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官网:四、社会理想研究在当代的紧迫性

四、社会理想研究在当代的紧迫性

对理想社会的探索与建构，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是其重要的价值向导。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其中也包含着不同程度上的理想与信仰的危机。究其原因，总的说来，来自于现实与未来的深刻矛盾和认识与实践关系的不尽合理。具体地说，一方面根源于近代以来人们过分仰仗科技理性而造成人类社会实践所面临的“正负效应”同步增长这一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观念建构与实际建构，过于偏重其科学主义意味，忽视了它的人文价值内涵，从而使得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之间发生较大偏差，人一自然一社会三者关系严重失衡。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冷静下来，深刻反省自身现有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如何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把技术创造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就成为当代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换句话说，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理想坐标应定位在何方？才能引导人的社会沿着人性需要的方向健康前行，这正是由当代社会现实引发出又迫切需要人们深思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对社会理想进行研究不仅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而且在当代已成为当务之急。

1.自我检讨：人类实践呈现的“双重效应”

把社会理想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出来重新思考，确切地说，社会理想之所以凸现为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问题，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然而，人类为满足需要而从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天然合理的呢？当代社会实践中呈现的“正负效应”同步增长的事实对此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人们一方面利用长期积聚起来的几乎是无限的建设性力量，观念地和实践地掌握外部物质世界，创造着能够满足自己不同形式需要的对象物，并通过享用、消化、吸收，把它们变成人的社会的“无机的身体”，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这就是人类活动的“正效应”或“主体性效应”。另一方面，人们往往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而忘乎所以。人们没有料想到，把人与自然的分裂强调到极点，就会走向事情的反面。如果说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肯定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仅是科学的独立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人自身的独立发展的前提，那么，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固守人与自然的分裂并在哲学上坚持主客体的对立，就会变得令人难以接受，甚至难以容忍。我们对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的严重后果不能视而不见：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正在变成对自己的盘剥和掠夺，人类将面对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本身的失衡。尤其是，大量工业废渣、废水和废气的排放，森林面积的日趋缩小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的沙化，正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这就是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负效应”或“反主体性效应”。

“负效应”的产生，根源于人在实践中未能处理好人的活动所面临的双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尽管“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但历史又离不开自然，社会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把历史与自然区别开来，同时 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人的实践。实践即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又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换其活动；并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中，才会有人类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说明，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关系）。从人的活动方式、过程、结果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联系方式和组合方式，固然受其劳动状况（尤其生产力）所决定，但当这种关系一定时，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自然被征服的程度。既然人的实践所包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彼此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必定以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合理为前提，反之亦然。当前我们面临的全部自然一社会问题，正是人们在实践中掠夺自然享受自然而很少顾忌、规范社会和人自身行为以及协调社会与自然关系所酿下的苦果。

社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真理问题，更是一个价值问题。因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由于实践的中介，主体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成为主体的社会，社会与主体互为一体，深刻关联。因此社会发展也就变成了主体发展问题。而主体是与价值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社会发展也就和价值向度问题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然而，从理论上看社会发展和价值向度、主体发展的有机联系往往被人为地“斩断”与“阉割”，这种理论上的任意阉割并且直接导致了实践上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严重偏离。因此，当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异化效应作进一步反思时发现：如果说实践有什么问题，那一定是指导实践的理论本身有问题。历史地看，理性主义发展观把社会发展直接与理性的发展、知识的进步等同起来。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自然进化论思想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提出了实证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把社会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经验化、实证化，泯灭了社会问题中的价值主题和情感意义。无论是传统的机械社会进化论，还是唯科学主义思潮以及理性主义发展观和实证主义社会进化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倾向，就是排挤人文精神，排斥价值主体，弘扬理性文化，轻视生命意味。要减弱、克服以至预防人类活动中的反主体性效应就必须回溯造成这种结果的不合理的实践和指导这种实践的“理想意图”和实践观念，对人类的认识、决策、运作过程的方式、途径及其结果的合理性、正当性、正义性等进行全面的反思反观，再认识与再评价，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和价值目标，从而引导社会向着更“合情合理”的方向发展。社会理想的研究正是因此而显得格外紧迫和突出。
  2.时间之箭：现实与未来关系的时代特点

时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人们并不怀疑它的客观性，但却把它看成是绝对不变的东西。历史上支撑着这种时空观念的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的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在时间观上的形而上学之梦。随着当代社会实践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时间因素、时间的变化特性对社会生活的节奏、节律、组织秩序等的影响和作用愈来愈明显和突出。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仅呈单向流程，而且呈双向互动。就现实与未来的关系而言，现实不仅制约和影响着未来，未来也反过来影响和冲击着现实，并且这种影响和冲击呈现出“由远而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的时代特点。相应地，人们如何规划未来、建构未来，以未来来规范现实，就成为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应该承认，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上的社会，人们对未来的关注以及关注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有人认为，在农业社会，人们习惯于向过去看；在工业社会，人们倾向于向现在看；而在信息社会，人们则把聚焦镜对准着未来。这并非没有道理。但从总体上看，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只存在关注的方式、程度、范围以及时间的久暂不同，并不存在有无之别。因而可以说，对未来的关注是人类产生以来便有的认识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不过，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和展望的确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烈、迫切得多，以至于以研究“未来”为专门任务的未来学、预测学等也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在短短几十年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对这一现象，托夫勒认为，“生活在正在变革的社会和文化之中，特别是处在今天那种革命性变革时期，用过去来指导现在的决策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越来越不可靠了。面临这种情况，必须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明确的概念，还要想出新办法来对付它们” 。这就告诉人们，现有的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已不能应付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时间之箭”要求人们把自己的思维视点和行为决策的着眼点投向未来。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当代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呈现出时代变化的特点。对此可从现实对未来的影响和未来对现实的冲击这两个方面略加分析。

 现实对未来的影响之所以引起现代人的密切关注和思考，是因为这种影响的强度、力度、深度和广度、时间久远等方面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究其原因，固然能从人们对当代实践所引发的“双重效应”的反思中寻得某种答案，但从实质上来讲，这种答案更需从主体能力与客体的抗拒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变化特点中去寻找。一般说来，人的实践力量同被作用力的自然客体力量，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在程度上却成正比、等值地发展。人的实践力量越狭小，自然的抗拒力和效应报复也就越有限；人越是强有力地改造和控制自然，自然也就越是强有力地抗拒人的改造和控制。人的实践活动规模越大，楔入自然系统的力量越多，造成自然系统内部关系的失衡与破缺的可能性、严重性也就越深刻、越广泛，由此而来的负面效应、异化现象也就越剧烈越明显越普遍。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异态化效应，同样具有类似的情形。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由于人的实践能力的弱小面对这种作用与反作用产生的“异态化效应”可以不予计较或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决不能对此等闲视之、置若罔闻。事实表明，人们的某些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从暂时利益来看是积极的、有利的，但从长远来说却是消极的、不利的；或者说，从现实考虑有利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从未来着眼却妨碍着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面对这一事实，人们不得不冷静回首，从根本上反省人类自身的现实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并探究这种方式对未来可能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和大小。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互关联的，事物在时间中变化亦并非在其某一点上作“自我旋转”。任何现存的事物，既由过去的事物发展而来，同时又在自身蕴涵着未来事物发展的胚胎。既然如此，现实活动的一切也就必然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地对未来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其实，人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引起他们的密切关注和足够重视。只是到了今天，严峻的现实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关注未来、设计和规划未来。

反过来，未来对现实也有重要影响。有人用“冲击”一词来形容这种影响，这不仅因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未来对现实的影响在今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未来问题本质上是个时间问题。托夫勒认为，“未来的冲击是一种时间现象，是社会变化速度急剧加 快后的产物”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周期缩短、速率加快、方向增多、变化莫测等复杂特点，而现代通讯、计算机技术以及现代交通运输手段又极大地改变着人们占有的时间和活动空间。现实的空间在单位容量方面扩大了，而相对于人们不断扩大着的活动范围而言却显得愈加狭窄和拥挤；现实的单位时间中容纳的事件多了，而人们在每次具体的活动中却更加感到时间的紧迫和短暂。古代人呼喊出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到现代人倡导的“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益”等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社会变化的加速性与人的心理感受的短促性之间关系的回音。只是到了现代，这种回音的力度随着社会变化的加速度而不断加大，使得预期在未来一定时区发生的事件突如其来地提早降临人们面前，使得习惯于传统思维和生活节奏的人们常常感到应接不暇、不知所措，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正视它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的影响。表面上看，这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变化缺乏心理和行动上的准备，深层地看，则在于缺乏对于未来的积极预测和把握。
    由此看来，人类实践如果不提高预见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被动性，就会在极其复杂、瞬息万变和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前束手无策，丧失其主动性，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后果。不仅如此，从传统实践向现代实践的转变过程中，无论实践要素还是实践方法都呈现出时代变化的特点。如果人们通常划分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变化模式成立的话，那么以下的相应转变就是明显的事实：从实践要素方面看，实践主体由体力作用的自然向体力型向体-智型再向智力型的转变；实践对象由手工工具向体智工具再向智能工具的转变。从实践方法方面看，发生着从孤立性实践向系统性实践、从直接性实践向间接性实践、从原型实践向“模拟一原型”实践的深刻转变。因此，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每走一步，都必须“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对自身的行为过程和后果不断地进行追踪监测、修正、调控。人类虽然不能够完全消除实践结果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因为实践总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的一切因其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干扰和变化使人难以完全预料，但由于人类的自觉能动性、预见性、目的性和计划性而能够使这种“负面效应”减小到最低限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兴起并自觉地把社会理想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予以探讨，其要旨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合理性关系，通过强化对社会自我认识的自觉达到合理性规范社会实践的目的。

3.渴望家园：现代人的困惑与出路

 当时代步入世纪之交时，已逝的历史往往给人的心灵留下了几分困惑与迷惘；同时，新纪元的曙光仿佛又向人们昭示着：未来的历史将会出现新的希望和新的转机。从哲学层面上看，这个问题的出现反映出世纪之交的当代人对自己未来精神生活的关注，更反映出当代人对生活现状的某种焦虑与期望。这焦虑来自传统价值观念已丧失其权威性，新的价值观念尚未确立，这一“时间差”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一种不安宁、无所依依的状态；这种期望表达出人们对未来安身立命处所的思考、反省与追求。

 现代一些人之所以陷入困惑和迷惘，直接地看，源于人在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过程中出现的“三重疏离”：

  （1）人与自然的疏离。就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它对自然界的依赖是永恒的，它们之间本来应是一种和睦相处、相互“对话”的平等关系。然而由于人类过分仰仗自己的理性，试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自己对自然界的绝对支配地位，而科学又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和保证。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君臣依附关系”。
    （2）人与社会的疏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人在社会中生活，个人与他人、个体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理应是一种相互交往、相互理解的关系。然而到了现代，人与社会之间出现了隔离和对立。在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个人就是一切，他人和社会都只是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唯利是图、个人至上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言：“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全都被抹杀了。而与个人主义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以强调“整体”为由的所谓“集体主义”。也就是说，这里的“集体主义”决非马克思所倡导的那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集体明确区分为“真实的集体”与“虚构（或虚幻）的集体”两种。认为真实的集体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而虚构的集体则    。“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 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实质上是绝对地排斥个人，变成了一种专制主义。它使人丧失了对社会、集体的信任感、归属感和依赖感，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全

（3）人与“上帝”的疏离。这里，都给扼杀了。不是从人“应该相信上帝”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人的精神需要、精神寄托的层面上而言的。“上帝死了”（尼采语），人们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精神自由，但却不能忍受一个个人主义盛行，一切以追求经济财富、现世幸福、及时行乐为准则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伴随“三重关系”疏离之后而来的是原来用以支撑人类心灵大厦的基石一下子坍塌了；人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条件下，似乎还在寻找着什么别的东西。对此，“人类价值新论”世界大会主席马斯洛认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我们正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我们面临着毁灭的真实可能性”。因而从深层次看，现代社会中出现的颓废、道德沦丧、抑郁、失望、空虚、绝望，都源于人们缺乏一种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这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上帝发生严重分裂之后所产生的最难克服的危机，这就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危机，说到底，就是信仰危机、理想危机。

 现代人产生理想危机并不等于说他们抛弃了理想，而是由于从一开始因寻求解答的态度和方式、追求目标上的误导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和误区。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理想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形而上问题。西方人崇拜理性、科学，相信科学能够解决社会面临的一切问题。事实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因为科学既可以用于造福人，也可以用来毁灭人。因而人应当到科学之外去寻找现代人失落的原因。社会的进步，人的自由与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弥合人与自然的裂缝，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让自然重新回到人的生活中来，人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础。至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是如此。

    由此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人有没有理想，而在于有什么样的理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足”才使一些人困惑、迷惘，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而这种“失足”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作茧自缚所造成的。因此，人不能靠神仙皇帝，只能靠我们自己。问题的出路只能求助于实践存在方式和实践思维方式，实现人类精神从“绝对意识”向“极限意识”的根本性转变。

    所谓绝对意识，是指人类精神指向某种终极实在，即指向无限和完善完满历史结局的一种乌托邦冲动或乌托邦渴望。这一绝对意识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它设置了一个终极与无限，即完善圆满的未来世界，来作为人的现实世界的替代物；二是它设定了一种绝对的超人的实体或力量，作为达到这一终极目标的根据或保证。前面分析的各种“误区”，不论其是积极意义上的或消极意义上的，大多都包含着这种绝对意识。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它们分别支撑着不同时代的人类事业，成为特定时代的独断精神，例如，理性之于古希腊时代、上帝之于中世纪、科学理性之于近代。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各种形态的绝对意识或独断精神是人
类得以安身立命，得以自信地生存下去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人类历史在一次又一次地高扬绝对意识和绝对理念的伟大胜利的同时，也在悄然地动摇着这种“绝对”的根基。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理性的崛起和人性的高扬导致了上帝地位的骤降，而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核冬天”的阴云又导致科学理性主义的幻灭，科学理性开始裸露出自身的极限性。

    伴随着绝对意识和绝对理念的衰落，必然会有一种新的意识作为新时代人类精神的本质特征而生成，我们把这种初见端倪的新意识称之为“极限意识”。所谓极限意识，是指人类精神由于对人之存在的有限情境和命运的醒悟而引发的一种自我意识，是人对自身作为自由的和有限的存在物的积极肯定。具体地说，可以从三个侧面来揭示这一极限意识的主要内涵。其一，人作为自由的和超越性的存在物永远不会达到完善完美的境地，既不会回归到与自然自在地合一的境界，也不会跃升到无所不能和无限的上帝的地位。所谓绝对的超越性的世界本体，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柏拉图的理念、老子的道，等等，都是一种绝对的无限性的存在。它们不需要超越自身，也无法再进行超越。它们显然不是人之自我超越的有效形式，而是通过人类精神的虚设而衍生出来的。我们把它们与人类早期的神话、图腾、巫术等一起看做是人的自我超越的虚幻形式。这种虚幻的超越是以其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相脱离相分裂为特征，反映了人类精神的特殊意向性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能给人的自我超越的需要带来虚假的满足，因而是超越方向的迷失。事实上，自由与超越作为人的本性决定了人不必要也不可能追求到终极的目的和完满的实体，否则，他就不是自由和超越的存在物。其二，人与人的世界都是总体性的存在，因而，不存在决定人的终极命运，决定世界的一切方面，使人一劳永逸地进入完善结局的终极实体或超人的力量，无论理性、自然，还是上帝、非理性，都不具备这种性质。其三，人的有限和缺憾的存在境遇并不表明人的消极无为和无可奈何而诉诸于“绝圣弃智”，顺其自然，相反，这种境遇正是人的自由的基础，它为人的不断超越和不断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正如蒂里希所说的，人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人并不是拥有做某种确定的事情的可能性，与其他一切创造物截然不同，他具有‘可能性’，它是能够超越被给定者，无限地超越被给定者的那种存在物” 。这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人一旦达到了幻想中的无 限与完美，也就失去了进一步作为人而存在的根基。

显而易见，从绝对意识到极限意识的转折，在其深层意蕴上，是人类精神（特别是哲学和宗教）所内含的终极关切的根本性转向。一方面，这一终极关切的指向由超人的和终极的实体转向人的活动和人的存在本身，人类精神不再从人的活动之外寻求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支柱，而是从人的活动、人的生存状态本身来理解人的生存与人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一终极关切的指向由历史的终极目标转向人的历史过程本身，人类精神不再热衷于为人类历史设定某种尽善尽美的永恒的结局，不再以彼岸世界的理想图景来与此岸世界的历史困境相对应，而是关注于人对于每一特定历史困境的具体超越，为人类不断设定可以逐步实现又逐步超越的合理的和有限的目标，而每一次超越的宗旨都不是为了某种无限和完美尽善，而是为了使人的超越性活动能在新的层次上继续延续下去。这样一来，传统绝对意识中无限完满的终极目标与超人实体之间的乌托邦关联就被现代极限意识中有限的合理的目标与不断超越的人之创造性活动之间的动态平衡所取代。在近代哲学中，这种极限意识已经以潜在的或不自觉的方式在某些精神形态中显现出来。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在人之活动的一个特殊层面上，即在认识领域中以潜在的方式表达着极限意识。到了现代哲学，这一极限意识逐步走向自觉和强化。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对人之存在的负面和缺憾的强调实际上是从不同侧面悟到了极限意识的内蕴。

然而，如欲真正深刻合理地确立起现代精神的极限意识，则必须以马克思对人和实践的理解为基础。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实践，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他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正负两个方面揭示了实践所具有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因此，他把人理解为不断超越现存，不断重新创造出自身和自己的世界的开放性存在，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开放性历史进程。显而易见，马克思根本屏弃那种求助于超人的和终极的实体，为人的历史设立终极的完美的结局的观点，即根本屏弃传统精神所蕴涵的绝对意识或独断意识。否则，开放的辩证法就会以封闭的结局而告终。马克思对人与实践的这种深刻理解所表达的正是人类精神所应有的积极的极限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