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 柴鸡蛋 广播剧:活着：灾民社会的人生理想

　　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灾变型贫困

　　“贫困、苦难、疾病、饥饿、无知……”这是美国政治学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通过对181个美国人的访谈而总结出来的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1）。在40年代，几乎对于每个美国人来说，中国是这样一种形象：“赤足、饥饿的人群;在农村无数家庭竭力维持生存，在过分拥挤的城市，乞丐、贫民和苦力忍受着极低的生活水平所带来的各种苦难……一个庞大的饥饿民族;数以百万计的人濒于死亡;悲惨、疾病、乞丐、瘦骨嶙峋的儿童。赤贫悲惨的贫穷，争夺船上抛弃的垃圾，……一个可怜的被蹂躏的民族;巨大的人类悲哀，苦痛;孩子们太可怜了;为他们感到难过;需要我们帮助的落后民族……”（2）可以说，自从中西方有接触以来，18世纪以来的“中国梦”瓦解了，并再也未得到修复，中国人生活的穷困和贫苦基本上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一种共识。那么，中国人究竟穷苦到何种境地？
　　罗马1585年出版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3），谈到了早期欧洲旅行家对“中国式的穷困”的独特感受。首先，他们对中国“在歉收时期皇家仓廪把谷物施舍等方面”（4）有特别的印象，此外它记述到：“他们人数众多和穷”、“那些贫穷的寡妇和为生活所迫的人，不能维持生活，为满足他们的需要，可以出卖孩子，使他们沦为终生的奴役，这是允许的。”（5）17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奥伐多-塞默多（Alvaro Semedo,汉名曾德昭）的《大中国志》（6）是相继问世的“汉学代表作”，他在描述中国江西省人的生活时说：“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很穷，吝啬，一毛不拔。”（7）这种生活状况到了20世纪仍无改观，费正清眼里的中国人同样为严重贫困所累：“中国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农民，主要生活在乡村，住在用棕黄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篱笆或有时是石块搭成的房子里，用泥土或石头铺地，窗上糊纸而没有玻璃。他们微薄的物质收入中至少有一半、有时达2/3乃至3/4用于食品。其他方面的生活所需，包括房租、取暖、照明、穿衣以及任何可能享受的奢侈品，都必须出诸于微不足道的其余部分。至今他们仍旧缺乏充足的住房面积。在农民住宅中，通常是3个人占4小隔间。有时一家两代或三代的男女老少都睡在同一个炕上。饭菜里没有什么肉，象铁那样普通的东西都很少用作器材。大多数工作仍由人力而不是机器来做。在这种劳累的、束缚在土地上的生活环境里，由营养不良和疾病所致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直到最近还使中国儿童的估计平均寿命，象在印度那样，略高于26岁。人的生命同其他生产因素相比是充足的，因而是不值钱的。”（8）按恩格尔系数这个国际通用的贫困指标，我们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用于衣食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其全部投资的100%;“自给自足”经济充分说明了这个民族生活的疲于奔命而不是安居乐业。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几千年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旧中国农业技术的落后程度，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少数国家之一。直到1949年，有些农业生产工具和耕种方法还维持着几千年一贯制，很少改进。”（9）
　　这种生活景况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是密切相关的，也只有在灾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的穷困。中国人的贫困在本质上是“灾变型贫困”，不理解“灾变”在中国独特的文化意义，就无法解释中国人独特的生存困境。在灾变的残暴欺凌下，生存资源一次次被毁坏，于是“活着”几乎是灾民社会的最高也是唯一的理想，这一点，东、西方人的生命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灾荒史记》一书的记载充分说明了“贫困中国”与“灾变中国”之间的相关性，关于自然灾害与灾民生活的关系，它记述道：
　　中国历史上灾多荒多，灾荒景象是相当悲惨的，统治阶级往往人民的疾苦于不顾，少量的救济无异于隔靴搔痒，难奏雪中送炭之效。平日水深火热般的人民生活，本即难以维持，一遇严重灾荒自然无力抵御，因而被迫逃荒，流离失所，甚至人相饥食。严重者索性铤而走险，起义造反，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如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37年-1620年）发生了25年饥荒，到了崇祯朝，灾荒更为严重，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到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一直持续了6年灾荒。崇祯元年全陕发生旱灾、霜灾，北部更为重要，人食蓬蒿。二年陕北大旱，延安府各州县人相食。三年，全陕旱灾，米脂县夏秋无收获，米贵民饥。四年，夏灾区域北起榆林、延安，南至西安。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州一带民死过半，赤地千里。明末全国农民起义，就在陕北揭开序幕，终于导致明政权的覆灭。灾荒后果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赤地千里”、“道馑相望”、“十室九空”、“哀鸿遍野”的状况下，后果必将更为严重。黄河水灾频繁，还经常出现旱灾。在清代平均一年多便发生一次旱灾。清光绪三年到五年（公元1877年-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大旱三年，仅饥饿而死的就达1300万人。民国18年至19年（1929、1930年）陕西大旱，饿綒遍野，千里无人烟。民国31年至32年（1942年-1943年）春大旱，仅河南一省就饿死数百万人。

　　关于社会动乱与人民生活：

　　数千年频发的自然灾害固然受自然条件的左右，但其受灾为害的严重程度，却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敛很有关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除了官府役赋征虐之外，还有社会统治个阶层的暴敛侵掠，致使农民缺乏防灾能力，一旦遭受自然灾害，致使生活饥困。历代王朝役赋繁重，史不绝书。除了横征暴敛以外，怪事尚多。有的故意迁延放弃，而致灾害不解。《通鉴-纪事本末》记王莽时事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塞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有的唯图私利，坐视江河泛滥不救。汉文帝时黄河曾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决口，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又自（夸瓜）子（今河南濮阳附近）经巨野泽南流，灌入淮泗，泛滥大14郡。丞相田蚡封地在隃（今山东高唐），地在黄河以北，他为了是自己的封地不受水灾，力阻修复故道，所以黄河泛滥越来越严重。。历史上官府豪强与水争地，霸占水利，伐采森林以致酿成水旱灾害的亦不少见，《宋史-食货志上》引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今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1934年7月9日《包头日报》报道说：“托县县城之西，紧接黑河，堤畔杨柳林立，俱为数十年之成材。近二年来，临城小河，水几枯竭，甚至黄河河流亦断绝。而河堤树木，数年前砍伐殆尽，树身为地方官厅售价用去，树根则为贫民发掘，当薪焚烧。新树年来虽亦有所点缀，惜无成活者，致河堤毁坏，河岸土松，今年河水突涨，人民无所措手足。”此外，厄朝官吏侵吞水利经费，以致河防废驰而酿巨大灾害的，更十拿九稳司空见惯的事情。清乾隆末年和珅当政时期，凡为河督的都要先纳贿而后许之任，他们以水患为利，借以侵蚀中饱，致使河防日懈，河患日亟，从而造成嘉庆二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797年-1819年）间17次河决大灾。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考察，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通常人们习惯于将天灾和人祸并列，其中的人祸主要是指包括战争灾难性的人为因素而言的。就战争与灾荒的关系而言，战争是促进灾荒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灾荒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战争的蔓延。
　　中国历史上，掠夺战争相当频繁，破坏很大，史书迭有记载。《孟子》说：“汤始征，自亳始，十一征而有天下。”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谓《卜辞》中纪征伐者凡61次。《春秋》经文记载：春秋242年间战争达448次。战国其间，战争频数，仅大规模的战争即达222次。秦汉其间，战事繁多，危害社会经济惨重，如墨子说的那样：“庶人数千，信徒四万，久者数岁，速者数月，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治其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紝。”两汉三国不仅战争频繁，破坏亦巨，《三国志-华核传》说：“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晋以后，八王之乱，南北朝对立。唐初连年兴兵，天宝之后番镇之战，而后五代争霸，兵戈不息。宋元明清，屡有军兴，战祸不已。民国其间军阀混战，内战不断。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中国人民不得已而奋起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又继以三年解放战争，以致终无宁日。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起了摧毁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中国一向是个农业国家，总人口的80-90%为农业人口，战争中的征役几乎全部来自农民，战事一起，征发需由农民负担。军队所过的地方，苛索粮饷，抓兵拉夫。大军过后往往疫疬丛生。在大规模的军事破坏过程中，农业衰竭，但官府的科索从不稍宽，农民愈益困乏。而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必然无力抵御。加以战争中往往决河毁堤。人为地制造灾害，常致大灾大难，更加难以忍受。

　　关于灾变的社会后果：

　　自然灾害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危害，最主要的是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一、自然灾害使人员伤亡、人口流离、破坏社会安定，直至爆发起义，更迭政权。

　　历史上因灾伤亡之事，常有大量发生。《汉书-高后纪》说：“二年（公元前186年）春正月，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杀760人。”《汉书-王莽传》说：“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后汉书-钟离意传》说：“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大疫，死者以万数。”《后汉书-桓帝纪》说：“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晋书-食货志》说：“晋末……生民通尽，……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魏书-宣武帝本纪》说：“景明二年（公元501年），……齐、青、徐、兖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隋书-炀帝本纪》说：“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岁大旱，又大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唐书-五行志》说：“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宋史-仁宗本纪》说：“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十二月，……并、代、圻并言地震，吏民压死者32336人，伤5600人。”《元史-五行志》说：“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春，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2600人。”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山东春夏大旱;河北七州县大水大饥;浙江地震;湖北雨雹，共约死亡900万人。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直隶地震大水;浙江、湖北亦大水;又浙江大疫;甘肃大旱，死亡共约1500万人。光绪二年至四年（公元1876年-1878年），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等省大水;安徽，陕西、山东又大旱，死亡共约1000万人。民国十七年至19年（1928年-1930年），因灾死亡人数达1000万人。民国24年（1935年）因灾死亡有300万人。……

　　二、自然灾害导致财产损失，经济衰落

　　我国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连绵不断，每经凶荒丧乱，人口必然锐减，劳动力亦必锐减。清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公元1810年-1888年）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灾死亡6200余万之多，民国九年至25年（1910年-1936年）的16年中，因灾死亡的又为1800余万。致使耕地农田的劳力减少，而致土地有所荒芜废弃。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往往直接破坏农田土质（以及使农业减产，破坏工业，毁坏城市，摧毁财物，造成各种经济损失）……
　　到了本世纪九十年代，虽说社会已经相当进步，科学技术大有发展，全国仍有一半以上人口和全国总产值的2/3以上的工农业处在洪水和其它灾害的威胁之下，一般年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7亿亩，成灾面积（减产三成以上的播种面积）近3亿亩，因灾少收的粮食近200亿公斤，因灾倒塌的房屋有300万间左右，每年受灾人口达两亿多。

　　最后，编著者结论说：“从中国历史第一章的大禹治水起，整个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史。”今天最能表征灾变与贫困之间关系的是所谓“西部贫困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个问题，恰恰主要是因为西北人生活在风沙干旱的严酷自然环境之中，由于环境严酷致使那里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更大的阻滞。

　　被动型勤劳与永远的奴隶制

　　生活的艰难造就了一个“勤劳”的民族，艰苦的生活迫使人们从事艰苦的劳动。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向自然掠夺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狂信。由于资源短缺，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同时转化为人于人的紧张关系和人与自己的紧张关系，前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敌意”（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节讨论），后者表现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经济上的“自我剥削”。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是我们一直自我表扬的爱国项目之一，特别是当有外国人也如此恭维我们的时候——赛珍珠的《大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10）——我们就越发自我陶醉。也许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人的了，于是“但我们爱干活”就成了一种可以骄人的资本。然而世界上哪个民族不“勤劳”呢？这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这是一种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国人的“勤劳”更远离“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更具有“异化”性质（马克思），更加苦不堪言。它与其说是我们的荣耀，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俄国著名的思想家恰亚诺夫所说的农民“自我剥削”（11），在中国社会，是农民普遍的生活事实。灾变导致了贫困，贫困奴役人们“忘我地劳动”。中国人如牛马般劳作的辛苦，也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主要话题之一。门多萨转述说：“该国居民大量的劳动和不断的工作”（12）为了“活着”，这种“被动型勤劳”贯穿了中国历史。“在近代中国，农民仍赤手空拳地从事单调的劳作……那里不仅劳动最为便宜……凡是能用人力的地方都用人力……人挥锄耕地，代替水牛拉犁，提水引水，转动辘轳，用手推磨碾碎粮食……为旅客抬轿，负或肩挑重物，转动压纸机的圆棍，为船拉纤；而在许多其它国家，这类事情一般用马……热梅利·卡勒里也对轿夫的步伐迅速深感惊叹，他们一溜小跑竟同‘鞑靼小马’不相上下。”（13）人力车或“骆驼祥子”被普遍看作是中国人“生存型勤劳”的象征，也为一些来访者所关注，比如鲍威尔说：“我仍对东方的一切感到陌生，不忍心坐在由人类拉着跑的车上。”（14）鲍威尔的观感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黑奴”以外，可能华人劳工承担了最艰苦的奴隶性的劳动。这种劳作往往用于“公共工程”，长城、大运河、大跃进、累死人无数。关于秦长城有这样一段记述：“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公事即城墙……这个国王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工程，在全国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们为此在劳动中跋涉很远的路程，并且到不同的地方去，而且他们差不多在做那桩工程时死掉了。”（15）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对这种“被动勤劳”不表示悲伤而表示敬意呢？
　　除了“自我剥削”以外，更常见的的是对他人的剥削，把他人不当人的经济奴役，在中国以更疯狂的形式存在于所有的世纪，任何“资本家的剥削”与灾民社会的“超级奴隶制”相对而言都是小巫见大巫。

　　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

　　由于自然灾变对人类社会的浩劫，人类自然要反抗。从古至今有很多关于“战天斗地”的“名言”，这种狂热得到了一种来自灵魂的对自然反抗的情绪的支援。“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口号充分展示了灾民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敌对的关系。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独特的，这种关系的特点集中表现为高度紧张又高度依赖。自然灾害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人口与资源的不平衡作为灾变的一种结果强化这种“历史积怨”。
　　中国人对自然的利用可以说达到了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极限。“现在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9/10用于生产粮食，只有约2%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4/10用于产粮，而几乎一半用于放牧。在这种情况下，从经济上讲土地比劳动力更有价值。”（16）中国人对自然的利用之充分，一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中国人生活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毁灭性地强迫自然资源维持他们较低水平的需要……土地达到惊人的使用程度，好象其它地方再不会有耕地了……每块石头都被砸碎了,各种杂草都被拔去了,各种作物都象婴儿一样得到了照料……中国的烹饪技术虽然是世界上的奇迹之一，然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是肚子而不是口味决定他们吃什么。蚕在吐完蚕丝后它们的蛹就被作为食物；马、骡、驴、骆驼一旦不干活了，就成为屠夫的道下之鬼；自然死亡的牛、猪是不会被扔掉的。……在广东，老鼠和猫都在市场上出售；船夫将外国人的厨师抛弃的家禽的头、爪和内脏收拾干净后吃掉……虽然农民已经贪婪地将丰收地里的庄稼收割干净，然而寡妇和小孩仍将残桩拔去。如果它们一天蹦收拾到维持生存的一把麦穗,就心满意足了……由于担心饥饿威协,人们为了一点工资而不顾一切耗尽生命……有些人为了生活,以自己的体温来进行人工孵鸡”。（17）　　很多在中国的旅行家对中国人的“垦殖”能力都有深刻的印象。16世纪中叶，就有西方人记述到：中国“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这旅途中没有看见什么牛群。”（18）
　　向环境疯狂掠取导致了生态灾难;而生态系统的破坏反过来又为灾变的发生提供了条件。环境的灾变威胁着“活着”，扫荡了“活着”的物质基础；“活着”自然被迫从环境中直接觅取基本生活资料，以低成本地解决口腹的燃眉之需。由于灾民之众，环境提供的“初级产品”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灾民对环境的掠夺也充满了疯狂的竞争。
　　我们之所以通过“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来说明灾民社会所必然存在的较低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确信，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显然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并主要是通过与本民族的生活状况比较而提出来的，没有比较，就不会有“中国问题”。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客观上反映了中西社会人们生活质量的差异，而我要说明的是，产生这中差距，不是因为种族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生存境遇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