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　红梅开

——歌剧《江姐》50年

    一部歌剧，一唱就是50年，她就是红色经典《江姐》。6月下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在四川成都演出5至7场，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

    这是一个特殊的艺术现象。歌剧是歌唱艺术皇冠上的明珠，2007年，国家大剧院刚落成，就选定《江姐》为首演歌剧。这一年10月1日至6日，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第五次复排的歌剧《江姐》，在那里连续演出7场，军内外观众达1.5万人之多。著名剧作家、《江姐》的编剧阎肃说，每场演出没有人提前退场，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演出人员谢幕数次，但观众仍久久不愿离去。最后，全场几千人在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合唱《红梅赞》……

    今日红梅花更红。一个取材于几十年前的革命故事，一部首演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歌剧，何以经历五次复排，仍历久不衰？

    “三化”催生《江姐》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经历3年困难时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社会上很需要坚定信念、提振信心的文艺作品，为党提一提气，为民鼓一鼓劲。著名作曲家、歌剧《江姐》的主创人员羊鸣回忆说，当时，在陈毅同志参加的一个文艺座谈会上，就提出文艺作品要“寓教于乐”；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向文艺界明确提出，文艺创作要坚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审美理想。

    正是在这样的文艺创作环境下，空政文工团的阎肃、羊鸣、姜春阳、金沙等几位30来岁的年轻人干劲十足，开始创作歌剧。当时，小说《红岩》十分畅销，阎肃认为江姐的故事天生就是一个写歌剧的好材料，于是，他提议写《江姐》。

    阎肃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重庆度过的，对他来说，那里的生活、戏曲都烂熟于心。他利用探亲休假的时间，用18天就一气呵成将小说《红岩》改编成歌剧《江姐》。

    看了《江姐》的剧本后，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提出8个字：精雕细做，打造精品。他找到阎肃说，在莫斯科看歌剧《卡门》，里面的歌非常好听，《江姐》也要写一个。开始，阎肃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急浪险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但刘亚楼说让江姐的丈夫唱还行，给毙了；后来，阎肃想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的驻地——梅园新村，红梅象征革命，于是，他把应一个上海朋友的稿约而写的一首歌《红梅赞》拿了出来，结果，刘亚楼当场拍板：就是它了。

    回忆《红梅赞》的创作过程，羊鸣说：“我们写了8个不同版本，改了20多遍。直到空政文工团原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的演员唱、孩子唱，连食堂的大师傅也边和面边唱，我们心里才有了底：这首歌肯定能流行。”

    “雅俗共赏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总结歌剧《江姐》的创作经验，羊鸣说有两句话最重要：一是不要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二是不要忘了广大人民群众。

    “80后”挑重担

    歌剧起源于意大利，19世纪以来发展极为迅猛，从简单的歌唱故事走向用音乐戏剧等综合艺术手段展演人生境界。《江姐》将这种西方的艺术形式与中国的民族音乐、戏曲表演结合起来，是一个大胆的创新。阎肃认为，歌剧《江姐》唱段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音乐中充满大量民族音乐元素，契合中国人民的传统审美习惯。

    为了寻找《江姐》的音乐魂，羊鸣、姜春阳、金沙等用一年时间到全国各地采风，他们博采众家之长，学习了京剧、河北梆子、川剧、越剧、沪剧、婺剧、评剧等剧种和四川清音、四川扬琴、金钱板等民间说唱音乐。羊鸣回忆说，当年，他卷起铺盖先跑到山西的半民间剧团“混”了两个月，又两下四川，沿江而下至江南。所以，《江姐》的音乐中不但有河北梆子里的“梆子碎”，川剧中的“帮腔”，还杂糅了越剧、婺剧等地方剧种的大量独特元素。

    阎肃说，除了搜集音乐素材，创作组还学习民间乐器的使用、乐队的组成。《江姐》被定义为民族歌剧恰如其分，因为她采用了大量民族音乐素材和乐器。  

    歌剧《江姐》派生出的艺术门类很多，当时，全国各剧种和剧团都不约而同地学习或移植歌剧《江姐》进行演出。阎肃回忆说，武汉就有7个剧种11个剧团学习或移植了歌剧《江姐》。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还将歌剧《江姐》拍成电影。

    首演至今40多年来，空政文工团五次复排《江姐》，但每一次复排都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坚持、秉承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精神和崭新艺术理念，不断进行编创更新与艺术“升级”。

    第五代江姐的扮演者“80后”王莉，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她把美声唱法的元素融入到民族歌剧的演唱中，这是歌剧《江姐》又一次创新尝试。羊鸣评价说，王莉是历代江姐扮演者中声音最美、表现力最丰富且极具现代感的一位。 

    空政文工团团长杨月林说，第五次复排《江姐》，在舞美设计上采用国际一流的舞台技术，利用多种光源辉映营造的戏剧环境更加真实感人、磅礴壮观；在音乐风格上，在保持原有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打击乐风格的同时，加入管弦乐以增加音乐的厚度和色彩；剧本比原来减少2600多字，去掉部分时代烙印浓重的口号式对白，剧情变得更加紧凑。

    共产党人信仰的代名词

    在十年文革中，由于受“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歌剧《江姐》也停演了，文革初期还被批判为毒草。阎肃回忆说，剧本里有“二十年后看世界，知是谁人坐天下”一句，被人揪住，说是有变天思想。毛主席知道《江姐》被批判为毒草后说：《江姐》，我看不是毒草。十年文革结束后，空政文工团于1977年即复排歌剧《江姐》。

    1964年，歌剧《江姐》公演后，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群众，都十分喜欢，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经常在开大会时带领大家唱《红梅赞》；当时，一些商品上，比如说暖水壶上印上江姐人物像，手绢上印上《红梅赞》，阎肃说，这些他都见过，人们对《江姐》的喜爱和认同可见一斑。

    在一份杂志组织的“影响新中国青年的十大英雄”投票活动中，江姐作为“信仰英雄”列居榜首。空政文工团政委杜文彪说，歌剧《江姐》和歌曲《红梅赞》，让更多的年轻人理解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事实上，“江姐”已成为共产党人信仰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江姐与战友们诀别的场景，在低沉的二胡声中，《红梅赞》的音乐以极慢的节奏缓缓响起时，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边擦泪一边低声哼唱；“80后”的年轻观众们也深受感染，热泪盈眶。杜文彪说，2008年空政文工团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巡回演出，每场演出结束后，大学生们纷纷拥到台上与演职人员握手并激动地说：没想到这么感人，我们受到了一次理想信念的洗礼。

    “嘉陵江畔傲雪梅，一曲丹心献青春。”信仰的力量历经时空的变迁而不衰，以《江姐》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歌剧奇葩历久弥新，将继续绽放光彩。（本报记者 陈劲松  特约记者 李国文  通讯员 万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