成过程。陶寺发现的近千个墓葬中，有几个大墓出土了精美的彩绘蟠龙陶盘，说明龙山文化时期的唐尧时代就有了明确的“龙”崇拜意识形态。

山西襄汾陶寺3027大墓出土的彩绘蟠龙陶盘：

这种彩绘蟠龙陶盘仅在几座大型墓中发现，每墓一件。这证明彩绘蟠龙陶盘是一种代表身份的特殊随葬品。蟠龙图象非同一般纹饰，应该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很可能是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的标志。彩绘蟠龙陶盘在陶寺大型墓中的发现，说明陶寺龙山文化时期，这里有可能活跃着以龙为族徽的邦国或者王国。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清理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夯土基址（３号基址）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绿松石器。因现场技术条件有限，为确保其不受损坏，在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材料后，将其整体套箱起取，运回室内。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终于被清理出来。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有3700多年了。

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形器龙首部分：

陶寺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二里头遗址约为前1700年。这正处于唐尧时代到夏代的时间段。从用泥烧制彩绘蟠龙陶盘到用玉石镶嵌绿松石龙形器，人们在制作材料上的选择证明对龙图腾是越来越重视的，也说明龙文化在意识形态里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了。大禹的成功治水和启建立世袭家传政权更使龙图腾顺利走向神州大地。这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成为中国最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要素之一。

说到龙文化，就免不了提到龙的传人这个话题。现在有了遗传基因分析技术，我们可以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加以研究了。

2007年5月，刊登在美国权威学术杂志《human genetic》上的一篇文章：《Y chromosomes of prehistoric people along Yangtze River》，里面有组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文章告诉我们，通过对山西陶寺文化（距今4500年）古人骨DNA的研究，可以肯定的说，龙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O3—M122，并且只含有O3和子类型O3e，没有其他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在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古代中原人，也就是龙山人。这一研究成果与龙文化在中原的发展是相吻合的。

根据遗传基因分析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龙的传人的来龙去脉进行推测了。现在一般认为，东亚现代人是从非洲迁徙来的。大的迁徙有约5万年前的一次和约2.5万年前的一次。5万年前迁徙的一支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为D-YAP矮黑人基因和M130棕种人基因。这是直接从M168上分离出来的基因标记，这一支大概是利用5万多年前冰川期的一次大海退沿着海边到达东亚的。但现代汉族人无论是南方汉人还是北方汉人，Y染色体中都没有这两种基因。而北方民族蒙古人,突厥人,满族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有D-YAP和M130。现代汉族人基因96%为M9，其来源是在中东地区停留了2万多年的M89。M9在伊朗高原突变分出欧亚腹地方向的M45和东亚方向的M175。M175在云贵高原西侧突变分出向东的o1-M119和向北的o3-M122。向北一支过长江后到达黄河上游形成了o3-M122为标记的先羌一族。先羌一族在黄土高原定居并发展农耕文明，并沿着黄河流域扩散开来。这一扩散以仰韶文化的扩展为基础，并通过黄帝与蚩尤的大战把原在黄河下游的YAP、M130和o1-M119赶走，完成了庙底沟类型为文化特征、o3-M122为遗传标记的后来被称为汉族的世界最大民族在中国版图上的基本布局。

也就是说，处于奴隶社会前期的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华民族基本格局确定的时期。这里说的基本格局包括生活的主要地域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生物学的基因标记为o3-M122，社会文化为铜石并用时期的人力犁耕（耦耕）农业和与之对应的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经济政治制度，以及黄帝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雅言为通行语言和以龙图腾为共同信仰的社会基本心理结构等。自此，虽然内部形成了利益分割，出现了阶级分化，并经历过无数次的诸侯割据局面，但最终还是顺应历史潮流在秦汉时期建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实现了从邦国向王国再向帝国的转变。

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利益分割和阶级分化我们可以从陶寺墓地的发掘情况看出来。陶寺墓地约3万平方米，现仅发掘了一小部分。已发现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墓只占1.3%弱，中等墓占11%强，小墓87%以上。同中原许多地方的龙山文化墓地一样，占墓葬总数98%以上的中、小型墓葬，随葬品缺乏，特别是不使用陶器随葬。而与中、小型墓截然不同的是，大型墓不仅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彩绘木（漆）器等具有高超水平的工艺品、而且有显示墓主身份及地位的玉钺、石钺和礼乐重器，贫富差别与阶级对立十分明显。正如有些学者所说：“陶寺墓地各类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从这些墓葬我们也可以推断，唐尧时代已经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割和阶级分化。夏朝私有制国家的建立不是阶级分化的开端，而是阶级分化已经成熟的标志。阶级的分化在邦国向王国的转变中就开始了。龙山文化时期剩余劳动率快速提高，剩余产品导致群体利益分化，王国间的争霸战争直接促成了蓄奴制度形成和阶级对立。一个以人身奴役为主要形式的占有剩余劳动的时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奴隶社会里，如隶主占有劳动的全部成果，一切产品都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出现，奴隶的主体地位即使在生活资料面前也无法体现，奴隶的必要劳动被这种剥削方式掩盖。奴隶主对待奴隶像对待牲畜一样，给予的生活资料仅限于维持生命。奴隶的自由时间已完全被剥夺。全部劳动产品被奴隶主占有，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也以奴隶主占有的特殊形式表现，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和人的权利是奴隶制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