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猫警长主题曲:烈火中永生——《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0/04/03 03:19:54
 2006年年末,一个“《红岩》档案解密展”在重庆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

  《挺进报》激怒特务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引自《红岩》)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据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远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李维嘉现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小说中,《挺进报》由成岗连刻带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十五期(一说第十六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任达哉供出“老许”

  《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跟陈柏林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盯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许云峰猛然见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地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引自《红岩》)

  “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任达哉因为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第一原型。

  许建业急中出错

  许建业是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深陷囹圄,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

  李维嘉自始至终也没见过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和我,我们三个是市委常委,隔段时间开次会,彼此的真实身份、真实住址都清楚。但许建业不参加我们的会。我只知道还有个市委委员叫‘老许’,协助刘国定搞工运工作。”虽是在地下战线并肩作战的同志,但这就是李维嘉对许建业的全部印象。反倒是徐远举回忆起的细节更多些:“他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特务跑到过街楼调查,那家旅馆根本不存在。

  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直到3个多月后被敌人杀害。

  刘国定意外被捕

  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还有个“胖子”也一起来。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

  “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

  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又顺便提及了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根据李忠良的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刘国定、李忠良被捕的事情,他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城,李维嘉先跑去医院看刘国定的爱人,她正在医院里生小孩。“她很焦急,说老刘可能出事了,几天没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市委的秘密联络站——汉利药房。那里的人告诉我,刘国定出事了,老萧约我在心心咖啡馆见面。”李维嘉提到的老萧,正是当时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老萧因为身体比较胖,周围的人管他叫“胖子”。

  两人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有关人员要不要撤退。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两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波及的人。老萧的分析本来很准确,只是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知。“如果当时决定疏散人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人被捕。”50多年后,耄耋之年的李维嘉回忆起这段往事,突然沉默了。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长久地不发一言。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骨牌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4月10日,李维嘉与萧泽宽赶到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在那里上班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冉益智40岁上下,瘦高个儿,戴着个近视镜,很像位读书人。他神色紧张地将他们拉到一边说:“厂里不安全,不能在这里开会。”碰头会只好推了一天改在别处,结果到了时间冉益智没来,预定的会议又没开成。

  “老萧说,他没来,就让他到北碚去。当时约定,北碚的会我们三个人都必须到,除非是被捕了。”李维嘉回忆。

  三人确定的接头时间是4月17日中午12时,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又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徐远举对自己“即抓即放”的策略很满意:他大胆地恢复了余永安的“自由”,同时派人跟踪监视、电话监听,果然得知“老张”要去北碚。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给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三位市委常委中的两位叛变了,最危险的自然是李维嘉。徐远举高度重视,出动了300多名特务,守候在各个码头、口子,一定要将李维嘉生擒活捉。

  “因为没和冉益智接上头,我第二天回家时就很警惕了。”李维嘉住在临江门外的华一村,平常回家走的路,他这次没走。本该坐到终点站七星岗,但李维嘉在上清寺就跳下公共汽车,沿着江边往华一村溜达。他的步速不快,时不时地前后左右看一看。远远的,能看见自己家了,李维嘉停下脚步,仔细张望。情况不对!他看见家里好像有几个陌生人。这时,平常帮李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也发现了李维嘉。小姑娘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特务找上门来了。他马上转身离开。

  这个时候李维嘉才晓得了事态的严重性。“认识我家的只有刘国定和冉益智。特务来家里抓我,肯定是他们两人中有人叛变了。”

  “我下面的组织关系,都是我当委员时他们交给我的。特务都跑到我家里来了,估计其他人也是凶多吉少。陈然他们怎么样,被捕没有,也不知道。”李维嘉抱着一线希望,赶紧写了两封示警信寄出去。

  4月19日清晨,天低云重,细雨霏霏,李维嘉带着悔恨与焦虑匆匆赶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报警。

  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挺进报》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署名没敢写自己,我写的是彭云,就是江姐和老彭的儿子,陈然也知道彭云。一看就应该知道是党内同志在向他示警。”李维嘉后来得知,那封信陈然收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转移,被特务抓住。

  陈然本有机会脱身,为何没走?

  “最后一次见陈然是在4月12日,白象街茶馆,我给他带了一笔经费,还告诉他出事了,有同志被捕,让他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好让敌人觉得《挺进报》还在出版,他们抓住的人与《挺进报》无关。这样就可以减轻被捕同志的嫌疑。他完全是可以走的,只是太执着地想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了。”

  133人被捕入狱

  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学运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

  1948年6月初,冉益智再次“开口”。6月11日,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风波再起,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蒲华辅在酷刑下又出卖了齐亮等人。

  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感动了共和国。

  《红岩》作者入狱经过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监狱铁门索性修在了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渣滓洞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依原样复建的。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引自《红岩》)

  渣滓洞内院院墙上,如今依然是这几行标语,与小说中提及的一字不差。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牢房18间。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曾经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几行标语。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

  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但在解放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难友们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这得从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说起。

  罗广斌被捕时入党刚半年,情绪难免紧张。“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回忆道。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中……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或许就是他出卖了自己!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除了罗广斌的英勇表现,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曾与罗广斌一同关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向记者回忆起当时情形。傅老现住重庆市垫江县,今年87岁。老人的耳朵不大好使,即使戴上助听器,记者提出的问题,也需要老伴儿在耳边重新嚷嚷一回。但他的记性并不差:“我起初听说,罗广斌就是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文那会儿是‘剿匪’头目,镇压武装起义时,杀了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所以一开始,傅伯雍和其他难友一样,对初来乍到的罗广斌并不信任。

  “后来呢,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傅伯雍说。

  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

  “江姐”怎么喊出来的?

  “江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想起。江姐一转眼,便瞥见一个瘦长的人影。啊,这人是甫志高。……“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呀!”(引自《红岩》)

  现实中江竹筠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化名江志伟。5个月前,她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她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走在万县地方法院街的石梯路上,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江竹筠知道来人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江竹筠更觉不对,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的。江竹筠不再理睬冉益智,径直朝前走。冉益智急了,直接跑上前来,双臂一张,拦住江竹筠的去路。两名特务已经冲了过来,抓住了江竹筠。

  其实,向特务提供江竹筠住址的不是冉益智,而是也已叛变的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江竹筠被特务从万县坐船押回重庆后,关进了渣滓洞。在那段时间里,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江竹筠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没人称呼她“江姐”。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们日思夜想的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

  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特务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想撬开她的嘴。江竹筠疼得晕过去3次。敌人很阴毒,为了避免她再次昏死,他们一点点加劲,很疼但又不会疼晕过去。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大联欢”确有其事

  元旦那天早上,天还未亮,女室一带头,每一间牢房同时响应,像一阵闪电,爆发了洪亮的歌声。人们纵情高歌,唱完一支又一支。

  新年大联欢开始了。(引自《红岩》)

  对于小说中浓墨重彩描写的那场狱中“元旦大联欢”确实发生过,是发生在己丑年(1949年)的大年初一。1948年底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我党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己丑年的春节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来临了。

  “那个大联欢,我是参加了的。”多年以后,傅伯雍还记得,早晨大合唱是楼一室带的头。但也有回忆材料上说,是女牢等不及先唱起来的。

  反正唱完歌就是大联欢。“罗广斌站出来,说要给大家跳个‘踢踏舞’。”傅伯雍说。那之前,罗广斌刚刚被敌人又加上一副重脚镣,罪名是给新关进渣滓洞的共产党员齐亮传小纸条。“他那哪儿是跳舞啊,其实80斤的镣在脚上也跳不起来。”老人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嗔怪一个自己厚爱的晚辈。87岁的傅伯雍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那时也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他得用手把铁链提起来,两只脚在地上前后摩擦,把铁链拖来拖去,哗哗啦啦地响,这就是他的‘踢踏舞’了。”

  这时,女牢的战友们全体出场了,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她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引自《红岩》)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女牢战友们表演的秧歌都是大联欢的高潮。罗广斌在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也没忘记下这一笔:“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

  杨汉秀把鲜红的被面往下一扯,腰间一扎,头一个冲上放风坝,扭起秧歌,边扭还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几个看守特务干瞪眼也没敢拦着,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成了敌人的忌惮。她其实是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因为暗中购买武器、支持地下党武装起义,在1948年8月被捕。

  就是这位有名的杨大小姐,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她却毁家纾难投身革命,改名换姓叫“吴铭”。抗战胜利后,她接受党组织的秘密任务,从延安回到重庆。党交给她的任务是: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那次秧歌舞之后,杨汉秀被杨森的一个小妾保释,接出渣滓洞。但她“屡教不改”,指着鼻子大骂杨森反动成性。“大伯父”恼羞成怒,又把杨汉秀抓了起来,秘密关押。此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以为她牺牲在了渣滓洞监狱。直到1975年夏天,有人反映,解放前在金刚坡发现过一具女尸,尸体上还带着手铐。有关部门组织挖掘,经过鉴定证实是杨汉秀的遗体。1949年9月23日,她被特务用一根草绳勒死,草草浅埋于金刚坡,被当地农民发现后埋葬。26年后,忠骨犹存。

  1977年,杨汉秀的儿子在清理母亲遗物时,才知道她就是党组织派往重庆的“吴铭”。

  饮水池其实没挖成

  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艰难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果然,正像他昨夜想象的那样,山泉已浸满了土坑。(引自《红岩》)

  小说中的这段情节取材于渣滓洞里真实发生的一场“饮水斗争”。“特务每天就发一钵水,”傅伯雍用手比划着一个饭盆大小的容器。“一个牢房二三十人哪够啊,女同志生活就更困难了。”那是1949年的夏天,两个多月里,重庆没有下雨。

  有天放风,难友们发现。“外墙墙脚有个缝缝,大概就在楼一室和楼二室之间。(墙缝)被水浸湿了,周围的地上也有湿湿的水印。陶敬之就说,咱们来挖个小坑坑,把水挖出来。”陶敬之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渣滓洞,被捕时是湖北宜昌特支书记。

  “开始时,大家的确是用手抠,水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手也破了、肿了。后来我们就想做个挖水的工具。”傅伯雍记得,大家想到了做床板的楠竹片。牢房里正好有位难友刚收到家人送的罐头。“我们就抽出个竹片片,拿罐头铁皮把它一点点削尖。”陶敬之有点急脾气,一心想早点把水挖出来。一轮到他放风,他马上端起盆子,扔两件衣服进去,走出牢房门。“我要洗衣服,得找楼下的傅伯雍借肥皂。”他朝看守“解释”了一句。看守一点头,他就跑到傅伯雍的牢房门口要竹签儿。

  陶敬之高度近视,根本没注意到看守“狗熊”正死盯着他。竹签子刚到陶敬之手上,便暴露了。

  “这个是谁削的?”看守特务冲着楼下八室一阵咆哮。傅伯雍站了出来:“我做的。”

  “把他们拉出去!”傅伯雍和陶敬之被拽到放风坝上,收风了也不准回去。“多大的太阳啊,我穿的衣服全湿了。‘猫头鹰’还拿个木头片片照着我们乱打一气。”傅伯雍说。“特务打人啦!”这时,楼上、楼下,每间牢房都传出吼声。特务一时被吓住,只得住手,但坚持不肯放两人回牢房。渣滓洞监狱里有个狱医,姓刘,很同情被关押的革命者。有难友就偷偷托他想想办法。刘狱医跑去给“猫头鹰”和“狗熊”一人送了三支烟,又说,这两人是病号,再晒下去出人命怎么办。特务这才同意放人。

  “跟小说写的不一样,饮水坑最终没挖成。”傅伯雍说。但从“饮水斗争”之后,特务被迫同意增加供水。每天早上放风时,特务点名,一间牢房出两人,到监狱外的小河沟里去挑水,大家的饮水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绣红旗的到底是谁?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1964年,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

  叫它“五星红旗”有些牵强:一颗大黄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黄星分列四角——这和真正的五星红旗实在对不上号。但是,除了“五星红旗”,任何人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来称呼它。在人们印象中,绣红旗的是江姐她们,事实上却另有其人。

  狱中联欢会上的“踢踏舞”之后,特务们被罗广斌气得没法子。再加副脚镣?没用的。他们干脆“打发”罗广斌“上大学”了。按照罗广斌在报告中的说法,警备部、二处等地是“小学”,渣滓洞是“中学”,白公馆则是“大学”(一说,渣滓洞、白公馆是中学,贵州息烽集中营是大学——编者注)。关进白公馆看守所的,都是重犯。

  就在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8个月之后,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0月7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7天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听到了消息。在看守特务的监视下,他们激动地欢呼。那一夜,没有人睡得着。罗广斌忽然有了个主意。“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那时我们还不知五星图案是如何排列的,大家就悄悄议论,认为应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这是白公馆脱险的毛晓初的一段回忆。他曾与罗广斌一起关在平二室,又一起脱险,后来当过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说是绣,罗广斌他们既没剪刀,也没有针线。他们是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刻刀”,将黄色的草纸刻成五颗五角星。没有糨糊,就用剩饭粒把星星粘到了红绸被面上。五星红旗做好了,虽然制作粗糙,难友们却把它像宝一样地藏在了牢房一块地板下,直到解放后取出。多年后,这面红旗的原件早已遗失,现在展出的红旗是按照《红岩》小说中的描述复制的。或许这是共和国土地上唯一一面不像五星红旗的“五星红旗”。


  除了这面五星红旗,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者还准备了好些建议,希望出狱后,还能为建设新中国出把力。然而此时,濒临灭亡的敌人狗急跳墙,正要实施最后的疯狂。零星的屠杀已经开始。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1949年11月27日,关押在白公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早起将桌上的台历又撕去一页。他没有想到,这本日历就此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

  曾让罗广斌出狱求援

  盛国玉如今儿孙满堂,住在老家重庆垫江县。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啊。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有人马上就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时,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傅伯雍跟盛国玉是老乡,当年一起被捕,一起被关进渣滓洞。这位87岁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时候,楼上的人就喊我们贡献些材料,说是要给新中国建设出主意。楼上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个设计小组,王敏是起头人。”

  这些长年坚持地下工作的人们心里高兴啊!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伪装、提心吊胆地隐蔽了。

  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白公馆的“党员核心”陈然、刘国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

  罗广斌本来不乐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自传中写道。

  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他说服了罗广斌。狱中共产党员又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但等到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时,已经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从狱外组织营救,时间恐怕来不及。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白公馆关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过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装,冲出白公馆比较容易。但是,白公馆周围还有一个警卫连,与他们作战就很困难了。即使白公馆越狱突围成功,渣滓洞里关押的革命者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把他们当作人质而全体枪决?手无寸铁的人们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在这种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难友们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界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毛人凤下令“清理积案”

  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乐山的监狱里有了一种异样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你们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天听到了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实际上,零星的屠杀早已开始了,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9月,杨虎城将军及两个孩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由贵州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其中包括涂孝文、蒲华辅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特务借口转移押出了监牢,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11月26日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从特务头子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那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

  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在27日下午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他们中有看守,有特务,也有军警。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歌乐山上有条小路,从白公馆通向松林坡,那里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了。

  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

  “刘国!”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就喊刘国。刘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两个小时前杀害黄显声将军的枪声一响,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把刘国和谭谟铐上一副手铐,押出白公馆。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之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团司令,罗广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眼见朝夕相处的难友被屠杀,悲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兄弟,不要颤抖/大踏步跨出号门——他的嘴咧开,轻蔑地笑笑/‘啊,多么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写下这首诗的人叫文泽,一位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诗稿刚刚完成,文泽就听到特务在叫自己的名字。

  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样炽热的情感,郭德贤在57年后依然铭心刻骨。“‘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他们跨出牢房时都喊口号。那场景跟电影、电视上演的不一样。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从内心底发出的声音。”从重庆市广电局退休的郭德贤在病榻上对记者说。

  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是夜,白公馆27位革命者殉难,还剩19人。“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们都听得到。”郭德贤说。电话是渣滓洞那边打来要求增援的。那时,渣滓洞已杀害了两拨革命者,还剩下150多人。解放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刽子手们心急火燎,已经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杀了。

  枪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渣滓洞方面,“那天白天没有什么异常。晚饭后,听住在楼上的男同志说,特务办公室都换上了大灯泡,还有火光,好像在烧材料。我们猜测敌人可能要撤退。”盛国玉说。

  晚间下起雨,天很冷。渣滓洞女牢里的姐妹们唱了会儿歌,扭了一阵秧歌,便早早睡下。睡了没多久,盛国玉听到特务喊提人,一个小时内就提了两批。难友们都起来了,睡意全无。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盛国玉和姐妹们被关进八号牢房,旁边7间牢房关着男同志。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

  脚步声突然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

  那一声哨声,盛国玉和傅伯雍一辈子也难以忘记。哨声响后,枪就响了。

  盛国玉记得,胡其芬一直在门口观察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

  傅伯雍说:“打枪时,张学云就站在门口,他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

  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敌人补枪时,打中了陈作仪的脚,他愤怒地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当盛国玉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整间牢房已经是一片火海,敌人要毁尸灭迹。她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旁边的厕所。

  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傅伯雍冲出牢门,本来也想往左手边的缺口墙跑。他知道,夏天发水,那里的墙曾被冲倒过。特务犯懒就让犯人们自己修。大家偷着往料里掺了好多沙子、石块、树根根,垒起没多久就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又有了缺口,不过垮得不多,还没来得及修。

  此时,已有幸存者正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跑了,跑了”,刽子手一边喊一边对着缺口墙的方向一阵扫射,又有一些人中弹倒下。傅伯雍见状,连忙躲进了大米储藏室,撬起地板,钻进地沟,一直躲到天亮。

  部分人策反看守逃生

  特务和军警都赶去支援渣滓洞了,白公馆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罗广斌把看守杨钦典招呼了过来。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们的重点策反对象。“杨排长,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处理呀?”“我听说,要把你押送台湾,剩下的人都处决。”“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你要立功呀。”罗广斌说。杨钦典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还有一把铁锤。“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杨钦典说。出门望风的时候,杨钦典又顺便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连忙撤走了。

  回忆起脱险的情景,郭德贤说:罗广斌很能干,他像一个作战的指挥官。罗广斌把人分成五组,年轻人、老人相互照应。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先跑上楼喊郭德贤。罗广斌说,敌人撤走了,我们一齐冲出去。郭德贤有两个孩子,她背起一个,周居正帮忙背起一个。19个人跑出白公馆,爬上左面的山梁。

  罗广斌等人走后5分钟,执行屠杀命令的特务便坐着汽车赶来了。他们见牢房空无一人,以为杨进兴已经把人干掉了,便掉头走了。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杨进兴,后来也从渣滓洞赶回白公馆。他一看人没了,还以为是先他赶过来的特务将犯人“执行”了,也没深究。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就在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当天晚上,解放军终于打开了重庆南大门。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没来得及的营救行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保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9日,距离“11•27”大屠杀还有8天。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党组织的最后求救。信写成了,由看守黄茂才(也就是蓝先生)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已是21日。刘康一看信,马上四处活动筹集经费、动员武装。

  地下党组织也派人找到准备起义的两名国民党师长,提出三个条件:一要放开大路,让解放军过江;二要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敌人破坏;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革命者。头两个条件,对方都答应了。唯独第三个,两人都没答应:“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现代化兵器武装,实力太强啊。”

  最后的希望就落在刘康身上。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人是来自“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驻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共产党员王正修和准备起义的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同意借枪出来。11月27日下午,刘康等人又开会研究了各方面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仍无法实施。下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他连连跺脚,“糟了!完了!”

  在发现“吉祥”的求救信的同时,胡康民还找到一份纸页发黄的报告,上面记载的正是先烈们的最后嘱托。

  听,歌乐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

  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它还被不断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剧,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感动依旧。

  叛徒和特务的下场

  那些出卖、杀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叛徒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至于出卖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也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两个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一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作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我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市军管会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最后来说说《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也就是现实中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庆。

  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本应到此终了,但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秘密报告如何出炉

  上世纪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

  报告的字迹,胡康民认得。蝇头小楷,娟秀工整,确实是罗广斌本人的笔体。这份报告真是罗广斌所写吗?他为什么要写?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胡康民心中有着老大的问号。但是,罗广斌本人已在“文革”时期坠楼身亡,谜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不过,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话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可靠。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

  “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八条意见振聋发聩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整党整风。8.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我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多人被捕入狱。《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李维嘉老人也对记者说:“刘国定挪用组织经费给自己做了套西装,还说是工作需要。他明明有社会职业,还乱花组织的钱,我当时就有意见。”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

  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